中国在世界格局大变革中的国际战略再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格局论文,战略论文,大变革论文,再调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世界格局的战略性大变革持续深化，变革的深度广度及其复杂性凸显。世界格局战略性调整的深化，正在引起巨大的历史震荡。变革从经济而及政治、社会与安全领域，从中东向亚太联动进而牵动整个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格局的变化。其中，因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30年改革引发的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战略大调整中最为耀眼的一幕。中国又一次走到了重大战略判断的十字路口，需要重新认识自己，调整未来中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进行战略再调整。
经济危机在不确定中持续
2012年的世界经济走向表明，未来较长时期内西方发达国家将面临经济低速增长、政府债务沉重和人口老龄化等严峻挑战。美国继续推进“再工业化”政策，通过减免税收等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回迁，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QE3)，GDP增长速率明显回升，失业率控制到8%以下；欧盟经济饱受希、意、西等国债务危机拖累，欧元继续徘徊于悬崖边缘，经济增长依然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经济增长低迷，政府债务持续上升，灾后经济重建迟缓，民众对自民党新政权的经济政策忧虑观望。发达国家经济总体上继续呈现下沉态势，西方七国GDP总值占全球比例下降至48.2%的低点。
与西方国家成为对照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尽管面临的困难在增加，经济增长下行趋向明显，但总体上依然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保持了群体性的梯次崛起态势。中国经过34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特别是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的考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和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新兴国家经济战略发展态势的延伸与深化，对世界经济体造成的冲击，已发散到了综合国力对比、世界经济体制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层面。“金砖五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在印度峰会上，五国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继续落实2010年的投票权改革方案，并在2014年全面重新审议投票权分配方案，同时协商组建金砖国家发展银行。
经济危机的持续深化深刻地表明，当今世界的经济体制出了大问题，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制度与体制破绽、漏洞和弊端并未能在危机处理中得到改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碍于自身的困难，纷纷收缩内向，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美国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不仅无益于世界经济摆脱危机，更使全球有陷入贸易战、货币战的风险。全球化的进程因之受到了阻遏，进展势头明显放缓。经济危机的持续深化所暴露出的深层制度性问题，也限制了新兴国家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正在寻找突破口。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酝酿。自从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全球科技界和产业界一直在思考应对经济危机的一些长远对策，国际社会的共识是科技创新，而且随着危机的深化，世界经济困于低谷，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在经历经济和社会动荡，人们便更加期待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一石激起千层浪。里夫金认为，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讯方式的交汇。今天，世界正在走向新的通讯革命和能源革命的汇合处，即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将会大大改变我们的商业、政治和社会乃至人类的生活样式。针对全球经济危机、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三重挑战，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是基于信息化的制造业变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个性化的新制造模式，即将全面出现。由于信息化进入了新的智慧阶段，将使制造业和服务业越来越融合，规模化生产方式将被改变。生产组织更加灵活，劳动投入更少，将使中小企业甚至个体企业家变得更具有竞争力。
信息化的“智慧时代”还可以打造“智能电网”、“智慧城市”乃至“智慧地球”。在这样的未来图景中，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划分将被颠覆，新的产业链和商业模式将出现，人的简单劳动投入占比将越来越小，但是知识、创意劳动含量将会越来越高。支撑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柱包括：可再生新能源；利用社会全部基础设施采集和储藏能源，以保证有持久可依赖的环保能源供应；利用网络通信科技把电网转变为智能通用网络，从而实现资源共享；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插电式、燃料电池型运输工具构成的交通运输网；以及把这些要素集合到一起的快速高效网络。互联网实现了信息的民主化，互联网和能源结合起来，则可以实现能源创造和共享的民主化，同时可以实现制造、营销、物流的民主化。
近年快速发展的3D印刷制造技术，堪称其代表。3D数字制造技术包括了对新产品进行构思的能力、利用设计测试器和模拟器进行测试的能力、利用计算机软件对三维对象进行具体设计的能力，以及利用三维打印成型系统(RP快速原型)对设计进行制作的能力。因此，这些技术的综合将使产品研发设计、生产作业、控制管理等整个制造系统发生根本改变。这类技术大幅度降低了制造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从根本上消除了制造业回流的障碍，加之更加个性化的生产需要贴近市场，完全有可能帮助一些制造业工作岗位回到发达国家。
为促进和提振制造业，回归实体经济，美国近年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推动新能源发展、基础设施改造、扶持中小企业、鼓励科技创新，以促使“制造业回归”。过去4年，美国已取得显著的进展。美国凭借非常规能源技术的突破使能源自给率提升到81%的高水平，制造业就业岗位增加超过40万，出口增长速度超过2014年出口翻番所需的15%，信息、生物和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新技术和相关产业酝酿突破和重大发展。欧盟力求通过推进财政联盟、银行联盟等一体化建设，以及改革税收、用工和福利制度等措施来提升竞争力和摆脱危机。日本也在内政外交的困境中寻求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际经济格局变动不确定性依旧较大。
从国际战略的视角来看，大国竞争日益聚焦于新技术革命突破、创新暨相关产业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国内政治与社会发展对世情新变化的适应调整等。在这些方面，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各有优劣势，大致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能否在竞争中不落后甚至占有一定优势，取决于热身的准备以及起跑的反应、速度和再次出现的弯道赶超。在此种背景下，美国“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战略将会产生重大的战略影响，不仅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发展产生竞争压力，同时，也将引起我们对经济结构转型以及产业升级等重要战略的深刻反思与科学评估。
中东变局持续演化 国际战略板块游移初显
过去两年中，中东政治版图正在悄然改写。一些政权更迭的国家在激烈的国内政治博弈中重建，历经曲折与动荡。其中，埃及的宗教与世俗力量之间，总统与军方、司法机构之间，围绕权力、执政理念、国家发展方向的角力趋向激化，新宪法全民公投造成的社会撕裂一时间难以弥合。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与反对派在各自外部力量的支持下陷入内战，相互间的恶斗持续，人民涂炭。基地恐怖组织的活动加剧、化学武器失控的现实危险，加大了外部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有可能引发更加难以预料的危机。埃及、叙利亚两国局势一文一武的发展结果，将会极大地影响中东国际政治大格局的重构，也将对2012年以来不断发酵的伊朗问题、以巴关系问题产生重大的战略牵制。
在多重政治博弈的交互推动下，中东地区政治生态与国际关系日趋复杂。2012年9月，由一部电影《穆罕默德：穆斯林的先知》在中东北非地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所引发的反美反西方狂潮，从一个侧面表明这种情形给整个地区乃至世界造成的利害影响。地区主要力量之间展开了战略影响力的博弈，各宗教与教派间的政治影响力此消彼长。这与美欧等域外国家的介入意愿和力度明显减弱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此背景下，美国作为影响中东地区变局最重要的外部因素，面对中东日趋深刻的混乱和国内经济、社会、政治挑战，自身陷入民主理想与现实战略利益之间的冲突，陷入利益目标和政策实施间协调与取舍的两难困境。美国既要保持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又要避免重陷阿富汗—伊拉克泥淖。美国与变局之后影响上升的伊斯兰主义力量间的相互磨合能否顺利，依然存有疑问，一旦叙利亚与伊朗危机发生重大变局，势必引发重大战略震荡，无疑将考验美国的现行中东政策以及战略意志和能力。这意味着中东大变局对美国的新亚太战略仍具有不容低估的牵制作用。
中东局势的剧变，不仅在挑战美国的战略意志，也是给其他大国出的一道战略难题。俄罗斯在中东政治斡旋中表现出进退维谷的尴尬，中国也开始在中东展现出更加积极的外交姿态。中东有关各方期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阿拉伯国家或感到美国作为盟友的可靠度下降，或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明显上升。以色列更是明确把中国列为除美国之外的首要候选“盟友”。美欧则认为中国应该停止在中东北非“免费搭车”，中国应在中东北非地区为西方提供更多的支持和配合。多种力量从不同方向作用的结果，加之伊朗与叙利亚危机的深化，使得中国的国际政治压力加大，中国的战略转圜空间受到局限。如果从更为高远一些的战略视角观察，就在主要国际力量胶着于中东的同时，似乎已让人察觉出各大国际政治力量板块开始从中东游离漂移而去的战略动向。经济危机的深化，致使美国和欧洲、中国与印度暨金砖国家、东亚国家等板块内向化，战略趋向内敛。伊斯兰世界泛宗教政治的发展迅速，不仅对伊斯兰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在驱动伊斯兰板块慢慢漂离开去。
由于非常规能源的快速发展，美国有可能在2020年超过沙特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2030年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美国不仅对中东的能源依赖将进一步下降，而且将试图掌握国际能源格局大变动的战略杠杆，迅速摆脱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其实目前也不到20%)。在这种情况下，加之美国将离开阿富汗，并实现从伊拉克撤军，会不会出现美国从中东的战略收缩态势？与此同时，美国腾出的中东石油市场空白将会由中国迅速补齐，进一步加大中国对中东石油的战略依赖(目前已接近70%)。届时，中国将在该地区扮演何种国际政治角色？美国的战略力量从中东游离向亚太的同时，中国恐怕却不得不为了照料中东的战略利益而把自己并不足够的力量分散到中东。而当历史赋予中国新的中东国际政治角色之际，我们将会突然发现，中国对这一地区深刻复杂的国际政治生态环境并非不陌生，中国人并非天然具备与伊斯兰世界打交道的政治与战略能力。国际政治与商业贸易其实真的是两回事。这种国际政治板块大游离的情景真的有可能出现吗？我们不做预测。仅仅出于维护中国的国际战略利益考虑，我们也应未雨绸缪。
当然，国际板块游离的趋向，还将取决于伊斯兰世界与亚太的关系，即中国、印度等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目前，这两大板块正在积极靠拢，中国、印度等国都在积极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同时，西方国家正在加强与亚太地区的联系，也即美欧板块正在加速与亚太板块的靠拢。所以，未来如果大国关系处置得当，几大国际板块的游离调整，也有可能出现一种围绕亚太板块展开的国际战略新格局。
如果中国保持清醒理性的战略判断，战略处置得当，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中国有可能在国际战略大格局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在中东非洲地区，中国文化的非宗教特征使得自己一直以来保持了良好形象，中国在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的同时，应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创造彼此舒适的国际关系。在维护中东地区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应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中东展开合作，逐步实现战略角色转换。
美国全面推进亚太战略 中国战略压力加大
2012年，美国继续推进以“保持存在”和“重新强化领导地位”为核心目标的亚太战略。美国将把其对外关系的更多资源投向亚太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已经变得清晰而具体。奥巴马在其第一任期内已经清晰地向世界表明，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所在将是亚太地区。这既是亚太板块在世界政治格局中不断上升、其他大国纷纷强化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所牵动的结果，更是美国急于搭乘亚太经济发展快车以拉动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所推动的结果，还是美国要确保自己在亚太地区格局的变动中继续享有领导地位的战略所追求的目标。美国在大量削减国防经费的压力下，力图在中东和亚太之间实现战略“再平衡”(rebalance)或“转轴”(pivot)，减少力量部署却不完全离开中东，适度增加对亚太的关注与投入，同时加快调整其在中东、中亚、南亚、东亚尤其是连接东西的印度洋—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相关战略部署。依据该部署，美国继续充分调动其安全同盟和新兴伙伴的积极性，从军事、经济和政治等多个方面入手，在进一步加强与东北亚的日、韩合作的同时，加大对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部位的菲律宾、越南、新加坡、印尼、澳大利亚等国的安全合作力度，激活与泰国的安全同盟关系，突破和改善与缅甸、老挝等国的关系。同时，美国还力图在亚太地区各种多边机制中“现身”，并推动这些机制相互交织成为一个网络化结构，以在此基础上塑造新的地区秩序。
受美国战略推进的持续刺激和拉动，俄罗斯、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东盟等地区主要战略力量纷纷顺势调整自身战略和相互关系。俄罗斯深入思考其在中美展开全球战略协调背景下的亚洲乃至全球战略，充分利用不被美国视为首要对手带来的重要机遇。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主办APEC峰会为契机，更加重视并坚定推进其远东开发；以加快建立俄、白、哈关税同盟和共同经济空间为龙头，加快建设欧亚经济同盟。一方面加强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同时重返金兰湾，向越南提供更多先进武器，强化俄越安全合作。日本在陷入与中、韩、俄的岛屿外交危机中，重新修补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漏洞，以加强美日安全合作为后盾，加强其西南方向的安保力量，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持续推进与菲、澳、印等国的安全合作，更加积极地介入南海问题。韩国李明博政府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对朝鲜持续加强军事威慑和政治施压，放宽导弹射程和载弹量的限制，试图掌控半岛局势走向的主导权。印度顺美国积极拉拢之势，在加强对美合作和扩大对阿富汗乃至南亚事务影响力的同时，进一步东进亚太，把与东盟的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新高度，加强与日、澳、韩等国合作，增加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东盟在进一步推进一体化建设的同时，左右逢源，利用各方来求的有利时机，全方位推进与中、美、印、日、俄、欧、澳等主要战略力量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南海争端问题时，东盟内部出现缝隙。以上这些关系的重组加速，不仅导致地区范围内各国关系互动越来越错综复杂，而且成为朝鲜半岛局势、钓鱼岛局势、南海局势升温的部分动因。在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重组中，中国、美国、中国的亚太邻国这三者之间的互动轮廓依然清晰。而且随着这些互动日益充分的展开，整个亚太地区范围内的多重关系再平衡的态势也变得越来越突出。
尽管如此，就当前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而言，快速上升的亚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尚未压倒性地超过中东，对美国国家安全与全球战略的现实紧迫性也尚未超过中东。换言之，中东变局对于美国现实的安全利益依然重要而且紧迫。对此，无须过高估计。但是，不排除可能出现美国在中东与亚太之间拉锯的局面。美国在自身无法向亚太投入更多资源的情况下，有可能进一步发挥所谓“巧实力”，更加注重利用中国与周边邻国的矛盾，以收借力打力之效，这将给周边邻国借助美国的站台撑腰对华采取强硬路线留下更多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推升中国与周边邻国的矛盾、分歧和摩擦，甚至引发地区局势紧张乃至冲突。这种形势当然会对中国构成战略压力和挑战。
中国寻求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的战略平衡
对于国力正蒸蒸日上、军事实力大幅提升、社会制度与全球主要大国迥异的中国，如何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解读党的十八大的关键点之一。近年国际地位的快速上升，把中国推到了世界舞台中央。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战略再调整。刚刚完成世代接替的中国领导层，也面临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问题，即要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总体战略形势做出清醒理性的认知与判断。从十八大报告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未来10年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注意力，仍聚焦在13亿中国人民的福祉和民生议题上。中国未来10年的战略发展规划，仍是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十八大报告中涉及外交、国防政策等内容，其阐述的国际战略思路表达了中国在未来10年将继续融入国际社会，同时中国要担当国际秩序的积极建设者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崛起已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中国永远也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实在是中国数千年文化道统的内在规定性使然。
在美国政治家和战略家眼中，“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具有重要影响，其未来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中东变局。从地缘战略角度看，美国动态兼顾中东与亚太的战略部署及其实施，加上中东、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原本就存在的地缘联系，以及能源通道和海上战略通道的纽带作用，推动亚洲大陆东西两翼联动持续增强，进而与西太平洋共同作为一个整体板块在全球战略格局中进一步隆升。这将使亚洲和太平洋的地缘战略格局和地区局势呈现越来越多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亚太多重战略关系的重组无不与中国直接相关。美国的亚太战略旨在确保其战略存在、实现地区力量再平衡、重新塑造环境。美国既要通过对中国周边的影响力对中国保持战略牵制，又不愿损害与中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也就是说，既要发展强劲的对华关系，又要推进美国与亚太地区盟友和新兴伙伴的关系。同样，周边国家则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寻求战略平衡，既无法决然割舍与中国的经济利益纽带，又希冀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2012年发生的黄岩岛暨南中国海危机和钓鱼岛事件，已充分显示了东亚地区这种复杂的相互牵制、平衡、再制衡的关系。
毋庸讳言，近年所谓的东亚安全问题，除朝核问题之外，几乎无不与中国与周边邻国的领土争议相关，无不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安全。钓鱼岛问题也好，南海问题也罢，以及与周边海上邻国的海域划界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或已经成为威胁东亚区域安全稳定的不确定因素。可恰恰是在过去30多年里，相关当事国家恪守了由中国倡导并率先践行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默契与战略信用，才有效地保持了区域内的安全与稳定。近年来，此类事端不断发酵，实在是因为域外大国积极介入兴风作浪，某些当事国家仰大国之鼻息，片面打破长期的战略默契和信用所导致的。尽管美国一再向中国解释其战略再平衡并非针对中国，但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区域乃至东亚地区的所作所为，却让中国不得不对美国的行为生出诸多战略疑虑：美国在中国周边一波连着一波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推波助澜，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援引美日安保条约；美国高调宣称要将其海军力量的60%部署到亚太地区，并已着手调整这一地区的美军兵力。美国人总抱怨中国的战略意图不透明，而美国这些与其言论相悖的行为，却在短时间内，以极其强烈的形式、规模和力度让中国切实感受到了巨大的战略压力。那么，美国的战略意图究竟为何？中国当然认为美国的战略意图不清晰、不透明。如此而论，所谓的战略不透明问题其实是中美间双向的问题。
十八大报告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表达了一种适应时代的大国防观，以更为广阔的国际战略视野，审视正在发生的国际战略格局的大调整。中国所谋求的国际战略安全环境，已成为全球大安全环境即全球总体安全环境的既定组成部分，且必将对全球总体安全环境的建设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战略作用。
中国的发展只会对世界有好处。中国是个负责任国家，我们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也要处理好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既争取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以往，我们更多强调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现在我们不仅要创造环境，还要作贡献。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还有许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国需要以大国的风度，担负相应的国际责任，力所能及地提供公共产品，在维护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与中国应当担负的国际责任及应该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之间，寻求实现战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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