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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贤江（1895——1931）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他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系统地阐述教育理论，著有《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他在当时的《学生杂志》、《教育杂志》、《中国青年》上经常发表论文。针对青年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问题提出过不少有益的见解，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今天重温杨贤江论青年教育的教导，对我们青年一代和青年工作者来说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青年期教育万分重要
青年教育问题，是古往今来教育家十分关心的问题。杨贤江深入研究青年问题，热情关心青年的健康成长，明确指出青年期教育的重要性。
青年期，作为从儿童到成年的过渡时期，是人生的飞跃年代。杨贤江借用美国著名青年心理学家赫尔的说法，称青年期为“第二诞生期”，亦可称为人生“第二危险期”。他说：“因为青年期是个人生改造期，把少年期的小规模完全打破了，再进而大规模的向上和发展，使身体和精神的内容更为丰富。并且在这种破坏动摇的时代，就可规定其人将来的生活，或是向上，或是坠落，所以青年期的教育，竟是万分重要了”。〔1〕并进一步指出，“在教育上讲，青年期的指导万一贻误，这不但是青年个人的不幸，实是社会全体要受影响的。”〔2〕
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影 响，青年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杨贤江说：“从前的青年，生在一种极不自然的、被压制的环境里，从很小的时候，把他关在书房里读书，大了为他娶妻、生子。这样地平平安安地过了一生便算了事。现在中国青年所以发生各种问题，原因是环境的变迁：（1）辛亥革命，许多学生参与政治，把从前那种压制的环境，渐渐推翻，自己要动起来了。（2）欧洲大战的关系，由民族自觉，引起青年的自决。（3）‘五四’的影响，‘五四’一来，把青年好动的精神，完全拿了出来，把一切偶像、迷信等观念完全打破，于是从来所无的各种问题都发生了。再简单的说，就是从前在被压之下，一切都照‘向例薄’遵行，或受命运所支配。再加以礼教的束缚，专制政治的影响，什么都不准有新意义发生。现在都变了，什么都要问一声‘为什么’了。”〔3〕于是，青年日益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青年问题愈来愈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无论是青年期生理和心理健康发展的需要，还是青年问题的社会意义，都说明对青年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指导是万分重要的。
然而，当时青少年教育的实际状况又是怎样呢？当时的教育诚如杨贤江指出，是“畸型的蹩脚的教育”。〔4〕这种教育存在种种弊病，最突出的问题是：“把人生割裂了，没有‘指导全人生’的观念存在”。〔5〕它“只是教学生读课本，并不是教学生做人。”〔6〕教育方法不切实际，“不从学生本身上着想”、“不从社会环境上着想”，“他们除规定几条应守的校规，讲解几个好听的德目以外，学生对于求学、交友、生理现象、生活态度以及婚姻、择业等方面还有什么问题，都是非所过问；换句话，学生有什么要求与苦痛都是不加考虑的。再者，他们除告诉学生须用功、须庄重、须安分等等，几千年来世袭的信条以外，也曾告诉他们应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应为农工生活的安全而奋斗，乃至应为青年自身失学及失业的救济而奋斗吗？”“自然，他们压制过学生们的救国运动、劳动运动以及校务改善运动；他们不知道现在的学生们的已有许多迫于客观的事实的要求而不满意军阀专政、资本主义、反动教育且已加入革命的政党去做实地的活动了。”〔7〕
杨贤江重视青年教育，批评当时学校教育只偏重书本知识的传授，而且不注意对青年生活其他重要问题的指导，这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全人生指导”的思想。
二、以树立正确人生观为核心的“全人生指导”思想
怎样对待人生？这个问题是青年最乐于探讨的。本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中国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当时的中国青年，对人生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杨贤江在《学生杂志》等刊物上积极倡导这一问题的讨论。
人生观是根据一定的世界观去观察和对待人生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是对待人生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态度，是待人处事的指导原则，其具体表现为幸福观、苦乐观、荣辱观、恋爱观、生死观等等，涉及到人生的本质、人生的态度、人生的责任、人生的评价等根本问题，其最核心内容则是人生的目的。
杨贤江对人生观的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他认为一个青年在世，心底“要有个着实的立脚点，有个确定的人生观。”〔8〕他指出，对于一个青年，“第一着要做的，就是对于人生问题，总该有个确定的观念。因为人的生活要有意义、有价值，必得先定个人生观，不然，一天天的过活，还不知道忙个什么，岂不可笑。”〔9〕
人为什么活着？杨贤江说：“我的答语是，人生的目的，在对于全体人类有贡献，来促进人生的幸福。”〔10〕他分析了当时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种种错误观点。如有的青年沉醉在古书堆中，有的糊里糊涂混分数；有的不问国家社会，只顾自己的私生活；有的随波逐流混日子；还有的因无力升学而悲观消极；有的因不满而想遁世隐居；有的因失恋而想自杀等等。他认为这些表现都是由于缺乏正确的人生观，或虽有朦朦胧胧的改造社会的要求而缺乏信心与勇气。因此，不论从社会改造，或是个人改造看，关键都在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青年中最大的障碍是享乐的人生观。持有这种人生观的人，“把这个‘人’字看得太小了；他只打算自己做人要快乐，不再想人家怎么样。有了这一种专谋自身快乐的心理，无论他是怎样高尚的、纯洁的幸福，也不能达到人生的目的，因为它没有顾到全体人类的利益，单想个人的好处，总是不可能的。”〔11〕
杨贤江还批评了当时一部分青年学生的另一种错误观点，求学的目的“在做官”、“在得名”、“在读他指出这些都是片面的见解。“譬如说做官，官为执行政治事业的一种人，当然是不可缺的，有长于政治才能者而做官，更是应该的事；但说求学目的在做官，则将使求学者个个做官，就不可通。又如说发财，靠教育以习得生活技能，改良生活习惯，增进生活趣味，这在个体维持上为必需的条件，原可视为求学的一种目的；但说求学单为谋生，而且还要发财，则志趣无奈太卑，且只做了金钱的奴，更不值得。再说为求名，则不知这个空空的名到底有什么用处，竟值得费许多精力钱财去换来。”〔12〕至于说求学的目的“在读书”，仍然不正确。因为只读书，即便读成无所不通的博士，“除书以外，便无所知，也无所能”。国家靠他们，“结果竟弄到这个沦为半殖民地的地位。”〔13〕
那么，人生的目的，应该怎样确立呢？杨贤江依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出其主要依据有三：（1）青年的需要；（2）时代趋势；（3）这个现状。只有从这三方面来考虑，才能对人生观有个正确的规定。据此，他明确指出：“人生的目的在对于全体人类有贡献，来促进人生的幸福。”对于学生求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干脆的答复一句，在做人，在学做一个更有效能的人。”〔14〕他敬告青年，“请你们再莫为‘功名’观念，‘利禄’观念，‘读书’观念所拘囚了，请你们打破一切世袭的成见，来合力创造一个新世界罢！”〔15〕他教导青年，学生时代就是学做人的时代，“求学的目的，乃在学习了做人的基本条件，好叫我们做个有用的人。”这种人“第一要有坚强的身体，能够忍得住辛苦，担得起责任：第二要有灵敏的头脑，能够应付随发的事项，解决疑难的问题；第三要有消闲的能力，能够利用空余的时间，丰富的社交的趣味；第四要有文化的修养，能够浚发高尚的思想，增进想象的能力；第五要有劳动的习惯，能用自力取得一部分生活资料；第六要有社会的人格，能有力谋人群幸福，铲除公众祸害的志愿。””〔16〕他说，抢着这种观念以求学的青年，才是向人生正路走的青年，只要他肯努力，将来就可做个有用的人。
为了教育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鼓励青年学习新兴的社会科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关心时事，关心政治。在二十年代初，他就提出学校里应以“唯物社会观”教育学生，开设“社会运动指导”课程。在他所编辑《学生杂志》上，除了发表大量的论述人生观的论文，短评外，还指导学生阅览《社会科学概论》、《马克思学说概要》、《资本论入门》等社会科学著作，并介绍《向导》、《前锋》、《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以及苏联当时的革命书刊，号召青年走马克思所指引的道路。青年人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青年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也是各色各样的。对于青年人的正当需要，应当力予满足；对于青年指导，不能只限于讲革命的道理；反对享乐的人生观，不是要提倡禁欲主义。杨贤江认为，必须全面关心青年的生活，对青年进行“全人生指导”，帮助青年过“正常社会。”杨贤江所指的“全人生指导”有广泛的涵义，既指德、智、体、知、情、意的全面教育，也指对青年的求学、择业、交友、恋爱、家庭以及为人处世、兴趣爱好的全面关心与指导。他认为青年问题，就是在青年的生活上所发生的困难，凡是青年生活上发生困难之处，青年工作者都应尽力帮助他们解决。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杨贤江在1921年至1926年编辑《学生杂志》时，通过撰写文章，与青年通讯，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还通过直接与青年会谈，或发表演讲等方式，对青年生活的各方面的问题，诸如人生观、参政、求学、择业、道德修养、社会习惯、身体健康、生理现象、交友、恋爱、婚姻、家庭等都给予热情指导与帮助，指导青年过健康的正常生活。
多年来，我们对于青年的指导，着重于政治立场、阶级觉悟，这是必要的；但是，对于青年人生活中的问题与需要，很少注意，甚或避而不言，以致德育内容简单枯燥，同丰富多彩的青年生活与青年心理严重脱节，指导青年的效果不够理想。杨贤江的以树立正确人生观为核心的“全人生指导”这一基本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参考。
三、论青年生活
杨贤江根据他对人生观的见解，以及时代趋势、中国现状和青年的需要三方面的考虑，论述了他对青年生活的见解。
杨贤江认为，一个青年应该是一个过健康的正常生活的青年。他说，青年生活的型式大致可为四种，一是关于健康的，二是关于劳动的，三是关于公民的，四是关于文化的。
他说“关于健康生活，我们必须承认强健的身体和活泼的精神是个人兴趣的根源，工作的利器。我们倘使忽视或耗费这方面的生活，就无异自白是个废物，是个呆子。所以遵守卫生规则，练习运动方法，自是青年应尽的本分，也是应享的权利。〔17〕为此他提出了“健康第一”〔18〕的观点，劝告青年要有意识地讲究体育。他在《莫忘了体育》一文中说：“讲究体育是从实践人生责任上做立脚点；也是见到了许多有志青年不幸早死而竟不能实践他们所愿尽的责任而有感以发的。”〔19〕他告诫青年，人生的责任在为人群谋福利。但这绝不是心里想想，嘴上讲讲，而全靠身体力行，去实现这个宿愿。惟有强健之体格者，始能运用精神，以完成事业；而虚弱多病的人，“不能为社会效劳，却须靠社会过活。这是不是 种缺憾？是不是一种罪恶？”〔20〕青年要有健康的身体，首要的条件是不可缺少体育生活。杨贤江以为“中国青年对于体育有的目标是：体格强壮，忍劳耐苦，精神充足，办事敏捷；并能使人感到愉快而有奋发敢为的气概。”〔21〕按照杨贤江的主张，“青年所需的体育，一方面是运动，他方面是卫生。”体育运动包括体操、竞技、拳术、球艺、登山、徒步、骑马、游泳等。卫生方法是：清洁、节制。“所谓清洁：是清洁你的思想，清洁你的身体和身体的附属物。所谓节制：是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动作有度。”〔22〕
关于劳动生活，杨贤江说：“我们必须承认劳动是人类生活的要求，幸福的源泉。我们若是轻视或放弃这方面的生活，就不免于死，否则也是个社会的寄生虫。所以我们都应做工，以养活自己并以养活大家。”〔23〕他要求人们坚信这样的观念：“第一我们该信仰‘工作即生活’，该实现‘一天不做工一天不吃饭’的教训——这里要把从前名士派‘不问生产事’的狂妄思想除去了。第二我们该学得一件技艺使用体力的，以实现分工互助的原则——这里要把从前贱视肉体的荒谬观念除去了。第三我们该为现代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做解除束缚，改良生活的运动，向不劳而获，作威作福的压迫阶级施行攻击，以期实现大家做工且有工可做的社会。”〔24〕
“公民生活，就是社会生活”。〔25〕他说:“我们必须承认团体生活是人类生活的要素，事业发达的来源。倘使我们拒绝团体社会就会生活不成，倘若我们忽视团体生活就足使人类生活变为不健全，不进步。试看我们所有的团体如伴侣、家庭、学校、乡里、机关、社会，乃至国家世界，有哪一种是可以不要的？有哪个人是可以脱离这些关系的？这是万万不可以的啊！我所谓公民就是团体员的意思，并不单限于政治上享有公民权的国民。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公民，就须对于种种团体生活有效力的所在。”〔26〕
“文化生活就是学艺生活，可以使人生有兴趣，使社会有进步，如文艺、科学、语言、游历等都是”。〔27〕这方面的生活“最足以使人快活安慰，原是人人所喜悦的。”〔28〕“一个人若不注意这方面的生活，则人生将没有温情与光明，即将隐于枯寂荒凉。”〔29〕
总之，杨贤江认为，一个青年要过圆满的正常生活，他“应当有强健的身体及精神，有工作的智识及技能，有服务于人群的理想与才干，有丰富生活的好尚与习惯；必须对于这四方面有相当的具备，才算是正常的人生，否则无论怎样有所专长，毕竟是偏颇的，畸型的发展，揆之圆满生活的原则，终不能不认为缺撼。”〔30〕但当时中国学生生活并没有做到圆满，杨贤江认为这是由于社会上一些人士对学生生活有误会造成的。第一种误会是“学生生活是受教育的生活”；第二种误会是“学生生活是学人生活”；第三种误会是“学生生活只是读书”；第四种误会是“学生生活是预备生活”；第五种误会是：“学校场所超出社会”。这种种误会遂使中国学生生活成为这样的蹩脚：“个人方面，未能对于健康、工作、社会活动及学艺研求普遍的注意，未能使日常生活发生乐趣、适合需要，更未能使生活形式有规律、有计划。”〔31〕要改造这个学生生活的缺点，杨贤江指出，“第一要有整个的圆满的人生活动；第二学校课业要与心身要求及社会环境相适应；第三教学两方面要有共通的目标与统一的进行；第四要打破课内与课外的区别；第五要消除校内与校外的界限。”〔32〕杨贤江对于青年生活的论述，与他所主张的“全人生指导”观点是一致的，它是对“全人生指导”原则的具体说明。
杨贤江关于青年教育的文章，写于七十多年前。七十多年的中国历史，时间虽不算长，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且还经过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社会主义的今天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二、三十年代，不但社会制度本质不同，而且国民经济、人民生活、文化科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在这样不同时代环境的青年，其思想意识、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是不可类比的。但是，历史的发展又有其延续性，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的精华，是民族的精神财富，杨贤江针对当时青年人的思想实际所提出的某些意见，对当前青年思想品德教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那教育青年、指导青年的原则方法，更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
注释：
〔1〕〔2〕杨贤江：《第二诞生期——人生第二危险期》，《学生杂志》第9卷，第3号，1922。
〔3〕 杨贤江：《青年问题》，《觉悟》1925年1月27至31日。
〔4〕〔5〕〔7〕 杨贤江：《中学训育问题的研究》，《教育杂志》第17卷，第8号，1925
〔6〕〔25〕〔27〕〔29〕〔30〕〔31〕〔32〕 杨贤江：《学生生活改造论》，《学生杂志》第13卷，第8号，1926。
〔8〕〔9〕〔10〕〔11〕 杨贤江：《论个人改造》，《学生杂志》第7卷，第5号，1920。
〔12〕〔13〕〔14〕〔15〕〔16〕 杨贤江：《青年求学的目的是什么》，《学生杂志》第12卷，第4号，1925。
〔17〕〔23〕〔24〕〔26〕〔28〕 杨贤江：《现在整个青年的生活态度》，《学生杂志》第11卷，第3号，1924。
〔18〕 杨贤江：《健康第一》，《学生杂志》第9卷，第8号，1922。
〔19〕〔21〕 杨贤江：《莫忘了体育》，《学生杂志》第11卷，第6号，1924。
〔20〕〔22〕 杨贤江：《青年对于体育的自觉》，《学生杂志》第10卷，第4号，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