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企业论文,绩效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Faccio(2006)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在很多国家广泛存在。在我国，不少民营企业正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形成政治关联。根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1993-2006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民营企业家对政治参与表现出了较强的兴趣，28.8%的民营企业家认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据统计，在十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十一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代表中，民营经济企业家已经占有相当的比例。部分民营企业家已进入了较有政治影响力的阶层，如浙江省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以浙江省工商联会长的身份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重庆市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2007年11月，当选的全国工商联第十届委员会的执委中，民营经济人士超过六成，在当选的23名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民营企业家的人数由上届的7个增加到13个。此外，Chen et al.(2005)的研究也发现我国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存在很多具有政府背景的董事。这表明，在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现象广泛存在，而这将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和经济后果产生重要影响。
一些研究表明，政治关联是具有价值的，如Fisman(2001)对印尼的研究、Johnson and Mitton(2003)对马来西亚的研究、Goldman(2006)对于美国的研究。但是，另一些研究却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公司价值低于非政治关联企业，如Faccio(2002)对42个国家的跨国研究、Claessens等(2006)对于巴西的研究。国内研究也对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Fan、Wong and Zhang(2007)发现CEO具有政治关系的国有企业的长期市场绩效比CEO不具有政治关系的公司低30%。但是，正如Chen et al.(2005)指出的，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与政府的关系具有本质的区别。吴文锋等(2008)研究了具有政府背景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对于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发现具有政府背景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与企业的Tobin's Q没有显著的关系。
以上的研究表明，虽然政治关联是有价值的，但是政治关联能否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国内外相关研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本文从更全面的角度对于政治关联进行度量，国内相关研究对于政治关联的定义通常只局限于董事长和总经理，本文从企业全部高管的角度对于企业政治关联进行全面的衡量，同时基于我国民营企业家族控制的特点，本文还从实际控制者的角度分析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二是国内外对于政治关联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的研究，并没有考虑两者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通过引入工具变量对这一问题加以解决；三是Faccio(2006)对跨国的研究表明在一些腐败较为严重、对外投资限制较多和官员行为越不受制约的国家中政治关联的现象更为普遍。因此，本文进一步从政府干预和法律保护的角度，分析了不同制度背景下，政治关联对于公司绩效产生的不同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Krueger(1974)指出，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可以给企业家带来巨大的利益。Faccio(2002)对42个国家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债务比率、市场影响力显著高于非政治关联的企业，同时，前者的税收支出显著低于后者。Charumilind et al.(2006)对泰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与银行关系好的企业获得了较多的长期贷款，并且只需提供较少的抵押资产。Chiu et al.(2004)对韩国的研究也发现与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关系好的企业，负债率较高。Claessens et al.(2006)对巴西的研究表明，在选举后4年中，为当选的联邦政党捐献的企业，其银行负债比率显著增加。Khwaja and Mian(2005)对于巴基斯坦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企业的银行借款是非政治关联企业的两倍，但违约概率是后者的两倍。Adhikari et al.(2006)则考察了马来西亚政治关联企业的实际税率(Effective Tax Rates,ETR)，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实际税率较非政治关联的企业低。Faccio(2006)对跨国数据的分析发现政治关联企业之所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可能不是政府直接干预银行信贷政策的结果，而是由于政府为这些企业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因为他们发现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在陷入危机时获得政府的财政补助。Backman(1999)对印尼的研究表明，苏哈托家族企业从1984年开始就获得了塑料原材料进口的垄断权。以上的国外相关研究表明，政治关联能为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救济和补贴、税收优惠及市场影响力等方面的利益。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关联是有价值的(Fisman,2001; Johnson and Mitton,2003; Claessens et al.,2006; Goldman,2006)。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时期，各项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相比，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更为狭窄和有限。李胜兰(2003)、汪伟和史晋川(2006)、胡旭阳(2006)说明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缺乏充分的产权保护、行业进入限制和融资约束是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民营企业建立的政治关联必然有助于民营企业规避政府的管制、保护自身的利益，并从政府手中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有助于改善公司的绩效。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胡旭阳(2006,2008)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并进行多元化的投资。基于此，我们提出：
假设1：政治关联有助于改善公司的经营绩效。
但是，Faccio(2002)指出政治关联企业中有政治背景的高层领导可能不是有能力的企业家，同时，政治关联企业可能要为他们的政治寻租活动付出很多成本，而这可能消除政治关联所带来的优势。Shleifer and Vishny(1994)也指出，政治家为企业的经营者提供补贴，但是这种补贴并非是免费的，政治家可能为了达到其政治目标（就业和获得选票）而要回这部分的利益。Claessens et al.(2006)的研究表明，虽然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获得融资的便利，但是，存在政治关联企业的Tobin's Q要低于不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他们认为政治关联企业可能存在较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样，Faccio(2002)发现虽然政治关联能为企业带来融资便利、税收优惠和市场影响力，但是政治关联企业的盈利能力更差，公司价值较低。基于此，我们提出：
假设2：政治关联将对公司的经营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三、实证分析
1.政治关联的界定与度量
政治关联程度的界定：公司高层领导中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县、市、省和全国）、具有曾（现）在政府工作背景的高管①占公司高管总和的比率。同时，根据民营企业家族控制的特点，我们辅之以企业家（实际控制者）的政治特征对企业的政治关联进行补充说明：
一是实际控制者是否政治关联：实际控制者是否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县、市、省和全国）、具有曾（现）在政府工作背景。二是根据政治层级来定义政治关联程度：如果实际控制者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政治关联程度最强；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政治关联程度第二；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政治关联程度第三；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政治关联程度第四；非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治关联程度最低②。
2.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我们选用2002-2006年通过IPO上市的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总共有272个样本。样本中不包括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主要是考虑这部分样本中的高管可能较不纯粹，因为在公司控制权发生转移的过程中，公司高层的安排很可能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并且要形成一个较稳定的管理层也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近67%的民营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的现象，其中，通过聘任政府官员形成政治关联的占52.6%；通过各级人大、政协形成政治关联的占37.1%。政治关联的高管占总高管的比例为13.5%，其中，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高管比例为10.4%，具有各级人大和政协背景的高管比例为5%左右，说明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高管在政治关联高管中的比重最大，平均每个公司中有一名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高管，平均两个公司有近一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背景的高管。从实际控制者的政治关联来看，我国34.1%的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者是政治关联型企业家，其中，通过各级人大和政协形成政治关联的占31.6%，具有政府官员工作背景的实际控制者占10.7%。
3.变量设定与检验模型
我们将通过多元回归的方式分析政治关联与经营绩效的关系。除了政治关联变量外，我们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的变量，包括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公司规模、债务结构、行业特征和年度变量，相关变量的定义见表2。
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我们首先通过OLS方法来检验假设1和2：
其中，PER是公司绩效变量，包括ROA和ROS。PC是政治关联变量，包括企业政治关联程度(EPC)、实际控制者是否政治关联(CPC)和实际控制者的政治关联程度(CPD)。LS是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BOR是董事人数，SIZE是公司规模，DEBT是债务结构。模型中包括年度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
式(1)的回归分析并没有考虑到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政府官员要“下海”到民营企业任职通常会选择经营绩效较好、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任职。同时，在行业中表现较突出的企业家也较容易被遴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经营绩效越好、在行业中影响力越大的公司控制者和管理者也就越容易担任高级别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浙江省的吉利集团就是这方面的很好例子。2001年，吉利集团成为我国首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2002年轿车销售4.78万辆，实现销售额30.58亿元，市场占有率超过4%，进入全国“3+6”主流轿车制造厂家行列。同年，进入全国企业500强，名列浙江省百强企业第28位，并在此后一直名列全国企业500强榜内③。与此同时，2002年5月，原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徐刚到吉利集团任CEO。2003年，吉利集团被评为“中国汽车质量放心用户满意十佳诚信企业”、“浙江省首届市民最喜爱的轿车”、“中国汽车工业50周年发展速度最快的企业”、“2003年中国机械企业500强”排名第60位、“2003年度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第171位。而正是在2003年，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通过Hausman检验表明：政治关联变量（包括EPC、CPC、CPD）具有显著的内生性。为此，我们采用两阶段回归法来解决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用注册地变量作为政治关联的工具变量。注册地变量的定义：如果公司的注册地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④，则取值1，否则取值0。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极大地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珠江三角洲是最早在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地区，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指引下，珠江三角洲又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体制。长江三角洲也是我国对外开放比较早的地区之一。1984年国家先后将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宁波、南通3个城市确定为沿海开放港口城市，获得经济特区的部分优惠政策。90年代，中共十四大做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沿岸城市、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飞跃”的重大决策，使上海重新崛起，也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个地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锋，市场的开放程度高，使得这些地区的民营企业面临的外部政策环境与其他地区显著不同，从而对企业政治关联的建立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理论上，企业的注册地不同并不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我们认为注册地变量作为政治关联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两阶段的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其中，式(2)和(3)中，PER、PC、LS、BOR、SIZE、DEBT、YEAR和IND等变量的定义与式(1)相同，LOC为注册地变量。
式(2)作为第一阶段回归，我们考虑三种情况：①当PC是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EPC)时，因为有部分样本不存在政治关联的现象，从而这部分应变量的值取0，所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的观察值是不连续的。如果直接用OLS回归，会使OLS估计量有偏(Biased)且不一致(Inconsistent)，因此，我们认为利用Tobit模型会有更好的拟合效果。②当PC作为实际控制者是否政治关联(CPC)时，采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③当PC是实际控制者的政治关联程度(CPD)时，采用Order choice模型进行回归。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的多元分析
我们首先通过OLS方法分析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表3中，模型1、2和3的应变量都是ROA。模型1中，EPC的系数为负，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于经营绩效并不产生显著的影响。模型2和3中，CPC、CPD的系数也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实际控制者是否政治关联、实际控制者的政治关联程度也不对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
模型4、5和6的应变量是ROS，我们发现：EPC、CPC和CPD的系数也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样表明政治关联的各个变量对于企业经营绩效并不产生显著的影响。
但是，表3的分析并没有考虑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的内生性。采用Hausman检验表明：政治关联的各个变量与公司绩效之间至少在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内生性问题。所以，我们通过两阶段回归法(2SLS)对于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表4是第一阶段回归，模型7的应变量是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EPC)；模型8的应变量是实际控制者是否政治关联(CPC)；模型9的应变量是实际控制者的政治关联程度(CPD)。三个模型中，我们发现工具变量(LOC)的系数都非常显著，表明本文的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关于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另一个检验，是工具变量是否与第二阶段回归的残差项不相关，我们发现工具变量与第二阶段的残差项的相关性都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我们所选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2SLS回归比OLS回归的分析方法更好。表5是第二阶段回归。模型10、11和12的应变量是ROA。模型13、14和15的应变量是ROS。模型10和模型13中，EPC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越差。模型11和模型14中，CPC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实际控制者是政治关联时，企业的经营绩效也较差。模型12和模型15中，CPD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实际控制者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越差。
以上的结论表明，在控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内生性问题后，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假设1不成立，证实了假设2。吴文锋等(2008)发现具有政府背景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与企业的Tobin's Q没有显著的关系，很可能是源于模型设定偏误的问题。以上结论的现实意义在于：虽然有大量的学者发现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获得各种利益，如融资便利、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市场的影响力等。但是，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政治关联却对企业的经营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2.制度环境、企业的政治关联与经营绩效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极权力结构，国家权力重新分配，部分原本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向地方政府转移，从而调动各级地方政府和其他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在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地方政府实质上成为区域经济的调控主体，充当准市场主体的角色，直接或间接介入地方的经济活动，并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在转型中随着中央政府的分权和财政包干，地方政府调节当地资源配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大大增强，这既是地方政府锦标竞赛的结果，也是地方政府追求地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靳涛，2005；王凤翔，陈柳钦，2005）。因此，地方政府干预地方经济的能力与动机必将对辖区内民营企业的经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可能是为了规避政府的行政干预和掠夺行为。一些研究发现在转型经济国家中，政府官员有权力掠夺私有企业，比如，索取贿赂、向企业罚款和随意终止其生产活动，所以，在这些地区中，政府官员是作为“掠夺之手”存在的(Frye and Shleifer,1997)；另一方面，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可能是为了从政府手中获取更多的资源。胡旭阳(2006)对浙江万向集团的案例分析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浙江万向集团的创始人鲁冠球具有较高的政治影响力，是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与此相对应的是，万向集团获得了上市资格，并取得了财务公司、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业务的经营资格⑤。
因此，在政府干预程度不同的地区，政治关联对于公司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我们认为：在政府干预程度较强的地区，政府更可能为了地区的政治需要和产业发展.要求政治关联企业介入一些不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产业或行业，从而给企业带来效率上的损失。在此地区中，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为了规避政府的行政干预，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而在政府干预程度较轻的地区，政府的行政干预动机较弱，企业的税外负担较轻。所以，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为了从政府手中获取更多的资源，这必然有助于公司经营绩效的提高。
此外，在经济转型的进程中，由于法律不完善或不具有操作性，私有企业的产权和合同的履行难以得到法律保护(Johnson et al.,2002)。产权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文献进一步表明，一个国家的产权保护与规范社会经济行为的其他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互作用关系。当国家司法体系无法对私有产权实施有效保护时，其他制度安排如何替代司法体系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要愈加强调产权实现的私人执行机制（贺建刚，刘峰，2006）。
在法律对于所有者的产权和经营活动保护程度较弱的地区，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主要目的更可能是出于保护企业的利益和保障企业经营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相反，在法律对于所有者的产权和经营活动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激励较弱⑥，而一旦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其目的可能更多是为企业谋取额外的利益。所以，在法律保护程度不同的地区，政治关联对于公司绩效的影响可能也存在不同。
我们通过如下的两阶段回归分析不同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
式(4)和(5)中，EPC是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⑦，PER是企业的经营绩效。LS、BOR、SIZE、DEBT、YEAR和IND等变量的定义与式(2)、(3)相同。INS是制度环境变量，包括政府干预程度变量(GOV)和法律保护变量(LAW)。我们选用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2007)编写《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对于政府干预变量(GOV)进行度量，该指数包括了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减轻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等方面的内容，较好地表征了政府对于市场和企业的干预程度。同时，选用《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对生产者的合法利益的保护”指数对于法律保护变量(LAW)进行度量。
(1)我们通过OLS方法对于式(5)进行回归。表6中模型16和17的应变量都为ROA。从模型16中我们发现EPC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也表明在控制了政府干预和法律保护等制度环境与政治关联的交互影响后，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与企业的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交叉项EPC×GOV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减弱，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于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在减轻。模型17的交叉项EPC×LAW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样表明随着法律保护程度的增强，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于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也在减轻。模型18和19的应变量是ROS，我们发现结论与应变量为ROA的回归模型相同。
(2)我们通过两阶段回归模型分析了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表7的模型20和22中，我们发现EPC的系数显著为负，交叉项EPC×GOV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减弱，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对于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在减轻。模型21和23中，我们发现交叉项EPC×LAW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样说明随着法律保护程度增强，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对于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在减轻。
OLS和2SLS的回归方法都证明：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减弱和法律保护程度的提高，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于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在减轻。
3.稳健性分析
我们选用各地区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作为政治关联各个变量的工具变量⑧。一个地区的非国有经济越发达，民营经济的比重越大，那么，该地区的民营经济受到“所有制歧视”的程度越低，这必然对企业政治关联的建立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理论上，地区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并不会对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直接影响。我们以樊纲、王小鲁、朱垣鹏(2007)编著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作为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度量的指标。
研究同样发现⑨：在控制了政治关联的内生性问题后，政治关联与经营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减弱和法律保护程度的提高，政治关联对于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在减轻。
五、主要结论
政治关联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很多研究发现政治关联能为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救济和补贴、税收优惠和市场影响力等方面的利益，从而增加公司的价值。但是，另一些研究认为政治关联企业中有政治背景的高层领导可能不是有能力的企业家，同时，政治关联企业可能要为他们的政治寻租活动付出很多的成本，国外的一些研究也从实证上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公司价值更低。这说明政治关联是否能改善公司的经营绩效，相关研究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不考虑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内生性问题，政治关联与企业的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在控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我们发现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经营绩效越差；实际控制者是政治关联时，企业的经营绩效也较差，同时，实际控制者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也就越差。
进一步，我们分析了各地区制度环境对于政治关联与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发现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减弱和法律保护程度的提高，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于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在减轻。
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现象广泛存在，同时，一些研究也证明了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一些利益，但是总体上，我国民营企业中存在的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了效率上的损失。而制度环境的完善对于减轻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经营效率的负面影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注释：
①高管是指企业中董事和高层经理（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务经理），不包括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成员，以下的高管都是指同一定义。
②胡旭阳(2008)认为如果企业家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政治资源最多；反之如果企业家不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则政治资源最少。
③2005年，吉利以15万辆的销量进入全国轿车销售前10位，并且是其中唯一的民营企业；2006年，吉利销售轿车达到20.4万辆，在轿车销售10强中排名第8；2007年销售近21.8万辆，稳居全国轿车销售前10位。
④长江三角洲包括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本文中的珠江三角洲是指广东省。
⑤万向集团下属的万向钱潮（股票代码：000559）于1993年上市，是中国最早的民营上市公司。1996年万向成立了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的万向租赁有限公司，是全国首批获国家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内资融资租赁企业。万向集团于2001年成立了非银行金融机构——万向财务公司，扩大了万向集团的金融业务范围。2002年以万向集团为并列第一大股东的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批准成立。2003年万向集团收购部分股权获得政府批准，成为该信托机构的最大股东。2005年11月万向集团成为首批获准发行企业债券的民营企业（胡旭阳，2006）。
⑥Faccio(2006)对于跨国的研究也表明法律保护较好的国家，政治关联的程度较轻。
⑦因为EPC对于企业整体政治关联程度的度量更为全面。篇幅的关系，我们只分析了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制度环境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
⑧我们没有将注册地变量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放入同一模型作为政治关联的工具变量，主要是因为注册地变量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强相关性。
⑨篇幅关系，稳健性分析的结果没有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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