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创新：当代中国青年道德人格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青年论文,人格论文,当代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德传统是通过代际差异调适过程中的文化传递而得以传承和创新的。当代中国青年对伦理价值的选择与道德判断的生成，都与文化传递过程中的代际差异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代际差异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社会现象，它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一反传统社会的单向直线传递方式，采行多元曲线的传递方式，使得以往代与代之间不太明显的差别突出起来。世代之间不仅在行为方式、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上存在着差别和隔阂，在价值观念这一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上也存在着不同。文化人类学家W·O·米德概括现代化社会普遍存在着的这种现象，认为文化传递正由后象征文化向互象征文化，进而向前象征文化过渡。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年轻人和老年人不得不相互成为学习对象，甚至在某些方面老年人更应主动地向年轻人学习，以适应新的环境。
显然，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由于科技进步和文化变迁使得社会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面对如此纷繁的世界，老一代由于其已有的社会经历和心理定势，他们对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适应和追求，要比年轻人艰难得多。而年轻人较少传统包袱，最少保守思想，他们具有充沛的精力和浪漫的理想。然而，他们涉世不深，却常常以“准成年人”身份来评判现实。可以说，在代际差异的形成中，年轻人常常扮演主导角色。在一定意义上说，时代的性格就是青年人的性格。因此，如何调适代际差异，进行代际沟通，以达到代际共识，从而建立起适应社会转型需要的主流文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代际差异的文化发生空间主要是家庭，家庭是人的社会化最重要的组织手段。现代化进程有理由要求家庭从小培养儿女具有能适应现代化环境的品质。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证明，在各种环境媒体中，家庭对个人成长和世界观的形成影响最大，影响时间也最长。在促进现代人格的成长中，父母的现代性倾向和教育子女的方法至关重要，优越的家庭环境只有与父母优秀的人格、得当的教育方法相结合，才能塑造成功具有现代性人格特征的一代新人。
在目下一般的中国家庭，父母望子成龙心切，把自己认可的或未实现的价值追求强加在下一代身上，并以是否听话来判断孩子行为的优劣，因而使孩子屈从于外在的权威价值观，形成不了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健全的主体人格。另外，父母包办也不能使孩子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和能力。这在现代核心家庭中更为多见。在代际间的文化传承中，家庭关系的非民主化倾向，一方面造成孩子唯我独尊式的自我中心主义，即所谓“小皇帝”，缺乏宽容精神；另一方面造成孩子独立自我意识和自主生活能力的欠缺，以致成年之后，虽经过现代教育似具有独立意识，实际上却常常屈从于时尚和权威价值观的影响。以文化社会学的观点看，人至青年期自我意识的养成，会逐渐适应文化的世俗化和权威的理性化的要求，而当代青年却往往不能将其化作实在的行为方式。他们在审视世界时，总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推而广之，带上一层普遍化色彩。如一方面高喊自我意识的强化，要民主、争自由，却不知宽容别人的价值观和合理的选择；另一方面又屈从于流行的价值观而使自我意识徒具其表。这不符合社会现代化的潮流。须知，现代社会所要求的道德人格，其根本精神即在于自尊和宽容，即不仅自尊，而且尊人。这是现代民主精神的真谛之所在。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以代际差异形式所表现的道德传承与创新，无疑是以青年这一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为主导方面的。对青年亚文化群体又可作进一步的分类，诸多类别，不易把握，只能择取其中变动最为剧烈的几类群体进行典型分析，借以省察道德传统的超越和道德人格的转型在青年文化层面的表征。
大学生群体：寻找“自我”中的迷茫
人生价值观是道德人格系统的核心。身为“天之骄子”，大学生这个特殊青年群体的人生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鲜明地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迁。这一轨迹折射出大学生由迷茫中寻找“自我”，到个体追求实用功利化的变动。
十年“文革”，留给人们的不仅是濒于崩溃的经济和荒芜萧条的文化，更有深重的心理创伤。虚幻的国家共同体，在一个声音、一种思想的秩序景观中，达到了极端的异化，个人价值也在“钉子精神”的“无我”教化中得以消失。1978年，当几十万青年中的精英分子，以高考竞技场上胜利者的姿态，满怀激情地步入大学校门时，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舍我其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英雄主义忧患意识主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知识的海洋中，同时也对“文革”进行不断的反思。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惊异地发现：自己所坚信和追求的理想与现实竟有着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是如此之艰辛，人生的目的又是那样的飘乎不定。他们彷徨、苦闷，禁不住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1980年5月， 潘晓在《中国青年》第五期上发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立即在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对“文革”中所充分展现的集体主义本位价值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大学生人生观的价值取向有了一个逆反式的变动，就是从绝对集体主义走向“自我奋斗”的绝对个人主义。一切都不可信，唯有“自我”才是最真实的。这种利己主义、个人中心论的心理定势，带着对传统文化不加思索的逆反心理倾向，使大学生在寻求一种新的能够促进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价值体系。1980年5月掀起的人生观大讨论， 又与存在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相重合，萨特一时成为青年大学生崇拜的偶像。1982年10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了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为救一位落入粪池的老农而献身的事迹后，许多大学生又提出了“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为救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农而牺牲是否有价值”的问题。可以想见，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大学生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其人生价值观并没有实现个人主义与社会秩序的契合。
八十年代中期，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治国理念框架中，国家权力推动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举措，从而使个人活动的社会空间逐渐扩大。此时，大学生在痛苦的思索和追求中发现，个人价值只有在社会空间范围内才能实现。因此，他们在关注自我的同时，也以浓烈的忧患意识积极观照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文化热”、“参与热”成为校园文化的主流。在以旁观者的角色对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观照的同时，也以实践者的角色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勤工俭学、社会调查成为他们提高自身竞争能力、观察了解社会的有效手段。其人生价值观的结构也逐渐趋于完善。
然而与此同时，大学生面对纷繁复杂、日益丰富多采的现实世界，重又陷入了新的迷茫。1987年初，一股来势迅猛的“经商热”席卷大学校园， “穷得象教授， 傻得象博士”成了他们厌学心态的真实写照。1989年以后的大学生，其人生价值观更是无所傍依，遂造成道德行为的失范，“搓麻”、恋爱、沉湎舞场成为他们寻求人生价值寄托的手段。九十年代之后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对大学生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大学生人生价值观迅速趋于实用功利化，“下海”者不乏其人。近几年，经商热有所减退，校园里恢复了相对平静，但大学生人生价值追求的实用化、功利化已越来越明晰。这是市场经济发育初期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使然，使今天的大学生再回到“思考与忧患”的时代，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就是大学生在追逐功利的同时，也要不断完善道德人格，尤其是要养成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民主、自由、科学精神。
大学校园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象牙塔”，校园文化也就不是“孤岛文化”，总是与社会主流文化有着历史的、时代的联系。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校园活动群体的道德观念、心理、判断、行为等不可避免地受主流文化中道德传统的制约和影响。大学生在成为校园组织成员之前，其头脑中的道德观念都已深深打上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印记。如果一位学生在进入大学前所接受的是培养“小皇帝”式的家庭教育，那么自私、冷漠的个性就会带进他与教师、同学的人际交往中，甚或因此产生严重的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这样的事例在高校中已不鲜见。如何使大学生铸就既独立自尊又有宽容精神的理想道德人格，确实不单单是学校教育的独有任务，须同中国道德传统的社会改造结合起来，方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青年农民：走出封闭的世界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趋向是很明显的，但与都市社会相比，又有其独特的稳定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动，但村落家族文化又有回归的现象，这说明农村社会变迁的滞后性，传统的力量仍然主导着变迁中的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家族、宗族社会组织在农村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注重家族亲情人伦关系的传统价值观强烈地制约着乡村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化中的青年。青年个体也正是根据这套价值体系去评判事物、表示意向和采取行动。即是说，在农村青年个体之间、青年个体与村落社会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或家族这一中介组织来加以调适的。因而家庭和家族在调整青年个体行为与其他社会成员行为及社会整体行为标准的和谐统一方面影响巨大。个体依赖于家族、宗族组织，个性被泯灭、消融于虚幻的集体之中。由于农业社会的规模经营差，产出极为有限，积累较少，乡村人承受风险的能力很弱，从而形成其人格中的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不敢出头露面，具有普遍的从众心理和趋同行为，从而使乡村人格（主要地表现为道德人格）带有稳定而缺少变化的特点。
不可否认，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中国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道德人格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型。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农民打工族的涌起，他们走出封闭的世界，对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道德人格也逐渐地带有一定的现代化取向。农民工阶层既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又是率先实现人格转型的先导型边际群体。和众多尚未实行职业流动，尚处在相对封闭社区的乡村居民相比，农民工算是现代化中的领潮族。现代青年农民自从进入工厂或投身到城市组织之中后，便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新职业阶层，他们的社区集体和企业集体观念迅速得以强化。他们开始意识到，要想个人致富、家庭兴旺，必须加快社区、企业的集体发展，这就要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对于带有自由涣散等小农习性的青年农民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思想道德观念的大飞跃，是从农民变为工人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企业所要求的协作精神与传统农业社会中家族本位的伦理价值观如何实现有效的整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青年犯罪群体：扭曲的道德人格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空间的不断扩大和利益集团的多元化，使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失控状态，人们的道德行为也失去了规范的约束。青年群体的伦理价值观和道德行为一旦缺乏有效的控制、约束和引导，就会产生扭曲的道德人格。近年来，青年犯罪总量的不断增加，犯罪形态和后果日益恶化，暴力犯罪、性犯罪和毒品犯罪甚至有恶性发展的势头。这与其道德人格的扭曲不无关系。
犯罪青年是青年中层次较低的群体，一般地说，其社会处境、家庭环境和自身素质，都比其他层次的青年要差。他们道德判断力极弱，只能“跟着感觉走”；没有高尚的价值追求，其道德人格的扭曲和相应道德行为的失范，导致他们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在他们道德观念的“天平”上，只有对乐、利、欲等物质利益和肉体欲望的追求，丝毫没有道德原则可言。现在的青年犯罪群体，已不单纯是为求生存、温饱而走上犯罪道路，多是为了寻欢作乐的享受需要，将“人生在世，吃喝玩乐”、“及时行乐”作为人生追求的信条。这就必然置道德原则、社会秩序于不顾，大多以“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过把瘾就死”为行为准则。广东省1994年吸毒者2.7万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 他们吸毒的动机是“寻求刺激”、“追求时髦”、“贪图享受”、“弥补精神空虚”等。对于青年犯罪群体而言，道德教化的作用已显得微乎其微，当然就更谈不上道德内约。其道德人格的救治，不能仅求助于道德传统转型的单向发展，而必须以法治化程序加以解决。当然，从社会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礼俗社会的习惯法应与现代化所要求的道德秩序相协调，以解决道德行为失范和人格扭曲的社会问题。
以上仅粗浅地描述了三类青年群体的伦理价值观和道德人格的发生机制，并未顾及其道德生活的全部景观，且也未涉及其他青年群体。但这三类青年群体伦理价值观和道德人格的变化，确实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大变动时代道德传统转型的典型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