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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1）01－0057－08
《孙文学说》，即孙中山所著《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它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主要阐述其“行易知难”① 学说。对于此书的关注，以往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对其文本思想的阐释②，然而对于文本背后的问题如出版，则甚少涉及，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探讨。
一、著述动机及成书时间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险象环生，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由总统制而复辟帝制而军阀统治，政权更迭频繁。孙中山面对如此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政治格局，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③。为了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挽救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先后发起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一系列的革命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革命的失败使部分革命党人意志消沉、人心涣散，对前途失去信心，有的人甚至背叛革命。孙中山所提出的救国之策，许多人认为“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而无法实行，以至于“众口烁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④。正如他在《孙文学说·自序》中大声疾呼“国民！国民！”，发出“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的感叹。对此，蒋梦麟回忆说：“因为他（按：指孙中山）的眼光和计划超越了他的时代，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常常觉得他的计划不切实际。”⑤ 陈炯明在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一次会面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虽然敬重孙中山，但是认为孙中山是个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⑥。
孙中山认为造成革命失败的原因不是别的，主要是由于革命党人对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其中的根源是“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这个错误的思想就是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他笃信“革命建国之大敌，不在于敌人势力之强大，而在于此一‘知易行难’旧说之作梗”⑦，深切地感受到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打破陈旧的观念，统一思想，使万众归心于一，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于是开始宣传“行易知难”学说。据胡汉民回忆，孙中山开始宣传《孙文学说》最早可以上溯到1913年，“总理最初宣传《孙文学说》是在民国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讨袁失败后到日本去的时候。总理以为讨袁的失败，就是因为一般党人不肯服从他的命令，把他的主义政策视为理想难行……。一般人觉得理想是很容易的，而且要轻视理想，总理认为理想是很难的，认为理想是事实之母。”⑧ 由此观之，革命的失败是孙中山撰写“行易知难”的《孙文学说》的直接动力。
1917年7月21日，孙中山在广东全省学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时提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观点，并且向社会各界声明“近日欲著一书，言中国建设新方略”⑨，明确表示了他著书的愿望，只是此时公务繁杂，无法脱身写作而已。1918年5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务，5月8日致电汪精卫表示“政治活动，恐无补于国家，此后当待机以图根本之解决耳”⑩。5月21日在胡汉民、戴季陶等人陪同下孙中山离开广州，转道汕头、日本于6月26日到达上海(11)。孙中山移居上海后，闭门谢客，潜心从事著述。对于著书目的，孙中山在与汪精卫的一次谈话中表示，“据年来经验，知实现理想中之政治，断非其时，故拟取消极态度，将来从著述方面启发国民。”(12) 此后，这种意图在孙中山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往来函件中多有明示(13)。
由此可见，身处革命浪潮中的孙中山在经历了多次革命的失败和挫折后，从实践和理论上都深刻地认识到国民的思想觉悟落后已成为革命的障碍，此种思想“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14)，必须从心理上亦即思想上唤起民众，才是救治中国的根本之策。正如他在本书的自序中所言：“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15) 正是基于上述情形，为了解决国民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孙文学说》就此诞生。
对于撰写《孙文学说》，孙中山非常重视。据胡汉民回忆“以前总理发表什么文章很少自己下笔的，惟有这本书自始至终都是总理一个人的手笔，旁边没有什么人参与的”(16)。邵元冲对此也说：“其手稿《孙文学说》，全书数万言，皆为总理手写，一字不苟。”(17) 他酷暑严冬，伏在案头，奋笔疾书。冬日短衣据案，奋笔不少休，夏日亦时时挥汗批览，以为至乐(18)。至于在撰写过程中使用的参考资料(19)，邵元冲在述及此事时说：“总理草《孙文学说》之时，亦多征引典籍。”(20) 又说：“草《孙文学说》时，欲详知明郑和遍历南洋故实，及当时海舶之构造，余举费信《星槎胜览》等以对。总理乃嘱悉行购置，以备参阅。”(21) 可见，《孙文学说》的撰写融合了古今中外的各种资源。
在初稿完成后，孙中山曾让胡汉民和朱执信二人帮助校阅，征求他们二人的意见。胡、朱二人阅后，胡汉民认为在写作方法上，“《孙文学说》文章的做法，实在是东方的逻辑方法。……最重要的是喻。喻所以破他，用喻来说明道理，这种力量是很大的”(22)，对文本内容没有更改什么字句，最后提出两点修改建议：一、文字中的一些同音字是否需要更改；二、文中胡、朱二人的事叙述太多，建议删去一部分。孙中山完全接受这两点建议，对全书进行了修改。
孙中山在书稿完成后，就书稿的取名问题颇费思量，如1919年1月14日在写给北京蔡元培、张相文讨论编纂民国史事的函件中说：“文所著述之稿，现尚未有定名。”(23) 经与他周围的人斟酌甚久，最终孙中山将书名定为《孙文学说》。胡汉民对此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总理做好了这本学说的稿子，好久没有把书名字写出来，甚而至于连‘知难行易说’的书名都不肯用。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就提出笔来写‘孙文学说’四个字。”(24)
那么，《孙文学说》何时完稿成书(25)，《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载：“1919年1月1日，国父孙先生文撰著之心理建设《孙文学说》一书完稿付印。”(26) 据胡汉民回忆《孙文学说》也成书于1918年，“《孙文学说》是在民国七年的时候做成的，前后一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完稿。”(27)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自序中落笔时间也是“时民国七年（1918年）十二月三十日，孙文自序于上海”(28)。到这里，似乎可以确定其成书于1918年确凿无疑(29)。然而研读《孙文学说》，在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的文尾载有孙中山宣誓的誓言，其下落款的时间却写着“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正月十二日孙文立誓”(30)。另如前文所述在1919年1月14日复北京蔡元培、张相文的函中，孙中山有如下表述：“文所著述，盖欲以政治哲理，发挥平生所志，与民国建画暨难知易行之理，撰为一编，以启迪国人，俾灼知共和政治之真相为何，国民之所宜自力者为何。草创将半，再阅数月，或可杀青。其中一章所述者为‘革命缘起’，至民国建元止，已略述此数十年来共和革命之概略。”(31)
首先，函中所讲的其中一章的内容是革命缘起的信息，告诉我们孙中山所指的著述为《孙文学说》，因为这是该书第八章的内容。其次，上文“再阅数月，或可杀青”云云，表明此时《孙文学说》尚需数月才可完稿。由此可见，到1919年1月，该书稿仍然处于草创时期，并未最终定稿，1918年底完成的可能只是一个草稿而已。
此外，本书第四章有“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32)，孙中山就其“行易知难”学说与杜威进行会谈，杜威表示：“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33) 对于杜威来沪之事，蒋梦麟予以证实。他多次谈到杜威和孙中山会见之事，在其《自传》中说：“有一天我和罗志希同杜威先生谒见孙先生，谈到知难行易问题。”(34) 在另一篇《追忆中山先生》的文章中，他再次提到“杜威先生来华，我曾介绍去见先生，讨论知难行易问题”(35)。尽管蒋梦麟多次提到杜、孙二人会见之事，但并没有告诉我们见面的确切时间。不过，胡适给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
胡适在1929年5月撰写的《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说：“《孙文学说》的自序是民国七年（1918）十二月三十日在上海作的，次年（1919）五月初，我到上海来接杜威先生；有一天我同蒋梦麟先生去看中山先生，他说他新近做了一部书，快出版了。他那一天谈的话便是概况地叙述他的‘行易知难’的哲学。后来杜威先生去看中山先生，中山谈的也是这番道理。”(36) 从胡适的记述中我们可以获知杜威和孙中山的见面时间是在1919年五月间，但具体是五月的哪一天，胡适没有明确说明。吴相湘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说明，“民国八年（1919），他（杜威）应中国南北几所学术教育机构来中国讲学。是年四月三十日到达上海。五月十二日由蒋梦麟、胡适陪同前往赴孙先生邀请的晚餐。餐后两人即讨论知难行易问题。”(37) 后来元青和张宝贵二位学者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都认为1919年5月12日杜威在上海和孙中山进行了会谈(38)。
如果上述诸位学者考证不误的话，我们可以确定，《孙文学说》最终定稿成书的时间不会早于杜威和孙中山的会面日期，即1919年5月12日。胡汉民的记述大概是指书稿的草稿完成时间，孙中山的自序落笔时间虽然为1918年12月30日，但此时该稿仍然处于草创的阶段。此后孙中山又进行了多次的修改，陆续增补了如上文所述第六章《能知必能行》中1919年1月12日立誓的内容以及和杜威会谈之事(39) 等内容。正如孙中山对邵元冲所言：“稿（指《孙文学说》）已由人校二度，此为三度，特自校之，然尚时见误讹”，并感叹说：“校书之不易，于斯可证。”(40) 如此精益求精，反复修改，直至书稿出版前夕方才最终定稿成书。
二、《孙文学说》与商务印书馆
为了使《孙文学说》广为传播，1919年孙中山曾派人将书稿送往商务印书馆，拟请商务付印。此时的商务印书馆是国内最大的集编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其实，早在1916年7月孙中山就和廖仲恺、胡汉民、唐绍仪等人参观过商务印书馆(41)，和张元济也有交往(42)。因此，孙中山对商务印书馆是有所了解的，《孙文学说》选择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情理之中。
但是，商务印书馆对是否出版《孙文学说》，并没有及时表态。张元济1919年4月7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又询《孙文学说》如何答复。”(43) 随后，在4月8日的日记中说：“《孙文学说》，与梦商定，先去信问其意见如何。”(44) 数日以后，到了4月14日，张元济说：“卢信公交来《孙文学说》数卷，尚未完全。梦意恐有不便。余云不如婉却。当往访信公，并交还原稿，告以政府横暴，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敝处难与抗，只可从缓。”(45) 这样，商务印书馆就以“言论出版不自由”为名，婉拒了《孙文学说》在商务的出版。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如前文所论，《孙文学说》最终定稿成书的时间不会早于1919年5月12日，那么商务印书馆怎么会在尚未定稿的4月就出版它呢？其实，这只是孙中山为著作出版与出版机构进行的一次商业协商而已，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在著书的同时就已经在考虑其著作出版的问题。如前文所引，早在1919年1月14日复北京蔡元培、张相文的函中，孙中山就说：“文所著述之稿，……，意在溥及国民，广行传布，若完全由沪印行，恐卷轶繁重，分运为艰，拟备资于京、沪分别印刷。执事闻见较详，倘知北京有优良之印局，足以印行，或完全由沪印行分运，如何为便？均望以办法见示，俾得有所折衷，甚幸。”(46) 由此看来，孙中山在其著作尚未定稿之前就为出版之事考虑甚多，一直在谋划出版的良策和寻找合适的出版机构。而1919年4月间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出版之事就是他为著作出版未雨绸缪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张元济的日记里有“卢信公(47) 交来《孙文学说》”一语，学界便有孙中山派（托）卢信恭请商务印书馆印行《孙文学说》之说(48)。但张元济并没有讲卢信恭将《孙文学说》交到商务印书馆是受孙中山所托。那么，孙中山究竟是派谁到商务印书馆印他的书稿呢？笔者研读史料却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况。1989年，王洛舟《田桐轶事趣闻录》一文在忆及田桐（以下简称《王文》）时称：“民国七年（1918），广西军阀陆荣廷勾结一部分议员，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改元帅一长制为总裁会议制，以孙中山、陆荣廷等七人为七总裁，使军政府沦为军阀的工具。中山先生未就职，回沪著《建国方略》。‘方略’著成，中山先生把原稿交曹亚伯去商务印书馆付印。商务印书馆以‘营业有自由’，可以‘不印孙文之书’为由，拒不受印。”(49)
此处需要指出的是，《王文》似乎告诉我们商务印书馆拒印的是《建国方略》，与前文所论拒印《孙文学说》是两码事。然众所周知，《建国方略》由三篇组成：其一为《孙文学说》（心理建设）；其二为《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其三为《民权初步》（社会建设）。其中，《民权初步》早于1917年就由中华书局出版。《实业计划》最早用英文写成，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mt of China,1919年在《远东时报》六月号首发(50)，而中文版的《实业计划》到此时还尚未完成。基于此，显然《王文》所指《建国方略》不是包括上述三部分的《建国方略》。再者，孙中山在《孙文学说·自序》有“乃拟笔之于书，名曰《建国方略》，以为国民取法焉”(51) 之说。从上观之，《王文》所言商务印书馆拒印《建国方略》与张元济婉却《孙文学说》只不过是著述方和承印方对孙中山书稿不同的称呼而已，实际是指同一件事。因此，受孙中山委托去商务印书馆付印《孙文学说》的人是曹亚伯。
如果说王洛舟通过回忆田桐来记述此事为一面之辞，尚不足为据的话，那么田桐本人对此事的记载则提供了更为详实的细节，他在所著《革命闲话》中说：
民国七八年间，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制，孙公未就职，回沪著《建国方略》，书成，以原稿属曹亚伯付印。亚伯持至商务印书馆，馆人拒之。亚伯曰：“尔为营业性质，焉能拒我。”馆人曰：“营业亦有自由，不印孙文之书，不亦可乎！”亚伯与争不获，忿然而归报孙公，孙公怒甚(52)。
此外，曹亚伯的后人也有类似的表述，据曹志鹏、曹惠白(53) 记述，“1918年五月，桂系军阀陆荣廷排挤孙中山，改军政府为七总裁制，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返居上海，深感人心涣散，必先注重心理、物质和社会各方面的建设，于是埋头著作，写成《建国方略》，交曹亚伯送商务印书馆付印。不料当时商务印书馆被无政府主义者把持，竟拒印孙文学说。”(54) 据此，我们可以说孙中山委托去商务印书馆付印《孙文学说》的人是曹亚伯，而不是卢信恭。卢信恭虽然也参与了此事，但并不是孙中山所委托之人。
商务印书馆拒印《孙文学说》后，孙中山深为愤怒。事后，虽然张元济曾给孙中山写信对此进行了解释(55)，但是孙中山对此事难以释怀。他在1920年1月29日《为创设英文杂志印刷机关致海外同志书》中说：“我国印刷机关，惟商务印书馆号称宏大，而其在营业上有垄断性质，固无论矣。且为保皇党之余孽所把持，故其所出一切书籍，均带保皇党气味，而又陈腐不堪读。不特此也，又且压抑新出版物，凡属吾党印刷之件及外界与新思想有关之著作，彼皆拒不代印。即如《孙文学说》一书，曾经其拒绝，不得已自己印刷。”(56) 痛斥了商务印书馆的行为，并决定创建属于自己的出版机构。
三、《孙文学说》的初版
对于《孙文学说》最初何时出版，由谁出版，笔者耙梳史料，目前主要有“强华版”、“亚东版”、“华强版”三种说法。
如前文所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载：“1919年1月1日，国父孙先生文撰著之心理建设《孙文学说》一书完稿付印。”(57) 但稍后又有“此书撰写于民国七年，完稿于今春，出版于本年五月二十日”(58) 一语，似前后矛盾。胡汉民先生的年谱云：“5月20日，国父著《孙文学说》一书出版。”(59) 但都没有具体说由哪家出版社出版。
王子澄在《回忆民智书局》一文中称：“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中山先生回到上海，准备出版《孙文学说》一书，遭到商务印书馆拒绝，后由强华印书馆代印并总发行。”(60)《孙中山年谱》也载：“（1919年）5月20日，将本年春定稿的《孙文学说》卷一‘知难行易’付印，并亲任校阅。6月5日由上海强华书局发行。”(61) 此外，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出版的《孙中山年谱》也同此说(62)。此为《孙文学说》“强华版”说。
汪家熔在《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中认为，1919年4月间在《孙文学说》被商务印书馆拒绝出版后，“后来朱执信和汪孟邹商量，由亚东图书馆出版。”(63) 持相同观点的有《孙中山辞典》中“孙文学说”词条，云：“1919年春定稿，编为《孙文学说》卷一《知易行难》，5月中旬由亚东图书馆出版。”(64) 此为《孙文学说》“亚东版”说。
《国父年谱》1919年条下载：“5月20日《孙文学说》出版”，其下又有“至6月5日，初版由上海华强书局发行”(65)。《中华民国国父实录》亦载，“5月20日《孙文学说》在沪出版”，其条下又云：“此书初拟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商务拒之，因是停顿，其后乃交上海华强书局，初版于六月五日。”(66) 同样，《孙中山年谱长编》载：“5月20日，《孙文学说》一书付印，6月5日初版由上海华强书局发行。”(67) 此为《孙文学说》“华强版”说。
以上“三说”都没有对各自所持的观点进行深入的分析论证，《孙文学说》究竟何时出版，由哪一家出版机构出版，如同雾里看花。因此，厘清其初版的真实面目就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1989年，邹振环先生撰文《(孙文学说)在沪初版发行的前前后后》（以下简称《邹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邹文》首先认为《孙文学说》在5月31日前已经传到了四川，因此初版不可能是6月5日的上海强华书局版。其依据为：《孙中山全集》第5集载，孙中山1919年6月18日在回复四川蔡冰若的函中所提及的收到蔡冰若5月31日的信，以及此函下的注释：“《孙文学说》出版后，受到舆论界重视，四川蔡冰若上书孙中山问著述《孙文学说》要旨，复函告以《孙文学说》要旨在‘纠正国民思想’。”《邹文》认为如果这条解释不误的话，可以断定上述观点，并在稍后进一步论证说：“如果蔡冰若在1919年5月31日前读到的《孙文学说》是亚东图书馆的话，那么此书初版的时间很有可能就在5月中旬。”(68) 随后又基本断定亚东图书馆的版本是《孙文学说》最初的版本。依据有三：其一是，汪孟邹《我与新书业——答肖聪先生》一文所载：“《孙文学说》，也是我们印的，销路都很好，海内外都很风行”；其二是，汪原放在回忆其大叔汪孟邹回顾亚东的历史时所讲的“‘五四’来了，我们由朱执信介绍，替孙中山印过《孙文学说》，发行过《建设杂志》”；其三为《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附录Ⅱ“书籍”列表中有一栏所载：书名：《孙文学说》；著、译、编或标点者：上海建设社；出版年份：1919年(69)。最后，根据商务印书馆拒印《孙文学说》后，朱执信说无从找书店印行就拿到了亚东图书馆，由孙中山自己出钱请亚东印刷，从而得出亚东版是《孙文学说》最初版本的结论(70)。
对此，笔者以为从孙中山在1919年6月18日复蔡冰若的函中，大体可以判断5月31日蔡冰若来函的内容主要有二，一为询问《孙文学说》的主旨，二为准备到沪拜访孙中山(71)。从这点来说，《孙中山全集》第5集中注释云“蔡冰若上书孙中山问著述《孙文学说》要旨”无疑是正确的，但《邹文》据此认为《孙文学说》在5月31日前已经传到了四川，蔡冰若已经读到了此书的说法似乎欠妥。因为类似蔡冰若的这样的函件常有人寄给孙中山。如，有位刘仁航的同志曾有类似的行为，孙中山曾批答，“存查，并抄地址，俟书出版寄一份与他传播。”(72) 另从常理来推测，笔者认为蔡冰若在给孙中山写信时他没有读到《孙文学说》，如果他读到此书，就不必再去函询问此书的要旨，因为孙中山在此书的自序中已经将其要旨清晰地表达出来(73)。因此，《邹文》据此所断初版不可能是6月5日的上海强华书局版尚有商榷的余地。
其次，《邹文》确定亚东图书馆的版本是《孙文学说》最初版本的依据之一是，汪孟邹《我与新书业——答肖聪先生》一文所载：“《孙文学说》，也是我们印的，销路都很好，海内外都很风行。”然汪孟邹在此文中所讲的时间是“记得民国八年（1919年）秋天，中山先生要办《建设杂志》，同那些大出版家商量代为印刷和发行，每家都拒绝了，最后，朱执信先生来同我们商量，我们答应下来。《建设杂志》出至二卷六期，另外还有小册子，如《孙文学说》，也是我们印的，销路都很好，海内外都很风行”(74)。由此观之，亚东图书馆确实是出版过《孙文学说》，但那已经是1919年秋天以后的事。
《邹文》的另一依据是，汪原放在回忆其大叔汪孟邹回顾亚东的历史时所讲的，“五四”来了，由朱执信介绍，替孙中山印过《孙文学说》，朱执信说无从找书店印行就拿到了亚东图书馆，由孙中山自己出钱请亚东印刷。汪原放的回忆原文为：
我大叔回顾亚东的历史时说到：“‘五四’来了，我们由朱执信介绍，替孙中山印过《孙文学说》，发行过《建设》杂志（一至二十四期）。朱执信说无处找书店印行，所以我们答应做了。钱是他们拿出来的，不要垫款，所以我们可以答应。”
我们怎么会得到印行《建设》杂志的机会的呢？……而当时印刷机关缺乏，规模较大的印刷机关，如商务，像孙中山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凡属吾党印刷之件及外界与新思想有关之著作，彼皆拒不代印”，以至朱执信说无处找书店印行了。孙中山先生和朱执信先生们在“五四”后，对于新文化运动，认为“苟能继涨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所以就决定找到卖新杂志的亚东图书馆来接洽《建设》的印刷、发行了(75)。
从汪原放的表述可以发现，朱执信说无从找书店印行是针对《建设》杂志而言，并非针对《孙文学说》。由于大的印刷机关不印《建设》杂志，亚东图书馆才得到印行的机会。据此可知，《邹文》对此显然是误读。此外，杨寿清在1936年对此也有记述：“民国八年（1919）孙中山先生护法失败，到上海编办‘建设杂志’，谋作思想宣传时，其他书局都不敢发行，而独亚东图书馆承担，出版至两年之久。”(76)
最后，虽然《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附录Ⅱ“书籍”列表中有1919年上海建设社出版《孙文学说》一说，但是其并未具体说明出版的月份。另外据此附录的注释云：“这份目录为作者1961年所编。内容并不完全准确。……较多的是出版年份不准确”(77)，因此其真实可信度大打折扣，不足为据。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邹文》所得亚东版是《孙文学说》最初版本的结论难以让人信服。那么《孙文学说》到底是由哪一家最初出版的呢？其实，在《孙文学说》出版后，孙中山曾让廖仲恺把此书寄给胡适。廖仲恺在1919年7月11日致胡适的信中说：“适之先生大鉴：前月承孙先生命，寄上新版书五本，末审收到否？孙先生拟烦先生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于此书内容一为批评，盖以学问之道有待切磋，说理当否，须经学者眼光始能看出也。”(78) 胡适接阅《孙文学说》初版后，即于1919年7月20日发行的《每周评论》上刊出其对此书的评论(79)。在《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第3版的书评中，胡适首先说明所评之书的版本是上海华强印书局版，定价一元(80)。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孙文学说》的初版是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华强印书局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检阅史料，我们发现1919年6月5日上海华强印书局在《民国日报》（上海版）第2版发布《孙文学说》现已出版的广告，以“破天荒之学说，救国之良药”为广告语进行促销售卖，并对此书的字数、纸张、字号、售价等相关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书凡十万言，用连史纸印刷，全卷用大字，阅者绝不耗费目力，精装一厚册，定价一元五角。兹为传播新学说起见，于初版时售特价洋一元”，希望“凡崇拜孙氏或怀疑孙氏及反对孙氏，欲一读此书者从速来购。”此广告一直在《民国日报》持续到6月30日。该书“出版第二天，孙中山赠送妻子宋庆龄一本，并在封面上题写‘献给爱妻，孙逸仙，1919年6月6日，上海（To my beloved wife,Y.S.Sun.June 6.1919,Shanghai）’”(81)。此外，孙中山还题赠了一本给其岳母存读，目前这两本书藏于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华强印书局起初在上海法租界东新桥140号总发行，从6月7日开始在各大书坊寄售，到6月14日华强印书局在上海的英大马路永安公司、棋盘街审美图书馆、群益书局、江左书林、著易堂以及中华图书馆设立代售处，将《孙文学说》迅速推广到各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孙文学说》的初版既不是“强华版”，也不是“亚东版”，而是1919年6月5日，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的“华强版”。所谓的“强华版”说大概是口误和笔误而已。
《孙文学说》出版后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在本书“付印之初即承各界预订一空”(82)。胡适对它的评价是“《孙文学说》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能把它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并称赞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地做去”(83)。1919年8月3日，廖仲恺致信胡适转达了孙中山对他所做评论的谢意，“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84)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对《孙文学说》大力宣传，使其成为国民党建构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资源。
注释：
① “行易知难”之说，当时许多人又称为“知难行易”。本文除引文外，采《孙文学说》原文之称。
② 如王万钟编著：《〈孙文学说〉疏证》，正中书局1944年版；刘兴华、刘仁坤：《孙中山思想研究：关于孙文学说思想体系构建原则的初步思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姜义华：《论〈孙文学说〉人文精神的新构建》，《学术月刊》1994年第1期；贺渊：《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中国共产党与孙文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黎琳：《“孙文学说”新解》，《民革中央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团结》2006年增刊。
③ 孙文：《建国方略》，民智书局1922年6月第2版，第1页。
④(14)(15) 孙文：《建国方略》，第1、2、3页。
⑤ 蒋梦麟：《蒋梦麟自传：西潮与新潮》，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⑥ 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⑦(1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正月至二月，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年版，第4、14页。
⑧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正月至二月，第14页；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233页。
⑨ 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国父全集》第2册，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380页。
⑩ 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国父全集》第3册，第561页。
(11) 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年版，第3254页；另据《梁士诒年谱》所载汪精卫致梁士诒的电文，有“中山二十五日晚抵沪”之说，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428页。
(12)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428—429页。
(13) 如孙中山1919年9月1日回复于右任函、1919年6月18日回复四川蔡冰若函、1919年8月6日回复吉林李梦庚函、1919年8月26日回复廖凤书函，参见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国父全集》第3册，第639、622—633、630、635页。
(17)(18) 邵元冲：《总理学记》，《建国月刊》1929年第1卷第1期，第115、116页。
(19) 据胡汉民回忆说：“总理在著述《孙文学说》的时候，并没有用许多的参考书”，对此胡汉民的理解是“大概总理是把各种道理融会贯通了，所以才能够信笔写来。总理以前少看中国书，到日本后他却很爱看中国书，上自五经论语孟子周秦间诸子，下至曾国藩、胡林翼所著述的书，都是爱看的。”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正月至二月，第14页。针对这一问题，吴相湘先生认为孙中山早在1913年就开始阅读各种参考资料，为撰写《孙文学说》做准备。他根据国民党党史会所藏孙中山当年向日本东京丸善书店的购书发票认为孙中山参考了许多日英文书籍，胡汉民所言不完全正确。详情参阅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339、1363页。
(20)(21) 邵元冲：《总理学记》，《建国月刊》1929年第1卷第1期，第115页。
(22)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235页。
(23)(31) 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国父全集》第3册，第590页。
(24)(26)(27)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正月至二月，第13、1、14页。
(25) 本文所指的成书是指书稿经反复修订直到印刷出版前的最终定稿。
(28)(30)(32)(33) 孙文：《建国方略》，第4、83、54、54页。
(29) 如钱玄同说：“他（孙中山）的著作言论我所见过的，为（1）一八九四年给李鸿章的信，（2）一九○六年十二月二日在东京《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中的演说（见《民报》第十期），（3）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孙文学说》，（4）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三民主义》的演讲录。”见《语丝》第23期，1925年4月20日，第4页。郭太风在《王云五评传》中也认为：“《孙文学说》完成于1918年。”见郭太风：《王云五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34) 蒋梦麟：《蒋梦麟自传：西潮与新潮》，第161页。
(35) 蒋梦麟：《追忆中山先生》，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8页。
(36) 胡适等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版，第145页。
(37)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1342页。
(38) 参见元青：《杜威与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张宝贵编著：《杜威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8页。
(39) 对于《孙文学说》第四章所载杜威至沪与孙中山会谈一事，笔者曾查阅《孙文学说》的多个版本，亚东图书馆1920年4月重印版有此内容（第88页）；上海华新书局1926年版有此内容（第49页）；1927年4月初版、5月再版的新时代教育社版本有此内容（第51页）；上海五中书局1929年版有此内容（第39页）；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5月重版有此内容（第52页）；中山文化书局的版本（出版时间不详）有此内容（第47页）；上海民权图书社印行的版本（出版时间不详）没有此内容；上海富华书局1924年的版本虽缺第40页，但根据印刷篇幅字数推算此本也没有此内容。
(40) 邵元冲：《总理学记》，《建国月刊》1929年第1卷第1期，第116页；又见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0页。
(41) 张元济在1916年7月25日的日记云：“孙文，偕其友廖仲恺、胡汉民、张溥泉、朱丁五人来观厂。又，唐少川、温领甫同来作陪”，见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2页。
(42) 参阅张元济在1917年2月10日、14日、24日的日记，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册，第165—166、168、174页。
(43)(44)(45)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下册，第564、564、567页。
(46) 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国父全集》第3册，第590—591页；《中央党务月刊》1929年第11期，特载第5页。
(47) 张元济在日记中对“卢信公”的称呼前后有异。如1920年7月6日记称：“金星公司胡守廉持卢信恭信来，为印月分牌事”；1919年9月19日的日记称：“本年四月□日退还《孙文学说》一书不印。本日卢信来言……”；1919年5月8日记称：“金星人寿保险公司卢信公来信，并附来市田月分牌估价单、商请照价”；1916年12月29日记称：“约唐少川、胡汉民、薛仙舟、杨畅卿、卢信恭在一品香晚餐。”参见张元济：《张元济日记》，第748、651、581、149页。又《张元济年谱》中有“当往访信公（恭），并交还原稿，……”一语，见张树年：《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7页。据此，张元济所称的“卢信”、“卢信公”、“卢信恭”当指同一人。本文除引文外，采用“卢信恭”之称。
(48) 如，“一九一九年四月，孙中山先生派卢信到商务印书馆接洽他正在写的《孙文学说》”，参见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1919年4月，孙中山托卢信恭为中介，请求商务出《孙文学说》”，参见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1919年4月，孙中山派卢信恭送来《孙文学说》部分手稿，希望由商务印行”，参见张荣华：《张元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49) 王洛舟：《田桐轶事趣闻录》，《蕲春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版，第63—64页。
(50)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7页。
(51) 孙文：《建国方略》，第3页。
(52) 参见江介散人：《革命闲话》，第54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之《太平杂志》第1卷，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6年版。
(53) 曹志鹏，曹亚伯先生从孙，曾撰写《曹亚伯年谱》；曹惠白，曹亚伯先生次女。
(54) 曹志鹏、金绍先、曹惠白：《辛亥革命、孙中山与曹亚伯》，《昆山文史》第5辑，1986年版，第5页。
(55) 就1919年4月间拒印《孙文学说》一事，张元济在当年9月19日的日记中载，“本年四月□日退还《孙文学说》一书不印。本日卢信来言，当时两商，或商务印、或伊出钱印。今安福部及大学校均印，何以商务竟不肯印，阻碍伊之学说，孙文大怒，将登告白，遍告全国，且出示告白一纸见示。余谓此告白系孙君自有之权。且本馆出书系有关教育，亦极愿闻过。至当时不肯承印，实因官吏专制太甚，商人不敢与抗，并非反对孙君云。卢属复一信解说。余允之。”见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下册，第651页；《张元济年谱》载：“1919年9月26日，致孙中山书（今轶），解释退回《孙文学说》书稿事由。”见张树年：《张元济年谱》，第177页。
(56) 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国父全集》第3册，第670—671页。
(57)(5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正月至二月，第1、4页。
(59)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232页。
(60) 王子澄：《回忆民智书局》，《出版史料》第2辑，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又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第1卷，现代部分（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61)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2页。
(62) 《中山大学学报》编委会编：《孙中山年谱》，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83页。
(63)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第193页。
(64) 张磊编：《孙中山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65) 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编：《国父年谱》，1965年版，第701页。
(66) 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3426—3427页。
(67) 陈锡祺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75—1176页。
(68)(70) 邹振环：《〈孙文学说〉在沪初版发行的前前后后》，《史林》1989年第4期。
(69) 邹振环：《〈孙文学说〉在沪初版发行的前前后后》，《史林》1989年第4期；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71)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集，第66页。
(72) 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国父全集》第4册，第353页。
(73) 《孙文学说》自序云：“回顾当年，予所耳提面命而传授于革命党员，而被河汉为理想空言者，至今观之，适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当为民国建设之资材也。乃拟笔之于书，名曰《建国方略》，以为国民所取法焉。然尚有踌躇审顾者，则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见孙文：《建国方略》，第3页。
(74)(75)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07、41页。
(76) 杨寿清：《中国出版界简史》，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版，第27页。另此书虽然是1946年出版，但在书中有“去年（1935年）”一说，见该书第67页。由此看，此书当写于1936年前后。
(77)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17页。
(78)(8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67页。
(79)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1343页。
(80) 此书评题目仅写“书评”二字，并非他人所言题目为《〈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如“胡适之接到廖仲恺的信后，即写了一篇《〈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参见王耿雄：《孙中山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书评分为三部分，首先是所评之书的书名、定价和版本信息；其次是所评之书的内容；最后是评论。详见《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第3版。
(81) 参见《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图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82) 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5日第2版。
(83) 胡适：《书评》，《每周评论》第31期，1919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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