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参政女性的伦理思想探析
王丽萍 李 平
（湖南工业大学 伦理学研究所，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唐代前期，国家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批以武则天为首的女性，她们治理国家以民为本，选人用人以德为先，提倡男女平等和情感关怀，其伦理思想的高度超出了同时期众多政治人物。 她们的伦理思想既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又彰显了基于女性身份的道德经验和道德直觉。 她们在发展自身价值的过程中，道德意识不断觉醒，甚至试图重构“道德自我”，这些思想对于构建现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唐代；参政；女性；伦理
唐代的建立结束了天下纷争的局面，国家统一后的建国初期①，唐代继承了前朝的政治制度。受前朝女性参政的政治传统影响，当时社会的女性观比较开明，出现了窦皇后、长孙皇后、徐贤妃、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一批富有政治才华的女性。 她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不再拘束于“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认识到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可以走出户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朝堂上寻求合法的地位，在政治上施展才华，同时勇于突破封建礼教的藩篱，提倡男女平等、践行情感关怀。虽然她们在历史的星空中犹如一颗颗亮眼的流星转瞬即逝， 但却绽放出了最光耀夺目的异彩，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一、唐代前期参政女性的生平概述
我国封建社会皇权更迭遵循周代“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原则，传承体系多为“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权利的传承只在男性间选择，女性被绝对地排除在外，这就使得政治一直是男性的领域，女性极少进入。 但在唐代前期掀起了女性参政的高潮，后妃、公主、女官纷纷插手朝政[1]，宫廷女性参政蔚然成风。
宋元之交的陈世崇《随隐漫录》中记载陆游在蜀地纳驿卒女为妾的轶事被后人多次转引，而辨疑之声也是不绝如缕，然而不论据实与否，自不是空穴来风，一定与陆游在蜀地的诗酒狂放的生活态度有密切关联，他的诗里对这段生活也多有展现，而他有妾杨氏纳自蜀地并育有儿女一节确是有据可查。今人邹志方在《陆游研究》中有专章论及，他认为陆游纳杨氏为妾的“比较确切的时间当在孝宗乾道九年(1173)春天”，陆游“时年四十九岁”，但杨氏不见容于王氏，一年后被逐出，然陆游终究割舍不下，又在转年的冬天(淳熙二年)把杨氏接回。〔3〕陈祖美先生也在文章中提到这一段故实。〔4〕
武则天是唐代初期最有名的政治女性，祖籍并州文水县，父亲武士彟是唐代开国功臣，母亲杨氏是隋朝贵族。武则天曾是太祖妃嫔，后为高宗皇后，这已经是历史上女性可以获得的最为荣耀的身份。然而她的深谋远虑不止于此，她对权谋的先天禀赋在后天苦难的打磨下愈发突显出来，适逢唐高宗李治身体有恙、无力独自承担治国大业，武则天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政治中心，“上每视事，武后垂帘于后， 政无大小皆与闻之”，“百司表奏， 皆委天后详决”，“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天子拱手而已。 中外谓之‘二圣’”[2]。“二圣”是对武则天政治地位的社会认可。 高宗去世，武则天先后废黜中宗和睿宗两个儿子，把持朝政，最终迈出了超越前古的一步——登基称帝，改唐易周，成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继武则天之后的是中宗韦皇后。 韦皇后父亲是韦玄贞，母亲崔氏。 永隆二年，她嫁给太子李显，被封为太子妃，中宗继位后被立为皇后，等到中宗被废黜贬至房州，韦后一直不离不弃。两人同甘共苦，一起经历了各种艰难。 在房陵被幽禁期间，李显每当听到武则天派使者前来的消息，就惊惶失措地想要自杀，而韦氏则劝止道：“祸福并非一成不变，最多不过一死，您何必这么着急呢！”两人的感情十分深厚，中宗曾对韦后许诺道：“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 ”[3]中宗复辟后，便实现诺言，让韦后积极参与政治决策， 在皇帝上朝时垂帘听政，“陛下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4]，一如武后之于高宗。
1.统计研究设计：应交代统计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做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或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交代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交代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4个基本原则(随机、对照、重复、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交代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三）女子可以习文、参政议政、“父在为母齐衰三年[22]”等体现男女平等的思想。古代传统社会中，守丧作为礼仪表达着对逝者的思念与悲痛之情，与逝去的人关系越亲近，守丧的时间越长。 古代社会性别制度的分工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内”和男耕女织，因而在人伦之理上强调“夫为妻纲”“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 在男权社会下的家庭中，父为众子之尊，称至尊；母则为己子之尊，故称私尊[23]。“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也”[24]，而母亲因为私尊，故不能高于父亲，必须降低一等；往往家庭中的男性尊者可以享受最至尊的丧事礼仪，丧服制度也是尊父抑母，充分体现了传统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然而在唐代建国之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族与周边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习俗上进行了融合，因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文化”中有妇女管理家庭的传统， 夫妻之间互称你我，不受妇人敬夫的礼节羁绊，从而淡化了汉民族“男尊女卑”的影响，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唐代前期，不仅官吏给予女儿习文的机会，就连帝王也十分重视后宫女子的才学。 据史书记载，当时在宫内设有文学馆，备有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和笔札几案，并有女学士教习宫人。唐高祖皇后窦氏很聪慧并且有远见，是高祖的得力助手；唐太宗皇后长孙氏从小喜欢读书，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尝撰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25]。 刚入宫的武则天也是和众嫔妃一起学习，并因常侍在太宗身边而增长了可以参与政事的智慧。 唐太宗时期，不仅长孙皇后可以常常规谏太宗，补其理政之不足，更有贞观22 年徐贤妃上书《谏太宗息兵罢役疏》，劝谏其不要好大喜功、外伐高丽、内兴土木，要给百姓以安生，太宗感动之余，及时改过。唐代初期社会对女性的开明和包容，为女性争取男女平等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当女性可以走到权力的中心拥有与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之时，她们已然具备了独立的道德人格和个人魅力。 武则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提出“父在为母齐衰三年”， 以取代“父在为母齐衰杖期”，延长了子女为母服丧时间，将父亲健在为母亲守丧一年的规定延长为三年，提高了母亲的家庭地位。 韦后也提出“请天下士庶为出母服丧三年”[26]，即请求为被父亲休弃的母亲服丧三年，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母亲地位。 武则天不但自己称帝，还任用了上官婉儿等一批优秀的女官。为了证明女性称帝的合理性，武氏从佛教中找到了“女性为王”的思想来源，并弘扬佛法，而佛法中众生平等的思想又间接地促进了男女平等。
（二）“君子满朝治天下”体现的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思想。武则天大胆革新人才选拔方式，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 一是她提高了进士科的地位； 二是她提出人才的选拔不局限于世家子弟，从而给寒门弟子打开了上升通道；三是她增加了武举这一新的科举科目。 以上政策的实施，为唐代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贤臣良相和军事人才， 以至于武周时期的朝堂被后人称为“君子满朝”。 如高宗时期科举进士娄师德，不管是从文还是从戎，始终抱持忠君报国之德，谨守边陲，兢兢业业，立下赫赫战功，“恭勤不怠，民夷安之”[18]。 再如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时，正值越王李贞起兵谋反，狄仁杰运用智慧，查明实情，密奏武则天，拯救了许多被牵扯其中的无辜百姓，以致百姓们感念“相携哭于德政碑下，设斋三日”[19]。 还如徐有功历经司法参军、司刑寺少卿等职务，是唐代一位刚正不阿、秉公执法的司刑寺官员， 曾经和武则天当堂争论狱事，“太后厉色诘问，左右为战栗，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20]，《新唐书》赞其“虽千载未见其比”。又如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在临终时仍然劝谏皇上善待和重用贤臣，不要任用外戚，曰：“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 又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 ”[21]
同时期著名的政治女性还有“女宰相”上官婉儿。 她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原是朝廷执掌文墨的西台侍郎，在高宗时因提议废除武后，下狱而死。同时，婉儿的父亲也被杀，她和母亲被发落到掖庭为奴。十四岁时，上官婉儿因聪慧善文被武后启用，在武周时期更是担任“天子秘书”。 《太平广记》引《景龙文馆记》云：“(上官昭容)自通天后，逮景龙（707）前，恒掌宸翰。 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 ”[10]唐中宗登基后，十分信任上官婉儿，《旧唐书·上官昭容传》云：“中宗即位，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寻拜为昭容。 ”[11]
二、唐代前期参政女性的伦理思想
唐代前期是汉民族与沿边民族的文化交融期，社会比较开明，女性地位较高。 参政女性受益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 获得了较普通人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 她们一方面在既有的伦理思想资源中汲取营养以发现和充实“道德自我”，另一方面又极力摆脱道德生活中“客体”和他者的地位，以建构具有话语权的作为主体的“道德自我”，从而引领了一个时代的伦理思潮。她们的伦理思想主要有以下特点。
（二）公正中体现关怀，彰显女性独特道德经验。在伦理思想的长河中，一直是男性学者在书写，以自身的经验界定和推广使之成为全人类的普遍经验，基本上无视女性的存在，甚至是排斥和扭曲女性。“洛林·寇德（Lorraine Code）提出，认知中的男性在宣扬一种完美的理性中抛弃了主观性、关系和处境，相应的，女性的认知就表现为不重要和令人讨厌。 ”[34]然而武则天等女性饱读诗书，精通政事，在处理涉及权力的问题时甚至可以比男性更为理性，同时出于智慧的考虑，她们在一些政事的处理方式上也会运用女性特有的道德关怀。如武则天重用的女官——上官婉儿是罪臣之子；骆宾王在发表了对武氏不敬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后，其家人也未被连罪；武则天尊称狄仁杰为“国老”，关心其生活起居和身体健康等。女性在面对道德选择时，会询问更多的细节和信息，“她们的解释更多的是指向感觉、需要、印象甚至是个人理想而非普遍原则的机械应用”[35]。参政女性的道德依据或路径不乏关怀或情感。正如卡尔·吉利根所说：“女性不仅在于人类的关系情境中界定自己， 而且根据她们的关心能力而评价自己。 ”[36]。
引起非自然降水的原因很多，如维护雨量筒触碰和昆虫进入雨量筒等都会引起翻斗空跳，造成假降水现象，如果台站在短时间内经常出现非自然降水，这值班人员必须及时检查维护雨量筒，排除故障原因，保证雨量数据的正常采集和上传。
当时，不仅后妃参与朝政，公主也有自己的势力，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太平公主。 她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小女儿，酷肖母亲武后，曾穿武官衣服跳舞自求驸马，嫁给青梅竹马的薛绍，薛绍死后再嫁给武则天的堂侄武攸暨。她在政治上也活跃非常，历经数朝，在中宗时被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由幕后走到台前，正式参与朝事。中宗死后，“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谋草遗制，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5]，遂着手清除韦后势力。 “隆基乃与太平公主及公主子卫尉卿薛崇暕……先事诛之。”[6]“太平公主对皇帝直言：‘皇帝欲以此位让叔父，可乎？ ’……时少帝犹在御座……遂提下之。 ”[7]可见当时太平公主势力之大，已隐隐凌驾于皇帝之上。同为公主参与朝政的还有安乐公主，她是中宗李显和韦皇后的小女儿，和太平公主一样有过两段婚姻，先是嫁给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武崇训死后又嫁给武延秀。 在朝堂上她也与太平公主一样“各树朋党，更相谮毁”[8]。她大肆开府设官，“宰相以下多出其门”[9]。她最著名的一件事是自请封为皇太女继承皇位，这一举动显然是受武后称帝的影响，是对古代男性传承宗法制度和男性霸权思想最大的挑战。
（四）重视情感关怀的伦理思想。儒家思想比较注重以情感为根基，强调“仁者爱人”。 “仁”是发自于内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情， 外在表现就是“义”。作为女性政治人物，武则天等人十分明智，并不认为重视情感和关怀他人会降低世人对女性统治者的评价，从而降低政治人物的权威。 她们充分自信地发挥着女性人际交往的特点，认为明智地处理政务也包括以情动人。她不用冰冷的戒令为自己立威，而在对待臣下的态度中展现了情感关怀的一面。如公元692 年，武则天下令禁止屠杀鱼虾，右拾遗张德得子私杀羊， 武则天得知后， 并无惩罚，说“朕禁屠宰，吉凶不预”[27]。 武氏等政治女性重视情感也体现在对男女之情的追求上，她们以重情的智慧征服了夫君， 得到了男权社会力量的可贵支持。武则天在感业寺为尼时，主动给李治写诗传情：“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28]重情的李治见到武则天时潸然泪下。如果没有情深意重的两情相悦，武氏是不可能重返皇宫最终达至政治权力的顶点的。武则天成为皇后，进而成为天后，始终离不开皇帝李治的信任和支持，这份信任与支持的动力源就是两人间的深情厚意。李治颁发的最后一道圣旨仍然体现着对武氏的信任和重托：“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29]重视感情、关心夫君的婚恋思想在其他皇族女子和参政女性中也随处可见。太平公主与驸马薛绍青梅竹马。中宗李显与韦皇后伉俪情深，当李显被废黜到偏僻的房陵后，韦皇后一直相随相伴，并开解中宗：“祸福倚伏，何常之有？岂失一死，何遽如是也！”上官婉儿在《彩书怨》中写下“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馀[30]”的诗句，将女子思念远方的爱人、 满是惆怅的心绪刻画得惟妙惟肖。如果没有对感情的信奉和执着，是发不出如此真切的领悟的。 后人评价道：“整首诗写得情深意重，克服了初唐诗歌情感缺失的弊病。 ”[31]大胆地追求感情、信奉感情、运用感情，这是女性参政者人格成熟的表现，表明女性完全站在了与男性平等的“人”的角度去思考、规划和践行自己的人生。 以男女间真挚的感情为基础的婚姻观何尝不是对男女双方的共同解放！使婚姻回归到其本身应有之义的尝试尽管短暂，但又何尝不是对长期被压抑的中国人性的一次美好的开释！ “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32]
三、唐代前期参政女性伦理思想的特点
武则天等参政女性都出身于社会上层阶级，具有身世好、习文程度高等共同特点。 《史记》记载武则天是“素多智计兼涉文史[12]”，上官婉儿是“汉家婕妤唐昭容”。唐代尚未形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 主张女子读书识字， 很多宦门女子对儒家经典、道家思想甚至是权谋都了然于心。以武则天为主的唐代参政女性提出了治理国家以民为本、选人用人以德为先、倡导男女平等、重视情感关怀等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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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视修身，崇尚“为政以德”。 从长孙皇后推贤臣抑外戚、武则天“劝农桑，薄赋徭”和选聘官员重德兼才的历史记载来看，唐代前期女性参政者的治国理政思想主要受到了儒家和道家以德治国思想的影响。 武则天早期提倡崇祖重道，要求官员对照儒家思想修身。 上元元年(674 年)，武后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伏以圣绪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 忘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 ”[33]百官通过学习《道德经》《孝经》《论语》等经典书籍，可以教化和涵养忠君思想，用“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来提高道德觉悟，从而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道德境界，实现统治者以德治国的目的。《管子·牧民·四顺》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武则天之所以可以改朝换代，以女性身份称帝，固有其自身政治才华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她大力实施爱民、惠民、安民的国策，得到了百姓的支持。
（一） “劝农桑，薄赋徭”蕴含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殷周时期便有了“敬德保民”的意识，先秦儒家也提倡“以仁为本”“民贵君轻”，汉朝确立的“民为立国之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13]。 唐在建立之初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认识到人心向背是朝代更替的重要因素，十分重视百姓的疾苦。武则天参政、主政时继承并发扬了儒家政治观念中“仁者爱人”“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民本观，在《臣规》中明确提出“建国之本，必在于农”，把百姓作为社稷的根本。在她册立为皇后的次年（即显庆元年），“三月辛巳，皇后祀先蚕于北郊”[14]。 在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中，蚕桑占有重要地位，武则天为给天下妇女做表率，重视蚕桑，曾举行过五次亲蚕礼，乃唐代皇后所举行最多者之一。 上元元年武则天提出的主要政治建议“建言十二事”中，第一条便是“劝农桑，薄赋徭”[15]。 她认为农民最看重的是解决温饱问题，因此鼓励百姓耕种。在她看来，只有百姓自给自足，国家才会安定。同时，她还要求官府少征收赋税， 提出“给复三辅地……省功费力役……王公以降皆习《老子》”[16]，免除了部分地区的徭役，让百姓将精力用在耕种土地上。 韦皇后作为武则天的追随者也效仿她的政策，提议“百姓以年二十三为丁，五十九免役”[17]。 所有这些政策都体现了唐代前期参政女性在政治上以民为本、 贵民、仁民、爱民的思想。
（三）注重自我价值实现，重构女性“道德自我”。康德说：“人能够具有‘自我’的观念，这使人类无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个人。 ”[37]“道德自我”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前提。 长期以来，男性依据自己的道德准则把自己确定为主体，把女性塑造为被动的依附男性的客体，成为伦理道德中的他者。 只有突显女性的“道德自我”，才能使女性走出道德生活中“他者”的地位，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道德主体。 武则天等人冲破了传统道德的束缚，不屈服于男权和父权统治下的卑微地位，不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而是积极主宰自身命运和生活，释放自身的情感，甚至通过抢占国家政治的制高点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她们不但完全地认同自我，更是主动实现自我的典范。 她们用智慧、情感和个性生存于当世，追求自我实现，担当国家重任；也在自我认同、自我实现的基础上重构属于女性的道德主体地位——女性至少可以在道德领域承担与男性相同的责任，从而使女性获得真正的“道德自我”——女性不仅可以承担性别赋予的责任，还可以承担作为“人”的责任，甚至女性独有的情感关怀还可以作为理性政治道德的有益补充。
四、结语
历史进程不同于自然过程，人类的活动过程也不同于一般生物的活动过程，人类的历史理应包含着文明的进化。正如《周易·家人·彖》所言，“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受宗法制度的束缚以及“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女性始终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如《论语·阳货》云：“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女性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还是在人格上都鲜有独立和得到尊重的机会， 参政更多地被认为是男性的特权，女性要想参政、染指权柄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唐朝前期， 女性参政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以武则天等为代表的参政女性打破传统宗法观念的束缚，以积极的态度投身于政事之中，其参政之广度和深度都较以前有了新的突破，从而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的壮丽篇章，对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构成了强烈的冲击。 虽然唐朝女性参政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但其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唐朝前期参政女性在确定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的价值序位时，可以不受制于作为选择条件的性别标签而相对自由地确定其价值序位，特别有助于女性“认识自我、走出自我、实现自我”。对当代女性来说，要完全实现男女在道德上的平等，需要的是思维模式的彻底转变，要探寻一种能体现男女特点又消除性别歧视与压迫的伦理学模式，构建现代女性主义伦理学，以使女性真正在各个层面保持人格独立、实现自我价值。 武则天等参政女性的伦理观念对构建现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美国女性主义伦理学家艾利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指出：“女性主义伦理学不是简单地将女性加入现存理论并加以搅拌。相反，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新的观点是，重新思考伦理学最深的问题—什么是道德事物，通过什么手段它能得到解决—这是独特的女性气质所观察到的道德敏感性(moral sensibility)。 ”[38]要构建女性主义伦理学就应当超越道德上的男女二元对立，彻底清除“男尊女卑”观念，提高女性的地位，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建立男女互尊互爱、两性和谐的伦理世界。 2015 年9 月27 日，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追求男女平等的事业是伟大的。纵观历史，没有妇女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解放和进步。 为实现男女平等的崇高理想，人类走过了不平坦、不平凡的历程。 从200 多年前世界第一份妇女权利宣言诞生，到“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设立，到联合国成立妇女地位委员会，到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妇女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在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中国将更加积极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中国妇女也将通过自身发展不断促进世界妇女运动发展，为全球男女平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在2013 年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中，习近平又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 实现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始终把广大妇女作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始终把妇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领导我国妇女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今天，我们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面向的目标更加远大，更需要我国广大妇女贡献智慧和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四）赋予教师话语权。教师的话语权是其自身主体性和价值的重要体现，话语权一旦丢失，将影响到教师的教学心情和教学水平。首先应通过自我发展意识觉醒、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强化小学英语教师的话语意识。教师只有将自己的实际能力提升了，才能有更多的话语权。其次，学校应给予教师教学方法改革方面的支持，只要教师的教学方法先进科学，学校就应给予教师支持，让其才华得到施展，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再次，教师要做课程改革的提议者，参与到课程改革的决策中，为课程改革的发展与实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上这些话语权的实现，除了教师自身要具备较好的素质外，还需要教育相关部门的支持。
注释：
①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的结语说：“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把唐代历史分成两个时期，在学术界是比较一致的看法。 关于分界线，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个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的安史之乱；一个是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两税法的颁布。 本文采用前一种，即从唐代建国到安史之乱为初期，以后为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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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Thoughts of Women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ANG liping LI Ping
(Institute of Ethic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412007,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the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egacy of the former dynasty improved the status of women.A group of women led by Wu Zetian appeared in the political arena of the country.They governed the country with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chose and employed people as the first, advocated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emotional care. Their ethical thoughts exceeded many political figures of the same period. Their ethical thoughts not only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but also reveal the moral experience and intuition based on women's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ir own values, they have constantly awakened their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even tried to reconstruct their "moral self".These thoughts have very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women.
Key words: Tang dynasty;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female;ethic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9）02-0075-06
收稿日期： 2018-12-28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途径研究”（07YBB246）。
作者简介： 王丽萍，女，湖南醴陵人，湖南工业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李平，女，山东即墨人，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杨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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