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价值判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改革论文,目标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20年的改革历程，展望未来改革之路我们需要深思的是：在20年中，国有企业改革有何得与失？我们应如何去评价业已展开的国有企业改革？未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沿着什么样的道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推进？等等。这里，我们试图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一定程度的评判，同时为未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一些应该遵循的价值准则。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选择目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
改革的实践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结构是一种比较切合现实的制度选择目标，首先，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构形式是对原有制度的扬弃。它既是对原有制度的一种改善，又没有背离或完全抛开原有的制度安排。可以说，这是一种制度安排上的帕累托改进。这样一种改进，必然会极大地焕发出社会资源的生产能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这种制度安排更加切合我国现实生产力水平，有助于社会资源更好地得到利用。我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呈现出层级结构的特征，相应地，人的素质、要求也表现出层级特点。这些特点的存在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安排与之吻合，否则就会出现矛盾冲突，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安排正是从现实生产力水平出发，切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现实选择，必然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再次，任何一种制度安排对社会行为和个体行为都具有前提性的作用。制度安排为社会提供了共同的基础，成为公共理性的基点，决定着人们的选择。个人往往会按照制度指示的方向、限定的范围做出自己的选择，形成特定合作模式，进而直接影响到活动的意义和效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安排模式，既保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个人选择和个性的发展。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选择必然会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安排的中心，从而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应该具有同一性特征。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对社会主义做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安排必然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选择目标。同时也应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依据及价值判断尺度。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效益目标：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当前，改革国有企业存量，重新赋予其生命力，已势在必行，但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保证国有资产能够不断地实现保值增值。只有做到了这一基本点，国有企业改革才可以说是体现了经济效益目标。
首先，现有的大量国有资产是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建设积存下来的，它来之不易，而且它也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基础。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保证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制度的方向。如果没有了这个标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就很难区分开来。目前国有经济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并不能仅仅因为存在着发展的困难就将之丢弃不管，或者化公为私。由于私欲而被侵吞的国有资产如果能在化公为私之后增强其活力、提高了使用效益，从纯经济学的角度，也可以说是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实际上这种仅由于私欲的侵吞行为往往导致资产的大量浪费，这就更进一步要求我们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改革的底线一定要保证在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上，否则，改革的出发点就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
其次，现存的国有资产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力量，改革过程中如果不能保证其保值增值，必然有损于我国经济的整体实力。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国有资产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可以说是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也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现在，出于进一步搞活、搞好的目的对之进行改革必然要求能保证其在经济上实现保值增值，特别是在质量上。只有这样，在没有出现新的经济力量可以取代国有经济地位和作用的情况下，才可能保证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因之受损而损，否则在经过改革之后，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会大打折扣。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人文道德目标：有利于人的发展
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除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花大力气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即如何促进人的发展。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离开了人的发展，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也就失去了基本的依托而变得毫无意义和不能持久。国有企业中人的发展包含着两方面内容，一是企业家的发展；二是企业员工的发展。二者具有各自特定的内涵和发展要求。
企业家是社会的精英，是最为活跃、最具有创造力的生产要素。通过这一要素，其他生产要素能够被合理的安排、调动，乃至有机地结合，焕发出活力，共同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家的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领导作用，体现为不凭借特权或外在形式去说服和指挥企业中的其他人，共同完成与实现企业的任务和目标。在实际活动中，企业家是凭借着特殊的伦理精神来发挥领导人作用的，所以，企业家的功能最终可以体现到人身上来。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传统和经济政治环境不利于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存在，所以中国企业界缺少真正经济意义上的企业家。正因于此，我国开展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必须努力形成企业家发展的有利环境，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只有这样国有企业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资产存量，大批企业家才可能脱颖而出并使企业的效率和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大为提高，对企业家的评价才会更加公正、客观，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能形成。
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是要有利于促进企业员工的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采取劳动力由政府统一向企业调配的方式，实行“低收入高就业”，“由国家来安排”的就业制度，信奉“社会主义没有失业”的观念。在这种制度和观念的支配之下，我国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但高就业的表面之下却是实际上相当多“隐性失业”的存在，这种状况使得国有企业严重超员，包袱沉重，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进而导致企业员工收入低、待遇差，企业员工的发展很不理想，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目的即在于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或手段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状态，提高企业的效率。下岗再就业使得相当一部分企业员工无法在原有岗位上继续工作，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减员增效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企业员工的发展，但在社会保障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下岗失业、失去工作必然会给这些人带来一系列的损失，造成其生活困难。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妥善解决好下岗再就业这一改革的伴生问题。
四、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理想目标：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长期以来人们努力追求的最高目标，它要求效率和市场经济，但这些还不是人类的全部活动，市场并不能取代人类的多方面活动。阿马蒂亚·森曾明确指出：大多数职位上的好处不是市场的，并且许多也不能市场化。为了保护人的自由和应有的权利、平等，人们期待着公平地分享人类的成就与文明。完美地体现这一理想的，即是共同富裕。从亚当·斯密开始，功利或财富就不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亚当·斯密看来，一个好的社会并不建立在无休止地追求财富的基础上的。道德情操论是国富民强的思想基础，国富论则是道德情操论哲学思想中蕴含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更进一步印证了社会政策价值选择的要求，成为价值取向在经济理论上的反映。
每个人都需要一种起码的安全感，每个劳动者都应享有起码的保障权利，使自己和家人的基本需要、基本生活，在现在与将来都能得到一种肯定。孟子说过：“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秉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这是一种为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
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提出，社会经济应包括两个缺一不可的领域：一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市场，它是社会财富得以增长的推动力；二是能带来社会“公正”、“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它是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在社会中，人的任何一个行为选择都必然涉及这样一个原则，即此选择优于彼选择。建立起社会保障的安全网，给困难者以补贴和救济，是一种顺乎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性行为。尽管它直到现代才为人们正式提出并广泛应用，但实际上，它长期以来就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并逐渐沉积、反映在人类文化之中。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以来就提倡天下为公、大道之行、其乐融融的大同状态，虽然这还只是一种理想的圣人境界，但可以看出“博施于民而又能济众”的理想，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一直为人们所向往和津津乐道。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共同富裕作为一种追求目标，既具有其外在经济要求，又有内在深含的人性原因。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一致渴求的崇高目标。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和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在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影响要求之下，必然要担负起促进共同富裕的使命。对现有的国有企业存量进行变革，浅层次的目标在于赋予其生机和活力，最终的目的应是有助于国有企业能有效地促进共同富裕。这既是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基本职能同时的体现，也是对其作为一种社会主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