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险对我国城镇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_医疗保险论文

医疗保险对中国城市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医疗保险论文,中国论文,资产论文,家庭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随着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日益增长，中国家庭财富水平大幅度上升。居民理财行为也出现了多元化，除了银行存款和现金外，多数居民开始涉足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基金、期货等金融市场，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家庭已逐渐成为投资市场上的重要主体。但根据2011年“清华—花旗中国消费金融与投资者教育调研”第三年度报告显示，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及现金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资产选择方式，很多中低收入家庭理财意识薄弱，超过一半的家庭没有理财计划。有学者提出中国高储蓄率，预防性储蓄占据了不可忽视的部分。[1]而预防性储蓄动机来源于居民对医疗、住房、就业等方面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经济冲击的防范。 健康冲击是中国居民面临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之一。中国居民的医疗支出增长明显快于收入增长，医疗保健支出己经成为家庭的第三大支支柱。[2]作为我国社会保障重要组成部分的医疗保险制度为参保家庭建立起了一道健康安全网，医疗保险覆盖下的家庭只需要承担部分医疗支出。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下降增强了参保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从而使这些家庭倾向于降低预防性储蓄水平。而预防性储蓄水平的降低可能意味着消费的增加以及资产结构的调整变化。已有研究证明医疗保险对消费会存在影响。马双等实证分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新农合显著增加了居民的营养摄入量，以货币计算，2004年新农合使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增加约81元。[3]臧文斌等研究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发现城居保提高了城镇家庭约13%的年非医疗消费支出。[4]

       虽然，研究已证明医疗保险对消费会存在影响，但目前国内鲜有医疗保险与家庭资产选择的相关研究。本文研究将深入了解到医疗保险在家庭资产选择中的作用，并为政府制定合理的城市居民投资政策提供重要建议。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设定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S)的城市数据库。CHIPS样本通过分层抽样从国家统计局的大样本中抽取出来的，是对个体人口特征、就业状况、收入状况，以及家庭收支情况的全面调查。2007年调查是最近的一次调查，提供了东部(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中部(安徽、河南、湖北)，西部(重庆、四川)，共9个省市的样本，原始数据包括5005个城市家庭。

       本文将家庭资产系列设定为因变量，而医疗保险状态设定为自变量。此外，还将一些可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家庭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其他干扰变量设定为控制变量。具体如表1所示。

      

       三、实证模型及估计方法

       本文资产比例变量取值在[0,1)之间，由于家庭资产比例中存在大量0值，如果不考虑没有持有某一特定资产的家庭，最小二乘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将有偏。本文采用Tobit模型对此进行修正，且采用国内外家庭资产相关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由于Tobit模型的回归系数本身没有实际的解释意义，本文表格中的系数已为条件边际效应转换后的结果，可以直接用于分析。

       家庭资产持有可能性和持有比例属于资产配置的两个阶段，医疗保险对其的影响可能不同，因此本文还构建了家庭的资产持有可能性模型。并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刻画医疗保险对家庭资产持有可能性的影响。运用OLS估计LPM模型得到的参数是最佳无偏估计量，因而本文釆用LPM模型估计资产持有可能性模型。

       考虑到资产选择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进行了估计并进行了样本自选择检验。本文发现除了城市房产比例模型外，文中其他模型均不存在显著的样本自选择问题，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3所示，样本和按是否为参保家庭划分的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样本以户主男性、有配偶、就业的样本居多。在家庭平均年龄、教育年限上，参保家庭数多于非参保家庭数。在16岁及以下孩子数量和自述健康差的人数上，非参保家庭多于参保家庭。在家庭财富上，城市净资产平均为17.7万左右，且参保家庭的净资产水平显著高于非参保家庭，说明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

       在社会保障方面，82%的家庭为参保家庭，家庭的参保率平均为60%。在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方面，平均有81%的家庭有养老金或离退休金，且参保家庭样本拥有养老金或离退休金的样本比例远高于非参保家庭样本。此外，参保家庭中有住房公积金的样本比例也显著高于城市非参保家庭。说明拥有医疗保险的家庭同时拥有其他社会保障的可能性也较大。

       在家庭资产配置方面，持有金融资产、风险资产、生产性资产及房产的家庭分别占94%、29%、5%和85%,家庭中房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最大，平均为56%,其次是金融资产，为31%，风险资产仅占4%，生产性资产也仅为2%。虽然有29%的家庭持有风险资产，但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也不高，仅为4%，说明居民在金融储蓄意识上趋于风险回避。此外，样本中平均有64%的家庭拥有私有住房，15%的家庭居住的是公房，租赁住房的仅为22%,说明家庭热衷于拥有自己的房产。家庭资产选择上看，参保家庭更可能持有风险资产和金融资产，更不可能持有生产性资产，且总资产中可能配置更多的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本文有理由推测医疗保险家庭更偏好风险。

       (二)有无医疗保险对城市家庭资产选择影响的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验证有无医疗保险对城市家庭资产选择影响，本文将进一步做回归分析。如前文所述，本文对风险资产、金融资产和生产性资产持有可能性的因素决定采用LPM模型，风险资产和金融资产比例的因素决定采用Tobit模型，城市房产则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表中的系数己经过条件边际效应转换。

       从表4看出，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参保家庭变量的系数在风险资产持有可能性和比例、金融资产持有可能性、生产性资产持有可能性和房产持有比例回归中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参保家庭与非参保家庭的资产选择存在明显差别。具体的，参保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分别比非参保家庭大6.1%和6.7%，持有生产性资产的可能性则小2.7%，与此同时，参保家庭总资产中金融资产比例比非参保家庭高4.5%，风险资产比例比非参保家庭高1.2%，而房产比例则低4.1%。以上结果说明，医疗保险减少了家庭对生产性资产和房产的持有，增加了对金融资产的持有，同时本文发现医疗保险增加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偏好，参保家庭不仅更有可能持有风险资产，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也明显更高。以上结果可以用预防性储蓄理论来解释，即医疗保险提高了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促使家庭从安全性更高的生产性资产和房产向风险资产转移，从而使其风险敞口调整至适度水平。[5]

       接下来看控制变量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城市家庭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对风险资产的偏好有明显变化。家中自述身体健康状况差的人数越多，生产性资产持有可能性越小，金融资产持有可能性和持有比例也越小，同时房产持有可能性和持有比例越大。在控制健康状况的情况下，医疗保险变量仍然显著，说明医疗保险与健康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研究家庭资产选择影响因素时需将医疗保险与健康因素区别对待。

      

      

       随着家中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家庭持有生产性资产的可能性减小，持有房产的可能性和房产持有比例都下降，同时对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持有可能性和持有比例都显著上升，即随着家庭成年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倾向于将资产从生产性资产和房产向金融资产(包括风险资产)转移气相比于有私房的家庭，居住公房的家庭更倾向于持有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这可能是因为居住公房的家庭没有购房压力，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从而会将更多的财富进行风险投资。随着净资产水平的上升，家庭持有风险资产、金融资产、生产性资产和房产的可能性明显上升，但是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明显上升，房产比例明显下降，说明存在“财富效应”，即财富水平越高的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越强，更偏好风险资产，而将更多的资产投资于风险资产，[6]同时对房产投资比例存在“挤出”效应[7]。

       上述回归都是城市固定效应下的结果，大部分城市变量系数显著，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后明显增加了模型的拟合优度，说明受城市文化、习惯等影响，不同城市间的家庭资产选择存在明显差别，如与北京相比，其他大部分城市的家庭更可能拥有房产，但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例明显较低，这正是反应了北京高房价的现实。

       (三)其他医疗保险状态与家庭资产选择的关系

       以家中是否至少一人拥有医疗保险来衡量家庭医疗保险状态尚不能反映所有的情况，如家中只有一人参保和所有人参保对资产选择的影响显然是不一样的，而且家中参保人数还与家庭规模有关。所以为了更全面起见，本文还考察了家庭参保率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汇总于表5。为了便于对照，本文将以参保家庭二元变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放入了表中。从表5看出，家庭参保率上升1%，家庭金融资产、风险资产的持有可能性分别增加8.8%和12.4%，同时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分别上升6.8%和2.5%，生产性资产持有可能性和房产持有比例分别下降4.3%和7.2%。因此，可以看出，以家庭参保率、参保家庭二元变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非常一致。说明不管采用哪种参保变量衡量家庭的医疗保险状态都能得到类似结论。

       五、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医疗保险覆盖下，家庭未来的医疗负担减轻，面临的风险敞口缩小，他们在减少预防性储蓄量的同时对现有的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使其与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本文研究了医疗保险在调整家庭资产配置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医疗保险对家庭资产结构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医疗保险增加了城市家庭持有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的可能性、降低了生产性资产的持有可能性，同时促进了家庭持有更高比例的风险资产，而降低了房产持有比例。上述影响都将随着家庭参保率的上升而变大。因此本文得出结论，医疗保险在降低家庭部分支出风险后能够有效促进家庭释放预防性动机，从而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当前我国正值医疗保险制度快速发展时期，至2010年，我国己经初步建立了以城职保、城居保为主要平台，以商业健康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救助为补充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并且政府部门不断推出新政策提高医疗保障水平，2012年8月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委公布了专门针对大病统筹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正值医改契机，本文有理由相信在长期中医疗保险对释放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引导和优化家庭资产配置会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同时，本文发现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医疗保险提高了城市参保人群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增加了对风险资产的投资。因此，在进行社会医疗体制改革的同时若能积极指引居民投资将能有效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多样化发展。这些政策建议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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