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生化战知识转译与传播(1918-193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化论文,近代中国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2-0145-20 有关中国化学战与细菌战的研究，①既有的成果大多着重在日军战争暴行、战罪的研究，还有一些是牵涉美军在韩战时使用化学武器的历史。②但是，对于全球生化战知识的转译过程、一般民众如何回应与应对的方式，却少有深入探讨。生化战知识牵涉的不仅是中日或中美之间的问题，它更是一个全球性战争科技演变，其带来的转变与冲急如何影响一地域之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值得探究。 一、未来之事不能必其无也——过去、当代与未来的战争史 在中日战争前，多数中国人对生化战的推测与想象，其实是一直在跟“未来”赛跑的，它呈现的是一幅全球化战争技术之先进与中国落后之对比下，而展现出来的危机意识总合。③本文所探讨时段的“未来”，在当时是还没有到来的。即使从后来的生化战来看，当时在东亚地区所用的毒气，多属于比较低阶的毒气，细菌战也不过是刚开始而已，武器还非常简陋。④ 对“未来”战争的担忧，其实一直存在于民国社会，⑤早在中日战争前就有这个现象，透过对西方生物武器的介绍，这些知识被渐渐挖掘出来。最初知识建构的方式就是用“历史”来陈述，例如言：“我国古代涿鹿之战蚩尤作‘大露’，使敌方军士昏迷，可见古人也应用过气体以作战争的利器。近代西方科学昌明，这种的应用更为进步了。”⑥当然有时还需要中西历史对照，例如言：“纪元前46年，希腊斯巴达人，用木浸染硫磺与松香，而燃烧之，遂产生恶臭之烟，以熏守城之敌，因以破城焉。”⑦又言生物界有英国蹦蹦虫，尾部可喷射毒液，臭鼬则可放出臭屁，是以喷出含毒气体来保命之方法。而古代人用烟熏、火攻来猎杀野兽，已是一种启蒙，人类史上的首次化学战，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前431-前404)时，斯巴达人久攻雅典城池不下，斯巴达将领赵奢克利特(Thucyclides)以硫磺、沥青、动物脂肪和树脂木柴，架于城墙下焚烧，结果守城士兵都被熏昏，丧失战斗力，城池遂被破。至于在中国史上，除了蚩尤外，还有周灵王时秦军用毒剂沉于泾水以毒杀晋师、⑧诸葛亮则发明毒烟与五里追魂雾等等，这些故事足以证明中国文化向来重视国防科学，已有发明毒气的基础了。⑨还有各种化学战的历史，古今中外，都被不断解释，内容相当丰富，但成效与确实状况，还是不及将要来临的大战来得真实。⑩ 整个武器发展的国际情势，也在各种报道中被一一揭发。美国沃克(Waker)博士写了一篇长文，指出当时世界列强一致趋向于毒气制造的准备，恐将成为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之因素。因为各国多设有化学战委员会，里面包括化工业界代表、化学专家以及陆海空军等；而大部分国家的化工业，往往受了解毒气战术之国防人员的指导，使其发展适于军事目的，美国即如此。据美国化学战事处长弗莱氏之报告，称美国对于化学战之研究已有显著进步；禁用毒气战之日内瓦议定书，竟已退回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拒绝批准之理由为工业及化学界方面之一致反对，除非消灭化工业才有可能，况且化学及药物之研究也不可能停止，退一千步来说，“不能忽视自卫必要之准备”，故化学战研究是不可能停止的。(11)当时列强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常受抨击，美国就是一个显例，(12)该国为1922年华府军缩会议开幕之地，对于毒气之禁用，曾几度号召，但说一套做一套，爱格胡(Edgwood)一处兵工厂，占美国化学国防预算总额之大部，故一旦世界再起大战，则毒气战之残烈，必将超越一次世界大战。(13)美国化学会总干事，甚至公开指出不应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因为它比其他武器都来得更人道，(14)比起把人炸碎、射穿，让人无痛苦死去或像麻醉一样昏死，科学家直言：后者还比较文明。(15) 细菌战也是一样的。中国古小说中，每于战争之际就有召集神鬼降瘟疫于敌军的故事，一位笔名叫柔云的作者说：“不意此种神秘莫测之事，竟得实现于现代。德国某军事化学家，早已有瘟疫弹之发明，弹中藏纳各种瘟疫之微生虫，如天花、如鼠疫，但求其富有传染之性者，均可用之。以飞机运送飞翔于敌国境内，暗中抛掷各种弹丸于河沼池井之中，数日之间，瘟疫盛行，而不可支矣，杀人不见血，可谓残酷之尤焉。”(16)当时文献一般还不叫细菌战，有称毒菌战、病菌战者；虽与毒气战不同，但却常常拿来对比、配合，故言防毒一事，实包括毒气防毒和病菌防毒两端，皆与“毒”有关。(17)细菌战之载体选用必须符合：传染迅速、繁殖力大、毒性剧烈且生存能力强，较不易受温度或药剂之影响。另外，不可以漫无限制，必须依病菌的特性而加以限制范围，才能达到最佳效果。(18)一般都推测，细菌战在中日战前使用上尚不明确，但将来必成战争之宠儿。 全球生化战知识的转译，当然免不了要先对化学武器作介绍。1915年，毒气首先被大规模应用者为氯毒，但氯毒之应用，已渐渐被新毒气所替代，因氯有强烈之刺激性，易为敌人所觉察，其毒性亦不如其他毒气强烈。(19)当时有这样的分法，如绿十字为刺激肺脏的毒物(窒息性)、黄十字为腐蚀性毒物(糜烂性)、蓝十字及刺激五官的毒物(喷嚏性)。(20)“毒气”不一定是气体(Gasform)，也可能是散布微细的液体分子(如雾露)或固体分子(如尘埃)。(21)即普通所谓“军用毒气”，术语上只可称为“毒物”。(22) 还有更细部的介绍，多涉及大量的化学知识。例如蓝十字气(Blue Cross)为二苯氰胂，其重要性还不在毒性，而是它形似微尘，故能透过当时所有的防毒面罩，引起强烈之喷嚏及呕恶，使患者不得不摘掉面罩以求呼吸，因而暴露于其他毒气的残杀。(23)当时还传言英国政府将要制造全世界最强的新毒气，所有的防毒面具都挡不住，(24)大概是这种毒气的进化版。若加上德国人称“绿十字”(Green Cross)的氯化羰(Carbon oxychloride cocl)，又称光生气(Phosgene，由一氧化碳及氯在强光中合成)，英国人则称“陆地溺毙”；能使患者之微血管与肺部气泡被血浆渗透，终至肺中充满血液，患者无异溺死于自身血液之中。(25)通常它会和蓝十字毒气共享，先让士兵打喷嚏，受不了而脱下防毒面具，最终窒息死亡，等于中了两种毒。(26)另外，先进之黄十字(Yellow cross)又叫硫化氯代乙基，俗称芥气(Mustard gas或Yperite，因德人在Ypres地方首先使用)，此毒气危害惨烈，因其较重于空气，故下降于地面及其附着物，因无色、几乎无味，很难察觉，致死率也高，一如不可见之传染病菌。芥气侵入人体或沾附于衣服，又可于不知不觉之间，带入居室或地窟之中，感染他人，有如病菌一般。更何况，受芥子气攻击的区域，毒性可达到一星期之久；一旦碰到器物，芥子气还会附着，最后传染给别人。(27)在染毒后6至18小时内，病症才出现，人体表皮，黏膜，眼睑，眼之结膜及角膜，气管，及肺脏等，均在被侵蚀之列，产生烫伤水泡，不久即变成溃疡，各种微菌，亦乘机而入，最难医治。即幸而得生存者，体内抵抗微菌之力量也会降低；再者，疖疡与结核症也会缠绵甚久。(28)至于防毒面具，也没有效果，因为芥气会攻击全身表皮黏膜，防不胜防。还有各种新式混合毒气，但大多是这三种的混合或衍化物，各国生产的毒气已达50余种，据此观之，未来的大战，无疑就是化学战。(29) 另外，将这些毒弹发射出去的武器，也不断被介绍。包括炮弹、气筒、手榴弹、毒气枪等等，(30)甚至还有图说介绍发送毒气的毒气弹和毒气罐等物品，一应俱全。(31)更重要的是空军的强化，使得生化战更加的可怕，因为轰炸机之日新月异，可以将毒气结合化学燃烧弹加黄燐，石油一起使用，杀伤力更大。其他机械设施，亦有长足进步，例如轰炸机及气体发生机等，使化学战效率更加扩大。当时军事化工厂都会结合实验，观察如何能发挥更好的效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专家都指出，未来战争一定会更加残酷、报复性更强、更具“毁灭”性，这些预言很多和毒气结合在一起了。例如1924年载哈德将军(General Sir Rgihald Hart)说，未来之战争其凶烈必十百千倍于今日，无论多大之城市，男女老幼皆当同归于尽。千万生命，在毒气弹一击之下，能丧亡于数小时之顷。(32)英国航空部长汤姆逊男爵(Lord Thomson of Accrington)则称，唯一最好之防卫，就是在敌国领土内施以报复。所以未来的战争不限于在战场上，毒气之报复绝对是针对民众而来的，(33)但这对当时的人来说其实是很难想象的。1928年国际红十字会在海牙集会时，德国红十字会所送之报告指出，各种防毒之设置，会被烧夷弹及强烈炸弹摧毁扫荡，于是毒气及得大肆其凶焰。空中战具效力之增进，实为危险之主因。机械愈进步，人类仁爱之心，似已日趋退化，报告认为，必化学战具与轰炸机同被禁止，才有可能。有一次军缩预备会议中禁用轰炸机之提议，与会32国只有5国赞成而已，美国爱格胡兵工厂甚至曾用实验利用商用飞机洒毒，所以国际条约不过只是文字游戏，无法阻止新兵器的开发。(34) 至于细菌战，与毒气互为辅助。但微菌战争通常为人所忽视，它与化学战最大之不同，在于微菌还未应用于战争之中。但1927年英国首相于下院演说时就指出：非好好研究细菌战不可。(35)何以还需好好研究呢？因为其施行难处在于“其影响所至，可侵及无辜之平民，可越战线而返自己之国境，甚至于敌对行动停止以后，仍重肆其毒害”。用之不当，即伤害自己。一些教授认为此种战法，对战争之真实胜负，并无重大之关系。例如以人工培养伤寒菌及霍乱菌去污染饮水，但又终将为沙滤及氯气消毒所克制。若敌人必需用飞行机直接下毒于已经滤过之蓄水池中，更加不易，且其效果，又会被预防注射所抵消。但即便如此，细菌战的实验仍甚嚣尘上，据言1932至1933年，德国对英、法等大城市可能施行细菌战，所以各国也开始加以注意预备，传言也一直没有停止。(36)因此，巴黎方面已开使用马铃薯作成毒菌培养基，然后携至一千米的高空，用飞机洒下毒菌，地面上则有接受细菌的盘皿，检查成绩，没想到地面上的盘皿确实有细菌繁殖，地下铁道的通风口更多，一旦成功为害，后果不堪设想，就不仅是实验性质了。(37)刘劭波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化学战，收效颇宏，然而毒气大多有颜色和气味可以分辨，威胁渐渐变小。未来如果病菌战又进一步发展，则经济的战争型态，将更形进化。刘认为，病菌战虽然还在发展，但成功后可以和化学战互相配合，因为战场上有胜有败，进进退退，细菌战比较不适合使用，以免杀伤自己人，除非本国发明出血清，而外国都无法开发，才有可能，(38)故战场上还是以化学战为主；不过，毒气受地形、风向限制，一旦消散，则不复生；病菌则若环境适宜，则会大量繁殖，故细菌武器开发性还很强。(39) 虽然细菌战是秘密的，但中日战争前已有各种介绍细菌种类、怎么培养，每种细菌培养的方式、(40)如何造成危害的文章，也相当多，又好像将秘密科学研究摊在阳光下一般。(41)1933年，有消息指共产党也组织训练士兵，在海参崴附近，训练中、日、韩三国之女兵如何治疗感染毒气和穿戴防毒面具之法。(42)当时日军制造毒气弹与发展各种先进军用品的新闻，国人也都可以透过报纸知道。(43)当时毒气试验、武器等开发信息，是各国间谍加意搜查的秘密。(44)Waker认为，微菌战的证据相当难以搜集，各国莫不竭其全力以阻止实情泄露；更何况研究细菌之致病特性，正好就是给如何使细菌致病一个最佳的实验时机，最后一定禁无可禁。当时世界各国之竞事准备微菌战，就是在未来战争中即将大规模使用的最佳证据。(45)不过，本文还是必须指出，当时对化学战的担忧还是比较具“现实”感的；至于对细菌战，则有着更多想象的“未来”成分在内，不可不知。直到1941年日军使用细菌战，中国人还认为此战法还没有什么研究，仍视其为“未来式”，直到验出鼠疫菌，才知大事不妙。(46) 讲到未来的战争，五花八门，应该就此打住，但所有先进武器在发明时，都被认为太“疯狂”，但最后几乎都成真了。(47)例如将有毒瓦斯可使全城睡眠，占领并解除武装，“既滑稽又不甚残忍”。使用细菌战则可使“厉疫骤发，失去战斗力而屈服”。还有怪力线、有毒针弹、飞行唐克和飞行军舰等“想象武器”。化学战时代已然来临、细菌战则还在研发，但未来前景“不可限量”。(48)故微菌战还是有潜力的战法之一，例如推测未来病菌可储于特制之小筒中，“由飞机掷下，一至水面，又能自动开启，使细菌混入水中。同时吾人又不能封盖水池以防止此种危险，因充饮料之水，必需要空气常相接触也”。(49)什么未来“一吸之微即足丧人性命之毒气，在列强军备中，虽尚非最最重要亦已成必不可少之一部”。(50)报刊上不断反复介绍化学武器的作用与未来趋势，(51)虽然有很多推测与想象之词，或许化学弹的杀伤力并没有想象中的大，(52)还是用空中投毒气弹，会不会使毒质消灭，也是一大问题，所有的预测都含有危言耸听的特质。(53)还在研发中的细菌武器，就更谈不上了。但全球军事科技的日新月异，已让人无法再忽略特殊武器的开发与防御。而且，对中国军队来说，死于病菌感染的人数或许可能还高过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所以细菌战对中国而言被认定是一项严重的威胁。(54) 透过报刊不断反复介绍，民众心理应对这些知识有一初步的概念了。生化战的开发，将保守的中国文化快速带入全球化的情境之中，既有的规则随时可能将被新科技突破，只有一种办法能泰然处于这个时代，就是不断吸收各种信息，去了解保卫生命之方法。战争的氛围一天天浓烈，要有一保障之未来，就必须去充实这些未来战争即将会采用的新武器与相关知识。人们身处其中，如此讯息强度之灌输，真令人有日新月异兼以忐忑不安的一种未来感。 二、化学战与身体关系的知识建构 前面介绍的知识，透过转译使中国人逐渐知晓并开始醒悟，要防避生化战，就必须熟悉一些身体的反应与防避之规范。当时许多知识，透过报刊与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将各式防毒知识灌输给民众，相当受当时社会之重视。例如中国科学社请社内的化学家，编写《军用毒气及其防护法》，印刷至报馆分售。(55)报纸也会摘录或介绍防毒的专书，例如吴沆的《化学战争》(商务版)或《防毒知识》(中华版)等类之书。(56)甚至自桃还主编各种通俗的“战时大众知识丛书”，有《大众防毒知识》《大众防空知识》《大众化学战争知识》《大众科学知识》和《大众兵器知识》等等，有大量且通俗的生化战知识介绍。(57)当时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还设有战时知识讲习所，为供应民众战争常识起见，编印《防毒浅说》及《毒气急救浅说》，一般民众如果需要这些读物，可以“附邮二分、函知该所，即可寄赠，至于《防空救护法》及《军器浅说》两种，该会正在编印中，不日出版”。(58)新的知识，透过出版品，不断灌输进入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古代社会，有人至粪坑掏沙“中毒”而死，过去传统社会也知道“粪毒”之事。(59)但现在要追问的不止是被毒死，还要追问是什么“毒”会致死，例如1936年绍兴发生类似的死亡案，经过肥料检验后，发现是硫化水素之毒导致。甚至有人中毒死后的物质，还要送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来加以检验。(60)人们渐渐习惯，每种“毒”后面都有一个化学物质在发挥作用；(61)而毒气也是一样，这些化学知识，多透过翻译而来。 还有新时代出版社作者杨佩文，搜集各国现下有关防空方面的常识，如各种飞机之性能及鉴别法、各种飞机行动之特征与鉴别方法、杀伤弹、破坏弹、延烧弹、毒气弹之性能及趋避方法，各种防毒衣具之构造法和简易地下室、精密地下室之建筑方案，以及防空警报及闻警报后之行动、灯火管制实施方案、防空建筑及各项防空兵器等，“计共九十四门全开生动图画，一一绘出，复附加浅显文字详细说明，故虽略识文字者，亦能一目了然”。(62)一般说来，这些知识都还算很入门的，主要以介绍为主。当时专业的化学家认为，化学战防备不易，专业研究更是困难。日本的化学兵、美国的化学部，里面都是精英人才，相对于中国民智水平低落、化学常识也不够，所以谈不上应用，只能用基础的通俗化宣传才行。(63)南京兵工署为了防范日军使用毒气作战，特别还用科学方法研究应急防御法，及编写简易之设备事项数十种，并说明防毒掩蔽部设置及构筑方式，制成平面图或简介说明发放，预备战争发生后，前线士兵遭遇毒气时，能不受危害，且能从容应战。(64)近代中国的科普作家高士其，在1937年也写了《抗战与防疫》的小书，倡言防范细菌战，就是要从最日常普通的卫生工作开始落实。(65) 除了出版书刊外，当时各种团体也针对不识字的一般民众进行教育，主要是透过演讲与展览来教育民众。有些学校会自己聘请化学专家来替师生演讲防毒要领，例如1936年6月1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日记就记载：“阅报知日本侵略华北，风声益形紧急。……十一点作纪念周，由周厚复讲国防化学一小时。”(66)又10月6日，日记记载：“曾炯之介绍陈建功友人新自日本归国之余六铁君演讲军用化学。余军东北帝大毕业，……深知日本军用化学之内容，故请其于下午七点半在新教室演讲，并约周厚复、李乔年二君转知化学系学生。”(67)这类演讲有时也会找专业的化学家来演讲。又如上海工部局华员俱乐部举行防毒知识的演讲时，就请到留法研究毒气专家方岑一来说明一般民众应有的防毒知识。(68)上海市还有“防毒急救研究会”，也举行演讲与演习，由顾富生讲“毒瓦斯之预防”，潘谔楼讲“救护术”。于演讲时实行小规模的演习，演示敌人放毒后，立刻用水沾手帕捂住口鼻，迅速冲至防毒所等动作。(69)甚至教会，也会负起必要的教育民众工作，除演讲外，还有展览与日常教育，例如宁波的青年会“以国难日亟，民众防空智识缺乏，特举行防空防毒展览，定十二日开幕，至十六日闭幕。展览物品，计有飞机模型一具，炸弹模型二具，防毒具八副，及人造头颅、防毒药品、毒气样品等多件”。(70)为了灌输普通市民防毒与防空知识，青年会甚至会利用电影来吸引群众，除举办防空防毒常识会三星期，当场分赠防空常识等小册数种外，还商请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派员前往会场，将该协会自制的教育影片数部，免费播放招待群众参观，据言当时“每场均告满座、总数达二三千人”。(71)至于更积极的，则为培训民众成立防毒班，灌输防毒救护知识，如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于1936年成立了特别护病班和毒气班，毒气班由郑兰华博士讲授，当时学员有70人。(72) 以上这些演讲，通常会配合防空的知识，原因已在上一节论述，因为新式的生化弹，会透过飞机来投射，飞行器愈进步，生化战的威胁就更大。当时报导指出欧战时的经验，英国伦敦受德军的空袭前后达160次，空袭的根本作用，在各国都市重要机关及设施的破坏，借此扰乱后方的中心。今后的战争，当有更烈于昔日，也就是战斗的胜负，不决于军人的勇敢，反决于国民所受的影响。所以国民防空，实际上更为重要。(73)30年代初，经过“一·二八”事变后，“无空防即无国防”的口号响彻云霄，而防毒跟防空的关系更加被强化了。(74)在战前，各种专家对市民的演讲也一再强调防空与毒气弹、燃烧弹将造成之损害。(75)甚至各种恐怖的预言，也频频出炉，如谓：“今则任何国家之空军，均已训练纯熟，可以实施大规模之毒气攻击”“千百万之生命将丧失于数小时之间，至此亦无人敢冀其论断为谬误矣”。(76)而相较于中国而言，日本有更强的空军与化学武器，这对当时中国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在当时也使用化学弹，导致整个中国开始将日本视为最大假想敌，各国也常有防毒队、防毒演练的新闻在报刊上刊载介绍，更添紧张之气氛。(77) 上海在“一·二八”事变后开始举办防空讲座，定期定时的在中西电台，请防空专家播音，报纸复将专家，如苏公望的讲演稿在报上全文刊出，其演讲的内容，实与国际译出的相关报道高度雷同，并且加上了“在地化”的内容，例如轰炸城市改成了上海，用国际推估而言，照理说只要7200公斤的毒气弹，就可以把上海三四百万的人口整体毒杀，而当时飞机的载弹量，几乎都在1000公斤以上，所以如果敌军要刻意消灭一地的人口，就会造成大灭绝。(78)又如圣约翰救伤队香港总部，为求使当地球员得到充分防空智识，特别举办防空，防毒演讲，敦请中西防空专员担任讲席，星期举行两次，星期二日为中文课，星期五日为英文课，将防毒防空的知识融入日常课程中。(79) 当时还有各种为了建设中国空军而设的组织，(80)例如南京中华航空协进会，于1928年底成立，当时李烈钧指出：“未来之国际战争，难免因中国问题而起，各国军备除海陆军外，尤兢兢致力于空战之准备，如科学战、毒气战等，皆包括于航空设备之内，中国航空事业尚在幼稚时期，处兹危险地位，应急起直追、集中人才、研究制造、练习驾驶，以冒险精神，努力猛进。”(81)一·二八事变后，国人深感空军事业之重要性，故各地纷纷成立航空救国组织，(82)例如“航空建设会”，该会的工作目的，有一大部分是为了防空防毒的事业而生，该会在1933年开成立大会时，汪精卫致词时说：中国航空事业，与各国相差太远，这时若不讲航空，可说完全没有国防。话锋一转，谈到日本：“现在敌空军仅用轰炸、尚未用凶惨毒气，如投放凶惨毒气能将繁盛城市变成沙漠，人类及动植物均不能生存。现在各国无论政府与人民，都以为空防比水防陆防更重要，我们为国家及民族生存，不能不注意航空设备。”(83)这些演讲都强调防空、防毒的重要。 但实际知识要如何化为行动呢？在了解了防空与毒气的关系后，最重要的防御就是身体的动作，可以说透过这些知识的引介，将生化战的知识与防范措施带入全球化的语境之中，身体的军事化动作，也要符合全球标准与需求。平民的身体开始在战争中被重视，这是全民军事化的重要趋势之一，化学战仅为其一。空军的发达，使得“战线以后广袤之国土及无防御之平民，均随时有被袭击之虞。在昔时与所谓未开化时代，以火与剑攻击无防卫之平民，任何军队均引为耻辱，今则已为近代战争之基本原则矣”。(84)故无论哪一个国家，就必须透过教导民众的方式来避免战争之伤亡，应运此局势而生的，就是各式的防空演习，它们在30年代后的中国大量出现，各国演习的讯息，都透过无远弗届的报章杂志介绍出来，例如中国的假想敌日本，也将美国、俄国和中华民国列为假想敌，在1934年6月，于殖民地台湾进行了一次防空演习，日本于台湾的所有飞机队均动员参加，进行攻防战之实习。据载台北、新竹两州及附近境内电灯均全熄灭，演习前总督府令全台民众各准备毛巾一条、冷水一盆，并各购防毒面具一具；演习时门窗一律闭锁，以防毒气侵入。当时为求逼真，还实施模拟毒气施放，并投掷假的橡皮炸弹。同时期，基隆军港亦作同样演习，海军也参加特种演习。当时毒气防护团还有筑临时性的防毒设备，据言一切宛如实战状态。(85) 当然，面对假想敌如此逼真的演习，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1934年底，南京进行大规模的防空演习，这是第一次在首都进行之演习，意义非凡。(86)主要侧重“消极的防空动作”，包括防毒、消防、救护等三大要项。一开始是假想敌机临空，防空警报响起后，则南京之军警、童子军、民众团体所组成的警备、消防、防毒、工务等大队，及分段布置。关于毒气的演习，是用绿色的烟幕弹代表毒气弹落地，此时防毒队员穿戴防毒面具，用水和漂白粉、晒粉等消毒。南京防空演习完后，先由防空处长黄振球报告演习过程，再由何应钦、贺耀祖来讲评，最后由蒋介石来训话，晚上则在励志社宴请演习有功人员。黄指出，此次演习是“创举”，不能以一次小成功为满足，防空设备还是太简陋，而且民众多抱持围观心态，没有切实做好动作，拥挤在一起，本就是防空、防毒之大忌。这是由书本知识转向实际运用的开始，战争也一天天逼近。(87)大概在1935年前后，南京和汉口还举行了几次防空演习，当时这样的演习对民众来说是全新的体验，还要加以解释演习本身的意义，让民众的身体充分进入这样的氛围之中，切实做好一些防备的动作。(88)当时军队演习还设有审判官，专门负责营造逼真的演习情境，并指导演习之步骤与规范。(89) 而愈接近战争，各地的防空演习愈是逼真。当时报纸还有介绍空袭警报时的各种声音、规律，用文字来写警报声，非常有意思，其中有关毒气的警报是用“击鼓”或敲洋油桶：“咚，咚，咚，稍停片刻后再击一响，像这样连续敲两分钟”，或是用灯旗标示，白天有黄色旗插在的地方，或黑夜有红灯燃亮的地方，都是表示毒化的区域。(90)又如在杭州的一场演习，就假想日军空军来袭，中国空军除升空迎敌外，也演习了敌人投掷十余枚毒气弹和燃烧弹的防范措施和后续伤员处理与救护，据言表演非逼真。(91)上海周边如嘉定、淮阴等地也都在1937年上半年举行防空演习，都有毒气、甚至是燃烧弹袭击的演习。(92)至于细菌战，当时似非演习的重点，不过在战争爆发之初，广东省即实行了“广东省非常时期食物检验暂行办法”，针对进口食物、食材，公私井水等进行化验，必要时还要用活犬测试，检查毒质。这种检查所针对的“毒”，往往包含化学成分和细菌等物，只是实际的演习，还是以防空、防毒为主。(93) 这些演习的收效有时又是令人质疑的，外国学者指出：大家都错估一件事，所有的专家设想，均基于军事之观点，他们看待平民的眼光，就好像一长官看待严格纪律化之军队，但却忽略了平民就是平民，较军队更无组织、无纪律，故平民之处境是非常危险的。Waker博士说，还要做到：“一般民众，必先一变其本性，然后详细规划之防御方法，始能严格实施，顾虑室家之女孩子气，必须首先祛除。避弹于地窟中之女主人，必听其居室及一切心爱之物，倾毁于地窟之上，而不一瞬其眼。为母与妻者，必任听其散学返家之爱子，或公毕回归之丈夫，遭遇不测之毒气袭击，而不稍感烦躁；且为地窟以内之安全起见，若子或夫，又必被摒于地窟之外，因一轻暴露于毒气之人，应被拒绝于一切公共或私人避难场所，以免毒气之转辗散布。”(94)可见防毒一事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需要被训练。(95)演习不过是让身体习惯这些消极防御的基本动作，心理素质却难以训练，只能说战争来得太快了，演习的时间，对于中国人而言还是太短了。接近中日战争前，日军毫不避讳地在自方的演习中由化学兵演练施放毒气弹，还通知中国官方，完全不加掩饰。(96)其实日军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同月，就已用毒气弹轰炸卢沟桥，只是似乎为实验性质，并无大量投掷罢了。淞沪会战时，情况才有所改变。(97) 三、防毒防菌的物质文化 防御毒气，不能只靠身体动作，工欲善其事，还必须要有好的防毒器具和检测工具，方能完备。1930年法国里昂的防空演习，就演示了民众穿戴防毒面具、灯火管制、高射炮射击、灭火、民众疏散至防毒气房屋等动作，标准化防空的身体动作外，(98)防毒也牵涉到当时科技的物质文化。1937年一次有关毒气的展览，属于消极防空，即非武器攻击，而着重地面人员之平安，展出有防毒器材10种、防毒室模型1种、防毒器具之图表照片110种，受毒情形及各国最新发明之各种毒气施放情形，与使用器械照片等42种。烟雾喷射等器材5种等等。(99)同年，军委会就运送一批器材到上海的防空展览会上，展示各种防空器材，共分三大部门：一为积极防空部、二为防空情报部、三为消极防空部。所谓积极的意思，就是指包括空军或防空石包火在内。好比当时认为只要有高射炮，日本战机便无法攻击，(100)但高射炮的作用只在1500米以下，敌机飞行高度如在2500米以上，则高射炮将完全失效。(101)但积极防御多为军事防御，民众还是要靠自己的防御法。 在防毒器具方面，最基本的防御就是防毒面具。当时介绍防毒面具的种类，例如第一种是滤毒气面具，适用于任何个人防毒，在口罩上是一滤毒罐，内有粉末过滤物，都是用硷类的西药，或特制药棉；另外一种则可吸取新鲜空气，有多一根长管连结滤毒盒，使呼气不回吸管而排于外；滤盒中第一层是棉花，第二层是活性炭，可用于吸收绿十字毒物，但比较笨重，适合军用。(102)当时介绍各种防毒面具的文章非常多，甚至介绍专业防毒气的面具“原子滤清器”，功能先进。(103)不过，它们要去哪里购买、花费多少、质量如何确保？(104)时人也相当关心。有刊物指毒气侵扰时，若有戴防毒面罩，则可缓缓呼吸，不用害怕。还说，防毒面具可以向南京军政部购取，其他的药物，西药房则都有售。(105)如此好像取得防毒面具并非难事，但质量控管就成了大问题，当时《申报》也刊载了这样的消息： 关于防毒面具，及其他防毒器材，本为防御毒气之重要利器，民间必须常备，以便随时应付非常。惟一般普通工业厂家所制出品及舶来品，或因限于原料，或因限于技术，大都因陋就简，出于粗制滥造之途，效能既低，无补实用，而一般市民，徒以感于需要之殷切，并因缺乏鉴别经验，遂亦无暇究其内容，贸然购置，耗费多量之金钱，仅得无用之器具，所蒙影响，实非浅鲜。因是军政部兵工署，现有实行检验之举，回忆一二八之役，当时厂家所制此类出品，几乎汗牛充栋，市民购买，复甚踊跃，迨后经本市防空协会从事搜集，加以检验，发觉此类器具，绝无效能可言，设当时敌人竟公然施放毒气，而市民仅恃此为惟一防御工具者，诚不堪设想矣，往事斑斑，可为殷鉴，不图近日以来，关于此类低劣之防毒面具及器材，出品之多，较前益甚，不特人民虚掷金钱，抑且流弊所及，实至可虑，本市防空协会，有鉴于此，闻已呈请上海市政府，对于未经军政部兵工署检验盖印之防毒面具及各种防毒器材，予以查禁，同时复恐市民未及周知，并经登报通告，以免市民蒙蔽受愚，转增危险，现各方如有不悉购买情形者，可向该会问讯，必能充分告知，给予便利，希本市市民加以注意焉。(106) 可见当时人有注意到防毒面具的质量问题，而且还敦促政府予以检验。其中上海的“防空协会”，一直努力监督这件事，该会总干事苏公望也说：防毒面具的质料须力求精良，要能确实防御毒气材才有用，应该要有一统一的严格审查机制。所以协会努力向市政府、军政部陈情，希望促成此事，也登报宣传此事，指民众如有问题，可以询问该会。苏还指出，“我国现时所制防毒面具、经政府当局监制者，其售价每副约需国币12元左右，亦未免稍嫌昂贵，最好在可能范围内，设法减轻成本，廉价出售，使人民乐于购买，易于置备，如此既可增强购买力，又得普及民间，对国家社会防毒之力量，更易增进，关系匪浅”。(107)这样的呼吁当然是正向的，从这段史料也可以清楚看到，当时人们其实对防毒器材的需求庞大，但质量却往往出现问题。更何况，其实有了面具也非“万全”，因为糜烂性的芥气或起泡之“路易施毒”，会使全身皮肤暴露于剧毒之下；设毒气能穿过皮肤，不留损伤，而侵入内脏。(108)所以这时就需要整套的防毒衣了，包括防毒衣服、手套及鞋帽，一套当时约80元，不是人人都买得起。(109) 正是因为有需求，价格又高，而就算能买到，质量也难以控制，这些情况，造就了当时许多自制之法来设计、制造各类防毒用品。沈仲理就说：滤毒罐中的粉末，可以用中药滑石、雄黄、石膏、朴硝等适量配制共研细末，因为这些药物都有“排毒化毒”的功能；活性炭部分则可用竹茹的竹子制成青竹炭，则“滤毒清热”效果更好。(110)这类偏方，有时也会诉诸科学实验，例如一则新闻指出椰子果实烧成焦炭，可以作为防毒面具的素材，多国已在西印度群岛采购椰子做为军用原料。(111)这则消息不是传言，后来就被南京军政部采用，报载：“军政部以椰子之灰，为吸收军用毒气之活性炭素制造原料，本部现正研究活性炭素各种制法，惟利用椰壳灰，尚未试驰，请侨务会饬商将该项椰壳灰，寄送五吨来京，以供试验，如试用后认为优良，当由本部向侨商大批价购，侨会昨已训令南洋各地中华商会遵照。”(112)因为战前气氛紧张，物资更加缺乏，才会有许多如此这般的“代用品”出现。还有防毒衣太贵，故有“防毒油衣”的出现，做法是“用真麻油与真柏子油浸渍细密的土布，然复阴干做成防毒衣”。据说也很管用。(113) 至于毒气之检测，相关的化学知识已如前述，透过转译而来，再化为行动(演习)。不过，毒气一旦降临，牵涉许多难以分辨的化学知识，例如德国就有一种毒气教育，就是透过反复燃烧浸泡过化学毒质的火柴，来让民众习惯、认识这些毒气特有之气味。(114)培养这种警觉性相当重要，例如俄国一兵工厂制造毒气弹，有一弹突然爆裂，由于是无色无臭之毒气，所以吹入场内后立刻毒毙超过20人，幸有人大叫发出警告，才使更多人幸免于难。(115)故民众终究还是需要学习检测、防御的方法，也要能理解每一种毒气的特性。例如有文章是介绍化学毒气的各种检色法，如用气味、用化学方法，如试剂或烟雾来测试，或涂到掩体的墙上，观察颜色之变化，就可以发现毒气。但该作者也说：战争来时，很难有时间测试，而且中国化学知识落后，更难施行。更重要的是，这些很多都是学理，真正实验室测试是要非常精准的，用这些方式只是学理，能有多准确他也不敢说。(116) 事实上，在毒气弹落下爆炸的一瞬间，要去分辨毒气的种类确实很困难，但是一般民众却可以做到下一步，就是积极的防避；要求每个人都要有防毒面具及防毒衣，根本不可能，所以这其中就诞生了许多预先防毒的药品或代用品，与下一节将要谈的医疗药品，恰成两种防毒之策略。首先是防毒衣缺乏的问题，当时有介绍美国的产品“防毒油膏”，该药之发明乃有鉴于防毒衣穿戴不易，所以发明用油膏涂于身上，内含亚铅华(Zincum oxydatum)、羊毛脂、胡麻子油、猪油等。但作者也说：若无此药，也可用橄榄油代替，或涂漂白粉、或用干燥漂白粉涂布覆盖身上，乃至石硷擦敷，都是可行之法；(117)或还可用60％氯化麻油膏涂布皮肤。(118)当时由于许多防毒物资缺乏，所以报刊上有非常多教民众用简易的化学原理来自己预备防毒用品的文章。甚至还有中药防毒软膏，可涂擦全身来阻碍毒物之侵害，还说该药膏具有“抗毒除热”的功效。(119)若是没有防毒面具时，也可用小便、肥皂水浸湿捂住口鼻都可以，至于甘油、小苏打、次亚硫酸钠等药品，可以先至药房购买使用；(120)或可自制口罩，用数十层棉纱其中二十层浸乌罗特罗品(8.17％)、十层侵次亚硫酸钠(24％)和氢氯化钠(6.54％)，十层浸革麻油酒精、甘油的混合物覆于口鼻也可以。(121)类似的还有用炭酸钠1两，次亚硫酸钠4两，甘油1两溶化在一盆热水中，用纱布裹棉花浸在溶液里，拧干后拿来覆在口鼻上，也可防御毒气。或可浸入石炭酸、苛性纳、酒精、甘油、水，五种的溶湿液中透，侍干后便可应用，(122)纱布面罩当时是非常流行的防毒面具代用品。此外，若十分紧急，用浸湿的手巾，或浸透小便的手巾，都可以暂时防止，(123)此招在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还多次为国军所采用。在预先服用药品方面：因毒气多为酸性，可预先服用重曹片，增强身体抵抗力，或注射于静脉内也可。腋下、外阴部、会阴等较潮湿的皮肤，对毒气反应一定比较强，可以先用重槽或滑石粉擦之，以免糜烂。(124) 还有更多的，类似偏方的防毒方式，当时也被大量介绍，可见这类知识是极度为社会所需要的。例如“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立刻就有报道指出：“遇有毒气发生时，速以衣片手巾或纱布一块浸湿(用水茶或酒类)而罩于口鼻上，使呼吸之气体透过此湿布，则定能喊轻其毒性作用。即有最强之毒气侵来，用此法防御，至少可以不使丧命。用去底玻璃瓶盛以相当潮湿之泥土，将瓶口插人口内，以行呼吸，鼻孔以手塞注，但须注意瓶中泥土之潮湿，如已干燥，必无效力，若用过湿之泥土，则又不能透过呼吸。”(125)毒瓦斯所含酸性，遇水可以中和，但遇芥气毒瓦斯，这办法就补救不了。(126)还有有人说当敌人施行毒气攻击时，可吸食纸烟解毒，但被指“颇不可靠”。(127)至于中医药，竟也可发挥许多作用，例如有用擦的“防毒粉”，即用滑石研极细纷末，扑于全体各部。又有“防毒巾”，即用手巾手帕或纱布侵入咸水内，随时备用，以掩蔽口鼻。(128)还可以自制防毒药丸，声称可以防细菌、抗瘟疫传染，也可以“解瓦斯毒炮之气”；(129)另一方则可供磨成细末佩带，用香炉随意焚烧少许，毒恶之气自然消散，在战场若遇毒气，则用粉末做成口罩，也可阻挡毒瓦斯炮弹；(130)另一种名为“防毒平安散”者，可将此诸药放在香炉中，于避难室随时焚烧，“可消灭各种外来之邪毒”。或者用纱布、夏布缝成一袋，以期能掩蔽口鼻、双目，“装药末五钱，佩于身边，以备路途防毒，最为有效，或依式制防毒面具，置药其内更妙”。(131)还有“四珍消毒散”，将中药方研成细末，然后用“磁瓶收储，勿令泄气，遇敌机放毒时，每用三四分，撒于折叠之手绢中，以之掩遮口鼻双目，可免毒气之侵袭，或照样制防毒面具，置药二钱于其中更佳”。用的也都是清热解毒之品。(132)这些验方，可能仅是一人之经验，很难确认是否有效。当时上海卫生局就呼吁，由于大家都怕日军放毒，所以“奸狡商人，无耻医生，以发售防毒丸散投机渔利”。当时市面上有各式所谓的防毒药水，卫生局指若是按照成方配制者、较为可靠，但效力也不过数十分钟，应该要赶紧跑到无毒区；至于配方不明的药水，“未经科学上之证明，遽谓用后服后即可防毒，实为无稽之谈”。当局呼吁上海乃国际都市，敌人不敢轻易使用毒气，希望市民不要惊慌云云。(133)可见，这样的现象是非常突出的，它除了凸显人们对毒气的害怕，希望有更多的方法防毒外，也显示中国传统医学在这场防毒战争终不想缺席的心态，这一点在下一节还会有论述。 在避毒场所与环境上，为了防毒与防空，最佳的方式就是建造地窖或防空洞。1936年7月3日，竺可桢的日记显示，国府军事委员会计划在北极山上挖地壕沟，但竺有意见，当时与陈布雷商议。(134)至于防空洞，也需要有各种毒气过滤器、氧气管线；但战争一开始电厂又是攻击的首要目标，所以一切维生设施都将停摆，很难设计出十全十美的防御体。故所有防御体都要能抵挡狂轰滥炸为首要目标，但“含有病菌之空间，毒气传染之场所，欲从事体大多险之工作，亦岂易事？”若建造一超即防御堡垒，建筑与维修费更加巨大，一般国家也不愿投资。或许，当时在各地都有这些军用的防空设施，但是军用的设施绝对不敷民用，而且不管是防毒室还是地窖，都要符合防毒的标准，但当时却难以尽如人意，故也有许多方式可以自制防毒室。(135)当时各种报刊文章教导民众设置简易防毒设施的方法相当多，如何自制简易的防毒室呢？因为毒气多是酸性的，所以可以用碱性的药剂涂在毯子上，拿它们封住窗口与门，就是一个简易的防毒室了。(136)当时防空知识中，除了普通躲避飞机的说明外，沈仲理还指出：“各户为安全计，宜于院中开掘地窖，以避飞机，至地窖大小，应视地势人数为标准。但窖口须覆以厚板，其上再用三尺以上的厚土掩盖为要”、“如在卧室中，为防避投爆炸弹起见，急应走到楼底下，不及走下，即刻躲在床底下或橱内，或避入地下室。但壮年人仍须随时留意楼上消防，罩上防毒面具，并穿只防毒衣。万不可大意”。(137)若求积极防避飞机的方法，除了各种灯火管制，扰乱轰炸机的方式外，则要注意预防火灾之法，因为毒气弹多伴随燃烧弹而来，“使得到处着火，扰乱治安，毁灭全城障碍物，然后施放毒气，截灭一切生灵。其惨害之烈，诚非笔墨所能形容，所以首先要注重防火安全，如室外柱子改用铁柱，木料要以防空油漆涂之。如用水设备、沐盆水桶水缸等，应尽量存积水量。此外须预备干燥的沙土和斧铲喷水机等，急要时以便断绝火焰的燃路。燃路一灭，接着就要预备防毒药剂了”。(138) 一般防毒室每家或每个单位都应该设一所，30年代法国的建筑章程，甚至要建造电影院，都需要有防毒间的设计。(139)当时的防毒知识指出：防毒室不能过大，以免遭受轰炸时，导致惨重死伤。(140)关于住室内外之药剂消毒，沈仲理提出为中和毒气起见，可于住室内外预先撒布多量漂白粉(漂白粉系通入氯气的石灰，据可中和毒气性，本国可多量预备)，可防御芥子毒气。还可撒防毒粉，布于室内各处。(141)居住的地方，如室内窗门严闭，悬以较厚帘幕或厚质软呢为妥，最好预浸过碱水，以便防护。室外用水喷射机喷射水珠、装置莲蓬头放水，使毒气易于消散。(142)至于饮料的卫生，毒气也有溶解于水内的可能性，宜预用贯仲一个，白矾一大茶杯，放水缸中有效，这是用贯仲杀虫解毒，白矾收濇毒气，清洁水分之意，若用井水的，投黑豆半面盆，也可解毒。(143)在公共防毒上，必须造一个避毒室、室之出入口用防毒布幕遮蔽，大的每室以容四五十人；或者特制滤毒箱，从外面输气，或者用压养气，徐徐放出，总之不能使毒气扩散感染于室内之人。(144)或购置活性炭之设备来滤毒，也是一法，(145)再不然，可于进出口均用二道厚布幕隔住，内备粮食及消毒药品等，但若室内人多，还是应该要有供给新鲜空气的设备。(146)如果不幸室内、室外有毒气侵入，还有中药可以发烟解毒。例如燃烟驱毒法：方用红枣2斤、苍朮、大黄、茵陈各8钱，去枣核挫成粗末，用木炭火时时烧熏，使烟焰升腾，则毒气为之消失。(147)而中医克制毒气的发烟方，通常也能预防时疫，着眼的还是“解毒”。(148)至于西法，主要是去中和毒性，下一节还会叙述。 当然毒气也有一些特性可以趋避，例如指出：“凡一切毒气，均较空气为重，低洼之地，常为毒气聚集之所，因此如遇毒气攻击须向高地奔驰，纵有时高地亦难免有毒气，但其浓度，较低地者稀薄，则受毒气之伤害亦较轻。如无高地可登，则趋向左右两方，切不可向后，因敌方毒气系顺风向本军后方施放故也。”(149)或一旦碰到毒气，应当顶风走，不要顺风走。(150)但这类知识有时也会有小冲突，例如谈到植树的优点之一，就是可以隔离火路，掩蔽军事与防御设施，即使燃烧弹下来，树木也可阻挡部分火势，更加上树叶树皮均有吸收毒气之功用，可以避免毒气蔓延。森林中湿度较大，又可使敌机发放之毒气迅速消灭。(151)话虽如此，但在另一方面却有人说：“树林之中亦为毒气会聚之所，切勿走入。”(152)显示了知识的冲突，但一般还是认为不宜走入树林的，而街道、树木被毒气污染后，还需用特殊的化学药剂清洗，才可以把余毒洗净，(153)不一一细论。 至于防范毒菌战，则跟一般防疫法、注重卫生的需求是一致的。如注意环境、饮水卫生、扑灭病媒，军队实行各种防疫注射、用硼酸水或双氧水漱口，保持口腔之清洁，自来水则要用显微镜来检查等等。(154)面对这些毒菌战威胁，消毒饮食、注意卫生当然是最基本的工作，又如饮水和牛乳要特别注意，水可用漂白粉或氯消毒，牛乳则可用蒸气杀菌。环境清洁上可利用升汞、来沙而消毒药水等等，后者，乃当时一颇知名的消毒杀菌药水。(155)最后就是完备的预防注射，已有一定之效力了。作者也指出，虽然毒菌使用还受到环境，如空气、日光、风力等因素的影响，但谁也不能保证日新月异的科技可以迅速克服这些困难，故要加紧学习这类与新兵器的相关认识。(156) 五、防毒的医疗救护：全球知识的“在地化” 防毒防菌的医疗救护，乃民众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无论如何周密的防御，终无法使所有人完全逃过战火摧残，所以相关的医疗药品，是所有医护人员特加着意之事，这当然包括中西医都在内。西医范守渊提议，上海(西)医师公会应尽速组织防毒救护委员会，以灌输民众防毒知识，并推进上海市的防毒设施。(157)在实际技能的训练方面，各项防空、防毒、防菌等技术，其实包括了创伤、烫伤、电伤救急、防火、避难等常识，应该要互相传授训练。(158)而有关毒气的治疗，报刊也有介绍：“中毒之后，可以用食盐，阿母尼亚水，重曹锭，次亚硫酸钠，灭菌食盐水等等，最有效验的，还有强心针。”(159)也有军事教官发表各种毒气的治疗法，如用热茶或咖啡缓解肺部毒气、神经毒和血液毒气等等的方法。(160)至于对细菌战，则要事先做好预防注射，只是，也有外国学者指出：预防注射虽有一定效果，但病菌之种类，多不胜举，实施预防仍多困难。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多种微菌在生物学上种类之繁复与极度猛烈，病原不易培养，例如连锁状球菌(译者按：化脓病菌)就有300余种不同生物学上之种类。即以几种主要之属类而论，吾人亦不能用发生腐烂之连锁状球菌为注射剂，又如流行性感冒之病原菌，也还没有发展出有效的疫苗；鼠疫则因其病原菌过于猛烈，预防注射，已显见难以实施。(161)所以病菌战的防御，除了注意卫生外，当时别无他法。 就西医而论，中毒气后还是必须送入医院治疗，而且每一种毒气都有特定的治疗法与急救步骤，此乃全球化学战知识的一致性。(162)但是，本节要转换一下视角，来看看另类的在地医疗要如何实践。一般民众其实有很大的一块生活空间是在医院之外，这时日常的医疗救护知识就成了一般民众的保命良法。自“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将使用毒气的疑虑加深，各种团体发表防毒法，或如“济生会宋国伟医生发表简易急救法，仅须买葱头、或大蒜头，与水和泥捣烂置放衣袋，倘觉有此等毒气发见，可实时塞入鼻孔内，即免大祸”。(163)这种类似偏方的介绍非常多，而30年代正是中西医论战最激烈的时刻，中医此时也希望竞逐化学战的治疗与预防的话语权，透过对传统医学“防毒”的发挥，来发挥中国医学的影响力。 沈仲理认为，现在各国科技日新月异，除飞机和死光之外，未来之新战术就是化学战和病菌战了。沈批评“国医”正处于将要新兴之时，却对此无研究，只知采用西法来防毒。照理说，生化战本自西方传来，用西医药防治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战时药品物资缺乏，不研究本国药物，则物资一旦短缺，后果将不堪设想。沈希望用中药来替代，讨论并找到符合化学原理的药物，用科学来加以提炼。他举的例子是传统中医的辟瘟解毒蒸气法，“用炽炭盆烧苍朮、柏子、百部、菖浦等熏之”。另一法用“红枣、茵陈、大黄、苍朮时时烧熏”。用这些清热解毒辟秽的方式，或可对付病菌战，这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164)许一叶则指现代化的战争，是整个国力的拼斗，一旦开战，处处是战场、面面是前线。防毒急救一门学问，国药之应用一定要提倡，应该要避免事事求于国外之援助。(165) 上海市神州国医学会，于1936年底在举行第六次会员大会时，还附设了防毒救护展览会，公开展览供人参观。当时余伯陶、顾渭川、徐相任等人组成主席团，会同社会局、国医分馆，中华国医学会、市国医学会、新中国医药学院、国药业公会等各界共300多人，会上讨论提案中就有“扩大防毒救护运动案”“研究固有救急方法案”“努力推进中医救护团训练案”等等，已获得通过，但要在下届执行委员会才能详订办法进行，(166)似乎有些缓不济急，但各种中医药杂志汇整的“中药防毒必效方汇录”已陆续开始出现。吕丽屏在其中指出，国难当头，国医药界应该集中力量购买药品物资，支援前线，也应该努力的宣传中医的救急药方。她认为，应该组织中医宣传队，出版刊物、下乡宣传或分送全国，使民众可以知晓救急的药方，哪些可以内服或外用，以便海口被封锁后，国人还有药品可用。(167)其实，这也符合政府的期待，蒋介石在1934年曾提出相对的看法，认为：“(中西医)融会而贯通之，一方将中国固有之药物，用科学法以提取其成分，不仰求于舶来之药品，能如是，既能顾全民生，又可堵塞漏卮”、“实行卫生，是救国主义!提倡中医，乃自强之道!”(168)一种依靠自己国家医药的呼声，在战前更加地的强调了。 沈仲理指出，在欧美各国，化学家的精密研究，普遍的宣传，防毒知识几至家喻户晓，反观中国则不然，人民对于此种智识，异常缺乏，即是所谓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未尝关心这防毒医疗的研求，像这样的偷生苟活，一旦临到战祸，同胞只能坐而待毙。在此国难当前，沈认为中医药界：虽然未能熟悉化学原理，但应倾其所知，尽其所能，只要不是完全等于空论，在可能范围以内，搜集各种国医国药合理的方法，以谋预防克制生化战，替国家及人民负起一部分责任。(169)王名藩又指，中医不能只顾自己生计，“不应只作战争时期的废物”。他说，全国中医院校的学生多已设有救护班，但这还是占全中国中医人数的少数，战时应该增加征聘外科骨伤的中医，但这些人在中医之中地位不高、没受过教育，多为“武夫”，真不堪使用。所以他建议：凡45岁以下的中医，都应该受军事救护训练，而跌打骨科医师，也应该尽快招集培训。(170) 但这些呼吁，都只是一种当时思想的呈现而已，有实际行动的，还是少数中医，开始在报章杂志上提供各种方药，希望能帮助防毒之救护。首先，就是最重要的“解毒药”了，解毒剂大多是解化学武器之毒，当然也有些会指出防止传染病之“毒”的疗效。何佩瑜指出：“中医学说，发明解毒物品不少，取以防御毒气，当亦有效。”在预防部分，有生莱菔(俗名萝卜)：可切厚片含口中，不必嚼烂，含至味淡再换，大约可辟肺部毒气、喷嚏毒气、催泪毒气，使之不能侵袭。它根据的是：按本草载：“昔有人遇贼烧烟熏灼，其人口含生莱菔一块，烟不能害。”第二是槟榔子：将之切成薄片，裹以青蒌叶，纳口中咀嚼，勿咽汁，则可辟一切毒气。在本草书中，槟榔能解山岩瘴毒。最后一预防药是熟烟丝：可用烟斗或纸卷，如寻常吸卷烟状，点燃火吸烟，可避掉一切毒气瘴气。(171) 在汤剂部分，有不少的方子都是非常平易的，例如“甘豆汤”，由生甘草二两、墨豆半斤、荠尼二两煎汁，候冷饮之，号称可解一切诸毒。如遇敌人放毒时，用甘豆汤沃于毛巾之上，遮掩面目口鼻，或频频饮之，皆可防毒气侵袭；如已中毒，可尽量饮之，言可立解。提供方子的作者指出：此方药价甚廉，人人能备，药虽平常，功效卓著，不可忽视。(172)另外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解毒绿豆汁，本草书有记载绿豆能解百毒，或可用黑豆和甘草同煎，本草书记载明了二味药一起服用，就可以解百毒。最后是红紫草汁，也是根据本草记载，能冻血解毒，应适宜解血液毒。在外敷治疗法尚有用“豉油”者，有辟解百毒的功能。可以发现这些药物的解毒功能，都还是参考中医本草著作来的，能否解毒，实令人怀疑。何佩瑜就指出，诸多“解毒药”是在化学战发明之前创造的，可否用于化学毒气，还要再研究。他也指出应该利用犬猫放入毒气室后，再用这些中药来内服、外用一起试验，他希望有防毒专家来加以研究。(173)当然，也有西医认为，这些偏方和药房卖的各种秘方，都在做投机的生意，甚至贴些可笑的中国药方来误导大众，正可见大家对防御知识的欠缺，如果防御得当，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药方”。(174) 当然，也有很多简易方是带有“实验”证实过的，例如葱涕、蒜泥，可放在防毒面具或手巾之内，防避毒弹之毒；还有回龙汤(即人溺)，因其可解众毒，浸入手巾中，可用以掩面。该作者甚至指出：“九一八事变时，我十九路军，以此方抗敌人之毒瓦斯，曾收奇效，此闻之于十九路军某参谋者，《外台秘要》亦载有此方。”(175)其他如广州的中医药界声称，目前防毒药品都是西药，他们招集同道研究，发现香蕉叶、番薯叶、万年青三种，可以防范毒瓦斯，而且是经由前线将士试用，确实有效，已呈报当局采用之。其方法为将三种药物捣碎覆盖口鼻就可以防范毒气侵入，但糜烂性和催泪毒性毒气还在研究中。(176)另一则报道则指出，中草药店的万年青都被外国商人买走，香港也大卖，这种普通的植物为甚么会大卖呢？就是因未经过外国科学实验，发现它能防避毒瓦斯，但这种植物在外国不多见，所以被大量收购。(177)这是经过“实验”的草药，而且还有外国人“背书”，是另一种特别的，却又和近代药品销售模式一样的文字。 沈仲理在《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谈了很多中毒的药剂，他并不完全着眼于传统的“解毒”而已，他还在理解化学战可能对人体器官所造成的伤害，来对症用药，参酌西方的化学知识，来提出中国医学的看法。沈指出：多数的毒物，是要损害呼吸器，所以最要紧的是防护呼吸器官了。此外，他指出几种方式，例如预先服用增加身体抵抗力的药剂，可先向中药店配取，或先请国药店配好，制成现成的药水，就更为妥善了。又例如“强身抗毒饮”，沈用了“利氯化痰”几个字，就是着眼于排毒气，而且他说此方是“辟疫古方，按理用于此，自亦符合”。(178)又如他拟的“防毒护心丹”就是着眼于中毒后避免毒气内攻心肺；“防毒保肺丸”的方义则写到，毒气大多刺激肺脏，诱起肾脏炎并发症，所以必须兼顾清肺、滋肾和活血解毒。(179)许一叶也同样对照外国对于毒气的研究，依据毒发的症状来加以思考中医的药物疗法。例如当时的毒气所引发的症状，都与呼吸器、心脏、神经中枢等脏器和血液循环系统等有关系，所以要使用东方特有的通经活络通窍的药物，破瘀散结、肃清血毒等法，乃国药运用的要义。(180)例如加麝香至活血药物中，因该药可治“中恶卒死”，故许推论：无论中何种毒气，只要血液流行壅滞、呼吸困难，则皆可用此方。许氏还介绍了樟脑配解毒活血煎剂，例如“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或“桃仁承气汤”加减，可治气管紧缩、口吐白沫、心脏衰弱等症。(181)许指出，他的设计是有道理的，毒气弹中大多含有氯气，氯气乃基本组成物，但它如果遇到硫代硫酸钠，就能化合成食盐，原毒性就会消失，中药的朴硝，即硫酸钠，故内服该药，能中和部分毒质；又如元明粉，也是一样的道理，都可以加入抗毒药物中。许并解释说，这就是中药“复方作用，用药如用兵，复剂方阵，正是协同作战”之优势。(182) 除内服外，还有外科(部)用药。照理说接触到毒气后应该迅速沐浴再就医，可以减低毒气伤害，特别是芥子气。(183)但如果皮肤或黏膜受到刺激或感染，还是需要外科用药的帮助。首先，防御毒气，当然是戴上防毒面具最好，若无面具，可以用“防毒鼻油”涂于中毒人之鼻孔内外，以防吸入毒气；(184)还有“防毒赤眼膏”，(185)用来治疗毒气攻眼。(186)甚至是一般被认为比较可怕的糜烂性毒气，许一叶认为中医有消毒生肌等膏散药物，故没甚么好担心的。(187)烫伤药品方面，局部烫伤，可用玉树神油，或黄连膏涂擦，全体皮肤灼烂，神识昏迷者，则可速服前黄宝蜡丸，或防毒护心丹。(188)轻微中毒，可饮茶、萝卜汁；昏沉不省者，则可给与雄黄酒，以高粱酒做底，平日就可备用。喉咙干燥作痒，则可外擦薄荷油或玉树神油均有效。(189) 至于治疗细菌战感染的中药也有一些，但不及化学战多，可能一般人认为细菌战所导致的传染病疫情，用一般既有治疗传染病药物即可，不须另辟化学防毒一治疗门类。并且，中医一样是用“解毒”来理解抗细菌，例如“解毒丸”(板兰根四两，贯众一两，生甘草一两，青黛一两)，其功效不唯防毒，兼可清暑避瘟，遇敌人放毒时，如稍觉精神恍惚，即是中毒之候，急取15丸人口中烂嚼，用新汲水送下，可解毒气。(190)沈仲理更开辟“毒菌的防御法”一门，他认为：毒菌之力量虽不弱，但总不如毒气厉害，因为预料毒菌的放射，沈认为毒菌不如毒气严重，甚至可以抗毒气的“强身抗毒饮”，他认为也可以抗毒菌，是相通的。但他还是拟了一些方子，例如“防御毒菌膏”，用以涂鼻子，以避免毒菌侵害；还有“灭菌丸”，可在房内焚烧，“有辟恶杀虫之功”；同类型还有“灭菌香烟”，可置于炽炭内烧熏灭菌，室内室外均可用。至于最容易被细菌弹污染的水源，则可用“灭菌清水方”来消毒杀菌，言“合家可免病菌之害”。(191)还有救荒良方面和各种防饥的干粮制法，这种导源于古代救荒文化的产物，现在在战争上也派上用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因食品枯竭，该国科学家曾从人们所排泄的粪便中，抽取脂肪和蛋白质，来供给人们营养品吃，民众才免于饿死，沈认为要好好研究才是，可为战时全球知识、在地解决的一补注。(192)至于中医药创伤的救急、外用药物介绍、电伤急救、防火、避难常识等，与文旨无关，故此处省略。(193) 六、结论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量的毒气和细菌战知识被转译、介绍到中国来。在外缘因素方面，自五卅惨案时，已有日军使用毒气炮弹之记载。(194)一直到“一·二八”事变结束到中日战争之起这段时期，民众对生化战知识的吸收愈来愈强烈，也渐渐由全球化的知识吸收，迈入中国在地化的实践与转型。虽然战争知识的全球化是一种趋势，但本文所论述之防空、演习、防御、救护、医药等面向，其实充斥着在地化的内容，生化战的例子是一非常可贵的、说明这类转变的史实。 就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其实，生化战在二战中根本没有大规模地发生，但是之前的人们却能赋予对一种对未来科技与战争的想象，并作出各种防御因应与准备，或许对“未来”的想象，也是一种历史往前的推动力吧。必须指出的是，全球的防毒知识虽然同步，中国不能自外于全球趋势，也被卷入这样的战争氛围中，但各种生物武器知识对中国人而言，由军阀割据的过去，国家统一的局势还没几年，就紧接着被拉入全球先进科技与战争的情境中，这其中所带来的未来不确定感，恐怕更为浓厚。若要将民众拉回现实层面，就要紧急灌输各种国防知识，包括生化战在内，将之形塑成一种国民重要的必备知识，例如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就指出：国难教育有三大目标：训练体格、精神、特种知识与技能三项。沈仲理指出，国人对未来战争的了解非常弱，而就生命保障的意义来看，特种知识与技能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些特种知识技能，就是指生化战的防御和整备。(195) 本文的例子，也提供一个研究近代中国史的观察视角。跟日本相比，近代中国的军事科技要比日本更慢达到现代化的标准；在这样全球性的战争氛围中，透过对报刊的地毯式搜索，可以发现，许多文章都是在“一·二八”事件后才出现的，一件新科技知识的转译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一次欧战的氛围，使得欧洲民众更加警觉，但对照中国而言，虽然国人已透过各种报刊、书籍来了解生化战发展的事实，与不可避免之诸多战争危机，但整体的应变时间还是太短，特别是对生化战这种需要高科技研究人才的研究工作；更何况，相关知识多是经过转译而来，空军不够强，化工技术也起步不久，可以说凡事慢一步，故只能尽量学习、揣摩，以期能跟上全球化的战争脚步。就从演习一事来说，其实民众对防空防毒知识的灌输，也是需要时间的，一个生化战的“武化身体”形成，(196)透过书籍、演讲、展览等物质文化的陶冶，被逐渐形塑出来，诸如警报声制约了民众在空袭时应有的身体动作、各地的防毒室、地窖、防空洞和药品的买卖，如何采取有效之防毒策略，皆构成了新的战前物质文化。而在这些转译的知识中，细菌战与毒气战略有不同，毒气战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展开，所以比较具体，但对细菌战则仍多想象之词，两者有差异如是，但到了中国，这类知识却都被在地化诠释为一种对“毒”的认识，甚至像芥气也和病菌一样，会将毒传染给他人，且都有难以觉察之特性。对付这些广义之“毒”，医药知识的在地化研究，早已是殖民医学研究之范例，(197)历史是一个整体，无法切割、只看一面，生化战与中西医论争的历史，同样在知识网络中产生连结，中医不希望在这场“国难”中缺席，遂努力开发中药新方，是故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有关治疗生化战导致伤病的医药知识，这种现象在中国医学史上也是一特例；更有甚者，引述彭慕兰的研究证实，若在18世纪前，中国经济有一套有别于西方的运作模式，(198)则中国医学的例子，或许能更长远的延伸至20世纪初，在既有的“西方”和“殖民”的视角外，展现近代中国史中全球在地化视野的辽阔视野。不过，这些发表意见的中医，并没有谩骂，反而还吸收了西方的化学知识，像是沈仲理，在介绍中药防毒之前，也会介绍西式防毒法，堪称中西兼通。最终，生化战的例子说明，很多实际的疗效必待战争发生后才能验证，可惜这类资料比较少，但可以看出各种中医药、偏方、化学家等等，都不断地透过日常生活可供实作的材料，如化学原料、消毒水、中药等容易取得之物，来减低新式专业知识操作之难度，提供了特别的全球知识于中国在地知识可操作的特性。 注释： ①文中若化学战和细菌战合称，则用“生化战”一词。 ②Ruth Be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Berkeley;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2004,pp.285-299. ③John Morcus Murroy：《细菌毒药战》，陶柳门译，《战时中学生》2卷，1940年第12期。 ④皮国立：《中日战争前后蒋介石对化学战的准备与应对》，《“国史馆”馆刊》(待刊)。以及《国共内战时期的化学战(1946-1949)》，台北：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出版中。 ⑤《未来无血的战争》，《东方杂志》20卷，1923年第16期。 ⑥梁伯强、杨简：《介绍新著：军用毒气病之病理及治疗》，《医药学》13卷，1936年第6期。 ⑦徐均：《市民防毒之管见》，《申报》1936年2月23日，第8版。 ⑧原典出自《左传·襄公十四年》：“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009页。 ⑨岑士麟：《毒气战史(上)》，《黄埔月刊(南京)》7卷，1937年第6期。 ⑩宝山：《毒气的历史》，《康健杂志(上海)》5卷，1937年第5期。 (11)(13)Waker：《化学战及微菌战》，钱宝钧译，《国际译报》(上海)7卷，1934年第1期。 (12)陈熙朗：《将来的毒气战争》，《航空杂志》防空专号(下)，1934年，第2页。 (14)《美国化学会反对战时禁用毒气》，《申报》1925年8月6日，第6版。 (15)John Morcus Murroy：《细菌毒药战》，陶柳门译，第27页。 (16)柔云：《未来世界大战中的利器》，《申报》1930年7月10日，第13版。 (17)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二)》，《医界春秋》1936年第115期。 (18)《病菌战》，《军事杂志(南京)》1937年第102期。 (19)(23)(28)(32)(33)Waker：《化学战及微菌战》，第177-178、182、180、193、166-167页。 (20)(21)梁伯强、杨简：《介绍新著：军用毒气病之病理及治疗》，《医药学》13卷，1936年第6期。 (22)(26)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二)》，第9、10页。 (24)《世界最毒烈瓦斯》，《申报》1933年11月29日，第6版。 (25)光生气毒性之烈，15倍于氯。又另一种同系列毒气，对于肺部之影响，与绿十字相似者为氯苦味盾(Chloropicrin,ccl3 no2，今翻译为硝基三氯甲烷)。能使肺部积水而起肿胀，一似绿十字气，而其伤害程度之复杂又过之。微血管为毒所伤，其他器官如脾脏亦可发生水肿，进一步且使血管之生机毁灭，尤以大动脉之受害为烈。破坏血液后，红血球即不能带氧气，血液亦变成易于凝结而阻塞血管，常致猝发中风。不特此也，中枢神经方面，亦发生重大之反响，其现象为生理上极度之骚动，如周身不快，瞳孔缩小，肌肉抽搐，疾声呼号，呼吸急促等，终至疯瘫而止。有时体温低落，下肢麻木不遂，亦为常见。引自Waker：《化学战及微菌战》，第178-179页。 (27)Anglade,M.,Imbert,F.G.：《最可怕的毒气》，李淑芸译，《国际间》1卷，1940年第3期。 (29)《毒气防御与中毒急救》，《申报》1936年4月5日，第22、23版。 (30)许一叶：《毒气战争中的国药应用研究》，《潮安国医公报》1937年创刊号。 (31)《康健杂志(上海1933)》5卷，1937年第8、9期。 (34)(44)Waker：《化学战及微菌战》，第187、199-200页。 (35)荒烟寒村：《战争论》，沈兹九译，收入上海图书馆整理，《申报丛书.玖》，第41页。 (36)《申报》当时报道：“柏林近日盛传德国拟在外国散布毒菌、此讯现由半官式之外交政治通讯社引证法国当局之言论加以否，据伦敦十九世纪杂志七月号史悌特发表之惊人文字称、过去数年中，德国间谍已在法国境内试驰散布毒菌，外交政治通讯社宣称，此项恶意宣传最有力之否认，当推科学方面之证实，如六月十三日纽约民声报巴黎版已登载派斯德研究所当局谈话称，以现在之科学目光视，大规模之毒菌战争，现在尚不可能。……诚如所传之甚，则分布毒菌虽非不可能，然亦颇感困难，且毒菌一经散布，即失去其毒性，不能为害也云云。”引自《毒菌战争》，《申报》1934年7月6日，第8版。 (37)《将来的战争是毒菌战》，君声译，《国民文学》1卷，1935年第5期。 (38)(46)何淑：《二十世纪新武器：细菌攻守战》，《战地》7卷，1941年第4期。 (39)刘邵波：《毒气战与毒菌战之检讨》，《军事杂志(南京)》1937年第98期。 (40)范凤源：《将来的病菌战》，《现代学生》1卷，1931年第9期。 (41)郑麟书：《二次世界战争中病菌战的展望》，《浙江青年(杭州)》2卷，1936年第9期。 (42)《共党训练女军》，《申报》1933年6月27日，第7版。 (43)《发明木炭汽车》，《申报》1934年2月3日，第9版。 (44)《德俄间谍机关》，《申报》1934年3月21日，第7版。 (47)John Morcus Murroy：《细菌毒药战》，陶柳门译，第25-28页。 (48)《百年后的科学世界》，《申报》1934年1月1日，第7版。 (49)(50)Waker：《化学战及微菌战》，第197、171-172页。 (51)《毒瓦斯》，《申报》1933年2月15日，第20版。 (52)Clark,Wlliam.：《毒气与战争》，宜培译，《时与潮副刊》1卷，1942年第1期。 (53)陈熙朗：《将来的毒气战争》，第1-3页。 (54)《病菌战》，《防空杂志(南京)》2卷，1937年第2期。 (55)《军用毒气及其防护法》，《申报》1932年2月28日，第5版。 (56)经执：《儿童电影的倾向》，《申报》1936年4月5日，第23版。 (57)钱乐华：《大众防毒知识》，上海：战时大众知识社，1937年，封面，第2页。 (58)《编赠防毒浅说》，《申报》1937年9月19日，第6版。 (59)皮国立：《“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外感热病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台北：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2012年，第247页。 (60)《沉箱气体送京化验》，《申报》1936年9月7日，第9版。 (61)《绍兴》，《申报》1926年6月14日，第10版。 (62)《国民防空图说》，《申报》1936年6月18日，第14版。 (63)胡颐讲述，谢天任记录：《毒气及其防御》，《晨光周刊》5卷，1936年第29期。 (64)《兵署研究防毒气法》，《申报》1932年2月23日，第6版。 (65)高士其：《抗战与防疫》，《高士其科普作品精选》，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7-115页。 (66)(67)竺可桢：《竺可桢日记(1936-1942)》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59页。 (68)《演讲预防毒瓦斯之常识》，《申报》1936年6月4日，第14版。 (69)《编赠防毒浅说》，《申报》1937年9月19日，第6版。 (70)《宁波防空展览》，《申报》1936年9月13日，第11版。 (71)《开映防毒电影》，《申报》1936年8月24日，第11版。 (72)《护病防毒人才》，《申报》1936年10月28日，第12版。 (73)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二)》，第8页。 (74)孟复：《都市的防空》，《申报》1933年1月30目，第21、22版。 (75)《讲演市民与防空的关系》，《申报》1935年1月17日，第14版。 (76)(84)Waker：《化学战及微菌战》，第171、147页。 (77)《马来亚积极防毒训练》，《国医杂志》1934年第18期。 (78)《上海防空建设重要》，《申报》1934年12月19日，第10版。 (79)《救伤队防空演讲》，《申报》1938年3月31日，第4版。 (80)参见吴余德：《战前空军的发展(民国十七—二十六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 (81)该会中枢执委会常务委员，有李济深、张静愚、邓建中、陈际熙、凌鄂荪等人。引自《航空协进会成立》，《申报》，1928年10月2日，第7版。 (82)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83)该会成员有：叶楚伧、朱培德、陈仪、戴愧生、葛敬思、林我将、朱家驿、陈树人、唐生智、虞洽卿、史量才、王晓籁、陈果夫等十余人，由常委朱培德担任主席。引自《航空建设会成立》，《申报》1933年5月21日，第8版。 (85)《台湾防空演习》，《申报》1934年6月21日，第9版。 (86)彭祥瑛：《讲演市民与防空的关系(续)》，《申报》1935年1月9日，第15版。 (87)《侧重消极动作》，《申报》1934年11月23日，第3版。 (88)汪瘦秋：《防空演习》，《申报》1935年12月15日，第15版。 (89)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四处编译：《部队演习之审判》，南京：军用图书社，1936年，第1-8页。 (90)《防空浅说》，《申报》1937年8月14日，第9版。 (91)《杭州防空演习》，《申报》1935年11月30日，第8版。 (92)《嘉定警察防空队演习》，《申报》1937年4月19日，第8版。 (93)《食物检查》，《申报》1938年7月21日，第03版。 (94)Waker：《化学战及微菌战》，第188页。 (95)荒畑寒村：《战争论》，沈兹九译，收入上海图书馆整理，《申报丛书·玖》，第40页。 (96)《津日军扩大演习》，《申报》1936年11月28日，第3版。 (97)《日机竟抛掷毒气弹》，《申报》1937年7月28日，第4版。 (98)(101)《里昂空战演习结束》，《申报》1930年8月2日，第10版。 (99)《防空器材三大部》，《申报》1937年7月1日，第18版。 (100)(103)《照片》《民间周报》1933年第2期。 (102)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二)》，第11-12页。 (104)当时有一则史料记载，民众可以轻易买到泸毒罐，售价是每具15元、6元5角二种，上海市民营化学工业社均有批售。引自《卫生局取缔投机防毒药水》，《申报》1937年8月23日，第6版。 (105)缵莹：《健康之路：毒气的防御》，第4页。 (106)《注意防毒面具》，《申报》1936年12月22日，第9版。 (107)《苏公望谈防毒面具制销问题》，《申报》1936年12月24日，第14版。 (108)所谓“一极小之漏隙，即为目力所不及见，亦足以使前功尽弃”。报纸也指出，很难完全地防备，何况在战场上冲杀，一有破损，立刻遭殃，防毒事难，可以想见。引自Waker：《化学战及微菌战》，第190-191页。 (109)《卫生局取缔投机防毒药水》，《申报》1937年8月23日，第6版。 (110)(113)(119)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二)》，第11-12、12、12-13页。 (111)《世界小新闻》，《申报》1918年10月11日，第14版。 (112)《军部研究活性炭素》，《申报》1933年2月9日，第8版。 (114)陈昌蔚编译：《新兵器上篇》，收入上海图书馆整理：《申报丛书·玖》，第407页。 (115)《赶制毒瓦斯弹》，《申报》1932年4月16日，第9、10版。 (116)曼林：《毒气战争与毒气检定》，《妇女杂志》6卷，1945年第5、6期。 (117)张爱棠：《毒气战及毒菌战之防御法》，第39-40页。 (118)《医师公会分送，防毒急救常识》，《申报》1937年8月19日，第6版。 (120)《来件：民众防毒法》，《中国医药杂志》4卷，1937年第9期。 (121)《医师公会分送，防毒急救常识》，《申报》1937年8月19日，第6版。 (122)缵莹：《健康之路：毒气的防御》，第4页。 (123)《防空浅说》，《申报》1937年8月14日，第9版。 (124)(127)张爱棠：《毒气战及毒菌战之防御法》，第43、44页。 (125)《个人防护毒气法》，《申报》1932年2月7日，临时专刊，第3版。 (126)《民众对现代防空准备》，《申报》1936年3月27日，第12版。 (128)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二)》，第10-11页。 (129)避毒气方为：明雄黄、鬼箭羽、丹参、赤小豆各二两，共为极细末，炼蜜为丸，朱砂为衣，如桐子大。每服三五粒，空心白水送下。 (130)防毒粉则为：茅术二两四钱、白芷一两五钱、细辛四钱、羌活一两五钱、吴茱萸一两五钱、柴胡八钱，共为极细末。以上两方出于《避瓦斯毒气与瘟疫》，《针灸杂志》4卷，10期(1937)，第47页。 (131)防毒平安散组成：葛根二两、川大黄一两、茅朮二两、香白芷一两、山豆根二两、牛蒡子二两、升麻二两、大青叶二两、黄郁金一两、山慈菇一两、薄荷二两、明雄黄二两。此十二味共研细末。引自《中药防毒必效方汇录》，《中国医药杂志》4卷，1937年第9期。 (132)方药为：“真暹逻犀角三钱，真羚羊角三钱，明雄黄五钱，阿魏五钱，共研细末。”《中药防毒必效方汇录》，《中国医药杂志》4卷，1937年第9期。 (133)《卫生局取缔投机防毒药水》，《申报》1937年8月23日，第6版。 (134)(145)竺可桢：《竺可桢日记(1936-1942)》第1册，第43、58-59页。 (135)张爱棠：《毒气战及毒菌战之防御法》，第45-46页。 (136)维生：《毒气防护法》，《通俗知识》1934年第2期。 (137)(138)(143)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二)》，第8、9、11页。 (139)《昨日演讲演习》，《申报》1936年6月15日，第10版。 (140)《来件：防毒室之设备要领》，《中国医药杂志》4卷1937年第9期。 (141)“防毒粉”方药是：降真香壹两、黄芩三钱、雄黄四钱、朴硝五钱，研细末用。(计方义)降真香取其辟恶收降，黄岑驱邪保肺，雄黄杀百毒，朴硝柔五金化七十二石，而今毒气的化学.不外金石原料，故用此制胜它，虽是理论，且待证实，引自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二)》，第11页。 (143)《民众对现代防空准备》，《申报》1936年3月27日，第12版。 (144)《医师公会分送，防毒急救常识》，《申报》1937年8月19日，第6版。 (146)《防空浅说》，《申报》1937年8月14日，第9版。 (147)(附方义)用苍朮辟恶降散毒气，茵陈大黄解热毒，红枣中和毒气，当否待证实。引自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二)》，第11页。 (148)发烟解毒方为：“丁香二两、柏香五两、苍朮四两、降香二两、雄黄二两、檀香拾两、艾叶四两、大黄一两。以上共为细末，遇有毒气伤人，或时疫流行，每室用未一两，焚姻，可救四人。方川末一两，全屋分四方焚之，每方用末一两，可救全屋。而全村五里以内，分十方焚之，每方用末十两，可救全村，并可下入井内以解毒。”引自《解毒瓦斯气方》，《针灸杂志》4卷，1937年第10期。 (149)(152)《对毒气之处置》，第13页。 (150)《防空浅说》，《申报》1937年8月14日，第9版。 (151)《科学丛谈》，《申报》1936年2月2日，第12版。 (153)经执：《儿童电影的倾向》，《申报》1936年4月5日，第23版。 (154)张爱棠：《毒气战及毒菌战之防御法》，第39-40，47-48页。 (155)“来杀而”药水之图像与功效，参见《申报》1936年6月27日，第3版。 (156)裘宏达：《毒菌战之研讨》，第100页。 (157)《秋季大会》，《申报》1936年11月24日，第11版。 (158)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三)》《医界春秋》1936年第116期。 (159)缵莹：《健康之路：毒气的防御》，第4页。 (160)何佩瑜：《献议中医防毒气之研究》，《国医杂志》1936年第21期。 (161)Waker：《化学战及微菌战》，第197-198页。 (162)穆伯龙：《怎样防毒》，上海：医声出版社，1937年，第73-83页。 (163)《防毒瓦斯简易方法》，《申报》1932年2月14日，第5版。 (164)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医界春秋》1936年第114期。 (165)许一叶：《毒气战争中的国药应用研究》，《潮安国医公报》1937年创刊号。 (166)《昨开大会》，《申报》1936年12月29日，第12版。 (167)吕丽屏：《国难期间国医药界应如何准备》，《光华医药杂志》3卷，1936年第12期。 (168)《蒋军事委员长介石先生提倡中医》，《国医杂志》1934年第18期。 (169)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二)》，第9页。 (170)王名潘：《战争时期国医跑到那里去？》，《国医砥柱月刊》1937年第5期。 (171)(173)何佩瑜：《献议中医防毒气之研究》，第10页。 (172)《中药防毒必效方汇录》，第15页。 (174)穆伯龙：《怎样防毒》，第16页。 (175)其他简易方，过于冗长，仅于注释中带过：“第七简易方：人中黄，凡中诸毒，用新汲水调而饮之，即愈，为救死计，不得厌其秽也。第八简易方：阿魏，研细末，用纱布囊装二三钱，遇敌人放毒时，将囊置口鼻间，郎可避免意外。第九简易方：地浆水，平地掘坑三尺余，入水一筒，搅起澄微清，冷饮之，可解一切诸毒。第十简易方：香白芷，真桂府滑石，等分共研细末，若受糜烂瓦斯，涂之可愈。第十一简易方：鲜蓝叶(即蓝靛叶子)，绞出自然汁饮之，能解一切诸毒，如无鲜者，用水泡干蓝叶，绞汁饮之亦可。第十二简易方：贯众三五枚，投家中水缸内，可解敌人投水中之毒，兼置黑豆四五两于缸中，更佳，黑豆须二三日一换，缸须常刷。以上所列诸方，凡系内服之药，均须冷饮，不得热服，切记切记。”引自《中药防毒必效方汇录》，第15-16页。 (176)《医药消息：广州中界发明防毒瓦斯药物经交前线试用证明有效》，《国医杂志》1934年第18期。 (177)金刚：《万年青能解毒瓦斯》，《幸福杂志》2卷，1936年第8期。 (178)“强身抗毒饮”：莱菔子三钱、桔梗二钱、薄荷四分、青黛包煎五分、土贝去心三钱、戎盐三分，用消水碗半煎一滚，每一剂照方预服，可以作三人份饮。(附方义)本方用莱菔子、桔梗、土贝，利氯化痰，以壮肺脏气血之流通，助入薄荷之散恶气，青黛戎盐预解热毒之侵害，明目定痛之功，保护肺脏五官。引自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二)》，第10页。 (179)“防毒护心丹”：方用绿豆粉二两、乳香去油一两、炙甘草五钱、浸砂水飞二钱、共研极细末，用温沸水送服二三钱。另外“防毒保肺丸”的组成为：知母五钱、射干五钱、乳香三钱、苏木八钱，共研细末。射干清肺、知母滋肾、乳香苏木解毒活血。引自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三)》，第10-11页。 (180)(181)(182)(187)许一叶：《毒气战争中的国药应用研究》，第12-14、15-16、16-17、15页。 (183)《对毒气之处置》，《真光杂志》36卷，1936年第10期。 (184)“防毒鼻油”即：黄连一钱、青黛一钱、雄黄四钱，用真麻油熬成膏去渣。 (185)(甲方)皮硝拣净六钱、生桑白皮洗净二两，用瓦器罐熬成膏，临时用数滴，蒸流水熔化洗目。(乙方)龙胆草六钱、白菊花二两，用瓦器熬成膏，除火气，点目即愈。 (186)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二)》，《医界春秋》1936年第115期。 (188)(189)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三)》，《医界春秋》1936年第116期。 (190)《中药防毒必效方汇录》，《中国医药杂志》4卷，1937年第9期。 (191)方附于脚注。“防御毒菌膏”方用：雄黄、苍朮、薄荷各等分，研细末，麻油适当熬炼一半火功之净膏，再将前药粉拌入收膏。“灭菌丸”有两用，一方用：乳香、苍朮、细辛、甘草、川芎各等分，加檀香末一两共研细末，枣肉为丸，如弹子大；另一方用：苍朮、羌独活、白芍、香附、大黄、甘松、山柰、赤箭、雄黄各等分为末，面糊为丸，如弹子大，雄黄为衣，晒干焚之。“灭菌香烟”，方用：苍朮、柏子、百部、菖蒲，各等量挫为粗末。“灭菌清水方”：用贯仲一个、白矾一块，浸水缸及食井中。引自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三)》，《医界春秋》1936年第116期。 (192)仅附记于此：1.“许真君救荒仙方”：黄豆七斗、芝麻三斗，水淘过即蒸，不可浸多时，恐去元气，蒸过即晒，晒干去壳再蒸，三蒸三晒，捣为丸，如核桃大，每服一丸，可二日不飢，此方所费不多，一料可济万人。2.“黄山谷救饥良方”：芝麻三升，水淘洗晒干，燥火炒勿焦，糯米三升水淘慢火炒红枣三方煮熟去皮核，约收汤二钟，先将糯米磨粉筛过，再将芝麻入米粉，共磨细末，然后将枣肉趁入石臼捣如泥，再入芝麻粉枣汤捣匀为丸，每丸约重七八钱，风吹半干，烘晒收贮，早午各细嚼一丸，开水送下，可以终日不饥，仍不忌饮啖。3.“诸葛干粮方”：白茯苓二斤、白面二斤、干姜一两、黄米二升、山药一斤、麻油半斤、芡实三斤、共蒸熟，焙干为末，每日服一匙，新汲水下。4.“千里不渴方”：白蜜一两二钱、甘草、薄荷、乌梅肉、干葛、盐白梅各一两，何首乌蒸一两五钱、茯苓三两五钱，共为细末。引自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三)》，第11-12页。 (193)(195)沈仲理：《国难时期的防战知识(三)》，第13-14、3页。 (194)《学界消息》，《申报》1928年5月13日，第13版。 (196)军事化的身体，是要求人民参与的一种总体战，在民国时期一直存在。生化战的危机，是一个推进力，而且民众显然不是被动的被迫接受，还有主动学习知识的一面。参见黄金麟：《战争、身体、现代性：近代台湾的军事治理与身体》，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年，第42-43页。 (197)W.P.Anderson,"Where is the postcolonial history of medicine?"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72.3(1998.11):pp.522-530. (198)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