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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输入西学始于明清之际。那时，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宗教的同时，引进了少量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开拓了国人的视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可惜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刚刚开始起步的西学运动就此夭折，中国随之与世界又隔绝了近百年。直到1840年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学的输入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清末西学输入的规模和性质与明清之际有很大差异。上一次中国人基本上是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引入什么知识完全取决于耶稣会士的传教需要和兴趣爱好。此番则不同，民族危亡的紧迫形势，促使中国人开始积极主动地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尽管初期译介人数不多，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输入西方新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为知识界所认可，国人纷纷译介域外著作。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清末西学的输入，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840年到中日甲午战争，可视为西学输入的第一阶段。这段时间虽然较长，但引进的西学书籍种类却不多。最早输入的是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各国律例》，此外尚有《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来华传教士也翻译了一些宗教方面的书籍。1862年，清政府为培养外交人才，设立京师同文馆。此馆既是教育机构，又是翻译机构，教学也侧重于译书训练。不久，上海、广州等地也设立了同文馆。几年后，江南制造局、北洋制造局、福州船政学堂等机构相继建立。再加上一些民间机构和教会机构，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输入西学的系统。这一时期中国培养的翻译人才还不多，译书工作主要由外国传教士与中国人合作共同完成。
早期译书的范围较窄，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于1878年编成的《译书事略》为例，可以看出19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译介的西书主要集中于兵法工艺、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等方面。其中算学测量24 部， 水陆兵法24部，工艺21部，天文行船12部，汽机10部，博物学10部，地理8部， 化学6部，地学5部。近代西方列强是凭藉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故初期国人普遍认为西人强于物质文明，要抵御外侮，必须“师夷长技”，而这个“技”即指兵法工艺等实用知识和技术，故译书多集中于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时期，以致梁启超于1896年编就的《西学书目表》仍以兵政等类书籍为最多。梁启超对此评论道：“中国官局旧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相接者兵而已。于是震动于其屡败之烈，怵然以西人之兵法为可畏，谓彼所以驾我者，兵也。吾但能师其长技，他不足敌也。故其所译，专以兵为主。”（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至于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类书籍的引进，也是在制造机器的过程中，始知坚船利炮均以自然科学（近人称之为“格致”）为基础，认识到“今近一切西法，无不从格致中出。制造机器，皆由格致为之根柢，非格致无以发明其理”（注：王韬：《格致书院丙午年课艺序》。）。于是声、光、化、电之类书籍络绎输入，目的还是为强兵之用。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国人终于意识到：“西人之所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清军，仍旧抵挡不住外敌的入侵。这使中国人不得不对过去学习西方的偏颇进行检讨，于是有了这样的发现：“夫政法者，立国之本。日本变法，则先变其本，中国变法，则务其末，是以事虽同而效乃大异也。故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译之”（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至此西学输入进入第二阶段，由译介西方科学技术书籍逐渐扩展到引进西方的社会科学。到20世纪初，后者的翻译已占据了主要地位。从1904年编就的《译书经眼录》里，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史志类书籍最多，有125部，依次为法政70部，学校48部，地理46部，哲理34 部，兵制32部，小说26部，议论23部，理化21部……。居前几位的均为社科类书籍，由此反映出西学的译介内容与甲午以前相比，已出现根本性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译介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热潮并不是甲午战败后就立刻兴起的。人们认识的深化有一个过程，要中国知识分子在承认西方自然科学先进的同时，也承认西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先进是不容易的。加之维新派前期热衷于政治体制改革，无暇顾及思想文化问题。百日维新失败，康、梁流亡海外，政治变革已不可能，维新派遂将主要精力转向思想启蒙，以致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量输入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特有的一个文化现象。在种类繁多的译著里，有几类著作尤为国人所青睐。
首先是政治、哲学类书籍，比较重要的有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英赫胥黎著）、《法意》（法孟德斯鸠著）、《原富》（英亚当·斯密著）、《名学浅说》（穆勒著）、《群学肄言》；杨廷栋译《路索民约论》，马君武译《弥勒约翰自由原理》、《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斯宾塞社会学原理》、《达尔文天择篇》。其他译著尚有：《政治思想之源》、《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和政体论》等等。此类著作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和《民约论》。前者主要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正如王国维所说：“自《天演论》一出，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注：王国维：《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许多知识分子在诗文中都表述了“适者生存”的思想。卢梭的《民约论》对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影响也很大。不管是改良派人士，还是革命派成员，都从卢梭著作中汲取了自由、平等、民主、共和、革命等思想观念。这些译著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其次是历史类书籍，此类著作主要是记叙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述说弱小国家亡国之史实。如《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法国第一次革命之风潮》、《英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记》、《瑞士建国志》、《义大利独立战史》、《飞猎滨独立战史》、《葡萄牙革命史》、《日本维新慷慨史》、《希腊独立史》、《希腊兴亡记》、《埃及惨状》、《波兰衰亡史》、《印度灭亡战史》、《越南亡国史》、《朝鲜政界活历史》等等。很显然，这类书籍的译介，目的是警示国人：如不发愤图强，中华民族将象印度、波兰等国人民一样沦为西方列强之奴隶；只有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前途。
第三类是各国出版的“中国学”著作，此类著述的译介是为了让国人了解各国列强对华政策和策略，警惕列强亡我之心。如《支那国际论》、《支那化成论》、《吞并中国策》、《最近之支那》、《东亚将来大势论》、《俄罗斯对中国政策》、《现今中俄大势论》、《清俄关系》、《美国垂涎中华近事》、《满洲问题之解决》、《最近之满洲》等等。这类著作中有不少为日本人所著，表现出日本人对中国问题之关注，其中已透露出日人之野心。
最后是文学类书籍，其中又可分为几类。一是名人传记，如《华盛顿全传》、《林肯》、《非律宾志士独立传》、《法国奇女惹安达克》、《世界十二杰》、《世界十二女杰》等。二是政治小说，其中多以俄国虚无党人活动为题材，形成所谓“虚无党小说”，如《虚无党真相》、《虚无党》、《虚无堂奇话》、《虚无党女英雄》、《自由血》、《俄罗斯大风潮》等。此外，日本和英法美等国的政治小说也译介不少。其他种类小说的译介也大行于世，影响较大的有言情小说（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代表）、侦探小说（以《福尔摩斯探索》为代表）、科学小说（以儒勒·凡尔纳作品为代表）等等。当时梁启超等人都大力倡导外国小说的译介，但因政治上的急功近利和过分追求情节，翻译过来的大多是通俗小说。柯南道尔、哈葛德、凡尔纳、大仲马、押川春浪等人的作品最受欢迎。一流作家虽有介绍，但翻译的往往不是他们的代表作品，即使偶尔是，也被删削得面目全非。
如果说前一阶段译介西书的主要是洋务派的话，那么后一阶段则主要是维新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甲午战争，认识到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错误，从而修正了西学输入的方针目标，将过去的“以兵工格致为主”改为“以法政哲学为主”。至于小说的译介，也是因为维新派看到小说有开启民智之作用。前期译介西书是为抵御列强的军事进攻，目的虽然明确，但视野过于狭窄，对传统文化和封建体制的种种弊端基本上未予触动，故此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非常缓慢。后期译书则侧重思想启蒙。要进行思想启蒙，当然需要引进包括文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的知识。所以在《东西学书录》（1899年）和《译书经眼录》中，才有了社会科学书籍超过自然科学书籍这种现象。由于译书可收“人耕我获”之功效，所以此项事业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大批译书机构在各地陆续建立，各种西学丛书大量出现，留日学生还创办了《译书汇编》等杂志。此期西学书籍的大量输入，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而且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知识结构，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某些面貌。如促使学堂制度建立，科举制度废除，许多西学门类被列入教学内容，并规定了外国语的学习等等。这一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是至为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