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文化图式理论研究综述 (2000—2018)
晏笑莹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英语学院,北京 100024)
摘要 :文章以中国知网2000年至2018年普通期刊和核心期刊中关于文化图式理论的论文为样本,对国内近20年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对文化图式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翻译、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且方法较为单一;跨学科研究较为薄弱;研究层次不够深入。未来文化图式理论相关研究应注重创新,加强跨学科研究,扩大研究范围,丰富研究方法,以解决和完善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 :图式;文化图式理论;跨文化交际
近些年来,关于文化图式理论的研究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关注,范围涉及外语教学、翻译研究、跨文化交际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随着世界范围内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多,文化图式理论的重要性也正在凸显。本文拟对国内近20年来有关文化图式理论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其研究现状、问题以及未来研究趋势,旨在为未来研究提供较为全面的概括。
一 、文化图式理论
“图式”(schema)是一个希腊词汇,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词汇最早由德国哲学家康德(Kant)提出,他认为图式是人们理解和看待世界的结构组织块[1]。随着图式这一概念被应用到心理学、教育学等不同领域,人们对“图式”又有了不同的看法。英国心理学家Bartlett[2]认为图式“是过去事件或经验的功能性编组,这种编组总会在任何有机的相适应的交际活动中起作用”。Minsky[3]则用“框架”(frame)来描述图式与原型的关系,并且认为图式具有可变性、可修改性,而原型是不易改变的。Cook[4]把图式定义为“典型事件的心理表征”,并把图式分为三类:世界图式、语言图示和文本图式。尽管学者对图式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可看出图式建立在过去知识或经验的基础上,可以进行修改以帮助人们获得新的知识来提高认知。
文化图式理论作为图式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国内外学者对其提出了不同的定义。Paul DiMaggio[5]认为文化图式是有主题的(thematic)、广泛共享的图式,是分析文化的最小单位;George Yule[6]提出文化图式是基于某一特定的文化经历上已有的知识结构。在国内,刘明东[7]提出文化图式是人脑中关于文化知识的结构块,即人们根据先前的经验已经在大脑中形成了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周笃宝[8]认为图式是超文本的文化知识,包括不同的传统、风俗习惯等。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文化图式还没有提出统一的定义,但不难看出,文化图式是人脑根据过去经验形成的与文化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可以包括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文化图式具有以下特点,即共享性、差异性以及包容性。所谓的共享性是指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经历的人,其脑中的文化图式是相互重合的,对于某一事物有着相同的感知。即使是文化经历不同的民族,他们对于江河湖海、日月星辰等事物的基本感知也是类似的,否则跨文化交际活动无法进行。差异性是指由于地理位置、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们对于世界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和认知,比如中国人自古崇尚龙,而在《圣经》中龙确是邪恶的象征。包容性是指文化图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文化图式可以互相融合和借鉴,不断扩充已有的文化图式。
二 、国内文化图式理论研究现状
作者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中输入“文化图式理论”主题词,并将时间节点设置为2000年至2018年10月,共检索到391篇文献。经过阅读和筛选,最终得到普通期刊和核心期刊文献共148篇(不含硕博论文)。通过对148篇文献进行梳理,作者将其研究主题分为7大类,每个主题所包含的文章数目及占全部文献的比例如表1所示。从表1可看出,国内对文化图式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和教学领域研究中,而文化图式理论在跨文化交际、认知语言学、跨学科研究中的应用较少。
表1 “文化图式理论”相关研究主题及比例
(一 )文化图式理论与教学
文化图式理论在外语教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范围涉及听力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翻译教学、课程改革等方面,并且许多学者结合文化图式理论提出了恰当可行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此外,国内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某些易被忽视群体的外语教学也给予了关注。
15例研究组患者满意12例(80.00%),一般2例(13.33%),不满意1例(6.67%);15例对照组患者满意8例(53.33%),一般3例(20.00%),不满意4例(26.67%)。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为93.33%,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为73.33%,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在保留灌肠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中应用舒适护理,患者的满意度更高。
在外语教学方面,一些学者探讨了文化图式理论对于外语教学的重要意义并且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教学方法。姚旦墅[9]率先提出了文化图式理论对外语教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文化教学应遵循系统性、差异性和层次性的原则。之后,许秀云等[10]、贾雪宁[11]、孙卓敏[12]等人也都从文化图式理论出发,阐述了文化教学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可采用的教学方法,如解释建构法、角色扮演法、对比法、讨论法、实践法等。
在词汇教学方面,范冰[13]从图式重合、图式错位、图式缺省和图式冲突4个维度出发,探讨了教师应如何帮助学生构建更全面的文化图式。张秀清[14]分析了词汇教学的现状并提出了新的文化图式的构建方式。特别地,李永芳[15]将文化图式理论与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ICM)结合,用以解读含专名的英语词汇。在听力教学方面,高红等[16]强调教师应该给学生讲述听力材料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填补他们的知识空缺。吕佩臣[17]则关注了文化图式理论在民族院校听力教学中的应用。在阅读教学方面,陈昭雪[18]和骆娜[19]讨论了阅读课堂中应如何构建文化图式及构建原则;胡叶丰[20]提出了以语篇分析为基础的阅读教学模式,并提出语篇分析与文化图式理论结合更有利于加强学生对阅读材料的理解。还有学者结合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教学改革建议,如罗杰鹦[21]等基于文化图式理论对某大学研究生英语教学进行调查分析,提出了研究生公共英语教材应进行合理改革的看法。王瑛[22]详尽地分析了文化图式理论在任务教学中的应用并设计了8种“任务型”交往教学模式。
但是,当前国内文化图式理论与其他学科结合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跨学科研究深度需要加深,其次是研究方法需要改善。目前,文化图式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仍不多,尚未形成一定的体系,应该注重加强跨学科研究的深度,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在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仍停留在书面上,实证研究十分少见,因此,应该加强实证研究来验证文化图式理论在应用中的有效性。
这些研究都为国内的外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注重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有助于提升国内的外语教学水平。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数停留在理论上,并没有相应的实证研究来支持文化图式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实证效果。
另有研究者关注了外语教学中易被忽视的群体,如外国留学生、儿童等。李江红[23]研究了对外汉语教学中欧美留学生是如何构建“自谦”这种文化图式的。麦珊珊[24]提出了美国动画片具有多元且包容性强的特点,因此其中的文化图式有利于提高儿童的学习和接受能力。黄海刚[25]、邱银香等[26]、朱亚玲[27]则分别探究了文化图式理论在民族教育、理工科大学生英语教学和农学院研究生文学认知能力培养中的应用。这些相关群体的教学研究有助于完善国内现有的教学模式,并且能够让教师对不同的教学群体予以同样的重视,并因材施教。
但是,目前文化图式理论还未能在口译研究中得到重视,相关研究不多。曾艳[41]探讨了如何结合文化图式理论解决口译中存在的交际障碍。栾义敏[42]则以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为例,提出了文化图式理论能帮助译员快速获取信息并且提高记忆效率,未来研究应注重文化图式理论在口译中的有效应用。
文化图式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是,应注意到大多数教学方法的研究还多停留在理论上,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不多。此外,文化图式理论在口语教学中的应用、少数民族学生的外语教学等问题还未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都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重视。
(二 )文化图式理论与翻译
文化图式理论在翻译研究中也得到了普遍应用,研究成果丰硕,范围涉及翻译策略及方法、典故翻译、广告翻译、习语翻译、中医翻译、诗歌翻译、文化负载词翻译及新闻翻译等。
第三,抗日战争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时局的变换,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提出并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三三制”政权等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充分发动了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坚持全民族抗战直至全国胜利的坚强基石。可以说,在中国,人民群众就是“根”,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3]202
在翻译领域的实证研究中,多数学者根据上述学者提出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分类研究。在典故翻译中,王新等[31]、孙易君等人[32]对《红楼梦》中的典故翻译进行了探讨,前者认为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直译加注释、改变典故意译和省略典故意译等翻译方法;后者认为可通过直译加注、直译法和意译法进行翻译。在广告翻译中,王晓梦[33]研究了“A-A”“A-B”以及“A-zero”三种翻译方法在公益广告翻译中的应用。曾倩[34]则提出了可以通过补充或修改文化图式、构建新的文化图式来进行广告翻译。在旅游文本翻译中,刘文兰[35]和吴力群[36]等探讨了在文化图式空白、文化图式对应和文化图式差异等情况下应如何进行翻译。在诗歌翻译中,殷习芳等[37]提出了完全对应法、交叉整合法和零对应法三种翻译方式。曾清等[38]将文化图式理论和目的论结合对毛泽东诗歌中存在的不同文化图式的翻译方式进行探讨。在中医翻译方面,腾婧[39]总结了中医翻译的特点并指出通过自然性原则、音译结合法、意译法和借用西医的用法进行翻译。在文化负载词方面,主要是对少数民族或地区和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研究,如杨艳华等[40]研究了《满格木莫日根》中赫哲族相关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在翻译策略方面,刘明东[7]首先探讨了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并提出了“A-A”“A-B”以及“A-zero”三种翻译方法。杨燕荣[28]说明了在文化图式缺省时,可以采用文化图式移入模式、解释模式、交融模式等方式进行翻译。刘萍等[29]以及岳中生[30]探讨了文化图式缺省和冲突时可使用的翻译方法:文内直译、文外加注对文化图式进行修正;删除不译;归化译法或者文内增词。
皇帝曾四次召见秀容月明,秀容月明来了,他降阶相迎,秀容月明走了,他送出宫外,临别了,还拉住秀容月明的手再三叮咛。眷遇之隆,宁国臣子,没一个比得上。
此外,在翻译领域的实证研究中,很多研究内容重复,所提出的翻译方法都是围绕着先前学者提出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进行,缺乏创新;在研究方法上,很多作者只是列举出相关的实例,缺乏深入地探讨和说明,这在未来研究中应该避免。
(三 )文化图式理论与跨文化交际
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的研究中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以定性研究为主。翻译研究中以个案研究和文本分析为主。教学研究中以定性研究为主,少数学者采用了访谈、问卷调查和教学实验来说明文化图式理论在教学中取得的实际效果,如张慧惠[55]通过实验证明了把文化图式理论应用到阅读教学中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大多数学者仍停留在对教学方法和原则的讨论上而未结合实际效果进行证明。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同样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少数学者采用了实验、访谈、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如陈小青[54]在研究藏族青少年跨文化互动的认知过程时,采用了田野调查和访谈的方法,使得研究深入且说服力强,值得借鉴。
从研究层次来看,在作者收集的148篇论文中,仅有3篇论文发表于核心期刊,这说明了当前国内对于文化图式理论的研究水平有待大幅提高,论文质量有待加强。并且文化图式理论的研究还未得到一些主流专家和学者的关注,还没有得到普遍认识。此外,在研究的延续性上,只有刘明东、陈喜贝、吴斐、张柏兰、范冰等学者对文化图式理论的研究有持续进行,大多数作者在发表一篇论文之后未能进行后续的深入研究。
文化图式理论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另一关注点是跨文化交际与认知的关系。刘亚燕[45]研究了日语的认知模式并讨论了中日交流中日方的价值取向;答珊[46]研究了十二生肖在中英文中的文化含义差异;郑茜茜等[47]则探讨了中英文中“死亡”委婉语的表达方式及其所蕴含的认知差异。刘起昂[48]和孙玉萍等[49]分别研究了文化图式相异时,人们对比喻和隐喻的认知障碍和认知途径。此类研究通常会涉及到不同国家对某一特殊事物或事件的不同看法,对文化图式相异时跨文化交流的双方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后续研究中应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四 )文化图式理论与其他
文化图式理论除了在教学、翻译和跨文化交际中得到了广泛关注外,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一些学者关注了外语学习中出现的的迁移(transfer)现象,即人们先前的学习对于其后续学习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母语对外语学习产生的负迁移作用,而乔晶[50]则基于文化图式理论探讨了中国文化对英语学习的正迁移作用,赵静[51]也探究了中英习语认知中出现的文化正迁移情况。
有的是“微落实”。你让我填表我就填表,你让我报数我就报数,你让我发照片我就发照片。表面看,该写的写了,该说的说了,该跑的跑了,该完成的完成了。实际呢,都是“机来机往”“指来指去”。见不到实际的人,做不成实际的事。
还有一些学者将文化图式理论用于跨学科研究中,蒋永远[52]将文化图式理论与心理学结合,研究了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在不同阶段的文化适应过程;焦连志[53]则将文化图式理论与社会学结合,研究了农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及解决方式;陈小青[54]将文化图式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结合,详细分析了藏族青少年在与汉族学生进行文化融合时的心理变化。
丛恒雪(1992-),女,硕士生,研究方向:芳香植物的开发应用,email:conghengxue@sjtu.edu.cn;
三 、文化图式理论研究的特点
从本文收集到的论文来看,国内对文化图式理论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从研究内容看,国内对文化图式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对于文化图式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除了陈喜贝[1]等在其综述文章中对文化图式理论基本内容、作用机理和应用进行阐述,刘明东教授[7]对文化图式的可译性进行理论探讨之外,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在文化图式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实证研究。但在教学、翻译和跨文化交际领域的实证研究中,出现了研究内容重复、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以“阅读教学研究”为例,在与之相关的12篇论文中,论文内容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新。无论是谈文化图式理论在泛读还是精读课程中的应用,论文内容都无明显差别。
随着世界各国跨文化交流愈发频繁,文化图式理论与跨文化交际的结合正日益得到关注,研究范围也从单纯的语言交流扩展至非语言交流。如杨璐[43]探讨了文化图式理论在跨文化背景下对于理解言者意义的重要性。蒋静[44]则关注了文化图式构建的非语言因素,如体态语、时间语和空间语等。跨文化交际作为一种广泛的交际活动,研究范围应进一步扩大,并且应该结合一定的场景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比如,学者可以结合文化图式理论深入地研究商务情境、外交场景下,不同国家的人是如何克服文化障碍实现顺利交流的。
从研究范围来看,基于文化图式理论的翻译研究已经涉及了诸多领域,如广告翻译、中医翻译、文化负载词翻译、典故翻译、新闻翻译等,但是还有很多领域有待研究,如政治文本的翻译、商务英语谈判中特殊词汇的翻译等。目前针对口译的研究只有3篇,这也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方向。在翻译研究中,目前涉及的语种主要是汉语与英语,同时也涉及到了日语和俄语。[56]但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的语种范围也有待拓宽。此外,还有学者尝试将文化图式理论与关联理论、目的论进行结合,共同指导翻译研究,如曾清[38]将文化图式理论与目的论结合研究毛泽东的诗歌翻译。在教学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阅读教学、词汇教学、阅读教学和听力教学,却没有关注口语教学。主要关注的群体是普通院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虽然一些群体,如欧美留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儿童等也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但是仍远远不够。在跨文化交际中,除了研究文化图式的构建、言者的语言意义和非语言因素之外,文化适应和冲突的心理过程和认知过程已经引发了学者的关注,也有不少学者开始进行跨学科研究,这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周冬梅 女 1973年生,成都理工大学副教授,西南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微波技术、通信技术、交通安全工程.
四 、文化图式理论的启示和研究趋势
尽管国内学者对文化图式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可以看出我国对文化图式理论研究的起步比较晚,很多方面还有待提高。通过对文化图式理论相关文章进行梳理,作者认为以下几点在未来研究中应该引起重视。
在绘画中的点线面,线条无疑是最为生动的部分,它是画家从自然真实中抽取出的一种有抽象意味的语言。我国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西画的线条是抚模着肉体、显露出凹凸,体贴轮廓以把握坚固的实体感觉;中国画则以飘洒流畅的线纹,笔酣墨饱,自由组织,暗示物象的骨骼、气势与动向”[4]。线条的韵律是画面生机的主要支撑特别是在以线造型为主的中国画中,线条是构成物象、表达画家情感的重要符号,它能让欣赏者产生各种联想:中锋运笔的线条灵活且富有弹性,似杨枝柳条;侧锋挫笔的线条干涩且厚重,如悬崖岩壁,又似枯树;曲线给人优柔连绵的感觉,直线则给人坚挺刚强之感。
(一 )研究方法应多样化 ,重视动态研究
目前,在文化图式理论的相关研究中,研究方法以单纯的文本分析和举例说明为主。虽然一些学者也采用了问卷调查、访谈和田野调查的方法,但仍属于少数。
未来在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的相关研究中,应采用更多样的研究方法,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性。如在教学研究中,可以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观察、对学生的学习体会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来真正地了解学生的需求,研究者对基于文化图式理论的教学方式所取得的效果也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在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中,同样可以更多地使用问卷调查、实地调查、访谈等方法。这样可以了解更多群体在文化适应和文化冲突过程中的内心想法和需求。
在翻译研究中,语料库翻译还没有得到重视。语料库翻译学通过对大量的翻译文本和语言进行分析,可以对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和解释,来解释翻译的本质。[57]通过将语料库应用到翻译研究中,可以拓宽研究的范围,对译者风格、翻译文本特征、翻译共性等话题有更深入的的探讨。
(二 )研究内容应去同质化 ,注重创新
目前,国内关于文化图式理论的论文绝大部分都发表在普通期刊上,这足以说明相关文章的质量亟待加强。在作者收集的文献中,许多论文的内容重复、研究主题相同或相似、缺乏创新性。如在翻译研究中,刘明东教授提出了“A-A”“A-B”和“A-zero”三种翻译方法后,后续的许多论文都以这三种翻译方法为出发点,未能提出更多的观点。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注重提高论文的质量和创新性,避免同质化。
(三 )研究范围应继续扩大 ,增强跨学科研究
目前的研究虽然已经涉及了许多领域,但是随着世界各国跨文化交流越发频繁,文化图式理论应有更广泛的应用。未来的研究应朝着多语种、多学科、超文本的方向进行。研究的语种不应仅注重汉英双语,还应重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交流和翻译活动。研究的学科不能局限于语言学,还要重视语言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研究对象应不仅包括不同国家的群体,也包括不同民族(尤其是多民族国家)、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的跨文化交流。研究内容不应局限于文本交流,更要关注超文本的交流,如一些非语言因素和多模态系统发挥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让文化图式理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工具可以快速、准确地对上图的治理措施量化数据进行空间量算,并与设计文本中的措施设计信息进行核对,辅助专家及时发现措施工程量及其预算多报的现象。例如:田间生产道路措施空间量测长度为855 m,而在设计文本中描述为1 223 m;梯田整修措施设计地块面积有18 hm2,而设计文本中描述为22 hm2。
在股市中做投资,无需清楚每只股票的走势表现,只要能看清小部分个股的走势就足够了。选出自己能看清的目标盯着这些品种,从中寻找机会就足够了。
近二十年来,国内对于文化图式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很多明显的不足,比如研究范围仍比较狭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跨学科性研究不足等。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注意拓宽研究范围,增强研究的创新性;注重使用实验教学、问卷调查、访谈、语料库等研究方法;注重加强跨学科性研究。随着全球范围内跨文化交流活动的广泛开展,文化图式理论将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
[1] 陈喜贝,刘明东.文化图式理论研究综述[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1,11(6):125-130.
[2] BARTLETT F C. Remember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3] MINSKY M.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G]// WINSTON P H. The Psychology of Computer Vision. New York:McGraw-Hill, 1975.
[4] COOK G.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 DIMAGGIO P. Culture and cognition[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7,23(1):263-287.
[6] YULE G. Pragmatic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7] 刘明东.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J].中国翻译,2003(2):30-33.
[8] 周笃宝.图式理论对理解翻译的解释力[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86-89.
[9] 姚旦墅.融文化图式理论于外语教学[J].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73-74.
[10] 许秀云,曹春春.图式与文化——图式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72-75.
[11] 贾雪宁,康光明.浅析文化图式的建构对外语教学的启示[J].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09,22(1):54-55.
[12] 孙卓敏.文化图式在跨文化外语教学中的构建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6):162-164.
[13] 范 冰.图式理论对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及其应用[J].中国电力教育,2008(22):187-188.
[14] 张秀清.文化图式理论与大学英语词汇教学[J].琼州学院学报,2009,16(3):149-150.
[15] 李永芳.从文化和认知的整合角度解读含专名的英语习语[J].湖南社会科学,2009(3):206-209.
[16] 高 红,陈 捷.文化图式理论在英语听力阅读教学中的运用[J].黑龙江史志,2008(19):77-78.
[17] 吕佩臣.基于文化图式理论的民族院校英语听力教学[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26(3):108-111.
[18] 陈昭雪.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与文化图式建构[J].黑河学刊,2012(12):93-94.
[19] 骆 娜.文化图式理论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运用[J].英语广场,2015(12):147-148.
[20] 胡叶丰.英语阅读中的语篇模式和文化图式的建构[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4):143-144.
[21] 罗杰鹦,姚冬莲,赵 宇.文化图式框架中的研究生公共英语教材改革探析:以浙江工业大学为例[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3):342-345.
[22] 王 瑛.融文化图式理论于任务型交往教学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0(7):119-120.
[23] 李江红.对外汉语教学中欧美留学生的自谦观念文化图式构建研究[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2):270-271.
[24] 麦珊珊.美国动画中文化图式构建对儿童教育的影响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7(S2):150-153.
[25] 黄海刚.文化图式理论与少数民族教育的实效性[J].民族教育研究,2004(5):9-12.
[26] 邱银香,郭 滨,周 浩.文化图式与农业院校研究生文化认知能力培养[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1,24(2):128-130.
[27] 朱亚玲,裴学梅.文化图式理论视角下理工科专业大学英语教育的发展路径[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30(14):264-265.
[28] 杨燕荣.汉英翻译中的文化图式及其文化翻译模式[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8(2):136-138.
[29] 刘 萍,曾文华.认知文化图式的差异和翻译策略[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210-213.
[30] 岳中生.文化图式缺省和冲突与文化翻译[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65-67.
[31] 王 新,苏 文.从认知文化图式理论看汉英典故翻译的策略[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7):107-109.
[32] 孙易君.从图式理论看《红楼梦》典故翻译[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1):95-97.
[33] 王晓梦.文化图式可译性在公益广告中的应用[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7,30(2):159-160.
[34] 曾 倩.文化图式观照下的英汉广告翻译[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9(1):100-102.
[35] 刘文兰.中国旅游宣传资料中文化图式的翻译[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1(6):97-99.
[36] 吴力群.旅游文本文化图式翻译研究[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6(10):174-176.
[37] 殷习芳,刘明东,叶从领.文化图式与诗歌翻译[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4):108-111,122.
[38] 曾 清,刘明东.目的论视阈下的毛泽东诗词文化图式翻译研究[J].考试与评价(大学英语教研版),2013(6):34-39.
[39] 滕 婧.图式理论对中医翻译的启示[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8,26(12):2700-2701.
[40] 杨艳华,王文妍,德庆卓玛.英译本《满格木莫日根》中的赫哲族文化图式及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5,17(4):371-374.
[41] 曾 艳.从文化图式视角探析口译中的交际障碍[J].广东培正学院学报,2010,10(4):51-55.
[42] 栾义敏.认知文化图式在口译中的运用:以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为例[J].鸡西大学学报,2013,13(1):103-104,111.
[43] 杨 璐.刍议文化图式理论与言者意义[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1(4):111,123.
[44] 蒋 静.跨文化交际中影响图式建构的非语言文化因素[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08,24(9):78-79.
[45] 刘亚燕.日语认知模式与跨文化图式解读[J].宿州学院学报,2015,30(7):66-68.
[46] 答 珊.文化图式视角下的英汉十二生肖属相名词对比[J].亚太教育,2015(3):154.
[47] 郑茜茜,王淑琼.文化图式理论视角下的汉英“死亡”委婉语对比[J].英语广场,2018(2):16-18.
[48] 刘起昂.文化图式理论视角下的汉语文化对英语比喻认知障碍探析[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32(3):71-75.
[49] 孙玉萍,陈 清.文化图式相异下的隐喻认知理解途径[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9(3):95-97.
[50] 乔 晶.根据文化图式理论看汉文化对英语学习的正迁移[J].现代经济信息,2017(3):425.
[51] 赵 静.从图式理论看中英习语认知中的文化迁移[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31):155,157.
[52] 蒋永远.文化图式与文化适应[J].三明学院学报,2008(1):57-60.
[53] 焦连志.农民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及其解决:图式理论的视角[J].宁夏社会科学,2009(5):75-78.
[54] 陈小青.基于文化图式的跨文化互动分析:以藏族青少年群体为例[J].开放时代,2017(4):209-223,9.
[55] 张慧惠.文化图式理论对大学英语阅读的影响[J].海外英语,2015(13):65-66.
[56] 杨仕章,牛丽红.文化误译图式分析[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2):73-77.
[57] 王克非,黄立波.语料库翻译学十五年[J].中国外语,2008(6):9-14.
A Review of Cultural Schema Theory Study in China (2000—2018)
YAN Xiaoying
(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 This study takes papers on cultural schema theory in the general journals and core journals of CNKI from the year 2000 to 2018 as a sample and sorts them out. Through analysis, the author finds that domestic researches on this theory mainly focus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uch a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still rare.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is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is relatively simpl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weak and the research level is not deep enough. Further studies on cultural schema theor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no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expand the research scope, enrich research methods to improve relevant research.
Key words : schema; cultural schema theor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收稿日期 :2018-12-18;
修订日期: 2019-03-11
作者简介 :晏笑莹(1995— ),女,黑龙江黑河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G25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4476(2019)03-0066-06
(责任编辑:刘应竹)
标签:图式论文; 文化图式理论论文; 跨文化交际论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