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经济地理学发展及研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地理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经济地理学发展特点
20世纪，经济地理学与地理学其它分支一样，发展十分迅速。成果大量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宽。1996年，经济活动的主要部门（农业、工业、商业、交通、旅游）均在国际地理联合会成立了对应的研究专门委员会或小组。经济地理学在多数国家中已成为地理学中“最为发达的一门分支学科”[1]。对经济地理学发展特点的分析，可从各不同方面着手。本文从研究区域尺度、研究企业组织和研究思维方法三方面对发展脉络加以梳理。
1.1 研究区域尺度的变化
本世纪上半叶，经济地理学发展中的最重大事件当属经济活动区位论的引入。该区位论包括1826年杜能(J.H.von Thunen)提出的农业区位论，1909年韦帕(A.Weber)的工业区位论，1933年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的以商业为主的中心地理学论，1940年廖什(A.Losch)的经济区位论。这些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多在上半个世纪被翻译介绍到英、俄等语言国家。这些区位研究理论有一个共同性，即侧重于区域内的单体企业（农场、工厂、商业点）分析。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区位论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区域经济的整体研究。50年代，艾萨德(W.Isard)创立了区域科学。它联结经济学、地理学和规划理论，强调用理论和数量模型方法分析区域经济和区域问题。与区位论研究不同，区域科学跳出了单一企业的圈子，更加侧重于区域内各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发展。如果说区位论侧重企业的内部经济效果最佳的话，那么区域科学则多考虑企业的外部经济问题。
50年代以后，始于法国学者皮鲁(F.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一些学者表现出对区域之间发展问题的关注，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这些理论包括默戴尔(G.Myrdal)的“循环积累论”(circular and cumulativecausation)，赤希曼(A.O.Hirshman)的“极化—涓滴”(polarisation-trickling town)理论，弗里德曼(J.Friedmann)的“中心—外围”模式，胡佛—弗希尔(E.M.Hoover,J.Fisher)以及罗斯托(W.W.Rostow)的区域发展阶段论，等等。与区域科学相比，该类研究的地理尺度进一步拓宽：从区域内转向区域之间，从一个区域转向多个区域。
近20年来，随着经济活动全球化的日益增强，经济地理学家对此的研究也日益升温。除了在研究文献中相关成果的比例不断增加之外，国际地理联合会中的工业、商业、交通地理专门研究组织，均设专题对此加以讨论，甚至商业地理研究组现更名为“销售的全球化”研究组以示强调。英语国家的一些经济地理教科书也冠以“全球经济”、“世界经济”、“国际经济”之类的书名[2]。
1.2 研究企业组织的变化
战后以来，做为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客体的企业组织，加速向着多部门、多区域、跨国经营和全球性经营发展。以单部门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古典区位论，逐渐暴露出研究的局限性。孤立地对跨国公司的某一农场、工厂和商店区位的研究，已不能揭示它们的区位原因，更不能揭示经济实力远超世界多数国家的“公司帝国”的空间格局及演变。
与此相应，60年代初美国地理学家麦克尼(R.B.McNee)提出了企业地理的概念。其主旨是企图“使经济地理学中仅仅对物的分析转移到对人及社会组织机构的关注上来”[3]。企业地理尤其关注企业内部不同组分空间结构的研究。6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相继开展了此类研究。其中，一些学者根据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日益增加的实际，更加侧重于大型跨国公司空间格局和演变的研究[4-5]。
1.3 研究思维方法的变化
本世纪前期的区位论研究，以规范性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为思维方式。这种研究主要从与经济区位选定的一些基本命题出发，演绎推理出结果。由于经济活动最佳区位是在一系列简化的假设条件下求得的，区位决策者被认为具有所有经济学的知识并一唯追求最大利润，其研究框架的实际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60年代的数量革命，带来了实证主义分析法。与规范区位论不同，这种分析法强调用统计和数学模拟方法探索经济空间结构的形式规律。
60年代末，规范区位论和实证区位分析受到行为学派的冲击。行为主义强调对区位决策者行为的分析。认为同样的区位影响条件，不同的决策者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决策结果。对行为差异的考虑，与规范区位论的“经济人”概念相比，使研究结果更加接近于现实。
6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社会矛盾冲突的加剧，结构主义地理学应运而生。以哈维(D.Harvey)为代表的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矛盾。他们在经济区位研究中，强调社会的实际需要，强调政治、社会力量在影响经济形成中的作用。
2 经济地理学研究新特点
以上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梳理，可以直观图示出来（图1）。需要指出，在经济地理的发展过程中，当新的研究方法出现的时候，并不完全取代原有的研究方法。当今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多为各种研究尺度、各种类型的企业组织研究方法、各种研究思维方法兼畜并存。不过，新近出现的跨国公司研究、经济活动全球化研究以及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反映了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趋势。考虑这些新趋势，兼顾本世纪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各阶段特点，可以概括如下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新特点。
2.1 区域——企业综合分析
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看，区域与企业关联十分密切。区域内的经济地理状况是一个个企业（或企业分部、工厂）状况的综合体现。然而，对于总部不在所研究区域的企业来说，仅仅从区域内各种经济地理条件的分析，已不能揭示影响经济活动区位变化的原因，因为支配企业发展的决策来自于该区域或国家之外公司首脑机构。为了公司总体的利益，某一局部的工厂（或其他运营机构）可以在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的情况下运行。企业地理从公司空间组织角度的研究，可以弥补此不足；但是，该研究方法并不考虑（或不重视）公司所涉及的区域内的整体状况[6]。伴随着经济地理研究尺度的扩大和企业组织的跨国化、多国化，融合企业地理与经济地理区位分析的综合分析方法已日益显示出活力来。近几年来，在《Economic Geography》发表的论文中，相当一部分侧重于企业活动与区域发展。
2.2 经济活动全球化研究
经济活动全球化意指跨国性、跨洲性的经济活动日益增加，任一区域与世界其它地区的联系变得十分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从区域角度还是从企业角度，均理所当然地表现出对经济活动全球化研究的关注。目前，与经济地理有关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区域（企业）间联系网络变化与区域发展（注：哈兰德著，王缉慈等译：网络与全球化。“中关村区域创新力”课题组印行，1997年4月。）；各经济活动类型（包括农业、工业、财经、广告业、劳动力、技术研究与开发等）的全球化或与全球化的关系（见《Economic Geography》1990至1997年各期论文）；经济活动全球化中的跨国公司活动（公司组织结构调整）及跨国公司活动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国家（或区域）政策与经济活动全球化[7]。
2.3 新产业区研究
新产业区研究始于80年代中期。为一些学者基于对意大利东北部地区中小企业联系网络密集、柔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突出的成功发展案例研究后提出的。之后，研究案例扩展到北美、西欧，侧重于分析新产业区的成因、结构及空间组合状况[2]。新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尤其是中国王缉慈等人[8]和南韩朴杉沃[9]的成果，不仅仅在案例上拓宽了类型，而且在理论上也有推进之处。如朴氏认为新产业区为“贸易取向性的新生产活动以一定规模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集聚，具明显劳动分工、生产网络和根植性”[9]。这里的“新”代表在过去非工业化地区或正在工业化地区新发展的工业区。
新产业区为区域经济的增长点。它的发挥当地优势的劳动分工、区内外联系密切和根植性明显的特点，以及不少国家（如意大利、美国、南韩等）的实践经验，均表明其在区域（尤其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就我国而论，80年代以来农村工业的飞速发展及在一些地区相对集中，完全有可能成长为新产区；此外，主要靠外资注入，在一些过去不发达或不甚发达的地区迅速形成另一类快速增长的区域。这些区域可否（或如何）发展为新产业区，也值得研究。
2.4 多种研究思维方式综合考虑
90年代，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出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即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由此导致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10]。新研究思维方式而论，规范、实证、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分析法均在特殊的使用环境条件下有其特殊的效用。不可片面夸大某一方法的作用，只可根据实际情况而选择特定的方法。
3 跨世纪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要点
经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相比，理论研究一直为其弱项。国际经济地理学界的理论经探索，多借助相邻学科理论，并加以修改，以为所用。如果把视野集中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上，经济地理学在理论上的差距又大于自然地理和技术领域（如地理信息系统）。经理地理学理论研究的迫切感已不时被有前瞻性的学者提及。[1,11,12]
经理地理学理论研究包括不同层次的经济地理现象的规律性探讨。结合以上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分析，本人认为以下四种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意义。这四方面的理论研究具有研究尺度和抽象层次的区别。
3.1 人地关系的理论研究
本世纪地理学的发展，始终以人类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做为基础理论研究。[13]90年代以来，以联合国里约会议发表的《21世纪议程》为标志，在经济发展中人们更加注意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当今人们对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的认识，已从本世纪上半叶的“环境决定论”，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思想，转移到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上来。然而，何为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如何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还需要一系列的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为此，可以实验站的形式，对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模式的小区进行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环境各组成要素的定量分析，比较不同发展模式下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轨迹，从而抽象出有关理论。
3.2 全球与地方关系的理论研究
经济活动全球化加强了全球与地方的联系。理想地来看，全球化可使每个局部充分发挥其在国际分工的优势。每个区域在全球化中做出可以做的贡献，同时获取可以获取的回报份额（即从其他区域得到好处）。然而实践上，全球化力量(globalizing forces)与地方化力量(locali-zing forces)由于国际性组织、跨国公司、国家、区域的介入，而变得十分复杂和难以度量。[10]如果能通过精心设计的研究，选定衡量各方力量的指标，通过代表性的实例调查对各作用力的均衡点及改变均衡点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将十分利于有关理论体系的建立。而该理论对区域和企业均具重要意义。
3.3 区域经济发展与需求的关系
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常规的方法侧重于基于一定指标的客观分析。这种分析没有考虑各地区（或地区居民）对发展的需求。从社会经济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应考虑各地实际发展状况与当地对发展需求的关系。研究各不同条件下（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需求特征及其满足这种需求的途径。在研究中，可借助社会学方法，通过对居民的调查访问获取基本数据；在此基础上，参照国际上已有文献进行比较分析和理论抽象概括。
3.4 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本身的增长状况，直接影响区域发展；另一方面，企业的技术、管理、产业关联也对区域发展产生间接影响。除了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外，企业发展与区域发展之间还存在互相矛盾的一面。[6]企业发展追求的是其自身的整体利益，该利益与区域利益之间并非完全重合。研究企业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找出两者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尤其是结合中国国情，对不同类型（外国投资企业、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不同规模（大、中、小）和不同发展方式（自我扩张、兼并、联合等）的企业与区域发展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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