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资产的结构相关分析与综合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透视论文,金融资产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结构分析和综合透视
（一）中国金融资产的结构分析
对金融资产的结构分析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金融资产的主体结构进行分析，即对金融资产总量中政府的资产负债结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个人的金融资产结构和银行的资产结构进行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对金融资产的客体即融资工具结构进行分析，其内容包括非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债权、金融机构对非金融机构债权，以及非金融机构相互持有的债权和股权三方面的结构及其各方面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为了既能说明问题又不过于繁琐，下面采取第二种方法，对我国金融资产总量的结构变化进行简要分析。
从1980年末到1994年末，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亦即融资工具总量）从4764.3亿元增长到93656.0亿元，仅14年时间增长了18.7倍， 其速度是迅猛的。同时，从1994年末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融资工具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可以观察到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基本情况。
1、中国金融资产的99.7%为债权，股权仅占0.3%。与其他国家的情形相比，中国的债权比重明显偏高， 而股权比重严重不足。 例如，1963年美国金融资产总量中约有3／4为债权，1／4为股权；即使西方国家中股票市场最不发达的德国，1987年股权也占全部金融资产的5 %左右。
2、在全部金融资产总量中， 由非金融机构持有的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占50.3%，由金融机构持有的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占47.0%，而由非金融机构相互持有的债权和股权仅占2.7%。这就是说， 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的90%以上是由金融机构从社会集中资金并向社会进行融资而形成的，这说明，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形成过程中，亦即在整个社会的融资过程中，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
3、流通中的现金在金融资产总额中占1／13，而在非金融机构拥有的对金融机构债权总额中则占1／6弱。
4、 非金融机构以在金融机构存款形式所拥有的金融资产约占金融资产总额的一半，其中3／5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2／5为企业、农村社队、政府、机关团体部队、信托及其他存款。
5、 金融机构以对非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形式所拥有的金融资产约占金融资产总额的39%，其中1／2强为流动资金贷款，1／2弱为农业及乡镇企业贷款、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和其他贷款。
6、尽管从改革初期就开始了政府债券的发行工作， 企业债券的发行也已进行了10余年，但至1994年，政府和企业发行的债券总额仅占金融资产总额的3.4%，在非金融机构拥有的金融资产总额中也仅占6.9%，不到1／15。
（二）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综合透视
金融相关率（FIR ）是衡量一国金融深化和金融改革程度的主要指标，它是某一时点上现有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之比。一般来讲，用实物资产表示计算困难，同时也不够准确，因此在实际统计计算中，大多是用某一时点末清偿的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GNP ）之比来表示FIR值（见表1）。
影响FIR的因素很多，一般而言，经济货币化比率、资本形成比率、企业外部融资比率、金融机构新发行比率等与FIR 的变动呈反向关系。FIR值越大，说明经济中储蓄与投资的分离程度就越高， 外源融资与直接融资比重就越大，金融活动的规模与能力就越强；相反，若FIR 值较低，说明经济单位的内部融资比重较大，金融交易范围小，金融发展程度低。
表1 我国金融资产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项目 全部金融资产总额 GNP FIR(%)
年份
(亿元) (亿元)③=①÷②
1978 3411.9 3588.1 95.1
1979 4005.1 3988.1 100.4
1980 4953.9 447-
110.8
1981 5978.3 4773
125.3
1982 6776.8 5193
130.5
1983 7910.1 5809
136.2
198410517.5 6962
151.1
1985 12835
8557.6 149.9
198616917.4 9696.3 174.5
1987 21036
11301 186.1
1988 25503
14068 181.3
198930205.6 15993 188.9
199037787.1 17695 213.5
199146929.9 20236 231.9
199259962.1 24036 249.5
资料来源：根据1989、1990、1993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整理推算。
由表1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的FIR值是逐渐提高的，特别是在1983年以后加速上升，这一时序与中国金融改革进程基本吻合。1984—1988年是中国金融改革有实质性推进的时期。中央银行地位的确立、金融机构多样化、金融市场初步发展和贷款规模限制放松都发生在这一时期。1988年以后中国金融机构格局基本不变，这时期金融资产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债大量发行、政府向银行借款猛增和中央银行资产调整增加。其间FIR值有过两次下降，一次是在1985年，一次是在1988 年。这两次FIR值的下降都与通货膨胀有关。1984 年一度出现了经济调整增长现象，货币发行过多，其滞后效应导致了1985年FIR值的下降。 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FIR与通货膨胀的负相关关系。
下面再把我国1992年的FIR分解， 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见表2）。
表2
我国FIR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项目 金融资银行政府企业股票广义货币
国别 产总量资产债券债券 (M[,2])
美国326
95 53 17 4961.4
日本392 151 47 17 54
111.7
原西德294 121 47 41 1660.8
法国 254 127 20 5
9 51.7
韩国 234 86
6
8
8 39.1
马来西亚 289 94
44 -
5266.3
巴西 175 53
24 2
2414.4
印度 114 50
17 2862.6
中国 249.5
102.2 5.3 4.5 0.8 107.6
注：表内数值为各金融资产占当年GN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表内的外国数据取自谢平等著的《中国的金融深化与金融改革》，中国数据是根据1993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整理推算。其中外国为1988年数据，中国为1992年数据。
由表2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的FIR从总体上看与发达国家FIR水平的差距还很大，但与中等发达国家的FIR水平接近。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的FIR值是很高的。
第二，从银行资产占GNP的比重来看， 我国该指标高于韩国与马来西亚和印度，与发达国家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的1988年的该指标水平。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国金融资产总量中银行资产占很大比例，二是直接融资工具所负载的金融资产数量极小。再从货币供应量M[ ,2] 占GNP的比重来看，中国也仅比日本低而高于其他国家。M[,2]基本上是银行体系的负债，因为在M[,2]中储蓄存款占有较大比重， 这一指标高意味着银行负债与国民经济的依存度高。由此可见， 我国银行资产与GNP的高比重是同M[,2]与GNP的高比值相联系的。
第三，我国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股票的金融相关比率很低，这一突出特征说明我国的初级证券发行量很少，证券市场很不发达。尽管近年来初级证券尤其是股票发行量增长较快，但其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很小的。因而，从总体上看我国FIR值较高， 金融资产总量增长较快，但资产结构具有严重的内在缺陷，在二级市场交易的金融资产比重很低，导致金融资产的整体市场化程度与总体流动性都很低，从而影响了不同各类金融资产之间的交换和流动性。
总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FIR值是逐渐提高的， 且目前水平较高，但我国金融资产结构上有严重缺陷，金融工具特别是金融市场工具数量少，金融市场客体较为贫乏。这显然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融资多样化的要求，不利于提高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
二、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例分析和取证透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给和贷款发放不仅总量巨大，而且增速远远快于经济增速，并呈现两种明显的趋向，带来两种结果：一方面，货币供给和贷款发放的量大以及银行中介机构创造信用的扩张，有力地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已越来越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支撑和强大推动因素，由此带来银行是宏观经济运行中最活跃、最敏感、最引人注目的变量，同时也是牵动宏观经济波动的最直接因素。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只是强烈而迅猛的量的扩张，银行结构与银行制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主要靠银行资产的扩张维系，来自于银行结构和制度变化的贡献份额很少，由此带来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成本”是很高的，“代价”是较重的。
我们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作比较分析。从纵向比较，1978—1991年，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年平均增长23.6%，各类贷款（L）年平均增长19.3%，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平均增长8.8%，广义货币供给（M[,2]）和各类贷款（L）年增长分别高出国民生产总值（GNP ）年增长14.8和10.5个百分点。特别是1992—1994年，M[,2]年平均增长33.2 %，L年平均增长24.6%，GNP年平均增长12.7%，M[,2]和L年增长分别高出GNP年增长20.5和11.9个百分点。由上不难看出， 用超速增长的货币供给和银行资产与负债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改革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
从横向对比，1980—1991年这11年间，中国的M[,2]／GNP值共推进了52.9个百分点，保持相当强劲的势头。相比之下，在1959—1970年这11年间，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M[,2]／GNP的推进速度分别为7%、4%、11%和15.7%；此11年正好处在经济起飞时期的台湾地区和日本也分别不过26.27%和9.1%。再从M[,2]的增长率相对于GNP的增长率的超前值看，在1978—1994年间，中国平均超前16%，而1960—1983年间美国、英国、西德和日本的超前值分别为5.61%、9.35%、6.4%和7.71%。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中包含的广义货币推动成分过大。尽管广义货币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货币推动总有一个量的界限。经验实证考察结果表明，M[,2] 增长率对GNP增长率的超前值一般不应超过10%，否则， 则说明经济运行的某些关键环节出了问题。
M[,2]／GNP的上升，既有正常的因素，也有不正常的因素。从正常的一面来讲，（1 ）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引起经济货币化过程的加快，从而使生产每单位 GNP所需要的交易媒介（货币）增加。由于经济货币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既包括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也包括货币使用程度的加深，因此，要想精确把握由此引起的对货币量增加的需求是相当困难的。一般估计为满足经济货币化的需要，每年货币需要增长2—3%。（2）居民货币余额需求比重的增加。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而由于受消费惯性的影响，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从而使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在其他金融资产形式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以现金和存款保存消费后的剩余，是居民最为便利的储蓄方式。这一因素大约需要每年货币量增长1%左右。（3）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关系调整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关系（特别是比价关系）调整过程中，由于存在上调较易而下调较难的问题，因而也需要一定的货币增量支持；而由此引起的物价总水平上涨，也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因而是可以接受的，这一因素需要每年货币增长3—5%。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在1978—1994年广义货币（M[,2]）年均增长率超过GNP平均增长率的15个百分点中，约有6—9个百分点，即40—60%是由正常因素引起的，是有利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健康进行的，而其余则是由不正常因素引起的。不正常因素主要是指由于在某些时期，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片面强调高速度，而放松对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必要控制，致使投资规模过大，引发货币信贷投放量过多，总需求增长过快，引起物价上涨。这不利于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必须注意努力克服的。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可以认为，在中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经济调整增长的时期，货币量的增长率相当于总体经济增长率的1倍，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21世纪前后， 我国货币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两者之比应控制在2∶1左右；贷款增长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应保持在2∶1以下，这个比例是有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健康发展的，而超过这个限度，则是不利的。由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货币化过程等影响货币量增长的三个因素依然存在，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一经验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比较中国及世界各国的M[,2]／GNP数值可以预期，由于我国经济货币化过程尚未结束等因素的存在，在今后经济的高速成长过程中，M [,2]的增长会继续超过GNP的增长，从而使M[,2]／GNP比率进一步上升。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经济结构矛盾的缓解，以及金融资产多元化的形成，M[,2]／GNP上升的势头应该是逐渐减弱，直至在较高的水平上稳定下来。同时应该特别强调，增长只是经济量的扩张，发展则是经济质的改变，经济发展本身是由质的改变所引起的量的变化。或者说，经济发展意味着变化与进步，而绝不是在原有结构与体制上的数量扩张。因此，进一步深化银行体制改革和提高银行相关经济效益的着眼点，即在于触动支撑银行量扩张的原有制度结构框架，使货币信贷增长建立在一个崭新的银行制度结构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