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同借鉴论文

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同借鉴论文

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同借鉴

杨博文1,牟欣欣2

(1.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136;2.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110136)

摘要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源早,且较少受到苏联模式的干扰,因而自成一体,具有鲜明的特点。数理化作为日本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日本的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对抗和交流中不断发展,并吸收许多学派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中,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作为日本数理马克思经济学发展的代表学派,在世界经济学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数理马克思经济学为研究论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证化提供了可能,并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之间的沟通构建了桥梁。

关键词 :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置盐定理;再生产理论

一、引言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化一直发展较为缓慢。虽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进行经济分析,并且采取了大量的事实数据予以论证,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本接近实证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但是在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新古典经济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第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相关的基本理论基于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抽象演绎方法,其劳动和价值等概念均属于抽象概念,很难用现实中的价格进行估计和研究。《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商品的生产价格即著名的“转形问题”就源自于此;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生产关系为主,生产力的重要性次于生产关系。与西方经济学重视研究表面的经济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侧重于透过经济现象探索经济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新古典经济学眼中物与物的关系。生产关系这一概念范畴,增加了数理化的难度;第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源于“边际学派”(数理经济学派),数理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一种并行的关系。杰文斯、瓦尔拉斯、帕累托等经济学家本身就是具备一定数学基础的研究者。事实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仅对于其他学派经济学,乃至于其他社会科学,都形成了一种数学上的优势地位。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概念都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化过程仍面临极大挑战。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需要吸收数学知识来补充发展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事实。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化的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源于19 世纪末,由欧洲传入,并在其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由于日本与欧亚大陆相隔绝,因此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风格较为独特,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明显区别。数理化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起源于20 世纪30 年代,高田保马、柴田敬、越村信三郎等经济学家率先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化进程的先行者。但是日本数理马克思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知晓,还要得益于20 世纪70 年代日本名噪一时的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该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置盐信雄和森岛通夫,利用数学工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进行论证,并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化进程。进入20 世纪90 年代,日本的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以高增明、吉原直毅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于数理模型等理论进行了相关补充和拓展。日本的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呈现出一番多元化的状态。

研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早已超过一国的范围,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价值转形、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扩大再生产理论等一系列经典马克思主义问题作出了数学解释和发展,有力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其次,日本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果丰富,方法前沿,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日本的许多大学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同时开设,足见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视。而且在全日本范围内有日本经济理论学会,定期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动态和发展进行研究。再次,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源于日本,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分子从日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日关系的升温,相互之间的访学交流不断增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也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获得了大量有益的知识,许多日本归来的研究者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研究的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中我们发现在TSCC细胞中,miR-219的过表达能够降低PRKCI野生型报告基因载体的荧光活性,qRT-PCR实验和Western blot实验还分别表明miR-219能够抑制TSCC细胞中PRKCI的mRNA的表达以及PRKCI蛋白的表达,证明PRKCI基因是miR-219的靶基因。

因此,本文以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为线索,以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着眼于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研究对象,希望能够对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来源、影响和不足进行概括和论述,并力图从中找到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益的部分和启示。

二、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悠久,《资本论》第1 卷在1887 年就已传入日本,1907 年山川均最早用日文对《资本论》作了介绍。其后,高素之翻译的《资本论》出版,成为《资本论》最早的日本版本。与此相伴,日本数理马克思经济学可以追随到20 世纪30 年代,柴田敬在吸收参考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后,将一般均衡体系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他也是第一位参与价值转形问题研究的日本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这一问题上,柴田敬1935 年的理论是置盐定理的雏型(置盐定理又称为柴田—置盐定理)。继柴田敬之后,越村信三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化范围。在越村信三郎看来,数学方法既然能够应用于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然能够应用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柴田敬和越村信三郎为日后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在日本开辟了运用数学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先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者从单纯追求茶叶产品的品味、营养,发展到关注产品的质量安全和对身体的调节功能;从解渴功能发展到天然、营养,以及有益于健康保健的要求;茶产品的质量安全直接或间接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这些变化促使需要对其进行分析检验,以促进茶产业健康发展。

令日本数理马克思经济学名声大噪、走向世界的是著名的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置盐信雄和森岛通夫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量运用数学方法是这一学派的重要特征。森岛通夫和置盐信雄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为主,在20 世纪70 年代曾具有重要影响力。置盐信雄提出了著名的马克思基本定理(FMT),并在继承柴田敬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柴田—置盐定理。森岛通夫最大的贡献在于同萨缪尔森的论战中引入了马尔科夫矩阵的迭代法,对于价值转形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同时对于扩大再生产理论也有一定的创新。森岛通夫和置盐信雄对于数学理论非常重视,森岛通夫在价值转形问题中引入了马尔科夫矩阵的迭代法,置盐信雄在置盐定理中运用了弗罗贝尼乌斯-佩龙定理(Frobenius-Perron theorem),这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属于创新性行为。越村信三郎、森岛通夫和置盐信雄在西方经济学界也具有很大影响力,三人曾经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

继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之后,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一方面,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典理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任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编委的中谷武以及日本神户大学教授萩原泰治,都师承置盐信雄,二人在主要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世界经济南北问题都作出了进一步的探索。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对数理马克思经济学作出了创新。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这一时期也和日本马克思经济学紧密结合,早稻田大学教授藤森赖明,就在继承马克思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了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时期的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更广,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同时,一些经济学家也将实证分析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松井晓教授认为单纯的规范研究不能独立完成对于经济学的探索,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有实证方法作为支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化进程。

三、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溯源及创新特点

(一)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溯源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一个理论来源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某些程度上具有内在的联系:首先,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斯拉法,其作品《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对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意义深远,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希望通过该书完成向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故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又被称为“新李嘉图主义”,这就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李嘉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共同的基础以及沟通对话的可能。其次,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相当程度的好感。被称为左派经济学家的琼·罗宾逊提出了“向马克思学习”的口号,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数次到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讲学访问。因此,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具有浓重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痕迹。日本数理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显著异于新古典经济学微积分以及动态规划的数学方法,所应用的非负矩阵和斯拉法的生产价格理论具有密切的承接关系。在森岛通夫之后,藤森赖明也继承了对于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藤森赖明借鉴了斯拉法的价格理论和商品理论,同时在研究固定资本的再生产问题时,参考了斯拉法以年龄区别固定资本的构想。线性规划、非负矩阵、广义逆矩阵等研究方法,成为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鲜明特色之一。

城市天际线的概念最早由Montgomery Schuyler提出,用于描述19世纪末高层建筑兴建所形成的城市垂直空间景观。自此,城市天际线成为近现代城市设计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 Kevin Lynch(1960)在《城市意象》中关于城市边界的理论阐述可以认为是城市天际线理论的基础[4]。Michael Trieb(1974)在《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中对城市天际线的构成形式进行了分析,为现代城市天际线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5]。Wayne Attoe(1981)提出天际线的美学体验取决于自身形式、周围环境及观赏者的主观解读3个因素,拓展了天际线认知理论[6]。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二个理论来源是相关数学理论。20 世纪40 年代后期,数学革命和科学革命如火如荼,也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灵感。冯·诺依曼曾经提出一种方法:上一生产过程留下的固定资本,应当视为上一过程的产出。而本次生产过程使用上一生产过程留下的固定资本,应当视为本生产过程的投入。森岛通夫在转形问题中借鉴了这一观点,将固定资本分别视为两个生产过程的产出和投入,这样就有效地消除了重置投资的问题,将生产变成了联合生产过程。同时,在转形问题中,森岛通夫利用了马尔科夫迭代方法,利用旧有变量不断推算新变量,有效分析收敛速度和收敛范围。通过马尔科夫迭代法,森岛通夫认为总价值等于总价格以及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即价值转形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继森岛通夫和置盐信雄之后,大西广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约翰·罗默的理论,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罗默的剥削理论进行了批判和解释。[11]

(二)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特点

日本数理马克思经济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原始解读剖析,尤其是针对《资本论》和一些其他的马克思原著。日本学者对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扩大再生产理论等具有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度,并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贡献。再生产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问题,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始终,在日本经济学界被广泛扩展应用。最初的柴田简单再生产模型被认为是庞巴维克理论的翻版,后来柴田扩大再生产理论得到了扩展:资本转化为生活资本,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与必要劳动投入的关系,线性的生产结构与回归生产结构的关联性等问题得到了相关研究;[12]再生产理论与凯恩斯经济理论也存在重要交集:投资乘数论和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二者具有诸多同一性与差异性,国民收入所得与再生产可以相互转换,三部门四价值构成的再生产表能够等价表示国民收入,人们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很好地区分“扩大再生产”与“投资”概念的异同;[1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扩大再生产理论中追加可变资本的货币回流问题,成为自1922 年河上肇到20 世纪50 年代、争论持续存在且悬而未解的难题。寺田隆志利用追加可变资本(mv)=剩余价值(M)的“非实现”进行说明,指出谋求在等价部分追加劳动者购买并实现价值的前提具有根本性错误,为研究再生产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14]除再生产问题外,其他的马克思经济学问题也都有明显的继承和发展。

[14]参见寺田隆志『追加可変資本の貨幣還流問題の新しい解決』、『函館大学論究』第49 辑第1 号、2017 年10 月。

第三个特点就是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性。日本学者一方面秉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另一方面与现实结合,关注最新的动态变化,旧题新做和新式选题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大特色。社会再生产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内容,属于传统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但以剩余价值为切入点研究社会再生产与社会收入分配问题,并讨论效率和平等之间的关系,则将传统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较好地结合在一起。[17]剩余价值理论的应用还体现在环境领域上,传统的剩余价值M1 分解成为M1=E+M2,突破原有维度的三维价值空间理论得以被提出。在产业方面,劳动价值论再一次被巧妙地利用,通过统计2008—2013 年日本农业林业再生产过程的变化,人们发现了导致林业解体的原因以及山村解体和形成西日本型经济带的一系列因素(根津基和)。[18]松井晓从更为广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对象可以扩大为社会经济学的贫困、不平等、战争、资源问题,这些拓展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本刊讯 12月5日,山东省人大工作理论研究会召开理事长办公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齐涛出席会议并讲话,研究会副理事长韩军、杨思诚、王树忠(兼秘书长)出席。

四、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贡献

(一)维护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同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来自其他学派的攻击和批判。由于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抽象概念,而且研究对象以生产关系为主,因此非常难以量化。加之马克思生前的一些理论没有完善,遭到其他学派学者的攻击和批判,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此很难做出有效解释。庞巴维克就针对《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生产价格与平均利润理论之间的关系,即价值转形问题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猛烈批评,认为劳动价值论不能成立;日后的萨缪尔森也提出过相似结论,称马克思的证明是一个“不必要的迂回”;斯蒂德曼曾经通过一个线性方程组,得出在联合生产条件下劳动价值为负的结论。斯蒂德曼因此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与此相似的还有一般利润趋于下降规律,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了这一命题和猜测,但是没有来得及对一般利润率在长期中趋于下降这一结论给出相应的证明。这些质疑和批评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严峻挑战,尤其许多问题涉及劳动价值论这个根本理论,如果不能给予有效回应就会动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基。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非常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传承与创新,许多经济学家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了拓展,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的同时也实现了对理论本身的创新。他们在研读《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将数学理论融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发展。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率先吸引了柴田敬的注意,[19]置盐信雄也在研究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上,继承柴田敬的思想提出了柴田—置盐定理。[20]但一般利润率及置盐定理的发展并没有结束,置盐信雄在自己的晚年曾经反思置盐定理是一个比较静态的结果,只有在新均衡建立的条件下才具有意义。而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所有的利润率将缩减为零。[21]由此可见,1960 年他的两个前提假设存在问题。随着研究进程的不断深入,置盐定理吸引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目光,人们发现置盐定理实际上与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并不矛盾。置盐定理和马克思理论在许多维度都有差别,二者本质上讨论的是不同的问题,不能说明置盐定理反驳了马克思理论。[22]置盐定理和马克思理论的区别源于对技术的不同定义,二者并不构成矛盾关系。置盐定理描述的是生产力发展的技术变动,与一般利润率具有互补性。[23]同时,对于置盐定理的内外部条件的扩展也开始被人们重视,置盐定理被扩展到包括固定资本和联合生产的情况。置盐定理的假设条件也被不断放宽,逐渐扩展至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矛盾这一越来越接近于真实世界的情况下进行分析。[24]

第二个层次:能。从技术层次到技能层次,代表的是工匠能力的形成与不断发展。在所有关于工匠精神的阐发中。“精益求精”的技术态度反映了工匠精神对于不断追求卓越技能的坚持。可以说,精益求精的精神,不啻为工匠的灵魂。它除了强调要拥有高超的技术而外,还应该不断地超越自身、推陈出新,在制造的过程中以高水平的产品质量为圭臬,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反复琢磨钻研,实现产品质量和使用体验的极致。

值得一提的是,置盐信雄定理在很长时间以内一直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否定。与之相伴,森岛通夫关于价值转形的解法同样受到国内外许多经济学者的批评。黎贵才和丁堡骏认为所谓的马尔科夫解法只是一种循环论证,并没有找到均衡解,森岛通夫的迭代法转型实际上只是一种循环论证。[25]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日本经济学者对于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实际上,日本经济学者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即使某些论证和发展会受到一些质疑。虽然森岛通夫的马尔科夫迭代法存在某些不足,但是却成为解决价值转形问题的一个里程碑,它为从数理方面探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此后研究价值转形问题的学者,无论支持与否,基本都会参考森岛通夫的研究成果。置盐定理具有类似的作用,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出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目的,对于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是不可忽视和抹杀的。

(二)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并扩大了适用性

正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受到的挑战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即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本人著作中的内容,而且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力和适用性方面的挑战。在解释力方面,由于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量纲很难直接测算,而且现实中的生产价格又和劳动价值不完全一致,这就为衡量劳动价值带来了困难。包括利润率及剩余价值率的测算和衡量,都具有一定难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市场供需均衡价格为研究对象,其测算方式均以现实中的量纲作为直接的计量单位。实际上,不仅仅在理论维度,在适用性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面领着重大挑战。20世纪60 年代兴起的计量经济学,有力地推动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快速发展。在实证主义大旗的引领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开始吸收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且广泛应用于各种具体研究。尤其是时间序列分析和面板分析方法,更是在计量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层出不穷。同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成为许多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被广泛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国际贸易理论、金融理论以及劳动经济理论等应用经济学。与之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论是在实证主义方法论还是在应用经济学方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问题。“苏联模式”和过度注重解读文本、专注于理论概念的传统方法,都束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展。

日本经济学者在这些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并力图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并扩展其适用性。在解释力方面,日本学者利用一些方法使抽象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操作化。过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被普遍认为无法量化,但森岛通夫及其继承者奥乔亚开创了核算价值及生产价格的先河,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26]今天的研究人员在测算不平等交换的过程中,就借鉴了他们的研究方法。[27]除此之外,剥削这一抽象的概念也在数理公式的推演中得以实现:工人生产价值实际上高于生产成本与工人工资的总和。剥削实际存在于资本主义时代。这一研究向世人说明劳动价值理论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能够通过数理演绎得到证实。[28]在适用性方面,坂木雅彦继承了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了李嘉图·马克思型贸易理论的优势条件和劣势条件。在资本主义贸易国中,资本集约部门优势难以维持,而利润率较高的贸易则能够生存,这一结论以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双重理论讨论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劳动交换问题。[29]佐藤洋一通过研究自我资本积累方式和虚拟价值增殖机制,发现自我资本以虚拟资本(虚构的资本还原价值)的形态储存、积蓄。金融资本内在型产业资本的自我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论提出了批判并暗示了经济对抗理论,并认为这将成为资本主义帝国性复活的经济基础。[30]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贸易、金融资本、不平等交换等当代应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

日本经济学者秉承规范与实证并重的学术态度,主张规范与实证相结合。松井晓教授认为,规范分析理论不同于实证分析理论,甚至是一种相反概念,但是二者的结合是必要的。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规范分析具有不足,虽然罗尔斯的正义论涉及关于公平正义的观点,但是不能改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忽视道德规范的性质。一些日本的经济学家也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规范理论的结合,这些研究包括:实证研究能源商品化以及电力资源市场化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全球化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问题,以制造业空洞化为表现的区域经济波动问题,这些实证研究有力地弥补了日本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实证研究领域的空白。日本经济学者也广泛参与应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扩展其适用性。其表现有:在产业经济学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相结合,分析日本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以及产业结构、产业规制等产业方面的问题;在金融学方面,研究世界金融危机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化问题;在财政学方面,分析日本的财政政策对于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和效果;在劳动经济学方面,分析日本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以及劳资雇佣问题;在世界经济方面,研究南北不平等的发展现状及原因。[31]日本学者的这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迅速向最新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转向,不仅脱离了旧有模式的影响,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得到增强以及适用性得到扩展。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

(三)实现了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并扩大了影响力

众所周知,出于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缘故,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不能被新古典经济学等经济学派所接受,新古典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还对劳动价值论发起过攻击和批判。但抛弃这些因素,数理化的缺失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与新古典经济学实现顺利交流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新古典经济学演化而成的现代经济学,以大规模实证研究、前沿的数学方法而著称。可以说,数理化是新古典经济学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也是其长期区别于其他学派的一个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化,使这一隔阂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数学语言的运用,富有逻辑的论证,使两种不同的学派共同探讨问题和交流意见成为可能。关于价值转形的论战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能够合理地运用数学工具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掌握主流话语权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进行解释和论战,非常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向主流经济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更容易被世人接受。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和效果显而易见:数学符号是一种表达工具,同时也是一种语言。数学语言具有一些文字语言所不具备的优势,即使不同语言和不同派别的学者,都可以运用数学工具来陈述自己的观点。通过数学语言的表达,分属不同学派的森岛通夫与萨缪尔森才能够跨越障碍地交流辩论。而且,数理化是未来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定量分析和数理推导也有助于增加经济学的科学性。

日本的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森岛通夫和置盐信雄先后获得象征主流经济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刊物方面,中谷武任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的编委,藤森赖明任日本后凯恩斯派经济学研究会Post Keynesian Review 的主编。与此同时,日本的数理马克思经济学者也积极在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期刊或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些期刊不仅运用缜密严谨的数理方式表达,同时以英语为正式语言,向世界各国公开发行,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与主流经济学期刊同样的作用。日本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编纂发行高水平的英文刊物,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力,而且还使越来越多的新古典经济学者能够接触到以数理方式陈述表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其他学派经济学者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便利条件。

五、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启示

通过整理回顾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从史至今,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引入和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而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坎坷,存在许多遗憾不足。因此,借鉴和反思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多重意义。

图14中,实线区域表示FM的2维空间域,虚线区域表的2维空间域。若仅以交点轴线圆柱域上下表面间的距离为分配要求,和的公差分配值为

为了切实匹配上述设计目标,合理规避现有综合素质测评指标体系的缺点,需要合理设计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既能较为全面反映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又能具有明细的数据来源,并兼顾公平性。

在高中物理知识的学习中,大量的物理习题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同学们大多过于重视物理习题的数量,而忽视了物理习题解答的质量,做无用功,不利于提升自己物理解题能力.所以,同学们应通过摘抄经典物理习题,分析并运用各题型的提分技巧,同时应根据自己物理知识方面的遗漏和不足,进行有选择性的摘抄,并及时进行复习和回顾,领会和掌握其中所蕴含的物理思想,填补自己的知识漏洞,达到事半功倍的习题训练效果,全面提高物理习题解答能力.

在方法论上,数理分析短缺成为向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的必要原因。过去,老一辈经济学者侧重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尤其是对《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文本解读,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而对于数理方法的应用,则处于一种较为弱势的地位。改革开放后,随着统计资料的不断丰富和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经验分析尤其是实证分析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21 世纪后,以计量经济学为核心的实证分析方法,成为最为主流的研究工具,并形成了理论分析、经验分析和实证分析为“三驾马车”的方法论框架。但是理论分析中数理分析的缺位,使“三驾马车”的框架并不稳固。在许多政治经济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上,数理方法短缺这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带有浓重数理色彩的日本数理政治经济学成为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最好理论工具。日本学者不仅善于利用数理工具,而且富有创造力,在研究学术问题时常常有一些巧妙的方法。从森岛通夫、置盐信雄到大西广、坂木雅彦,一批又一批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世人贡献了大量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也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学习借鉴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宝贵财富。

⑧参见程恩富:《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与近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 年第1 期,第50 页。

不可否认,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有一些问题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长久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排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之外,二者的差异和矛盾远远超过二者的沟通与相似性。森岛通夫一直致力于打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沟壑,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容纳接受。为此,森岛通夫对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运用冯·诺依曼的方法将马克思的经济学数理化,并认为把劳动价值论同马克思的其他经济理论相分离,就能使原本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接受马克思经济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实际上,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与本质,抛开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能是被肢解和分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为了获得对方认同而自我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与森岛通夫类似,大西广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交集出发,声称二者具有许多的共同性和相似性。但大西广的错误之处在于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引入剥削理论,得到了各种条件下的均衡解,并强调初期资产差别并不是产生阶级和剥削的根本原因。[32]大西广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寻找了所谓的微观基础。但这种行为无疑是没有意义的,在C-D 函数中,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与劳动等同起来,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表述和定义。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如果将资本视作生产要素,就表明我们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并且掩盖了剥削这个事实。大西广在一开始就否定了劳动力作为唯一生产要素的投入,自然也就会得到与马克思相反的结论。综上所述,部分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不恰当行为,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长久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引以为戒,保持警惕。

德国科学家海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1927~ )创立的协同学,也吸纳了以整体思维为特征的中国古典哲学。哈肯说:“协同学含有中国基本思维的一些特点。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他还指出:“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部分。在我看来,对此,西方文化却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29]

近来的成交谨慎,与前段时间很多复肥厂家的秋季订货会性质的各种大促销密切相关,某肥业郑州峰会订货10万吨,某股份成都大会收款4.5亿元……大成交都到前面去了,后面的成交理所当然谨小慎微,大伙儿Get到了吗?

[15]现代经济学指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

(本文得到清华大学副教授李帮喜提出的宝贵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第二,对立认同对立认同是基于双方共同的对立面而达成的彼此认同。这个对立面可以是人、物或者生存环境等,这体现了伯克不受古典修辞学的束缚,将新修辞学与人的生存环境的哲学思考相联系的超前思维。例如,两个不同发展路线的国家,面对共同的对立面时,原本彼此关系生疏的双方超越发展路线的分歧,达成共谋发展的合作认同。对立认同中的对立关系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这就要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对周围的环境审时度势后做出认知判断,再采取恰当的行动。

注释 :

①参见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三卷)》,上海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95 页。

②本文所论述的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利用数理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而不是狭义上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经济学。

③参见程恩富:《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简史》,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版,第466 页。

④参见程恩富:《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与近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 年第1 期,第49 页。

[11]参见程恩富:《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简史》,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版,第477 页。

⑥参见江永基:《日本学者对数理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经济学动态》2010 年第2 期,第88 页。

⑦参见大西广、刘吟衡:《关于贸易和资本转移的克鲁格曼模型与列宁模型及其一般化》,《海派经济学》2003 年第1期,第12 页。

在借鉴来源上,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术借鉴不足成为向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前,中国全盘奉行所谓的“苏联模式”,排斥包括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致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联系完全断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介绍和引入不足使大量包括日本、美国、西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鲜有机会被国人接触。近些年,对于法国调节学派与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介绍和引入开始呈上升趋势。与之相对应,由于语言方面的原因,国内学者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著作的翻译还较少。实际上,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成果相当丰富,没有能够被大规模高质量地引入中国,对于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架构和学科建设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新事物,具有非常广阔的学术空间和非常大的研究价值,等待我们去发掘和探索。

⑨参见藤森赖明、李帮喜:《马克思经济学与数理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前言”第5 页。

⑩参见白暴力:《森岛通夫对马克思“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动态》2003 年第3 期,第27 页。

在模式上,建立“中国模式”的经济学成为向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的根本原因。中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建立起属于“中国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缺少正确的价值导向是非常大的制约因素。“苏联模式”中的左倾主义和教条主义严重束缚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活力,许多研究领域都被人为划分成禁区,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性和适用性也在这种背景下受到限制。改革开放后,由于过分反思“苏联模式”以及受到新制度经济为主的“美国范式”影响,国内一些学者又过度强调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试图以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来取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现阶段许多经济学者所倡导的建立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根植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实际上,不论是“苏联模式”还是“美国范式”,都不能完全取代“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建立“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的国情为现实条件,以唯物主义辩证法为方法论,真正构建属于中国国情、带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日本的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其专注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尤其是《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典著作的原始文献研究,因此是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力补充。

⑤参见谭晓军:《研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6 期,第83 页。

[12]参见西淳『ベーム=柴田モデルと拡大再生産』、『季刊経済理論』第53 卷第2 号、2016 年7 月。

[13]参见寺田隆志『再生產論と投資乘數論(上)』、『函大商学論集』第48 辑第2 号、2016 年9 月。

第二个特点就是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多元化。日本学者秉承了日本民族的特点,表现出与近代日本对外广泛学习相似的特征。日本学者并不单纯专注于某一方面的研究,而是在许多领域和范围内都有所涉猎和汲取,并为自己所用。除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后凯恩斯主义研究方法外,一些日本学者也试图从现代经济学体系[15]中获得灵感,但这种创新和多元化甚至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大西广一改传统经济学家的风格,开创性地将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优分配论”的现代经济学同“从空想到科学”的马克思经济学相结合。在他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同马克思经济学不仅没有矛盾且存在着重复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问题变成了如何决定财富生产的“最佳增长”问题,完全可以利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最优控制理论去推导动态路径。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市场,类似的一个例子是山下裕步将马克思经济增长问题的基础变成了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的分权均衡,其方法论和理论基础已然成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16]这种思路被山下裕步所继承,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打算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进行再解释。客观而言,日本学者这种多元化的学习风格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这有利于打破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促进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原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今天信息多元化,沟通和交流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从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入手进行研究。首先,我们需要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指导原则,以辩证的态度对待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决反对“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对于政治经济学话语权的支配,改变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僵化和西化,并着力使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其次,我们应当拓展增加对于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尤其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和年轻学者。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日本的学习和借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这不利于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培养青年学者有助于增加国内对于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乃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体学习和借鉴。再者,我们应当加强与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沟通。目前,国内已经有多所学校与日本建立了互动、沟通等联系,但是学界之间的深层次交流还远远不够。日本学者的影响力主要局限在中国少数顶尖大学,传播范围非常有限。最后,我们应当着力将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弥补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数理方法的不足与缺陷,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国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改革创新作出学术上面的贡献。

[16]参见山下裕步『マルクス派最適成長モデルにおける長期資本と短期資本の分権均衡』、『独協経済』第101 号、2017 年12 月。

[17]参见植村博恭『社会経済システムの再生産と所得分配の不平等-剰余アプローチによる分析』、『季刊経済理論』第43 卷4 号、2017 年12 月。

[18]参见根津基和『2008~2013 年における農林家の再生産過程の変化—2013 年「林業経営統計調査報告」分析』、『林業経済研究』第62 卷3 号、2016 年5 月。

[19]参见Kei Shibata,"Marx's Analysis Of Capitalism And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Lausanne School"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1933:107-136。

[20]参见Okishio,Nobuo," Technical Changes and the Rate of Profit",Kobe Uniνersity Economic Reνiew,1961:85-99。

[21]参见置盐信雄:《竞争与生产价格》,《政治经济学(季刊)》2018 年第2 期,第82 页。

[22]参见李帮喜、王生升、裴宏:《置盐定理与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数理结构、争论与反思》,《清华大学学报》2016 年第4 期,第178 页。

[23]参见骆桢:《论置盐定理与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论的区别与互补》,《财经科学》2017 年第11 期,第90 页。

[24]参见孟捷、冯金华:《非均衡与平均利润率的变化: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世界经济》2016 年第6 期,第3 页。

[25]黎贵才、丁堡骏:《森岛通夫“马尔科夫解法”并未解决马克思转形命题》,《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 年第7 期,第150 页。

[26]参见Akiko Nakajima,Hiroshi Izumi,"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nequal Exchange among Nations:Analysis of the U.S.,Japan,and South Korea",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995:86-94。

[27]参见冯志轩:《不平等交换的历史动态:一个经验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 年第2 期,第60 页。

[28]参见大西广、童珊:《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克鲁格曼模式”与“列宁模式”的比较与评析》,《当代经济研究》2010 年第1 期,第21 页。

水资源论证工作的各环节需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在报告书编制程序、编制格式,资质单位间的合作,报告书审查程序、审查形式、审查结论等方面还需严格和规范。缺少全面的水资源论证监督管理,对资质单位缺乏考核,对评审专家的监督管理和从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不够,水资源论证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存在无序竞争、随意压价等问题。公众参与机制还未建立,水资源论证与受影响取水用户的取水权益及公众的环境权益密切相关,在水资源论证制度的实施中,公众参与还比较薄弱,需要继续加强和完善。

[29]参见板木雅彦『リカ一ド·マルクス型貿易理論を目指して-比較優位·劣位と分配』、『国際経済』第69 卷、2018 年。

[30]参见佐藤洋一『自己資本の蓄積様式と仮構の価値増殖メカニズム』、『大妻女子大学紀要.社会情報系,社会情報学研究』第26 卷3 号、2017 年12 月。

制动屏在机车正常操作时,实时显示了均衡风缸、制动管、总风缸和制动缸的压力值,也实时显示制动管充风流量和空气制动模式的当前状况。如图2所示。

[31]参见程恩富:《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与近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 年第1 期,第50 页。

[32]参见大西広『近代経済学を基礎としたマルクス経済学:「マルクス派最適成長論」の挑戦』、『三田学会雑誌』第69卷4 号、2014 年1 月。

Development,Con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Mathematical Marxist Economics in Japan

Yang Bowen1,Mu Xinxin2
(1.Economics School,Liaoning University,Liaoning Shenyang 110136,China;2.School of Marxism,Liaoning University,Liaoning Shenyang 110136,China)

Abstract :Japan's Marxist economics originated early and was less disturbed by the Soviet model,so it has its own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Marxist economics in Japan,mathematics,physics and chemistry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conomics. Mathematical Marxist economics in Japan has been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in the confrontation and exchange with neoclassical economics,and has gradually absorbed the economic research methods of many schools,gradually forming its own unique theoretical system. Among them,Mathematical Marxist School of Economics,as the representative school of Japanese Mathematical Marxist School of Economics,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the world economic circles. Mathematical Marxist economics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to study and demonstrate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Marxist economics and the positivism of Marxist economics,and constructs a bridge between Marxist economics and other economics.

Key words :mathematics Marxism school of economics,Japanese Marxism economics,Okishio Theorem,reproduction theory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01(2019)06-0009-09

收稿日期 :2019-08-07

作者简介 :杨博文(1991-),男,辽宁锦州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牟欣欣(1985-),女,黑龙江阿城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责任编辑:母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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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同借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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