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关中遗民诗群的构成与王弘撰、李柏的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中论文,遗民论文,清初论文,诗歌创作论文,王弘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0）03—0135—06
一、清初关中遗民诗群的构成
清初，北方遗民诗群的分布态势，关中一地基本上与山左、畿辅鼎足而三。这里的社会环境、人文渊源乃至遗民社会的结构形态，不仅与淮海、江南、岭南诸区域大异，而且与同处北方的山左、畿辅等地也不尽相同。明末农民起义的星火首先在这里点燃，并由此漫向全国。农民起义初起时，后来成了遗民的部分关中士人，其父兄乡邻或其本人大都参加了抵抗农民军的战争。清王朝定鼎北京，进而挥师西向进取关中时，他们或逃离家园，或隐居乡野。三藩之乱爆发后，时为陕西提督的王辅臣策应，关中首当其冲，又一次陷入战争阴霾的笼罩中，关中遗民则普遍持观望态度。如此动荡反复的社会局势，使得生存于其中的关中士人，尤其是遗民的心态和人格更趋复杂化。此地士人虽以遗民自居者甚多，但其人格特征较之浙东、江南诸地遗民的强项不屈来，又略显通达。而李颙之自处土室，以死拒绝清廷征召者则为特例（注：二曲事迹，详见全祖望《鲒
亭集》卷十二《二曲先生窆石文》，及陈俊民点校之《二曲集》诸“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
明清之际，关中一地人文氛围之浓厚、诗学之繁盛亦闻名海内，往往为后世论艺文者所称扬。如吴怀清《三李年谱自序》即云：
吾秦当有清之初，人文颇盛，隐逸为多，王山史、孙豹人、王复斋、雷伯嚅诸贤其卓卓者。而当时雅重，尤以三李之道为最尊。说者不一，或进河滨，或进屺瞻，而皆退雪木，此特主声气言之。至于泉石烟霞，志同道合，自必以天生伯中孚而仲雪木之语为断。二曲抗节不屈，尚矣。天生以母故，勉应鸿博征，授职未就，遽乞养归，终身不出，与雪木遵母命应学使试，母没即弃巾服，同一锱尘，轩冕不渝初衷。盖三先生身遭易代，惓念先朝，至今读其遗书，故国旧君之思，油然溢于楮墨，道德文章均足信。
吴怀清在这里虽以表彰“关中三李”之道德文章为旨归，但透过这段文字，我们不难领悟清初关中人文繁盛之情状，以及士人之出处态度与人格特征。另外，无名氏《受祺堂文集序》亦言：“关中当国初时，以诗名海内，卓然成一家言者，有悔翁、豹人、天生三先生。”（注：冯云杏，杨松龄辑.受祺堂文集[M].道光丁亥刻本.）悔翁即屈复，生于康熙七年，卒于乾隆十年，辈份已晚，绝非遗民（孙静庵《明遗民录》因其有民族思想，即拉入明遗民行列，大误）；天生即李因笃，因参加康熙十八年博学宏辞之试，人多不以遗民目之（注：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于“王弘撰”条下即言：“始山史与李因笃天生同学，趣好甚密。后因笃就征，遂伫问.关西为之谣曰：天卑山高，生沉史标.”）。尽管如此，他们所共同营造的浓厚的诗学氛围， 对于关中遗民诗创作的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关中遗民群体，从其人员构成来看，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以李颙为代表的士人阶层，一是以青门七子及其子弟为代表的故明宗室成员。属于士人阶层的遗民除李颙外，较具代表性的还有王弘撰、孙枝蔚、李柏，以及顾炎武在关中结交的朱树滋和王建常等人。王建常，字仲复，号复斋，彬州长武人，明诸生，明亡后绝弃功名，闭门读书。顾炎武曾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登门拜访他，并留有一诗：“黄鹄山川意，相随万里翔。谁能三十载，龟壳但支床。”（注：顾炎武.《过朝邑王处士建常》[A].王蘧常.顾亭林诗集汇注.卷六[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对其高洁人品给予充分肯定。 王氏亦于其《复斋余稿·复顾宁人书》中以“吾党”称顾氏，引为同志。至于青门七子，则是一个聚于雁塔之下，由明宗室成员组成的具有诗文结社性质的文人团体。顾炎武在其诗文中曾多次写到“青门七子”，如《朱子斗诗序》即云：
余闻万历以来，宗室中之文人莫盛于秦，秦之宗有七子，而子斗最少。及崇祯之末，六子皆先逝，而子斗独年至八十，后先帝十一年乃卒，故其为诗，多离乱之作，有悯周哀郢之意而不敢深言。……子斗久以诗文为关中士人领袖，其次子存柘（彦衡）乃得为诸生，中副榜。贼陷西安，存柘义不屈，投并死。长子存杠（伯常），扶其父逃之村墅得免。子斗没后八年而余至关中，访七子之后，其六子皆衰落不振，而伯常年已六十有二。（注：亭林文集，卷二[M].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明朝灭亡时，七子中尽管只剩朱子斗一人，但他仍为关中士人领袖，其子弟能诗者颇多。顾炎武《将去关中别中尉存杠于慈恩寺塔下》即称子斗长子存杠“子建工诗早，河间好学称”（注：王蘧常.顾亭林诗集汇注，卷四[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王弘撰《山志》卷三“青门七子”条有大致相同的载述。山史除详列青门七子的名号，说他们“各有诗文集，卓然成家”外，又言“其子孙冒杨氏，盖从翁之母姓也”（注：张穆《顾亭林年谱》曾转引过此段文字，并据以推断亭林与青门七子交游之经过.）。亭林《送韵谱贴子》也说：“杨伯常， 名谦，故王孙也。住西安府南八里大塔堡内。大塔者，慈恩寺塔也。”（注：亭林佚文辑补[M].顾亭林诗文集[M].）这些故明宗室于明朝灭亡后易姓改名，全身远祸，诗文书画自然成了他们寄寓故国情思的最佳载体。
从现存诗作及当时影响来看，关中遗民诗群的中坚是王弘撰、李柏和孙枝蔚，但这个遗民群体的活动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关中一地，其与外地遗民的交流异常频繁而活跃。一方面，关中遗民频频外出，足迹遍及京畿与江浙诸地，尤其与以傅山、申涵光、孙奇逢为中心的三个北方遗民群体关系更密切。如孙枝蔚自清顺治三年（1646年）26岁时南下扬州，直至67岁去世，42年间虽时时口操秦声，念念不忘关中，但却一直没有归返故里，其活动已完全融入扬州遗民诗群之中。又如被顾炎武誉为“关中声气之领袖”（注：亭林佚文辑补[M].顾亭林诗文集[M].）的王弘撰，从顺治七年（1650年）29岁开始，曾四游江浙，最后一次竟栖迟江南达17年之久。另一方面，不少外地遗民又屡次涉足关中，与关中遗民互通声气，相互交流，顾炎武、屈大均、阎尔梅、梁份等人当为代表。如顾炎武一生曾五次入关中，他不仅倾心于关中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且对这里质朴淳厚的人文氛围也大加赞赏。其《与三侄书》先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继则言：“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注：亭林文集，卷四，卷六[M].顾亭林诗文集[M].）又如魏禧高足，江西遗民梁份（质人），不仅涉足关中，而且只身游历河陇，西出玉门。其《怀葛堂文集》曾言：“西塞三边，环七千里之形势，了然在目”，确非虚语。梁份至京师，曾与刘献廷的弟子黄宗夏同游昌平明十三陵，因此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有一段较可信的记载：
梁质人留心边事已久。辽人王定山讳燕赞，为河西靖逆侯张勇中军，与质老相与甚深。质人因之遍历河西地。河西番夷杂沓，靖逆以足迹，诸事皆中军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险要、部落游牧，及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如观火矣。著为一书凡数十卷，曰《西陲今略》。（注：据说今《关中丛书》所收之《秦边纪略》一书，即梁氏《西陲今略》之传钞本，待考.）
遗民间的交往与交流， 不仅打破了以地域为联系纽带的群体间的生疏与隔膜，而且对于遗民诗的创作也带来了生气与活力。关中遗民诗群正是在与外界的交往中，逐步形成了创作风格上的多元化格局。
当然，不容否认的是，由于受世代相承的关学的影响，关中遗民诗群创作中的理性化特征较为明显。更为甚者，这个群体的成员大都重文轻诗，将文的创作与对理学的探究置于其整个人文活动的首位，其诗歌作品面世者本就不多，而能传至今日者则更少了。不过，就其现存诗作而言，其中体现的关中地区所独具的自然景象与人文精神，以及那种不以唐宋为门户，以朴实自然为旨归的作风，在整个遗民诗界、乃至清代诗坛均有其独具的价值。
关中遗民群体中，李颙无诗，王弘撰、李柏虽存诗不多，但颇具特色，惟孙枝蔚《溉堂集》存诗甚丰，堪称诗国大家。因此，这里将王弘撰与李柏合论，孙枝蔚则单独撰文介绍。
二、王弘撰其人其诗
王弘撰（1622—1702年），字文修，一字无异，号太华山史，又署鹿马山人，室名砥斋，陕西华阴人。其父王之良，为明天启五年进士，曾任南兵部侍郎等职。因此，山史早年曾随父游北京、江西等地，为明诸生。明亡后，弃绝科举功名，隐逸终生。山史曾于顺治七年至八年、康熙二年至三年、康熙九年至十一年、康熙十九年至三十五年，凡四游江浙，足迹遍及南京、扬州、苏州、上虞、嘉兴、海州等地，并曾游历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福建诸地。山史出游，一方面为生计而奔走，另一方面也为反清而联络。在二十余年的周游中，他不仅结交了吴伟业、周亮工、汪琬、王士祯、孔尚任等大批贰臣文人与国朝文士，而且与冒襄、孙枝蔚、万寿祺、屈大均、顾炎武、傅山等大量遗民遗老密切往来。康熙十八年，山史被强荐至京应博学宏辞试，北上途中有《即次却寄》以明其志，诗中有言：“故心终不改，明誓鉴苍昊。”至则僵卧僧寺，以老病坚辞，被放归，自此以游为隐，志节坚贞。山史一生嗜学，对金石书画，精于鉴赏，富于收藏，对于理学深有研究，为文主张简洁真朴。山史一生交游遍天下，也笃于朋友。亭林《广师》曾道：“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注：亭林文集，卷四，卷六[M].顾亭林诗文集[M].）
山史于文学，精于文，亦工于诗，但创作态度极严肃。其《山志》二集卷三有“应酬诗文”一条，可以看出他对应酬文字的厌恶，创作态度的严谨，其中有言：“予在都门日，赵韫退为其里人索叙书屏，贺相国冯公寿。韫退先君与先司马为同年好友，予尝兄事韫退。辞之再三不得，勉拟一稿。及相国寿辰，予不往，亦不以一刺往，盖安愚贱之分耳。”这里的赵韫退为赵执信叔祖，冯公即冯溥，先司马指山史父王之良。另据山史次子王宜辅《刻砥斋集记》云：“诗，旧积二寸许。庚戌元旦，大人悉取焚之，今得二卷，仅十之三尔。”（注：砥斋集，卷首[M].光绪二十年王陵霄刊本.）“庚戌”为康熙九年（1670年）， 时山史已49岁。山史一生著述，除《砥斋集》、《山志》外，尚有《待庵日札》、《西归日札》各一卷，其诗作多见于几部《日札》之中。
山史尽管由于生不逢时，隐士心态极浓，但作为一个追求入世哲学的理学家，他仍时时萦怀现实，不断追忆故国，且多发乱离之慨叹。山史于故国故君，萦萦于心，曾至昌平谒十三陵，并自署鹿马山人。李沂《鸾啸堂诗集》中有《鹿马山人歌》一首，即咏其事，诗云：“鹿马山头妖鸟啼，鹿马山下草离离，鹿马山人空涕洟。”又有一“序”写道：“鹿马山，烈皇帝葬处也。关中王弘撰三月十九日匍匐山下泣奠，自称鹿马山人。阳山李沂再拜作歌。”山史谒陵诗今已不存，但其系念君国之凄苦心境可以想见。康熙十六年（1677年），56岁的山史又与亭林同至昌平，共谒思陵，亭林写有《二月十日有事于先皇帝欑宫》，其中有言：“华阴有王生，伏哭神床下”（注：王蘧常.顾亭林诗集汇注，卷六[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他显然是借哭陵来寄寓自己的故国哀痛。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山史75岁，栖迟江南已十余年。此年元日，诗人将西归故里，曾以饱含激情的笔墨留下了一首题为《丙子元日将西归感述》的长诗，回忆了自己于明朝灭亡后数十年中所走过的曲折艰辛的人生之路。诗人对乱离之苦，仍心有余悸，如诗中即有“老夫年垂七十五，饱历丧乱心常苦。泉台父母宁知否？苟延残喘终何补”这样凄苦悲凉的诗句。另外，山史晚年所作《待庵日札》卷一中有首题为《春阴》的感兴诗：“二月连阴淹冻雨，东风寂历野人家。屋前雀噪声何急，城上鸟飞影复斜。不改青山留暮霭，虚拟杲日向春华。沉吟厥疑追郎顗，扶病从谁泛海查。”此诗虽为感兴之作，但内容较为隐晦，似有较深寓意。尤其是颔联，绝非泛泛的写景叙事之句。赵俪先生曾认为此诗写于三藩之乱时，体现了诗人密切而冷静地观察时局的情状（注：赵俪生.清康熙朝甘肃提督、靖逆将军、 靖逆侯张勇事迹考略[A].学海暮骋[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265.）。 但《待庵日札》编定于康熙三十八年，时山史78岁，《日札》所收皆山史晚年作品。而《春阴》又为感兴诗，写眼前景，叙眼前事。如此分析，诗的内容与写作时间显然割裂，猜测的成分太多。不过，此诗无论作于何时，其中所透出的诗人对现实强烈关注的情怀则是可以肯定的。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81岁高龄的山史老人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曾留下了两首《绝笔》诗，诗曰：“负笈江南积岁年，归来故里有残编。自从先帝宾天后，万事伤心泣杜鹃。”“八十衰翁沮溺徒，祖宗积德岂全孤。平生不作欺心事，留与子孙裕后谟。”（注：康乃心.莘野先生遗书·王贞文先生遗事[M].关中丛书， 第32册，陕西通考馆印行.）其故国心期与隐士心态均展露无余。
山史诗，若论艺术风格，则可概括为一“朴”字。语言之平实简洁，感情之淳朴真挚，毫无模拟造作之痕，纯以自然平实取胜。如《留别白门友人》云：“春花落尽鸟空啼，春水东流人向西。有梦常依桃叶渡，寄书应到碧云溪。”萧疏散淡、纯朴自然的风致中，真情自见。又如《抵潜村旧居》，写故园之衰颓及诗人晚年回归故里后悲喜交集的心理感受，也多以简朴之笔出之，读来平实自然。山史诗淡朴风格的形成，虽与诗人的审美嗜好有关，但关中人文朴实之风的熏染也不可轻忽。徐嘉炎《抱经斋诗集》卷四有《赠别华州王山史兼呈秦晋诸同学》一诗，虽统论西北人文，但所言甚有道理，不妨转录一段：“东南称才薮，不如西北士。西北崇朴学，东南尚华靡。朴学必朴心，华靡徒为耳。此固地气然，人情亦复尔。”（注：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七[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心“朴”，诗风自然朴实无华。类似说法， 时人傅山在论“西北之文”时亦提出过。傅山云：“东南之文，概主欧、曾；西北之文，不欧、曾。夫不欧、曾者，非过欧、曾之言，盖不及欧、曾之言也。说在乎漆园之论仁孝也。不周之风，不及清明之风，天地之气势使然。故亦自西北之，不辨其非西北之文也。”（注：霜红龛集·序西北之文[M].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清宣统三年山阳丁氏刊本.）青主论“西北之文”，实际上也突出了其朴实之风，若移之以评山史诗，亦未尝不可。
三、李柏及其诗风
李柏（1630—1700年），字雪木，自署白山逸人，太白山人，陕西郿县人。与李二曲、李因笃，号称“关中三李”。明朝灭亡时，李柏虽年仅15岁，但他与二曲等志节之士结交，并以明遗民自居。顺治十年，李柏虽奉孀母之命被迫应童子试，但实出无奈，其心可鉴。为避免应试，他曾多方躲避。其《槲叶集》中有《答刘孟长书》云：“从此三避童试，西渡汧，东适晋，南如栈。”萧震生《槲叶集叙》亦言：“会童子试，先生志在山林，避不就。”孀母去世后，李柏便逃入太白山中，过上了隐士生活。其间除与李二曲、李因笃、王心敬等关中学者往还，并曾一至南岳衡山外，基本上以诗书自如，隐居不出。因此，《清诗纪事》言李柏为“明诸生”（注：清诗纪事·明遗民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833.），《清人诗集叙录》说李柏“入清弃诸生”（注：清人诗集叙录.卷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皆不确。李柏虽应童子试，但大节未亏， 人皆以遗民目之。如高熙亭《重刊槲叶集序》即云：“其事君也，虽死不二，未尝仕胜国而终为胜国之遗民。”邓之诚先生亦云：“清初遗逸多矣，如柏者实罕。”（注：清诗纪事初编.卷二[M].）袁行云先生更写道：
其人大节无可疵，诗亦高人逸轨。明代遗民，有诗集传世者，约二百余家。试举决传不朽者，似为顾炎武、邢昉、阎尔梅、黄宗羲、杜濬、方文、王夫之、钱澄之、吴嘉纪、李柏、屈大均、陈恭尹。此十二家，即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者也。（注：清人诗集叙录.卷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李柏人品及其作品，后世评价很高。其诗作今存《槲叶集》中为四、五两卷，又有《南游草》一卷，亦附《槲叶集》（注：1913年méi郿县李象先刊本.）中。
关于明清之际的战事，在今存《槲叶集》中已觅不到多少踪影。若有，则为《卓烈妇》一篇，此诗前有“小序”云：“前指挥卓焕妻钱氏，乙酉扬州郡城陷，先一日投水死，从死者长幼七人，哀而赋之。”诗云：“黑云压城城欲摧，北风吹折琼花飞。扬州乙酉遭屠戮，卓氏贞魂至今哭。将军已降丞相死，一家八口齐赴水。池中土作殷红色，血渍波痕转逾碧。曾闻精卫能填海，一勺之池想易改。”诗人以沉痛的笔触，传达出了对侵略者的痛恨。另外，其《崇祯儒将》四首，将读者的视线引入明末那个动荡不宁的时代，并对朝中那帮误国的儒将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其中最后一首道：“说起前朝事，至今恨不平。大将称走狗，膝行见儒生。”尤为痛快淋漓。《槲叶集》中多写景之作，也最能体现李柏诗的成就，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李柏诗风，《清朝野史大观》卷九“李雪木《槲叶集》”条、黄容《明遗民录》、阙名朝鲜人《皇明遗民传》、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等均言“冷艳峭刻”，这一说法大概来自钮琇《觚剩》。钮氏言：“雪木所著《槲叶集》，冷艳峭刻，如其为人。”李柏诗，作法确较独特，但仅以“冷艳峭刻”评之，却未见中肯。因为李柏的大部分诗作仍以平实简朴而取胜，与冷艳峭刻无涉。这一点，我们实际上已从上引李柏诗句中体会到了。当然，李柏诗中也有意出言外，想落空妙，略显峭刻者，如《雁字》、《凤泉别墅》等，但并不代表其诗风的主要倾向。李柏诗善变化，在其《槲叶集》中，我们很难找到刻意模唐拟宋的作品。其《太白山月歌》云：“不如无心浑忘却，兀坐山月但蚩蚩。”清新流畅的诗句中蕴含深奥的哲理。《逍遥游》又多以叠字入诗，读来抑扬顿挫，给人新颖别致、活泼自然之感：“虚虚实实自家知，是是非非更问谁？山山水水真可乐，名名利利欲何为？……身居寂寂寥寥地，心作兢兢战战思。欲语语时还默默，方愁愁处更怡怡。……炎炎到头成冷冷，盈盈未艮即亏亏。”打破常规，富变化而尚自然，浑朴淳厚，这大概是李柏诗为后世论者所激赏的主要原因。
收稿日期：1999—04—12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委社科项目“清初遗民诗群研究”（981 —060）系列论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