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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8）12-0142-06
女性审美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女性作为审美主体，对客观事物的审美；二是指女性作为审美客体，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对女性的审美，即性别审美。在性别审美活动中，女性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具有双重性，女性既是审美的客体，同时也是审美的主体。作为审美客体，女性是他者的审美对象；作为审美主体，女性具有自我审美以及对他者的审美。当代，在性别审美中，不论是作为审美主体还是审美客体，女性审美观念均陷入一个回归传统的现象，在审美观念的时尚化趋向中，女性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凸显其“被看”的文化身份。本文即由此展开对当代女性审美意识异化的讨论。
一
女性审美意识是一个动态的、变化发展的过程，审美意识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必然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态势的影响。与国内许多学科的发展历程相似，我国女性审美观念的演变，也同样经过以下几个阶段：五四运动之前，五四时期，建国后到文革结束，20世纪80年代至今。
五四运动之前，女性审美观念基本上以传统文化为准则。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精髓的一种男权文化，在男权文化下，女性没有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甚至没有独立人格，形成独特的两性关系：在家庭关系中，夫为妻纲，夫尊妻卑，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最。对女性有种种的规范制约，在汉代形成系统化，有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之后愈演愈烈，宋明理学的出现使之达到顶点。女性的角色定位是家务劳作，男主外女主内、相夫教子、贤妻良母；在社会关系中，女性的地位是依靠男性而得，有“夫荣妻贵”、“母以子贵”等；在社会价值上，女性是“物化”的存在，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物”等等，供男性取舍；在审美定位上，注重女性的道德伦理美，重“妇德”“妇容”、不重“才”，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男才女貌”等。强调“柔弱美”。①“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女诫》“敬慎”篇），这种审美观念导致对女性身体的摧残，如缠足之流行、西施之病态美、楚王所好之细腰，都是迎合了男性的审美需要。形成女性作为审美对象的特点：柔弱性、顺从性、依附性，与女性的弱者、附庸的社会定位相适应。
在传统文化中，女性作为审美对象，审美客体，其审美主体是男性社会，女性美是以男性的审美趣味、审美观念为评价标准。即使历代进入政治权力范畴的女性，如吕后、武后、慈禧等，仍要用男权规范来要求女性。说明男性规范之根深蒂固，女性要统治社会，也必须借助、遵循此规范。
五四运动后，两方新观念的传入，引发了国内女性意识的张扬，反封建礼教的斗争使得女性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追求男女平等、追求女子独立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② 但当时整个外部环境还不具备接受这种转变的条件，女性争取到爱情婚姻自由，但却没有生存的土壤。鲁迅小说《伤逝》中女主人公婚姻的悲剧即反映了这种状况。
建国后，进入女性审美观念的现代演绎。包含两个阶段，一是建国到文革结束，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中国新时代女性意识觉醒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女性意识的张扬在残酷的社会环境里不断遭到打击。这种被抑制的女性意识在建国后得到充分的释放，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一个亢奋时期，但这是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等观念的宣传，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为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机会。突显了女性美中的“社会美”、社会价值的一面。
到文革时代，这种女性解放的观念走向极端，甚至“无性化”。女性从服饰到行为，都倾向于“男性化”，“不爱红妆爱武装”成了那一时代女性美的时尚，样板戏中革命性的女主角成了这一时代女性形象的范本。
这一阶段，是女性审美意识的第一次异化，这时期的女性不再有“性别美”，在“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下，女性只从属于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而失去性别色彩的丰富性。
实际上，从五四运动到70年代，女性运动都是与国家、民族解放等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加深了女性审美的政治色彩。特别是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陷入极左漩涡，女性审美异化与这个时代整个国家的政治价值追求、经济发展状态紧密相关，当时物质极度贫乏，人民生活十分单调，没有娱乐休闲，也没有消费的概念，整个社会群体需要的是努力生产、努力工作，自然也强调女性形象美的“革命性”、“社会性”。
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经济以及文化都带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挣脱文革极左的桎梏，物质的日益丰富以及西方现代观念的输入，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女性开始重新发现了自身，发现了作为女性的“性别特征”的美。但同时也出现了女性美向传统的“回归”。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女性审美的这种传统“回归”达到极致。女性审美从第一阶段“无性化”的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女性审美的第二次异化。
突出表现在各种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宣传上，尤其是电视媒介，以其现代性高科技的制作手段，把女性的外在美演绎到极致。女性身体成为商业传播视域的中心，美貌、美体、美肤、美发，凸显女性之“被看”功能，媒介设置并不断强化女性“美”的形象，使之成为一个普遍的标准。媒介强化女性因不美而带来的种种痛苦，于是更多的指引女性“如何美”的节目出台。只要打开电视机，在不同频道、不同时间段，都有长时间的美容、美体、整容、内衣等广告，在电视镜头的聚焦下，女性身体的所有一切都不再私密化，而是被剖析、被肢解、被审视的对象，不美的女性是如此的不堪，是失败者，失去自信，而只有成为“美女”之后，才能重获自信，才受到种种青睐。而这种能够得到社会重视的美女形象，也是男性眼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只有美色之女，才能进入男性视野，也就意味着进入主流社会，能得到各种机会，无疑，把女性的外在美演绎为女性成功的唯一条件（其成功的界定也很狭窄，主要是能不能成为成功男士的伴侣，过上香车豪宅美酒相伴的生活，如一“人头马”酒的广告）。因而也引发了整容潮并促进了美容业的泛滥，带来对女性的另一种伤害。③ 完全忽略了当代女性的知识、能力、才华，以及坚强、独立等内在特性，以及靠自身学识能力而事业有成。女性被商品化、被物化，直致女性人格主体的丢失，一些学者撰文描述了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审美的异化表现及其后果。④
这种媒介宣传，一是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美的审美标准：外在容貌美与内在的柔顺美的统一，符合传统的妇德妇容的要求，突出性别审美的功利性特点；二是圈定了女性生活范围、关注重点：家务、饮食、美容、化妆等；三是塑造了女性是感性的、生活的、琐碎的形象特征。在与男性的智慧、成功、及事业追求的媒介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下，女性相形见绌。即使在职场，也不是体现女性的职业化，而是常常把女性作为成功男性的衬托，是为其服务的角色。体现了男性的性别优越。四是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低期待。普利斯顿现任校长雪莉-蒂尔曼女士也认为“对女性的低期望造成的危害比歧视女性的危害更大”。⑤
现代媒介打破了时空概念，对信息的传播和认知都实现了时空的跨越，使得思想和观念的影响更其广泛和便捷，特别是电子媒介以其唯美的音乐、画面、情节等，让公众在获得感官愉悦的同时，接受了媒介所渗透的某种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审美意识，通过媒介传播强化、放大，从而进一步影响大众。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影响女性对自我的认知，影响女性人生价值取向的确立、生活目标的确立。二是影响社会公众对女性的客观、真实的认知。⑥ 从而制约了女性审美意识的主体性建构，解构了女性自身的审美标准和主体价值。
二
从客观环境来看，形成女性审美的异化，不单纯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历来都有，且根深蒂固，但建国后女性审美观念从未有过当今的异化状态，这说明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下列问题应纳入讨论的视野。
首先是媒介文化的发展与消费时代的到来，带来审美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促进女性审美意识的异化。
消费经济是“眼球经济”，在商品竞争激烈、信息爆炸的时代，谁能抓住大众的“眼球”，谁就能掌控制胜先机。而媒介文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图像化”，特别是电子媒介，形象起主导作用，与文字、声音相比，它直接作用于视觉，所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第二是它的媚俗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竞争的加剧，媒介成为商品推广的重要平台，必然要重视吸引大众并投其所好；第三是娱乐化，娱乐是现代人休闲生活的需要，电视媒介的各种娱乐化栏目，休闲读物等，包括对历史的“戏说”，都是休闲的一部分。⑦
媒介影响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其原因之一正如麦克卢汉所说“这种新的媒介技术已重构了社会生活，以致我们没有必要必须要成为一个专家才能去参与。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重叠的世界，这个世界消除了文化等级和各领域之间的分离。”⑧ 媒介的音响化、图像化降低了对消费者的文化水品的要求，扩大并加深了大众参与性的范围和程度，造就了媒介文化的世俗化、平民化。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使商品广告在媒介传播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商品广告的制作除了其传播商品信息的功能，借助现代技术，在形、声、色的整体效果都越来越具有审美愉悦性，“广告再也不是围绕着一般意义上的告知或宣传的观念建构起来的了，而是日益适合于通过各种形象来操纵各种欲望和趣味，……如果把现代广告同直接有关的金钱、性和权力这三个主题剥离开来，几乎就剩不下什么东西。”⑨ 而女性就成为这三个主题的载体。各种商品利用女性美来宣传卖点、制造看点，吸引大众，女性成为商家销售诉求、商品信息的承载体，成为商家争夺消费者眼球的活道具。
原因之二在于媒介独特的功能制造话语霸权和控制力。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而媒介以其传播优势，引导舆论、设置论题的特殊功能，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丰富的信息资讯、多彩的休闲节目、生动的感官体验，另一方面以其话语霸权实施着强势控制。不但控制了人们的业余生活，也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媒介以自己的观念强化、重复地侵蚀、洗刷着人们的观念，失去自我思想的深刻性，用统一的模式取代人们多彩的生活样式和追求，制造消费的时尚。在带给人们视觉享受的同时，也把隐含其中的观念传递给受众。于是，便有拥挤的旅游地、人满为患的休闲场所、层出不穷的楼场馆所。空气中弥漫着浮躁之气，人们心中跳动的是同样躁动不安的心，急匆匆地跟着媒体去寻找安放之处。
媒介作为信息通道的“把关人”，毋庸置疑地要对现实中的各种信息纷繁复杂进行有选择地传播。关键是媒介“选择”的角度、价值取向。根据有关专家的调查⑩，媒介话语权多掌控在男性手上，男性群体用自己的话语诠释女性，表达男性的女性审美观（而男性本身也浸染在传统文化女性意识中，同时亦有性别优越之意识），形成媒介对女性的不平等的文化表现，此其一；其二，是媒介的“设置议题”、“授予地位”的功能。媒介对一个议题的重复或强化传播，会使该议题得到公众更多的关注，以致被认为是一个重要议题，使之在所有信息中具有重要地位。如2003年初，主流媒体每天跟踪报道的是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事，人们每天密切关注的也是这件事，但在2002年底“SARS”已在广州流行，网上也有该病流传的消息，却未引起广泛注意，直到2003年2月中旬，主流媒体开始转而报道当时已形势严峻的非典疫情，才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美伊战争吸引过来，由此，对非典的关注超过一切，而还在继续的美伊战争却淡出人们的视野。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主流媒体的设置议题以及舆论导向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媒介的“把关作用”使其能够放大或强化某一信息，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环境，引起公众的特别关注。美国传播学者M·麦库姆斯曾通过总统竞选研究证实“受众通过媒介不仅了解公众问题及其他事情，而且根据大众媒介对一个问题或论题的强调，学会心该对它予以怎样的重视”(11)，同时，媒介还能营造“媒介环境”，各种信息（较突出的是广告信息）的传递需要构建一个“虚拟环境”，有情节、人物、场景、音乐等，以完美的包装诠释信息，使受众在审美愉悦中接受信息。这种“媒介环境”，亦真亦幻，在媒介的不断强化、重复下，这种虚幻的现实也就成真了。而受众自身的判断性则被弱化了。媒介对各种豪华生活场景的复制，给女性一种幻象：瞧，那就是女人需要的生活。
原因之三，媒介对女性的不平等的文化表现，加剧了女性审美的异化。在性别审美关系中，两性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女性可以被男性欣赏，也可以欣赏男性；男性欣赏女性，同时也被女性欣赏，两者都既是客体也是主体。但现实是，女性只是被欣赏的对象。“……如果一旦欣赏变成单向度的，一种性别去品评把玩另一种性别，而另一种性别一味地取悦于把玩的人，就是一种社会不公平”(12) 如前所述，媒介突出并不断强化女性的某一方面特征，即活动场所的家庭性、工作内容的服务性，性格特点的依赖性，外在体貌的色情性，淡化女性的其他特征，如新时代女性的独立性、自信性、高科技性、坚强、勤奋、成就等。
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已形成了女性形象的固定模式，当代传媒对回归传统的女性形象的不断重复宣传，把人们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激发出来，并与公众的先期经验吻合，使人们（包括女性自己）都认为，女人就是“这样”的。女性作为审美主体，其女性审美观念日渐与男性趋同，与社会主流趋同。
1999年12月，北大举办第七届女生文化节，主题是时尚，具体内容有化妆、衣着、编织、茶道，还举办“兰心玉指”（女生用自己的双手美化宿舍）等活动，出版《北大女生》杂志。该活动的男性组织者认为，所设计的活动都是针对女生特点，他们心目中的女生应该是贤惠、可爱的，能在家里展现一番。记者也认为这个文化节办得好，北大女生应该是浪漫、有才华、温柔、有女人味的。(13)（可见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年轻一代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男性观念上的体现）。
在一些电视台的现代时尚栏目里，女性美容、家居装饰、营养烹饪是主要内容，栏目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现代女性的时尚生活。这些栏目受到大众认同和追捧，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作为审美客体或审美主体，女性审美观念的极端“回归”已成共识，成为主流。借助媒介平台，被异化的现代女性审美观念得以更为强势的体现和更为广泛的传播，对大众的审美观念有极强的影响力，其在传播中渗透出的女性审美观念形成一种主流导向。
现代社会向经济社会、市场化、消费时代的转型，带来的是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的盛行，媒体的经济利益、商家的利润追求，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运行。消费社会的一切都与消费联系在一起。
物质的丰富，商品的过剩，产品功能的快速变化。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引发了商家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绞尽脑汁试图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对产品及信息进行各种各样的包装，成为吸引大众的重要手段。广告成了消费文化的一项重要载体，科技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产品的更新换代，广告不厌其烦的宣传产品、品牌，利用各种促销手段，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鼓励人们去消费。消费时代，商品被解读为人们身份、地位、实力的象征和标识。
法国哲学家芬凯尔克劳特1987年写的《思想的溃败》一书中，描绘了消费时代对文化的冲击，指出，文化消亡于消费的狂热、消亡于寻欢作乐，“在消费的逻辑中，自由和文化被定义为欲望的满足……”于是乎，享乐就是文化，消费就是文化。文化和消遣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14)，现代人总是忙于追随、忙于消费、忙于娱乐、忙于变化，快餐文化流行，这也是后现代文化失去深刻性的原因之一。
消费文化的理念通过媒介得以最为形象、生动、快捷、广泛的传播，不仅影响着消费观念，也带来了审美观念的世俗化转向。
消费时代，由于新产品层出不穷，广告在推介商品时还不断创造新的需求，以使人们的消费需求与产品的更新换代同步，整个大众审美趋于浮躁化，伴随消费者的是快节奏、强力度、高分贝的流行音乐，审美趣味受消费经济支配、受消费欲望支配，商品强调外在包装、快速更替，追求一次性消费，信息的大量冲击、更新。消费时代在审美的整体表现上，呈现多样化、表面化，失去深度性，趋向实用性，呈现出强烈的功利色彩。
在审美观念上，突出视觉的审美效应，感官享受，强调形象化、观赏性，有别于传统审美文化的理性、含蓄，和谐。占主流的不再是传统审美观的含蓄、内敛、理性、崇高，而是开放的、感性的，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审美指向不再是纯精神性的、艺术的、经典的，而是向物质生活渗透，趋向功利性；日常生活审美化，加速了审美走向的世俗化、物质化过程。而以媒介为主导的大众审美文化日益趋向视觉化，强调感官刺激，缺乏深度的审美思考，大众审美文化成为与消费文化密切相关的商业营销的手段、营销模式，商业社会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利益驱动，也是当代审美功利性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种种，成为影响并制约女性审美意识的客观因素。
其次是女性的主观意识。作为审美主体，女性自身的女性审美观念趋同于男性、趋同于社会主流女性审美意识，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女性审美意识对女性的影响，也内化为女性的自觉意识，这是形成女性审美意识异化的先期经验；二是社会环境、群体行为的影响。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群体中，其行为、价值取向、审美判断与社会群体的文化环境、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必然有密切的联系，个体行为必然受到群体行为的影响。”(15)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宣传，与传统文化的女性形象的神会期待吻合，形成一种社会心理，社会评价，必然左右着女性对女性文化身份的确认，作为社会舆论环境中的女性，对群体的文化、审美观念也必然会有一个“顺应、认同、同构”的过程”。(16) 第三，有女性自身的原因。女性的自觉意识、现代意识缺失，如某些女性甘为二奶，依附男性，整容瘦身，以迎合男性审美欲求，以美色、青春换取锦衣玉食。种种选美活动盛行，无不以男性标准为准绳。传统文化对两性评判的标准不同，期待不同，也内化为女性自身的标准和定位，为审美异化传播及存在提供主观条件。
三
重建平等的性别审美观念，面临两个问题：如何摆脱目前这种女性审美异化的影响？如何引导健康的女性审美观念？
重建女性审美观念，不可回避的是，目前女性审美所处的环境，存在以下冲突：
一是现代女性主体意识与传统男权文化的冲突。一方面，作为现代女性，有自身的定位、发展、主体需求，这与现在媒体的“回归传统”的传播形成冲突，不利于女性的发展；另一方面，现代女性发展的主体需求，与男权文化的客观环境产生的冲突，实际上也是现代观念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同时，当代男性的女性审美观也在发生变化，不仅仅只需要传统的贤妻良母式的女性，他需要的是新新女性：一方面具有现代女性的知识、气质、能力、趣味，另一方面，又要求她们骨子里依然是传统性的贤妻良母，只不过要披上“时尚、现代”的外衣。而一旦时尚女性缺乏传统的标准，就会发生矛盾（电视剧《双面胶》、《新结婚时代》等形象地刻画了这种冲突）。因而，所有的广告无一不是时尚女郎的外表与内在的传统女性意识的完美结合，使其对现代女性更具迷惑性。
二是消费文化下的商品化与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的冲突。人文性追求的是健康的文化环境的建构，追求两性平等。以儒家文化为精髓的中国传统文化重理想、道德、崇高，传统审美观以伦理观念为核心，以道德完善为美，以理性服从为美，崇尚超功利性的道德、理想。商品经济追求的是利润，商业文化必然是功利性的，媚俗的，吸引公众眼球，后现代审美的功利性倾向，才有媒介将女性“物化”的现象，过分功利、过分追求经济利益，难免趋向于低俗、媚俗；消费文化时代，审美不再只属于艺术，而是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审美化，传统审美的崇高感消失，转向世俗化，关注消费和享受，追求生活的舒适、方便，也导致女性审美指向的生活化（化妆、美容、美体、时装、减肥等）、表面化，解构了审美的深度性、深刻性。
三是媒介的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冲突。商品经济时代，广告对于媒介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媒介的重要经济支持，广告商可以用金钱包揽媒介，让媒介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节目的趣味，这是广告商的权力。媒介受经济利益驱动，必然要与广告主良好合作。因此，媒介必须考虑其收视率、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才能得到广告主的信赖，才能获得高额广告费，从而支持媒介的运作满足其进一步发展的需求。
如前所述，媒介具有引导舆论、制造舆论、确定议题的功能，而媒介的权威性及传播的广泛性等特征，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因此，媒介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强调其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感。实现二者的平衡。
如何协调平衡上述冲突，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其次，建立两性健康平等的性别审美观念，平等的性别审美关系的媒介环境也是重要一环。女性是一个复杂的、特殊的性别体系，正因此才有着千百年来、国内外对女性问题的不懈的探索。其特殊性主要在于“女性有着价值的多元并存（社会价值、家庭价值、个人价值），责任的多重性（性别责任和社会责任、职业责任），角色的多样化（职业角色、性别角色、伦理角色）”(17)，在当代媒介语境里，强调女性的家庭价值、性别责任、性别角色、伦理角色，而淡化其社会价值、社会责任、职业责任、职业角色。女性始终处于极为不利的舆论环境之中。
女性审美观念的重塑，需要媒介的引导。而要改变媒介的女性审美观念，还必须改变媒介人士的女性审美观念。媒介是媒介人士观念的载体，媒介人士的女性审美观念决定了其节目的审美导向。媒介引导舆论，在于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而不是一味的迎合大众、媚俗。
第三，现代女性自身的修养，以及独立、平等的性别审美观念是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
有三个层次，一是明确现代女性的形象定位。现代女性必须具备现代人的意识，包括独立意识（能够摆脱依赖心理），平等意识（性别平等、机会均等、人格平等），法律意识、合作意识、开放沟通意识等；二是正视男女性别特征的不同，不能为追求男女平等而抹杀性别差异、甚至无性化；三是正视女性美，尊重自己并尊重他人，既要重视内在修养、素质的全面提升，也要展现美好的外在形象。不要片面地把服饰美容等都当成取悦男性、片面追求外在美的内涵，外在美是一种由内在修养渗透而出的精神面貌、气质，而不是迎合媒体所宣传的美体、美肤、美发等等“美女”指标。
第四，应正视当代女性面临主体价值的现代转换。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是浓厚的伦理性，传统女性意识也正是把女性置于伦理道德规范之中，更倾向于家庭伦理，如三从四德等，强调女性的奉献，这与传统文化的重群体轻个人有关，女性“奉献”中，往往不考虑个人得失（如电视剧《戈壁母亲》）。随着现代观念的渗透，西方价值观念的引进，中国女性传统以牺牲个体为前提的“奉献”受到挑战，重视女性个人的主体价值，在各个领域发挥女性的作用，成为现代女性主体价值追求的目标。现代女性从走出家庭到参与社会建设，成为一支主力军，其角色范围从家庭扩展到社会，追求多重角色的转换、多重价值的和谐共存。
实现女性审美观念的重建，也需要社会整体的舆论关注，正确认识性别平等，营造和谐的两性审美关系。
注释：
① 《诗经》时代，以硕大为美，诗经中的美女皆硕大无比，之后逐渐转向柔弱关。
② 林吉玲：《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第三章“五四运动与妇女解放”一节对此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⑥(17) 张鸣：《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主体性的缺失》，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10期。
④ 见童芍素、胡晓云：《中国大陆广告传播与女性问题的相关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3期；徐敏、钱宵峰：《减肥广告与病态的苗条文化》（同前）；贺雪飞：《广告创意中女性形象塑造的误区》，《中国广告》1997年版；张鸣：《传播媒介中女性形象主体性的缺失》等文。
⑤ 庄清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专访》，《外滩画报》电子版2008年3月13日。
⑦ 在数字电视网络上，104个频道中，休闲娱乐的占据了80％。
⑧ ［英］尼克·史蒂文森著，周宪、许钧主编：《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3页。
⑨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59页。
⑩ 见蔡骐、黄金：《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初探》，载《湖南师大学报》2004第5期；陈阳阳：《性别与传播》，裁《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1期；段京肃：《社会发展中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载《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杨新敏、荀洁：《95世妇会后女性与传媒研究述评》，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3期；张鸣等文都介绍了目前媒介机构中的性别及阶层分布以及女性在媒介机构中的缺失。
(11) ［英］D·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第85页，转引自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7页。
(12)(13) 丁宁：《社会性别意识与大众传媒》，《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4期。
(14) 河清著：《现代，太现代了！中国——比照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文化艺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15) 叶松荣：《断裂与失衡》，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16) 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转引自叶松荣：《断裂与失衡》，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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