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都门学”与汉末文学风气变迁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气论文,关系论文,文学论文,鸿都门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940（2006）01—0055—004
在汉末文学思潮变迁的过程中，鸿都门学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但由于鸿都门学诸生的创作皆湮没无闻，故后代学者对鸿都门学的问题多不太注意。《文心雕龙·时序》：“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灌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蔑如”，状微末，指不值得称道。从刘勰的评价来看，六朝时人们对鸿都门学的创作已不多闻。明王夫之偶有论及，其《读通鉴论》卷八：“夫文赋亦非必为道之所贱也，夫蔡邕者，亦尝从事矣。而斥之为俳优，将无过乎！”王夫之从道的角度肯定了鸿都门学的文学创作。
到了近代，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仡魏初，其风未革。”刘师培从文学变革的历史意义立论，认为灵帝时文风的变化是建安文学的“迁蜕之由”，为汉末与建安的文学变迁找到了一条线索。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则更明确地强调了灵帝倡导鸿都门学文风在文学史上的变革地位。其《文心雕龙·时序》注：“东汉辞质，建安文华，鸿都门下诸生其转易风气之关键与。”在他的《中国通史》卷二中又言：“东汉又是保守势力极强固的时期，变革必然受到大的阻碍。要实行变革，非有特殊地位的人出而提倡不可。汉灵帝终于代表变革派担负起提倡的责任。汉灵帝在政治上是一个极昏暴的皇帝，在文学艺术上却是一个有力的变革者，他招集辞赋家、小说家、书法家、绘画家数十人，居鸿都门下，按才能高下受赏赐。”
鸿都门学为灵帝所设。《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元年（公元178年）， 始置鸿都门学。”李贤注：“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宋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鸿都，是汉皇宫内一处宫门，鸿都门学直接隶属宫廷，是东汉皇宫内的文艺集中地。其实，汉明帝时已立鸿都学。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世，天下之艺云集。”这时的鸿都学侧重于绘画，兼及工艺制作，似与文学无关。后有“灵帝好学，引诸生能为文赋者，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执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鸿都门学遂扩展为文学艺术渊薮。乐松、贾护等人的参与，也使鸿都门学由宫内工艺制作的场所推向朝野，并引起轩然大波。
鸿都门学课试内容与当时太学的儒家章句之学绝然不同。“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尺牍”在汉代多指文章。《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李贤注：“《说文》：牍，书版也。盖长一尺，因取名焉。”许慎《说文解字·叙》：“新莽六书：六曰：‘鸟篆字’，所以书幡信也。”汉代印章中多有鸟篆。由此而见，鸿都门学的课试内容为辞赋文章及书法技艺。鸿都门学以辞赋文章、书法技艺为考试内容，到底蕴含了怎样的意义？为什么又遭到士大夫的强烈反对？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鸿都门学在当时招致的不但有文学家的反对，更多的是政府官员如杨赐、尚书令阳球等的反对。这似乎可以让我们追踪出一些信息，鸿都门学在当时的影响绝非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最直接的显著影响发生在政治领域。蔡邕、杨赐曾上书反对过。上书引起宦官的强烈仇恨是有原因的。在东汉皇权与士族互相依赖，又有冲突，皇帝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全部内廷工作交于宦官，于是自和帝以后，皇权与宦官联系日益密切，也越来越依赖宦官的支持。延熹六年，外戚梁冀被诛，宦官把持朝政。他们“或称伊、霍之动，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宦官之间互相援引，希附强权，专树朋党，而构害贤良。士大夫激烈地反对这一切，他们与太学生组成了巨大的“清议”力量，终于导致了“党锢之祸”。后汉那场历时二十几年的党锢之祸，使大批士大夫受到禁锢、压制，人数之多，使朝廷为之一空。又因为汉代的“三互法”，官员的选用艰难。灵帝“于是在公元前178年又发动了一个空前的步骤，一个崭新的太学——鸿都门学——被建立起来了，它的学生实际上得到了保证，即一定都有官可当。”（《剑桥中国秦汉史》），鸿都门诸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得到提拔。则蔡邕、杨赐对鸿都门学的批评，实是对后汉腐败的用人制度进行指斥。而这一制度与宦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后汉的政治现实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另一严厉打击宦官的尚书令阳球，其奏罢鸿都门学议曰：“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屑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淆进明时。”同样出于对这一现象的批评。那么，鸿都门学随之而带来政治上的混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蔡邕等人对它的指斥有值得肯定的现实意义，不能由此即说蔡邕保守、落后，顽固维护传统势力。
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鸿都门学代表了不同于经学的一种新思潮。汉末儒学衰微章句渐疏，浮华渐尚。阳球上书：“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教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范文澜《中国通史》卷二曾有这样的解释：“太学生既然诵习经书作为议论的根据，想公然说出拥护宦官的议论是困难的，因此宦官在太学以外，要另立一个太学。一七八年，汉灵帝立鸿都门学，这个皇帝亲自创办的太学里，讲究辞赋、小说、绘画、书法，意在用文学艺术来对抗腐朽的经学。又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画像题辞来对抗党人标榜的三十二大名士。”在考察过鸿都六设立的前后背景后，可以发现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在东汉宦官专政的社会形势下，太学生联合一部分士大夫官僚，起来同宦党势力作斗争，“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其“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形成颇有影响的“清议”力量。顺帝以后，虽然宦官势力“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享有显赫的权势，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仍需要支持，于是，与太学相对抗的鸿都门学便应运而生，他们以文辞相尚，以求自娱，“喜陈方俗闾里小事”，通俗性、娱乐性使它与典重深奥的经术异路殊途。
不能因政治上的消极影响而完全抹杀鸿都门学在文学艺术上积极的变革作用。首先，它倡导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观，以艺术为主，而道德为次。在中国古代，重造轻术、据德游世的儒家意识根深蒂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世”。到了汉代，儒家思想成为主导，文章为经世济用的目的性更强，文人以宣扬贤君名臣为己任，以据德成仁、行义达道为君子的完美人格，并要求以此来实现伟大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各种具体琐细的专业技能、才艺活动因其低浅卑俗，难以行远，故不值得尽力。扬雄曾对赋有过这样的讥评：“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对专业技能则更责难不已。赵壹《非草书》，以草书“非圣人之业”，所以“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赵壹认为“徒善字既不达于政，而拙草亦无损于治。”社会治乱的功利要求，完全压倒了审美情趣的艺术要求。蔡邕上书抨击鸿都门学士“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
才艺技巧只是人生的点缀，只可供个人自娱，它本身没有独立的精神价值，与古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相去甚远。这些观念也体现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如赵壹言“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片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而鸿都门学则第一次以国家正式课试科目的形式，赋予了书法、辞赋等技艺的独立价值，对圣贤之教的正统文化及尊严加以挑战，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它鲜明地举起了纯艺术的大旗，表现出对人生情趣、审美愉悦之作的推崇与欣赏。与稍后曹操的不论德行、“唯才是举”具有相通的精神实质，对当时人们思想中的传统观念有巨大的冲击力量。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从《后汉书·阳球传》载，鸿都门学不仅有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还有乐松等三十二人画像，说明把文学艺术及文人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加之各种艺术形式都很发达，通俗的东西也很流行，促进了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更新。魏晋文学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与刘师培论述建安以后“尚通脱”文风的“迁蜕之由”是一致的。
其次，鸿都门学为上层文人创作引入了新的文学体式。纵观文学发展历史中的重大演进变革，往往是从引入新鲜活泼的民间艺术形式开始的。灵帝设置的鸿都门学，不但宣扬了纯粹的艺术观，并且在艺术形式上提倡和汲取了民间的艺术形式及风格。当时的文坛盟主、极精于经典学术的蔡邕对此极为敏感，他说鸿都门学士所作的辞赋“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又进谏言；“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蔡邕反复提到的“鸿都赋作”，从《蔡邕传》所言“喜陈方俗闾里小事”来看，至少其中一部分是俗体赋，这类赋体留传至今的作品很少。我们可以约略地从建安作家作品中看到，如曹植的《鹞雀赋》、《蝙蝠赋》都是这类俗体赋。曹植还在理论中有明确表述：“今往仆少习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语、必有可采，缶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对民间口语、大众情思的采掘应用，是汉魏之际文学变迁的重要方面，鸿都门学实有开创之功。
由于材料的缺乏，我们很难考证出鸿都门学与汉末文人五言诗潮是否有直接的关系，灵学喜爱艺文，《御览》四百二十七引谢承《后汉书》佚文：“灵帝尝问（扬奇）：‘联何如桓帝？’对曰：‘陛下躬秉艺文，圣才雅操，有优先帝：礼善慎刑，或未之有。今天下以陛下准桓帝，犹谓尧舜比德者也’。”可以推想，灵帝在文学艺术应该有一定的领悟能力。《后汉书·灵帝纪》记他曾作《道德颂》、《令仪颂》。灵帝又好胡服、胡帐、胡床等诸新奇玩意，又在宫中设商舍，自做游戏。被囿于深宫重院的灵帝对鲜活的生命体验极其热忱。灵帝在政权上为宦官蒙蔽和操纵着，如他欲登高临观，宦官赵忠怕灵帝知道他们的宫苑拟诸皇帝而诡谏曰“人君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散离。”灵帝自是不敢登高。政治上不能有所为，剩下的只能沉溺于汉末浮侈、恣意的末世颓潮中。灵帝正如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末世君主一样，不由自主地走上纵情声色之路，灵帝的情趣爱好，与其说是他个人的，倒不如说是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已漫入上层皇宫的结果。因为灵帝曾作《皇羲篇》，又颇以经学相招，所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灵帝必然体会到了人生苦短的虚幻，于是恣情声色以作逃避。这些正与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情趣是一致的。文人五言诗的孕育发展于这个时期，灵帝对文艺的提倡，末始不包含这些五言诗在内。揆诸情理，鸿都门学诸生多来自下层文人，应该有五言诗创作，从现存古诗来看，《十九首》多下层文士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而造成种种感伤哀怨，惆怅不满。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感轲常苦辛”，又“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则为同窗好友高升后的世态炎凉。桓灵之际，下层文士有机会“据要津”的，最可能的是鸿都门学生，不能不让人想起鸿都门学士与五言诗的关系。
鸿都门学又有“浅短之书”，其内容多为“方俗闾里小事”，对后代文学亦有影响。《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注引《魏略》，描写曹操初见邯郸淳时：“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曹植所颂俳优小说信不知源于何处，但鸿都门学多俳语之作，这从蔡邕的指斥中可见：“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吕思勉谓：“可见辞赋家未尝不从俗。”尚书令阳球亦称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不论是“有类俳优”，抑或“辞不辩心”，都显示了他们的作品是民间娱乐化、故事化的小说短语之书的倾向。
刘师培认为汉之灵帝是建安文学的变化渊源，这一看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建安文学的开山祖师曹操的青少年处于灵帝时代。他对文学艺术的好尚，缘自于他所处的时代风习的浸染，曹操广涉多种技艺。曹操的父亲曹嵩为宦官曹腾的养子，为此，曹操曾长期得不到名士的认可。曹操少时与宦官接触较多，极可能受到鸿都门学风气的影响。在文学上，曹操大力开创、推动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传统，汲取了民歌的精华，熔铸为优秀的文人诗。他的散文清峻通脱，对两汉经学和神学是极大的冲击，鲁迅称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如《求贤令》、《述志令》等皆是朴实无华、自然通脱之作，这与张衡、蔡邕为代表的典重文学迥然不同。任何文学的演进、变革都不可能是孤峰突起，都有一个萌芽、发展的过程。鸿都门学在当时是与张、蔡等正统文人相对立、且有很大影响的文学集团：《后汉书·五行志》讥灵帝“宠用便嬖子弟，永乐宾客，鸿都群小，传相汲引，公卿牧守，比比皆是。”又见蔡邕上书：“诸生竞利，作者鼎沸”，这些记载无不说明喜爱作鸿都文艺的人士当时为数绝不会少，灵帝设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思潮风气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书法技艺上，鸿都门学还涌现出一批对后代颇有影响的书法家，如师宜官。《四书体势》：“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经丈，小则方寸千言，自矜其能。”梁鹄、灵帝时为沿书，受法于师宜官。曹操非常喜欢他的书法，常将其书悬于帐壁。
由于鸿都门学在历史上的出现，是伴随着灵帝及宦官一党的势力产生的，历史在看待它上难免有一些偏见，但依循史实，揆诸情理，还是可以重新评价鸿都之学。
收稿日期：2005—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