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战略转移中的十大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出版业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变，第一次是以1979年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工作方针为标志，地方出版工作迅速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出版事业的高速发展。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出版工作中的生动体现。第二次是以1994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提出出版业要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为标志，出版业的发展思路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折。说是“阶段性转移”，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发展战略的转移。这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审时度势，根据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出版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工作思路。近两年来，在全国出版界，对进行“阶段性转移”的必要性，已经逐步形成共识；对如何实施“阶段性转移”，已经摸索出一些经验；对“阶段性转移”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正在制定新的对策。就总体而言，“阶段性转移”已经取得明显成果，出版工作呈现出上升的态势。
这次“阶段性转移”的最主要的时代背景是，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出版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出版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由此带来的各种矛盾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尖锐。而机遇与矛盾同在，对出版业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好面临的各种矛盾。为此，特提出十个关系。
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这是一个普遍的矛盾，但在出版工作中这对矛盾的表现有其特殊性。出版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以后，出版物的生产与流通要受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驱动和制约，这种驱动和制约集中表现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上。过去的出版单位对经济效益并不怎么关心，“文人不理财”。但是，实行企业化管理以后，大家似乎明白了一个过去不多关注的事实，即经济效益联系着一个单位，更联系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而出版工作的性质决定了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经济效益必须服从社会效益。因此，当两个效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就面临着要割舍切身利益的考验。这种既要遵循经济规律，又不能完全受经济规律支配的矛盾，就是出版工作的特殊性。要驾驭好这对矛盾并不容易，一些出版单位就曾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迷失政治方向，造成严重后果，教训很深刻。
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是“转移”成败的关键。现在处理这个关系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实践中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可能千差万别，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都要掌握好几条基本原则：（一）处理这个问题首先要有政治责任心、社会责任感。社会主义出版工作具有宣传教育的功能，政治性很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不能忘记这个原则。这就要求出版工作者必须要有强烈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只有有了这种意识，才能自觉地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妥善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没有这种意识的人，就不配做出版工作；（二）两个效益的统一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强调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不是不要经济效益，而实际上两个效益是相辅相成的。社会效益要有经济效益做保障，经济效益要有社会效益来驾驭。只有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才能实现出版事业健康繁荣发展。“阶段性转移”的提出，为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优质高效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或者说，只有实现优质高效，才能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因此，两个效益统一的目标也是“阶段性转移”的目标。目前，一些出版单位正在实施“精品战略”，这是实现两个效益统一的最佳途径；（三）要为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创造必要的条件。要承认，两个效益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统一的，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学术专著、民族文字图书的出版等，都是要赔钱的。而出版社是一个经营单位，既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又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包括优惠的税赋政策、必要的经费补贴等；出版社的主管、主办单位不能把出版社视为一般的创收单位，规定必须上缴的指标，而应“放水养鱼”，让出版社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集中精力出好书。
二、质量与数量的关系
这几年出版物品种迅速增长，而质量严重滑坡，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阶段性转移”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提出的。因此，控制数量，提高质量，是今后一个时期出版管理的一项基本政策。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品种增长。目前，我国出版物品种的绝对数虽然跃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占有量还很少。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对出版物的需求迅速增长。这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因此，我国出版物品种还是要不断有所增长。问题在于出版物增长的前提和条件。没有质量的数量，不但没有意义，而且有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单位成倍增长，一大批从未做过出版工作的同志进入出版单位，而且一进来就做编辑工作、审稿工作，与出版工作的要求很不适应，这是造成出版物质量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目前出版队伍的状况是制约出版物品种增长的关键因素。此外，还有纸张供应、读者购买力等因素。
控制数量是就总体而言，具体到一个单位，又要区别对待。比如出书，对于能坚持方向，编辑力量很强，出书质量很高的出版单位，不限制出书品种；对于新建出版单位，编辑力量有待提高的出版单位，要控制出书品种；对于把握不住正确方向，编辑力量十分薄弱的出版单位，要强制压缩出书品种；对于不能坚持正确方向，根本不具备出版工作的必要条件，经常出现问题的出版单位，要停止其出书。
在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中，质量始终是主要矛盾。质量是一个不断追求的目标，是无止境的。现阶段编校质量比较突出，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质量问题，但是，编校质量只是浅层次的质量，决不是质量的全部，更不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就出版物整体而言，要追求主旋律突出，思想性、艺术性强，结构合理，适应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需要；就一本书而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出版物，追求思想性、艺术性、学术性、实用性，追求文化品位、群众喜闻乐见。
三、生产与流通的关系
这里所说生产与流通的关系就是出版与发行的关系。一般来说，流通决定生产，这是真理。出版物尽管是特殊商品，但首先它是商品，出版作为商品生产，总体上也应遵循这一规律。当然，也不能绝对化，由于出版工作的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就不能完全由流通来决定生产，不能简单地说读者需要什么书就出版什么书。就出版业的发展而言，出版是基础，发行是关键，流通对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已经为实践所证明了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行体制，对出版业的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出版与发行完全是按计划分工、按计划分配，相互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不是流通决定生产，而是生产决定流通，出版什么发行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对原来的出版发行体制带来了很大冲击。十多年来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药方”很多，却没有找到根治的“良方”。从总体上讲，出版发行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适应，与出版事业的发展需要还很不适应，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体制变了，思想观念没有完全变，运行机制没有完全变。
当前，发行环节是制约出版业繁荣发展的瓶颈，也是实现“阶段性转移”的一个重要障碍。但是，发行环节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发行单位的问题，更不仅仅是新华书店的问题。解决出版物流通的问题，是整个出版领域改革的一个系统工程。如何推进发行体制改革：（一）总体设计，分步实施。首先要有一个总体设计，对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阶段目标、实施步骤、配套措施等，有一个总体方案，然后分步实施，而不能零敲碎打，改一点是一点，改一步看一步。整个发行体制的改革，要围绕培育和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竞争有序的、健康繁荣的出版物市场来设计；（二）抓住重点，整体推进。目前改革的重点是批发环节，而批发环节涉及方方面面，互相牵扯，需要统筹考虑，综合治理。推行代理制是改革批发环节的一项重要措施。通过代理制把出版和发行结成利益共同体，能够较好地解决长期存在的“好销的书出版社自办发行，不好销的书发货店也回避”的矛盾。推行代理制绝不是为了解决哪个部门、哪个企业的问题，也不仅仅为了谁的利益，而是从调整出版与发行的关系出发的，是从整个出版业的整体利益出发的；（三）转换机制，促进销售。销售环节是流通的最终环节，也是实现生产效益的最终体现，转换销货店的经营机制十分重要。新华书店是图书销售的主渠道，要彻底克服垄断思想，不再留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权地位，要增强竞争意识，牢固树立为出版和读者服务的观念。图书发行不同于一般商品销售，图书发行部门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文化水平，对促销关系极大，因此还要十分重视发行队伍的思想建设。同时，要借鉴其他商业企业改革的经验，实行多种形式的联销计酬责任制，形成内部的竞争和激励机制。
四、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出版业只能在改革中发展，“阶段性转移”只能在改革中完成，这是不容置疑的。深化出版改革，是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根本途径，出版部门要抓住机遇，加快和深化出版体制改革，促进出版事业繁荣健康发展。由于出版工作的特殊性，推进出版改革要既积极又稳妥。出版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反映出版工作自身规律的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多出优秀的出版物，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了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出版改革，必须掌握几个原则：（一）要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这是出版改革的政治要求，不管怎么改，出版工作的性质和指导方针不能动摇，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不能动摇；（二）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检验出版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志；（三）要有利于调动广大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这是出版改革的出发点，任何改革如果背离了广大群众的意愿，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都是不能成功的；（四）要有利于出版事业的繁荣健康发展。这是出版改革的最终目的。
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积极推进书刊印刷企业的改革，这也是发展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推动书刊印刷企业走向市场，参与竞争，搞好主业，搞活经营；实行内联外引，加快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技术改造。
要总结改革的经验，巩固改革的成果，完善改革的措施，加大改革的力度。
五、管理与繁荣的关系
出版繁荣要有管理来配合和保证，管理不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繁荣。因此，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是我们总的工作方针。现在有一种反映，认为出版工作管得太严太多。严不严，多不多，不是区别是非的标准，而要由实践来检验，管的结果是促进了繁荣还是妨碍了繁荣。对此，这几年挂历的出版有深刻的教训。前几年挂历的出版竞争很激烈，“买卖书号”问题严重，秩序比较混乱，真正有出版实力的出版社，在无序竞争面前一筹莫展，被迫基本放弃这块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时期的挂历出版，基本上被个体书商操纵了。从去年开始，重新整顿挂历出版秩序，加强管理，今年的挂历出版从内容到市场都明显好转，这块阵地基本上回到了出版社手中。
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工作要改进。管理就是服务，管理工作要为出版单位服务，要为繁荣服务。是否有利于繁荣，促进了繁荣，是检验管理工作的标志。管理的强度，取决于出版界的自律程度，取决于出版法制的健全程度，取决于出版机制的成熟程度。
“扫黄”、“打非”是当前出版物市场管理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扫黄”、“打非”不彻底，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繁荣。因此，“扫黄”、“打非”要坚持不懈，综合治理，保持力度，维持出版物市场的正常秩序。
在繁荣与管理这对关系中，繁荣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加强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出版事业繁荣健康发展，任何时代都不能忘记抓繁荣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
六、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就出版管理工作而言，宏观管理主要是指，对事业的总体规划，抓导向，抓总量，抓结构，抓效益；微观管理主要是指日常性、经常性的管理，是对出版行为的规范和引导。由于出版工作的特殊性和目前的实际状况，出版管理工作不能简单地套用经济部门提出的“宏观管住、管好，微观放开、搞活”的口号。管不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都要从实际出发。目前的实际状况是，宏观管理方面，由于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规划和协调的任务都很重，需要切实加强；微观管理方面，由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竞争已经开始，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规范和经常性的管理任务很重，也需要切实加强。这两年，在出版管理实践中，逐步建立了若干种机制，初步形成了宏观管理体系，要认真实行，并不断充实和完善。
建立健全宏观管理体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做到依法管理。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法》的立法进程，逐步完善出版法规体系，是当务之急。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出版管理工作需要的法规、规章已有不少，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相当严重。管理不到位，在很多情况下是执法不到位。
七、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管理还要不要发挥政府职能的作用，应该说认识基本上是统一的，政府管理职能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应该加强；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认识就不尽一致。既然出版物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市场机制就不可避免会产生作用。市场机制是一匹野马，不好驾驭。市场对出版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有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也有盲目消极的一面，要兴利除弊，惟有加强政府的干预和引导。总的讲，我们对市场机制的运用，还缺乏认识，缺乏实践，缺乏经验，是今后实现“阶段性转移”过程中需要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出版管理的成熟，市场机制对出版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将会愈来愈明显。
八、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出版事业的发展，“阶段性转移”的实现，都要着眼当前，立足长远。搞事业，既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又要站得高，看得远，有长远的眼光，长远的战略，长远的目标。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出版单位，以至于整个出版业，都不太重视长远的发展目标，缺乏长远的发展战略。“七五”、“八五”期间都曾制定过出版事业发展规划，但是并没有认真组织实施，规划没有发挥宏观的指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了出版事业的协调发展。
立足长远，首先要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为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了振奋人心的宏伟纲领。出版工作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要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出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制定长远规划，要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需要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出版工作提出的要求，可能就是出版事业发展的条件，对可行性可进行反复论证；制定长远规划，又要有战略眼光，有超前意识，要充分估计到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出版工作带来的巨大影响；制定长远规划，还要注意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对出版事业的各个环节要进行全面规划，不要顾此失彼。
九、事业发展与队伍建设的关系
出版事业发展的基础，首先是出版队伍的建设。目前出版队伍的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出版事业的健康繁荣发展。要把队伍建设问题放在实现“阶段性转移”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来安排。
出版队伍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出版、印刷、发行、科研等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提高素质，加强培养。首先是编辑队伍，编辑队伍的素质对贯彻党的出版方针，坚持出版工作的正确导向，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做编辑工作要做到，熟悉党的方针、政策，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精通业务知识，善于联系群众，热心为读者服务；其次是经营管理人才。目前，出版队伍中经营管理人才最缺乏，与出版作为产业发展的要求很不适应，很多出版单位的经营活动，基本上还处在“秀才理财”的窘境。要培养和吸收一批政治思想强，有开拓进取精神，懂经济、会管理、善经营的人才；最重要的是出版单位领导班子建设。作为出版单位的领导干部要求是很高的，要讲政治、讲原则、讲纪律，要有事业心、责任感、好作风，要懂政策、懂业务、懂管理。
为加强出版队伍建设，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有了一些很好的办法，但是，这些措施和办法，总体上讲还是应急性的、补救性的，要真正培养出一批名出版家、名编辑，必须要有正常的培养渠道，科学的管理办法，有序的竞争机制。
十、追求优质高效与提高综合出版能力的关系
优质高效是实现“阶段性转移”的目标，但是，“阶段性转移”要实现的决不仅仅是出版物的优质高效，提高综合出版能力也是“阶段性转移”要实现的目标。我国的出版事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出版能力显著提高，但是，作为产业，经济基础还很脆弱，实力并不强。全国出版业一年实现的利润合计，还比不上国外一个大的出版公司，可想而知。
提高综合出版能力，要讲究出版业的协调发展，各个环节共同进步。这就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要有规划的强有力指导；要注重出版科技进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与广泛使用，出版技术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出版物已由单一的以纸为载体，发展为纸、磁、光、电等多种载体。这对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要在出版领域大力推广和应用新技术，提高出版生产力；要有优惠的经济政策。出版业是一项文化事业，不应指望出版业为国家积累资金，出版业自身的积累，应主要用于自我发展，而且国家在投资、信贷、财政、税收等方面应给出版部门以优惠政策；要开展多种经营。根据国外出版业发展的经验，大的出版公司都办有许多与出版相关相近甚至无关的实业，完全依靠出版积累资金是很难增强出版实力的。大庆新华书店的蓬勃发展，也给我们以启迪；要走集团化道路。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组建不同类型的集团，实行集约化经营，有利于发展壮大出版综合能力。在这方面，一些省市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