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心理学后现代建构之基本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而不同论文,后现代论文,基本原则论文,心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各种迹象表明，社会正经历着由现代向“后现代”沧海桑田式的变迁，后现代思潮已成为遍及整个社会的主导性话语。超越其现代性，结束其分裂对峙之局面亦成为心理学与后现代文化进行对话及其后现代建构的紧迫问题。本文拟在对现代心理学的逻辑起点及心理学现代性进行论述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心理学后现代建构的基本原则。
一、现代心理学的逻辑起点
在19世纪重科学、重实证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在实证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的强力影响下，在当时自然科学对心理现象之自然科学探讨的驱使下，心理学从哲学的附庸中脱颖而出并迈上了其作为现代科学的“科学化”道路。
尽管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实证主义已渐趋衰微，但由于心理学学科之独特性而使其对实证主义情有独钟，实证主义亦如影随形地陪伴其历经百余年之风雨，至今在心理学领域仍余威不减。1988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K.J.格根应邀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国际心理学大会上作了《走向后现代的心理学》之专题报告，总结概括了现代心理学的四大基本原则亦即四大基本特征。[1](P19,P23)国内学者王小章认为，撇开“心理学”这一特定的学科限定，格根总结的四大基本原则其实就是实证主义的基本内容，具体而言即坚信存在客观的、普适性的真理，认为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这种真理，坚持真理或理论上的一元论；坚持实证的方法，即通过客观的观察和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以获得“客观可证”的数据的方法是发现真理的唯一可靠的方法，亦即坚持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与前二者相应，强调在科学研究中要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2]。
现代科学之所以强调实证论并将其建立在客观、严格的研究程序及事实材料基础上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加快科学进步，有助于提高预测和控制的知识研究。作为现代科学后起之秀的心理学还在哲学母腹中孕育之时便与实证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一俟独立，加快其自身科学化进程以巩固其科学地位的强烈愿望使其不得不将实证主义奉为至尊。心理学以实证主义为逻辑起点而开始其科学化、现代化之历程，实证主义亦因此而成为心理学现代性的同义语，因为实证主义的兴起并非脱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空穴来风，而是对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和理性主义哲学以及社会文化之现代性的一种回应并以观察、事实证实等科学话语取代了信仰、情感、神灵及巫术等神秘话语，表现在心理学领域就是促进了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巩固了心理学的学科地位，使心理学研究之客观化及精确化达到空前之高度。
二、心理学现代性之反思
实证主义虽然促进了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心理学百余年之发展并未真正解决令人困扰的既不能忽视亦不能通过解释而消除的意识这一心理学的根本问题。保罗·凯林认为“实验心理学不能解释什么是本质的人，而且它所呈现的进展越大，事实上它就越远离心理学所应该具有的目标。结果现代心理学不仅毫无价值，而且实际上具有腐蚀性，它破坏了任何企图洞察人类行为的可能性”[3](P1)，以至于迄今“心理学仍然不是一门令人满意的学科”，[4](P74)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以实证主义为逻辑起点的现代心理学的百年发展进行反思。但是“当我们追溯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时，我们就会陷入空想、矛盾和谬误与某些真理交织在一起的迷宫之中”[4](P36)。
19世纪迅猛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为专门研究人类自身的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生命科学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实验生理学则更为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和独立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冯特承担起了使心理学由纯粹思辨性研究向客观具体研究之转变的重任，而现代心理学也正是借助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沿着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而不断发展强大并成为心理学的主流。然而现代心理学每往科学化道路上前进一步就离其应然性目标越远，因为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现代心理学只重视可外部观察的客观心理现象而忽视了人的内部心理生活和主观体验，否定了心理的主观属性，使心理学的研究脱离了现实人的实际需要并因此而导致了心理学研究中的表面化、低级化现象。构造主义的元素还原论、行为主义的生物还原论及认知心理学的机械还原论均是这种表面化与低级化的表现。这就说明“所有的实验心理学都不可能成功地去研究作为主体事物的人”[3](P5)，因为“实际上心理学存在着一种其研究主题与人类相分离的危险状态”[3](P7)。
人的心理是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既有表现于外的自然属性一面，也有表现于内的社会属性一面。但现代心理学却根本忽视人的心理活动的内隐状态，而一味强调其自然属性的一面，并模仿自然科学，“把心理学打扮得象是自然科学，唯独忘记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而心理学研究的是带有文化历史特征的心理现象”[5]。以这种方式来从事心理学研究不仅不能给人们了解意识和心理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成果，而且也遭到了人们的唾弃，后现代主义者就“把这些方法看作源于西方而扩散到全球的更大的科技没落文化规则的组成部分”[6](P9)。
不可否认，心理学的客观性、现代性、实证性真实地映照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状况并成为现代心理学的逻辑起点。然而正如我国已故著名心理学家藩菽所指出的那样“要在实质上了解近代心理学的情况，首先要注意到它的先天不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近代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产生，在母胎里就发育很不正常这个事实”。[7](P232)即在那时是把实验法作为一门科学独立与否的标志。这种唯方法论的做法必然会诱使心理学步入研究的误区，迄今仍有很多心理学家徘徊此中，因为尽管纯科学研究的前景已不再那么诱惑人心，但在西方这种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仍然享有崇高的声望，因而东班尼斯特说“心理学家一直企图加盟到科学俱乐部中去”[3](P25)。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现代心理学以实证主义为逻辑起点进行心理学的纯自然科学化研究的过程中，与冯特同时代的另一位心理学家布伦塔诺却以非实证的“内部知觉”对心理现象进行了更加广泛的分析和研究，从相反的一极开创了与现代科学心理学抗衡的先河，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均是对这种研究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心理学的这一研究支脉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人文主义心理学”，因为它恢复了人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地位，强调以人为研究的中心，充分认识和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并且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更加重视社会文化历史条件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只有这种室外的心理学，“才能出现与科学垄断主义相反的声音”[3](P18)，而且似乎这种研究才更符合心理学的精神实质，更贴近人的现实生活，更接近心理学的应然性目标。然而在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并为科学技术大唱赞歌的现代西方社会中，心理学的这种研究取向似乎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而处于非主流地位。尽管它也试图与现代主流心理学相抗衡并争取其应有之地位，结果却导致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的长期分裂。
西方心理学分裂、不统一的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在后现代背景下谋求对心理学重建之途径，以使其对人类的心理生活更具针对性并获得应有之发展。
三、“和而不同”：心理学后现代建构之原则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中期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迅速波及整个世界的一种文化思潮，它是西方发达国家由现代工业社会转入“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对现代西方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的一次重要变革。由于后现代思潮本身意味着各种很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观念、思想、见解、方法等的拼凑和杂处，而且不同的学者对后现代思潮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因而“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8]。哈桑将“后现代”视为一种内在的悖论，詹姆逊试图以确定社会文化主导因素为“后现代”定性，利奥塔和哈贝马斯则从语言表征的层面来界定“现代”和“后现代”，而且亦有诸多学者对后现代进行了分类，[9](P32)但就倾向性而言，不外是肯定性后现代主义和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尽管在后现代主义这一名称之下所包含的理论观点和所牵涉的领域异常繁多芜杂，却也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即都主张多元化和差异性，主张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特别是以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肯定性后现代主义者更从科学的层面出发，倾力于重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并努力勾画和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新世界，这种乐观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张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在心理学领域，后现代主义的未来是向着许多潜在的前景开放的，亦即心理学的后现代发展具有非常广阔的天地。在承认多元化和差异性的前提下，心理学的后现代建构只能是“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出自我国古代典籍《左传》，在《左传》中记录了齐侯与晏婴的一段对话。齐侯对晏婴说：“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孔子说得更明确“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和而不同”的意思是说，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阻碍事物的发展。我们认为，心理学的后现代建构亦应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本文拟从两个层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就世界心理学的后现代建构而言。自“二战”以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逐渐崩溃，世界文化呈现出多极发展且交流频繁的趋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心理学一直自诩为超越本土文化的唯一合理和普遍适用的心理学并以其实证方法之科学性而称霸于世界心理学。事实上，任何心理现象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历史中形成的，不同的国家有其各不相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也形成了其各具民族特色的心理及相应的心理学。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共通性，因为任何心理学都是以研究人的心理作为出发点，而无论处于何种文化历史背景下的人都有其作为人的共同的本质特征及心理，既然如此，任何国家的心理学都不应以“霸权者”的视眼俯视其他国家的心理学，而应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学在其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实现平等对话以促进其共同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心理学后现代建构的“和而不同”原则。否则，“霸权者”的“独白”只能扼杀丰富多彩的世界心理学，断送心理学的前程。
在遵循“和而不同”原则来对心理学进行后现代建构时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心理学的异地发展问题；另一是心理学的双向选择问题。一国之心理学传入他国往往会加入他国文化历史背景下的新因素，这些新因素之加入就会使其在他国文化历史背景下得到发展。如在美国文化历史背景下编制的心理量表传入中国后就会加入中国文化历史背景下的新因素以使其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而此也正是其在中国文化历史背景下得到修订和完善之表现。至于心理学的“双向选择”问题，则是指任何国家的心理学都有可供其他国家心理学选择的“不同”因素，否则也就无所谓“选择”了，如若两国的心理学思想完全相同，则对双方之心理学都不会增加任何新成分，也不能刺激和推动双方心理学的发展，“选择”也就荡然无存。如美国心理学就从中国儒、道、释心理学中选择了对超个人心理学具有启发意义的某些神秘思想；而中国心理学亦从美国心理学中选择吸收了实证精神和方法，如此就使美中两国之心理学在其原有基础上均获得发展。可见“和而不同”对世界心理学的后现代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就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建构而言。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建构必须立足于“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之基础上，这既是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状况的回应也是现代西方心理学因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取向长期对立、冲撞而致使其分裂、不统一之现实的反面启示。我们认为，在“和而不同”原则下的“互补性心理学”是心理学后现代建构的必然归宿。这种“互补性心理学”应建立在后现代科学之“宇宙的基本构成显示出两种根本不同的性质：物质能量的性质和心精神的性质”[10](P170)的假设之上，它在承认科学主义心理学与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差别之基础上，既容纳前者之实证研究取向又包容后者之主观探索取向并用目的论解释为前者之还原性解释提供补充，以实证方法之科学性为后者提供素材和明证。如此以来，在研究对象上，它就不仅要研究科学主义所关注的具有自然属性的心理现象，还必须透过心理现象以揭示人文主义所关注的内心生活及其意义。在研究方法上就不仅只关注统计法、概率法以及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实证方法，而且也应重视内省法以及其他一切有益于心理学发展之方法，因为任何科学的研究，其方法都应是多元化的，这是后现代科学和心理学后现代建构的最起码要求。这种“互补性心理学”虽能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研究取向提供互补的解释，但却有“二元论”之嫌。
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建构仍需进一步探讨。
收稿日期：2000-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