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文学：自我认同的尴尬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尴尬论文,年代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1)01-0010-04
自我认同是文学本来就有的一个属性。所谓自我认同，是指将自己的价值选择，精神追求与某种更为有地位，有影响，可以包容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及文化相联系，并在这其中获得确认，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自我认同是个体摆脱孤独寻求寄托的恒常现象，是人类自有文化以来心理生活的重要内容。文学是人类寻求对现实的超越，追求精神寄托的活动。这种高级的精神活动以一定的价值为旨归，以一定的文化为背景，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得到认同。文学活动与自我认同在诸多方面相重合。
关于90年代文学的思考中自我认同的问题骤然间突出了，是因为90年代文学是现代性在全球迅速发展和展开的语境下发生的，全球化与自我认同是世界现代性运动的两极。用吉登斯的话说，就是“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extensionality)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1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因为有全球化，所以必须正视引入自我认同的概念及思考空间。
9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场执着地寻找认同的艰苦之旅。各样的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无论是怎样的追求，都在这个艰苦之旅中，可是却陷落在历史的无可确认中和身份的变换中。这是90年代文学的一种宿命。
1.传统文化资源在自我认同中的尴尬
传统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民族的地域的自我认同最捷便合理而且自然的认同源泉和精神皈依，本身就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在全球化对地域性的民族性的文化－精神的抽空过程中，投入传统必然成为一些作家的文化选择和自我认同。客观地说，传统与现实的碰撞，传统的无力感会生发出夕阳般的凄美，是适宜于文学意味的。这样的作家在当下虽然不是很多，但很执着。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写短篇小说的聂鑫森，聂鑫森的小说叙事是个不断地回归历史的书写，历史在他的视野中是处于虚构的理想化的历史，此在的一切都置于虚构的历史中，于是现实和历史形成对比反衬的机制。现实是虚假的、丑恶的，而历史是令人熨贴的给人以安慰的。历史在他的小说文本中成为一个可以容纳一切美好回忆、想象的空间，于是，确曾在历史中存在过的诸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他的本文得到了细腻的乃至于琐碎的展示，是缱绻的慰籍的。比如他的《闲人图》《天街》《蓬筚居印人》《沈家灯》等小说，尽写画画的、保镖的、做花灯的、金石制印的、做风筝的等，他让自己沉浸在那久远的文化氛围里，体味开掘凝聚在那些陈年老酒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人们身上的情操、节守和人生准则等一切可称之为人文主义的东西。聂鑫森写的很从容精致细腻。能感到他获得自我认同的努力和获得。他生活在现代，却不认同现代，历史在他的心性世界里断裂为过去和现在，他作为个体的人是现世中的，而精神和感情是生存于历史中的。他的孤独情绪弥漫于所在文本中。孤独是一种恒常性心态。吉登斯说过：“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9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的分离。海德格尔认为控制着苦恼的现代人的是根本性的无家可归感，他认为：“当代人的无家可归感来自于他同存在的历史本质的脱离。”（注：转引自肖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依据吉登斯的看法，这样对于传统的历史化叙事，确实是以自我此在的现实体验和领悟为基础的，这还可从他对现实的书写为旁证。90年代以来，聂鑫森仍然眷恋和执着于古典的历史的书写的同时，也虚构和谐的现实，也涉及一些成长性的主题，但无论怎样努力，艺术上总让人感到勉为其难，感到“隔”。聂鑫森还屡屡写到死亡，人物以死亡作结是聂鑫森的情结。这实质上正是他在自我认同中的困惑和尴尬。人物之死无疑是保留美摈弃错误的最好形式，在现实生活的泥淖中挣扎的人们，灵魂是痛苦的，现实的出路何在，聂鑫森开不出很好的处方，只好让人物走向死亡。对于历史和传统中的人物，死亡更是聂鑫森最常用的方式，这是一种隐喻：传统无法不经建构地成为当代焦虑心灵的自我认同的所在。或者说，这样的自我认同是无力的。这样的无力感在艺术上的效应就是雷同，在深情和真诚中，常有水中楼阁或海市蜃楼的感觉，时刻提醒着读者，这是作家本人对历史和传统的美化和夸张，针对现实的目的显露了出来，艺术的魅力也就随之降低了，这样的尴尬折射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传统和作家。
首先说传统。毋庸置疑，这种怀恋传统，在表现对现实批判和失意情怀的同时，也是诗意化了的怀旧情调，确实是一个有着潜在价值的美学和想象的空间。传统给了聂鑫森想象的能力和资源，给了他怀旧的所在。但是在肯定聂鑫森这样的作家所获得的艺术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能挑剔地发现传统在他的文本中，是个静止的凝固了的存在物，它已经不具备和现实交流对话、适应现实的能力，人物的屡屡走向死亡的意象就是证明。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格林布拉特(Greenblatt)进行文艺复兴研究时，深深地烙上他自己现在所体验和意识到的人性印记，排除对象式的“单向”研究，而进入过去（16世纪）和现在（20世纪）的双向辩证对话之中。也就是让“过去”对“现在”言说些什么，对现实形成情感的干预和思想的干预等。传统一直流传到今，从我们身上流过，艾略特曾经这样说。确定对传统的理解也就是确定进入传统的姿态。被动地去认同它抑或与其对话，将其看成动态的存在。聂鑫森笔下的那些治金石印的、做花灯的、扎风筝的人们的人格、心性和感情是怎样在历史的时光中流变的，又是怎样渗透在如今的人们的血液里行为中？不是有更开阔的描写和想象空间吗？
传统的力量还在与全球化的对话中。新历史主义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是“作用力场”：文学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彩部分的文化力量，一种重新塑造每个自我以致整个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而历史是文学参与其间，并使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群体，社会权威与它异权力相激荡的“作用力场”。全球化的过程是当下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无疑是传统的力量被抽空、传统在以自己的独特性与全球化形成对抗的过程，如果我们不采取闭关自守的态度，不取文化本质主义，那么，传统在与全球化对话中当形成一个“作用力场”。这是我们依据逻辑的推理所得的看法，体现在创作中还会遇到作家自身的问题。
如聂鑫森这样的中国作家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他们在两个层面上所处位置的矛盾。在全球化中，他们本能地站在民族性的地域性的一面，抗拒全球化对自己民族的地域性的精神－文化的抽空，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时民族性的地域性的内涵是寓于国家的框架之内的，这是在全球化的这个层面上的姿态或立足点，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作家与政府和国家是一致的。可在中国当代问题思考中，中国作家一般采取民间视角。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处于边缘地带，经济活动的主流状态已经取消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价值，他们毋庸置疑地无论怎样挣扎都不可避免地退于边缘，所以采用民间立场、对政府和市场保持批判和审视的态度成为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姿态和立足点，对于作家来说，这样的姿态更能激发创作的激情和想象，所以，中国作家实际上还存在着两个层次上的立足点矛盾和相悖的问题。聂鑫森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中的人格、人性的描写，与现实的虚伪、堕落有明显的对照映衬的意味，是否可以说，他在思考中国现实问题时，更多的是边缘性的民间立场。他自己说过：“自我写小说以来，我的题材很多是‘忆旧’，……是对一种古典的生活的复位和依恋。”“我发现‘我’是生活在一种‘过去’年代的人，是一个古典的理想主义者。”（注：聂鑫森：《对写作生涯的审视》，《湖南文学》1998年第6期。）至于他笔下所描写的一切是以怎样的面貌与全球化对话，他尚没有这样的意识。
2.对历史的自我认同中的尴尬
此处的历史概念，是指以历史本身为书写对象的创作。肖鹰在《90个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文学评论》2000年2期）一文中认为，现代化的历史运动在根本上消解着每个民族的超历史整体性，同时也就消解民族史诗的根据，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因为在书写民族史诗的前提不存在的情况下的书写，所以，发生了生活细节的描写很好，而对民族共同性的描写则是抽象的，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层次的分离，注定了陈忠实式的现代史诗企图的必然失败。肖鹰认为，和陈忠实的史诗化写作相反，苏童、叶兆言等对历史的重写走了一条景观化的道路，所谓景观化叙述，是以重写（拯救）历史的先锋姿态，把历史转化为可以随意塑造，因而具有无限消费价值的原料场。肖鹰认为，阿来的《尘埃落定》是沿着景观化历史常套发展下来的极端之作。这部作品确实有优美的情调和可读性，但那是产生于作者与他的那段藏族出身的历史的天然联系断裂之后，后者成为前者回忆中的一段纯粹的风景。肖鹰认为，景观化和史诗化的历史写作中，不但没有改变历史被当代生活原子化和抽象化的遭遇，反而强化了这种遭遇，都把历史挪用和转化为当代文化的消费品，孤独无依的个人享受着历史的快餐，而更彻底地远离历史。
肖鹰发现了这样对待历史的写作，并没有完成自我认同的任务，这是有见地的，我的思路是，自我认同的自觉意识与后现代性思潮相关，也就是与吉登斯所说的“后传统”或“现代性晚期”有关，后现代性是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发展的一种审视、质疑，怀疑一切现代性所谓的天经地义的标准和发展理想，重新思考怎样才是更合理更人道的社会状况和人的生活生产状况，怎样才是幸福，在这样的思考中自我认同就不仅是简单的寻找或靠近可依赖的认同对象，而且对于对象本身和自我这个认同主体都有所调整，也处于反思和批判的状况中，这样的状态，本质上是建构的，因此也可以说，自我认同是一个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建构过程。对于历史性的文学写作，这样的自我认同，不在于是在历史之外，还是在历史之中，都有对历史的重新思考，在重新思考中建立和全球化的现代性的对话，以这样一种反思性的方式坚守自己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精神阵地，也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全球化的轨迹，民族文化的本质主义也能够得以避免。
与这样对待自我认同的客体的同时，还有自我认同的主体的问题。主体不是一种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依附于某一种文化或精神的单向度的人。全球化语境下，单纯的文学研究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诸多现实中和文学中的问题，文化研究于是兴起，将文学放在大的文化研究视野中，会获得广阔的天地，而且，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课题也有助于对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领域内无法解答的问题提供解决的办法。而文化身份问题就是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课题，也是对文学研究相关而且有益的问题。我以为，双重文化身份或多重文化身份是一个历史性的文化和文学现象。便利的交通、同一国度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全球性的交流的频繁，进入他者文化的机会日益增多，市场利益的吸引等诸多因素，都会日益造成这样的双重身份的趋势。笔者曾经研究过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意识问题，发现当代文学中的十七年部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所涉及的主题题材基本与当时的文学的总体风格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主题意识不够自觉，他们的创作基点和汉族作家没有什么区别。而进入新时期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他们逐步摆脱与当代文坛亦步亦趋的态势，开始善于从本民族的情感和视角出发处理艺术对象、表达自己本民族所珍爱的感情。更有的少数民族的作家坚决地捍卫自己本民族的自我阐释权，不愿意自己的声音被他民族的人们盗用。几乎是与这样的民族自觉同时，民族作家的双重文化身份日益显露出来，这是因为他们的受教育过程本来就有汉族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内涵，他们所获得的新的眼光恰恰是来自于华夏文明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启示，比如捍卫自己本民族的自我阐释权就来自于后殖民理论。双重文化身份往往表现出对于民主和民族的双重诉求，这样的双重诉求的矛盾是长期的，造成了民族文学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也会展示出多元的景观。
在这样的思考背景下我想提出阿来的《尘埃落定》的自我认同问题。肖鹰认为阿来把历史景观化了，所以自我认同没有得到解决。我以为，这可用阿来的双重文化身份来解释。阿来不止是探索藏人土司制度的崩溃和土司的人生归结，更是探索作为人类一部分的藏人的生存状态。阿来说：藏族人的生活“并不是另类人生”；他又说：“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所有这些需要，从他们让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处与别处，生活在此时与彼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的同样的名字：人。”（注：阿来：《落不定的尘埃》，《小说选刊》增刊1997年第2期。）小说在突现人的生存状态的特殊性（土司制度）的同时，也艺术地模糊了人或“人的过程”的特殊性与普遍意义的界限，突破了题材局限，提升到人类的层次。是否可以说，阿来是在人类这个层次上，进入个人生存的内在体验，复活他对藏民族的历史的记忆，在历史的宏阔中复活着藏族和其他民族所共同的历史整体的存在境界，在自己的现时存在和曾经的历史存在的对话中，寻找到自己所属的藏民族历史的归宿呢？这是双重文化身份的视角的产物，也是获得双重文化身份的体验基础。文学批评可能会责怪阿来的《尘埃落定》是历史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我想在全球化中，文化的相对主义和文化的本质主义相比，后者所潜伏的危险会更大些。
3.个人化的写作作为自我认同的无力
个人化写作是另一种自我认同的努力，排开对宏大的社会性的问题和现实的关注，在潜意识中其实是有着在人性的、人的生命感受中寻求认同的所在。如果说相对传统的自我认同或与传统发生联系而开拓出的文学空间是90年代中国文学有机整体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审美向个人用力，则是这个整体的另一个方面，且是很重要的方面。在这方面用力，最突出的体现在90年代女性写作中。正如西苏所说：“写你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到。这样，无意识的巨大资源就会爆发出来。最终，不可穷尽的女性想象将展开。我们的气息将把一种非金色或黑色的美文所能估价的价值弥漫于这个世界，并且改变古老的游戏规则。”（注：转引自肖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身体写作可以用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在90年代文学中，这种个人化写作的核心是女性抗拒男性化叙事的表现，也就是抗拒男性叙事对女性的审美和欲望化书写，从而把自己的躯体由被动的欲望对象改写为主动的欲望主体。但是因为固执于绝对独立的自我而拒绝世界，于是，女性的躯体或者仅仅成为工具：成为与男性性别作斗争的工具，或者成为和男性躯体一起作为欲望作恶的载体而同归于尽，也可能成为孤芳自赏幽禁的囚徒，在自闭中萎缩病变。
可作为对这样的自我认同的质疑的另一个理论的支撑是来自马克思。马克思说：“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因为不仅是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总之，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注：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从这意义上说，身体的感觉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审美的价值是从写出这些感觉的历史性中生发出来的。当躯体写作忽视了这样的历史感觉，身体的感觉成为超越一切历史的孤立存在之后，认同就无所依托。正如前面我们所确定的论述的逻辑起点时说到的，自我认同，是将自己的价值选择、精神追求与更有地位有影响、可以包容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及文化相联系，并在其中得到确认，从而得到心灵的慰籍。自我认同于何处？企图在自己的身体上获得认同是虚妄的。陈染、林白们的艺术感觉是优秀的，细腻的写出各种感觉。但是这类话语走向主体感觉自身，有浓郁的身体自恋，就成了对历史的文化的背景的遮蔽，而使这些身体上的感觉变得没有归依。个体生命的意向和生命的感觉突出了，但民族的和文化认同丧失了。如前所述，全球化和自我认同是世界性现代性运动中的两极，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为了防止被抽空，必须建立自我认同的文化——精神价值体系，有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精神价值体系为依托的文学话语才可与抽空的世界趋势相抗衡。或者说，才构成与世界的对话。如果不构成与世界的对话，那么，也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我认同。
4.在文学中获得自我认同
90年代现实主义的冲击波是一个必须引起关注的现象，平心而论，这些作品难以得到较高的评价。简单地说，他们认同的是现实，而现实只能被关注被干预，被描写而难以成为自我认同的所在，“无奈的现实与无奈的小说”，几年前刘纳的一篇论文就是以此为题目的。无奈的现实，是对现实的感受，“分享艰难”是流动在这些小说的基本意象，分享艰难，是对现实的认同，而不是对某种精神价值取向的认同，文学在此难道仅仅是为了认同现实吗？文学之所以对人总是需要的，是因为在这样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人的精神过程能够得到自由的舒展，人的想象可以抵达超越于现实和历史的无限广阔的空间，人可以探寻除了现实的存在外还有的那些可能性的存在方式，人能在这样的探寻中品味自己的本质力量。而这些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中没有得到很充分的体现，小说无奈了。中国作家历来有关注现实的传统，关注现实与认同于现实极容易混为一谈，当没有超越意向时，关注也就变成了认同。认同丧失，认同所必须依托的精神价值的大背景也就丧失了，而那是可以生发出美感的资源。
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自我认同的失败还在于文学性的缺失。我们论及的自我认同是文学中的自我认同，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干预中，有一种对“文学性”的忽略倾向，这和90年代文化批评代替了和挤压了文学批评，对各种“话题”的关注兴趣大于对文学的美学兴趣有关。正如有的文学批评者指出的：“文学批评由此被置换成价值的批评。这样，作品的相对独立性丧失了，它一诞生就顺理成章地被批评家视为他们所关心的文化价值话题的注解或文本；而作品的美学努力则变得可有可无，只要它能提供出批评家感兴趣的文化价值话题，即便是一部在美学上明显粗糙的作品，也照样能够获得足够的喝彩。”（注：王世诚、姚新勇：《谁来进行文学批评》，《文艺争鸣》2000年第2期。）这样本来一些有极好的艺术感觉、也有了较为稳定的艺术追求，能够继续写出好小说的作家，被框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共同话题之下而丧失了自己的追求，忽略了本来具备的“文学性”的，也就丧失了自己特有方式的自我认同。有学者以刘醒龙的创作为例论及这个看法，认为，刘醒龙的前期小说——“大别山系列”和“文化馆系列”及其他一些农村小说，例如《暮时课诵》《黄昏放牛》《青菜萝卜》等，无论在艺术的反讽特色还是在小说对世界人情的温情而又不乏尖刻的批判上，都可以说是较为成功的，并且具有一定的个体性美学风格。但是后来，当他的《分享艰难》被划归到“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发端和经典之作后，他基本上就放弃了对“文学性”的追求。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很多，当这些问题和全球化问题联系起来时，会使它们的意义超出问题本身，而且有和全球化过程对话的性质，现实中的艰难与“分享艰难”的问题也是如此，本来这是一个可以放飞艺术想象的领域，用独特的审美体验进入这个空间，采用超越于这个复杂艰难甚至有些丑恶的现实的姿态，而且标示出精神的理想，才能看到其中的美学意味，才能对这样的现实持批判倾向，也才能提高文学性，所以，文学性不仅是遵循艺术规律的问题，也与作家精神上标示出理想和高境界有关，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现实主义冲击波”，会意识到，当时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对其的期待标准都是不高的。艺术有自己在社会中的自律意义那就是保持艺术对于物化社会的批判功能。“艺术根据一个使它与世界相反对的原则与世界相联系，这个原则是精神用以建构世界的原则。”（注：转引自肖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在全球化中的文学自我认同也该遵循这个原则。
标签：文学论文; 自我认同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 读书论文; 尘埃落定论文; 聂鑫森论文; 作家论文; 现代性论文; 肖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