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视域下乡村文化旅游开发的问题与对策
郑自立
内容提要： 乡村文化旅游开发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如何更好地进行乡村旅游开发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基于人文地理学理论视角与方法，在深入探析当前中国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权力关系与政治表征，推进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文化资源差异化整合与保护性开发，加快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完善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政策支撑体系等应对之策及其具体实施路径。
关 键 词： 人文地理学 乡村文化旅游 开发 问题 对策
一、 引 言
发展乡村文化旅游既具有开“智”功能，也具有育“经”功能，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的有效举措。近年来，我国各地争相进行乡村旅游开发，取得了不俗的业绩，据测算，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超30亿，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与此同时，在近年来的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亦出现了一些失败案例，暴露出许多新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在未来的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中又该如何应对？由于文化旅游既具有鲜明的人文特征，又具有鲜明的地理学特征，因此，笔者试图运用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新的有益的探讨。
二、 文献综述
1981年5月在杭州召开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关于人文地理学的讨论会，这也标志着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开始复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大量引进与介绍了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理论与成果；二是大力推进中国人文地理学科建设；三是积极开展人文地理学的应用性研究，对国家和地方实务性问题展开研究。在其中，文化与旅游发展问题是一大热点议题，许多人文地理学者对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比如，张智斌(2006)研究发现，创作者、传承者的生存空间与分布地理特征以及他们的迁徙流动或社会演变、方土风气等因素都是造成陕北、陕南民歌差异性的重要因素。周显室(2006)研究指出，人文地理学关于观念、行为和人文景观及其互育关系的理论和方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提供了有效的视角和方法。他据此强调了本土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的修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意义。蔡晓梅、刘晨(2013)从时间和空间相互交织的维度揭示了饮食文化体系所反映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及动态、差异的人地关系。翟石艳、王铮(2014)运用实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得出人们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倾向于追求旅游效益最大化以及个人收益最大化的有益结论。王敏等(2017)研究发现，节庆仪式活动的空间展演和体验，有助于增进地方认同和集体意识，为参与者提供强烈的地方联系和归属感，等等。这些有益的探讨充分说明了运用人文地理学探析文化旅游问题的可行性和重要性，既有的这些理论研究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与方法借鉴。
三、 当前我国乡村文化旅游开发问题分析
1. 乡村文化旅游开发进程中的“政治表征”不当
在人文地理学者看来，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本质就是对现实权力关系的表征。乡村文化旅游开发活动中内含有丰富的人类文化实践活动，这些文化实践活动承载着重要的政治表征与教化功能。这些文化实践活动的政治表征是否恰当直接关系着现有政治秩序的稳固与改善。从当前我国乡村文化旅游开发实践来看，其中存在着政治不平等意义的生产与表征问题。具体有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一是维护旧的等级秩序。近年来，在一些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大兴宗祠，开展祭祖联宗、族谱祖训编撰、古代礼仪教育等活动，如果这些活动是用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话，应当要加以鼓励和支持，但问题是，一些开发者借由这些活动打造出许多具有鲜明的封建等级伦理色彩的“景观”和旅游项目，试图让旧的不平等的封建政治秩序“死灰复燃”，并将之与新的乡绅文化结合起来，生成出许多不平等的政治意义。二是固化现代政治分层秩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变，单纯的公有制经济逐渐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社会层级结构发生新的变化，涌现出一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其中许多乡民成为“新富”或“新贵”，他们不仅拥有较多的物质财产，而且拥有比一般乡民更多的“政治话语权”，为了使他们的政治形象和政治地位更加稳固，其中一些代表人士在投资运营乡村文化旅游项目中，总是试图打造一些人文景观，来宣扬自己的功绩与形象，使自己在乡村的政治身份“神圣化”。三是赋予地方浓厚的精英政治色彩。乡村文化旅游开发过程实际上也是乡村政治空间重塑过程。在旅游发展、旧村改造以及精英化为主导的开发背景下，基于地方的乡村政治环境也处在不断地抹杀和重建的过程中。在地方政治意义再生产过程中，普通乡民的政治话语表达被地方精英强硬“改写”和“创造”，快速迎合于“拥有文化旅游优先开发权”的精英政治话语表达。这些精英拥有了对地名、景观的命名权，并从普通乡民手中夺去了有关文化记忆和地方想象的表征权力，从而影响着地方政治发展的走向，这使得一些乡村的村民自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精英统治”，甚至“寡头政治”。以上这些政治不平等意义生产的问题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了主流政治话语在乡村的表达与贯彻，对乡村经济社会在未来的有序健康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混凝土裂缝问题是施工过程中常见的质量问题，要求工作人员在施工时注意做好防治措施。混凝土裂缝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一般来说混凝土会受施工环境、拌合材料、施工组织等的影响，因此在施工时控制好这几个方面的问题，能有效预防混凝土裂缝的产生[1]。对于大体积的混凝土应从低处向高处浇筑，且还应沿着长边由一边向另一边依次进行。混凝土浇筑最好是一次性完成，需要预留施工缝时在两个施工段的混凝土初凝后再采取加固措施。填充后浇带时可采用膨胀式混凝土，且强度要高于原来的混凝土，这样才能保证混凝土的整体性并有效预防后期出现裂缝问题。
2. 乡村文化旅游开发进程中的“文化整合”过度
文化整合是指当前我国进行乡村旅游开发活动中，为了集约发展、补足短板而开展的文化资源、文化设施与空间优化活动。在我国目前的乡村文化旅游开发活动中存在三种文化整合发展形态：文化资源整合、文化空间整合和跨文化整合。比如，梁家河乡村旅游开发属于一种典型的红色文化资源整合开发模式；三亚槟榔河乡村文化旅游开发属于一种典型的地域文化空间整合开发模式；温州盘云谷乡村文化旅游开发属于一种典型的跨文化整合开发模式。所列举的这几个地方的乡村旅游都是文化整合做得比较成功的，既实现了经济效益，又较好的促进了地方文化传承及其多样性发展。然而，在我国许多乡村地区的文化旅游开发活动中尚存在文化整合过度而导致地方文化资源和文化空间遭到严重破坏的问题，甚至导致一些地方文化记忆和文化资源“永久性消失”。这一问题在一些传统村落的保护性开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川渝调查组在近两年的调查中发现，川渝地区不少传统村落破坏较严重。另外，乡村文化旅游开发进程中的这种“文化整合”过度问题还突出表现在，过分强调精英文化的主流价值和统领功能而相对忽视弱势群体文化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建设，比如，在一些旅游景观文化的打造中存在比较明显的女性歧视观念、贫弱歧视观念、异族歧视观念等，这也造成了文化旅游开发的人文关怀缺失，致使弱势群体及外来移民在文化旅游开发进程中的正当文化权益被边缘化，严重损害了文化旅游开发的民意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面对这些问题，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相继提出了有机农业理论、生物农业理论、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理论、生态农业理论、绿色农业理论和可持续农业理论等，更进一步地，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与以往研究的那些农业理论本质上都是强调资源环境和农业经济的和谐发展，具体来说，农业绿色发展是指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将资源、环境和农业结合起来，更加重视资源节约、生态保育、环境友好以及产品质量，达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
3. 乡村文化旅游开发进程中的“动能转化”迟滞
人文地理学理论认为，政府政策在适用性上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它在不同的地域实施会产生不同的“地理后果”，政策消化不良就是其中后果之一。十九大以来，国家层面先后制定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年-2020年)》《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大力推动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这些政策的出台给我国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主体提供了诸多“利好”，然而实际上在我国许多地方，文化旅游开发主体并未能及时享受到这些“利好”，与此同时，文化旅游投融资跟不上，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离游客们的期盼相距甚远。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政策消化不良症，一是与政策体系本身不完善有关，这种体系不完备除了表现在国家政策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之外，还突出体现在各地方未能按照本地实际条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配套方案。国家政策一般着力于共性问题和宏观举措，而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殊性，这就会产生国家政策的适用性问题。要提升国家政策的地方适用性和可操作性，需要各地方能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虽然目前我国许多地方制定了相应实施方案，但由于在制定中未经过充分调研和科学论证而匆匆出台，这就严重影响了其应用性和实效性。二是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未能打通有关。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在本质上讲，就是基层的政策执行力和利益方的配合度问题。有的基层政府在落实相关政策中总会秉着本位主义思想，增加一些附加条款，而使得国家政策的本来意图“走样”，沦为以权谋私的工具；有的则因为执行者本身文化教育水平不高，对政策理解不到位而导致执行不力；等等。
4. 乡村文化旅游开发进程中的“政策消化”不良
在文化地理学理论看来，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不仅仅是地方旅游经济振兴的过程，而且是地方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地方文化现代化转型是一个包括村民思想道德素养、知识文化水平，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和乡风文明水准等在内的系统工程，它为乡村文化旅游发展动能转换提供了不竭的内生动力和人才支撑。然而，在当前我国一些地区的乡村文化旅游开发进程中对地方文化的现代化重塑与革新显得重视不够，这也严重制约了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中新旧动能转换进程，造成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迟滞，这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开发与管理理念上，表现得相对保守，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当前我国许多乡村文化旅游企业尚未树立起现代管理理念，对管理制度建设重视程度不够，管理制度粗陋，管理和运行机制信息化程度低，既对经营活动、员工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又不能有效激励员工工作热情。在开发理念上，呈现出诸多与国家五大发展理念不一致的内容，造成乡村文化旅游开发的创新性、协调性、共享性、开放性不足。二是在开发具体策略上，表现出对新动能利用的“冷漠”。比如，在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利用上，呈现出粗放式特点，精细化、集约化利用不足；在文化旅游产品生产与营销上，呈现出手工化、机械化特点，网络化、智能化、创意化不足；在发展模式上，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尤其在“文化旅游+”的文章上做得不够，对新经济业态培育不足，对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缺乏应有关注与应用；等等。这种对新动能利用的“冷漠”，导致乡村文化旅游业竞争力不足，地方文化展演与意义建构的空间也会因此受到“挤兑”而进一步缩小。
政治表征的不当源于权力关系结构的失衡。乡村文化旅游开发过程是普通乡民与各种外部力量博弈而取得相当程度的控制权的政治过程，在本质上看，就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过程。然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在当前我国许多地方的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普通乡民们的政治权力被边缘化，处于一种政治失语的境地，地方精英或“新富”“新贵”们拥有了较多的开发决策权，他们试图通过乡村空间改造和景观项目打造来固化所取得的政治身份与地位，从而引发出政治表征不当的问题。改善这一局面，当从源头抓起，对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的现有权力关系加以规范化、合理化。那么，怎么样才能促进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权力关系规范化、合理化呢？二重性权力理论和增权理论为我们找到改善之策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二重性权力理论认为，权力可分为两种：行为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它们是权力的两个方面，相互补充，交汇统一于资源的占有。资源又可分为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权威性资源反映的是人们对于人类社会世界本身所具有的控制能力，配置性资源则反映的是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控制能力。对这两种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同就会形成权力大小的不同以及产生不同的权力关系，而资源的占有情况又与合法化规则密切相关。增权理论认为，居民在旅游开发中的权力大小主要来源于制度设计，有效的制度设计是促进形成合理的权力关系的主要途径，而且制度设计应有多层次，既要关涉正式制度，也要关涉非正式制度。具体就当前乡村文化旅游开发实际而言，政治表征不当的问题主要源于对权威性资源占有的不均衡，当然也不能忽视配置性资源不足的问题，因此，要改善这一局面，首先应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改善当前普通乡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法律依据、土地权属关系、项目利益分配制度、融资筹资体系等，从而达到改善其中权威性资源的既有占有状况。其次要大力提升普通乡民的知识素养、参与文化旅游开发的科技手段和工作条件等，从而提升普通乡民们对配置性资源的控制能力。最后还要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价值信念、道德伦理等非正式制度建设，引导乡村文化旅游开发各利益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维护主流政治话语的权威性，同时要对那些传统政治文化糟粕进行坚决抵制。
四、 新时代我国乡村文化旅游开发路径优化与对策探讨
1. 规范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权力关系与政治表征
对照组患者利用常规的方法进行护理，主要内容有健康宣教及用药护理等，观察组患者均接受优质护理[2]，具体如下：
2. 推进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文化资源差异化整合与保护性开发
我国乡村地区，幅员广阔，民族众多，历史人文资源非常丰富，但由于分布的空间点相对分散，集聚度不高等原因，常常难以自然形成文化资源的规模效应，从而制约了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与发展。文化资源整合是促进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与发展的有效手段。然而正如前文所分析，当前我国一些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由于文化资源整合过度，造成了严重的“文化同质化”和“文化资源破坏”问题，这对民族文化基因传承以及乡村文化旅游持续健康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要改善这一局面，就应当在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推进文化资源差异化整合与保护性开发。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文化资源整合，从时空的角度来看，记忆整合与仪式整合是常见形式。记忆整合是通过对过去文化记忆的重构来实现地方群体意识对游客个体意识的权力统摄；仪式整合是通过空间控制的形式实现地方文化对游客的立体化渗透。而无论是记忆重构还是空间控制都具有鲜明的选择性特征，选择的正确与否及其机制完善状况会直接影响到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开发实效。选择的正确与否主要看文化资源整合是否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是否能够较好地将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内容传承与保护下来，强调的是一元主导性。差异化战略和保护性开发则主要涉及选择机制完善的问题，即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的前提下维护好地方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具体而言，需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推动选择主体的多元化，提高选择主体的代表性。正如前文分析，当前一些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文化资源取舍过程多由开发商、投资商及少数地方精英主导完成的，走得是一条市场化、精英化路线，民意的代表性不强，也让诸多民族文化资源和弱势文化资源得不到应有“尊重”甚至被“放弃”。为遏制这一趋向，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对文化整合过程中的文化资源取舍的指导和监管，应让更多的第三方和平民代表加入其中，使之在文化资源取舍上拥有相当的“话语权”，从而增强地方文化资源选取开发的科学性与多样性。二是要推动选择手段信息化，加强对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积极利用新的在线科技手段宣传和推广这些特色资源和遗产，开发出多样化的数字文化旅游产品，增强地方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在线科学技术的应用，能让普通乡民更好更充分地了解当地文化资源，增强他们在地方文化资源选取环节的参与度，同时在线平台建设有利于聚智聚力，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文化资源选择过程论证，节省成本，提高科学性。三是要推动选择与开发行为的法制化管理。国家要加强文化旅游立法，进一步明晰乡村文化旅游开发权责。各地方要拟定出台针对文化整合乱象的整饬条例和举措，对于文化整合不当的行为要加以严惩。
3. 加快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新旧动能转换步伐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党对新常态条件下我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理论探索成果，“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其中“创新”位列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其关注的是发展动力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说，“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因此，要提升乡村文化旅游业竞争力，首要之举就是要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具体来讲，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大力发展智慧文化旅游。当前我国现代通讯技术和多媒体传播技术发展迅速，为发展乡村智慧文化旅游提供了重要保障。发展智慧文化旅游，能够有效促进乡村文化旅游管理模式革新，拓宽乡村文化旅游营销渠道，提高乡村文化旅游服务协同性与品质。发展智慧文化旅游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互联网在乡村文化旅游游前、游中、游后的优势，做到线上线下的高度融合，打造服务体验的闭环，形成文化旅游大数据生态链，为此，应加快推动5G通讯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等先进通讯传播技术在乡村文化旅游开发领域的应用。二是大力发展现代红色旅游。乡村地区是我国红色文化发生与成长的“母地”，拥有许多红色文化资源，在发展红色旅游上具有资源禀赋的优势。乡村地区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禀赋优势，以革命遗址遗物为核心，以现代旅游项目为载体，进行产业联动开发，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培育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新动能。比如，在一些乡村地区正在开展的“景区+合作社+农户”的田园综合体项目、康养项目开发，“红色旅游+培训教育”的现代职业教育项目开发等，都是有益的尝试与探索。三是大力发展数字文化旅游。依托数字技术和本地文化旅游特色资源，制作与生产以乡村文化旅游为主题的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开发一些具有数字体验性的乡村文化旅游实体项目。着力提升乡村文化旅游服务设计的数字化水平，促进虚拟旅游展示等新模式在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数字乡村文化旅游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和催生数字乡村文化旅游的新业态。四是大力推动乡村文化旅游“双创”。“双创”是激发民间创新创造活力的有效路径。推动“双创”，关键要解决人才和资金问题，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强乡村文化旅游领域的创新创意人才培训，在广大乡村地区培养一大批文化旅游创意人才，另一方面需要推动乡村文化旅游与金融深度融合，利用各种有效的金融手段来谋求开发所需的资金。
4. 完善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政策支撑体系
针对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政策消化不良症”，一方面需要在提高政策适用性以及消除政策盲区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则需要在进一步用好现有政策上下功夫。其中，在用好政策方面，一是要加强乡村文化旅游政策宣讲，让从事乡村文化旅游开发的主体对现有的文化旅游政策有更加深层的了解与认知。地方各级文化旅游主管部门要定期定制举办乡村文化旅游政策理论专题学习班。积极利用报刊、杂志、电视、电台等主流媒体，配合乡村文化旅游领域的重要事件进行政策宣讲，邀请专家学者、领导干部深刻解读，针对开发主体的理论和实践关切进行权威解答。积极利用网络阵地和各种新媒体终端平台组织开展以“乡村文化旅游政策”为主题的互动性强的学习活动，推进微学习、微宣讲。二是要重视对政策红利利用中的风险防范。比如，既有的国家文化旅游政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通过盘活农村闲置房屋、集体建设用地、“四荒地”、可用林场和水面等资产资源发展乡村文化旅游，这给外来开发商和返乡人员开展乡村文化旅游创新创业活动提供重要的土地流转红利，但同时其中亦存在一些风险，这包括由于创业失败而导致当地农民得不到相应的土地流转租金或者一些开发商借文化旅游创业的噱头而圈地搞其他产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风险同样存在于其他政策红利中，政府应组织专家与相关部门进行反复研讨，提出有效的防范举措。三是要着力提高一线政府工作人员的政策执行力。开展有针对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他们的“四个意识”，促进他们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工作理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期定制而又多种形式的对他们进行业务能力培训，不断提升他们的业务水平。加强对他们开展国情区情教育，促进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坚持原则而又不乏灵活性。在提高政策适用性以及消除政策盲区方面，一是要进一步加强文化旅游立法和执法，给予乡村文化旅游开发活动更加充分、完善的法律保障与规范。比如，国家层面要加快出台《文化旅游市场管理法》，在其中，明确乡村文化旅游市场的管理主体及其权责，明确执法机构与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市场主体与群众的违法行为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地方层面要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加快完善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的行政执法程序等等。二是要对国家及地方政府颁发的乡村文化旅游政策进行系统性整理。对一些政策空白要及时填补，对一些交叉性、重复性政策要及时清理，对内容陈旧的政策要及时更新，切实降低行政成本。三是要进一步提升乡村文化旅游规划的法律地位。地方政府在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中应进一步明确乡村文化旅游规划在行业发展中的统筹地位，保障其对发展的指导作用。加强规划的实施力度，对乡村文化旅游规划的实施进行常态化的监管，对项目开发和建设进行行为约束。四是要把握好乡村文化旅游政策完善的方向与重点。比如，在引导政策方面，应该强化“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将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新业态纳入乡村文化旅游政策支持范围，推动乡村文化旅游与精准扶贫工程、城镇化建设相协调。在支持政策方面，应更强调对智力和科技含量高的文化旅游项目的支持。加大对返乡创业支持力度。推动基础设施和科学技术条件改善，鼓励开展多元化融资。在保障政策方面，应强调治理主体和手段的多元化，注重培育和发挥行业协会与中介组织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Hall S.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2. 张智斌：《人文地理学视野中的陕北、陕南民歌之比较阐释》，《中国音乐学(季刊)》2006年第3期。
3. 周显室：《人文地理学与皖南民间表演艺术的保护》，《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
4. 蔡晓梅、刘晨：《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外饮食文化研究进展》，《人文地理》2013年第5期。
5. 翟石艳、王铮：《基于实验人文地理学的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旅游学刊》2014年第1期。
6. 王敏等：《传统节庆、身体与展演空间——基于人文地理学视角量化方法的研究》，《地理学报》2017年第4期。
7. 黄贤金：《政策地理及其思考》，《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年第2期。
8.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1版。
9. 《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第1版。
10. 何寿奎：《农村环境多元共治主体行为逻辑与政策引导机制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18年第8期。
中图分类号： F3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82(2019)06-0128-05
作者简介： 郑自立，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后(长沙 410003)，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温州325035)。
[责任编辑：吴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