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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5 文献标识码：A
一、素质教育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之间的关系
就专业这一角度说，我们提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就纠正教育领域的某些厚此薄彼的现象说，我们强调素质教育。其实，就教育的本义来说，教育的终极意义，教育应有的人文主义情怀、智慧和创新品格来说，教育即是素质教育。谈教育就必须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乃教育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教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教育，更谈不上素质教育。现当代教育史告诉我们：二战后，西方教育界、思想界总结培根之后大学教育因牺牲人文精神、牺牲人文教育而被职业教育取代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逐步从学理和行动两个方面，提出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对策，即大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用相当的课时去占领学生的学习空间。
日本早在1947年制定的《基本教育法》便规定：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全面发展个性”，要全面发展个性，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绝对不行的。
曾任剑桥大学副校长的阿什比教授于60年代末便指出，协调科技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科学教育中增设人文学科”。他还指出：“在理工科大学的课程中，如果没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这种重要成份，就根本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个结论不但对发达国家是正确的，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正确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认为，自然科学最终只能提供知识，而不能提供智慧，理工学院必须有人文科学的帮助。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教育计划在其普通必修课的180学分中，人文科学必修课占72学分。德国工科大学中人文科学课，占课程总量的四分之一。日本筑波等一些理工院校，人文科学课程已占到基础课学分31%～37.5%。
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在讲话中指出：现在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人文教育的挑战。人文教育所起的作用，不是人民币、美元这样一种经济意义所能估量的。例如，人文教育能使科学家欣赏艺术，使艺术家欣赏科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界一方面总结建国后特别是52年院系调整，58年大跃进的历史经验教训；一方面面向世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教育。
许多高等学校开始反思历史，从学理上、行动上重视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力求填平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
也许是清华大学最深刻地感受到52年那次院系调整的历史性的消极影响，“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近40年没有文学院，也未开设人文社科方面的课程。从严格意义来讲，那段时间里清华难以称之为‘大学’，而只能叫做‘学院’。”为此，清华急起直追，先是于1981年开出了第一批文科选修课程，接着是建设一些文科系，再接着便是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院，内有中文系、历史系、法律系、经济系等等。目前同学们可以在门类齐全的，众多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课程中，根据自己的智慧特点，心性气质去选修听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立于1958年。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氛围，在教育思想上不能不印上52年院系调整到大跃进那段历史所特有的时代印痕。那就是：重理轻文。中国科大要发展，就必须总结，必须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应该说，从教育家严济慈“创环宇学府，育天下英才”的题词看他已敏感到了这一点。“环宇学府”，绝对不是单一的理工科大学，“育天下英才”的教育教学举措，必然包含着丰富的高质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体系。从1980年起，中国科大在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方面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且有的方面还很有特色，在教育界有相当的影响。但与历史给我们的启示相对照，与国际知名大学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态势相比，我们还必须加大力度，才能顺应时代潮流。
二、“两课”教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之间的关系
就学理而论，“两课”教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本是一体的，不仅“两课”内容所涉及的哲学、伦理学、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本身就属于或就是社会科学，而且，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实践背景。因此，马克思的创造是通过考察、研究、消化、吸收历史文化遗产而获成功的。马克思为写《资本论》，研究和利用过一千五百多种书籍和文献。马克思熟悉法学、历史学、文学，精通哲学、经济学。他研究过亚里斯多德、拉尔修、欧瑟比等古代作家的著作，探讨了伽桑狄、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霍尔巴赫、谢林、黑格尔的论著。当他毕业于柏林大学法律系时，即完成了《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受到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巴赫曼教授的高度赞赏和评价：“兼具智慧聪明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并被授予博士学位。马克思还研究过数学、物理、生理学等许多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马克思又是语言大师，除母语外，能用标准的英文和法文写作。马克思的诗写得极富想象力。马克思拥有大学者所具备的广博精深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识；他的文化修养、智慧和博学，深深吸引感染着同时代人和后人。为此，列宁等经典作家反复指出：“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创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等等。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密切关系，列宁甚至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发出这样的警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第二，由此，笔者以为可以作这样的认识，即使想用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如果脱开文化史，脱开深厚博大的人文社会科学智慧，也难保获得正确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在《建设社会主义，要吸取人类以往的全部文化》一文中，有一段很发人深思的话：“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能够引导研究者达到正确的结论，但是不能以为，只要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他的结论都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是凭空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他们从前人那里接受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和有用的思想资料，而前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著作不过是错误的堆积，那么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似乎就完全可以不读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非圣贤之书不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自己读的当然不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书，列宁如果只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就写不出帝国主义理论，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读非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无法进行关于当代资本帝国主义的研究。”也正如李岚清同志所说：“不能孤立地看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要放到整个人类智慧的继承发展中来理解。”显然，离开人类智慧发展的历史，离开文化史，离开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讲好马克思主义。
总之，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与人们的衣、食、住、行，与人类的社会实践，与人类的文化遗产、人类的历史相联系的指导我们行动的指南。但教条主义与生活实际相脱离，与人文社会科学学说史相脱离，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经过“文革”的教训，人们才慢慢开始清醒过来。这就是人们再次认识到列宁早就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决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死不变的学说。”“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即是一部有血有肉、有背景有过程，内容丰富生动的文化史和人文社会科学学说发展史。“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即表明应在人类文化史、人文社会科学学说发展史长河中去接触、理解、阐述马克思主义。否则，不仅仅是脱离实际，而且脱离人文社会科学学说发展史，脱离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也会使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化、本本化。“两课”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类型课程，要使之活泼、有生命力、不僵化、不教条化，同学们真正爱听、入耳、入脑、入心，也是不能脱离人类文化遗产、脱离人文社会科学学说史的。
第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对于“两课”，从推行、号召这个角度看，建国后一直都是很“重视”的。但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两课”的理解、认识，关于“两课”改革的思考、实践，逐步走向置于大人文社会科学背景上进行论述，其整体趋势是强调“两课”要与拓展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相结合。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成了“两课”建设必须做的工作，成了“两课”教学、“两课”改革题中应有之义。“两课”不仅要联系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同时要有深度、学术品位高的门类齐全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与之相配套。这一思想更从连续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等三个文件得到详尽、明确、具体的强调和反映。如《若干意见》，它不同于建国以来所发布的任何一个有关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文件，其最大特点是：强调学生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质的统一；强调德育教育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相结合。全文25章，竟有14章直接论述审美教育、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另有11章，或者以若干主题思想为中介，或者从一个特定的视角，非常有力地提及审美、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论及“两课”与人文社会科学类选修课的关系时指出：“学校应积极开设人文、社会科学类选修课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种课统筹规划，分工合作。”这样，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与“两课”只是“分工合作”的角度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应当“统筹规划”。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之间的关系
社会上，尤其是高等学校，谈得比较多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两个方面都不能绕开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来说，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途径来说，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脱离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而谈论精神文明建设，这种精神文明建设是空洞的，苍白无力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关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就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是孤立地谈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不是孤立地谈政治觉悟，不是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人”概念化、抽象化，而是从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人文社会科学修养乃至人的整体文化生活需要出发去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此渊源于邓小平1979年的论断：“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里的“全民族”。当然尤其包括正在受教育的大学生；这里的“科学文化水平”、“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显然，既包括自然科学但又不限于自然科学专业，大量的却是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学理方面的内容。
显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果抽掉了如小平同志所说的“科学文化”和“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就空了。
已经明确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其主干内容都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至于“四有”公民的“四有”，更要我们通过大量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和实践去实现。
四、意志力教育与人文化社会科学教育之间的关系
意志力教育或者说磨难教育，使学生的终极的人生追求目标的提高和精神境界的升华，都是指向、连结、通往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
当代大学生，特别是中国科大等知名大学的学生，总体上讲，聪明没有问题，思维能力没有问题，求知欲没有问题；但总觉得他们中有些人的外在形象文弱了些，精神中缺少青年人应有的力度和朝气。当然，各人情况不一样，参差不齐的。有的人意志力不坚强，尤其是家居大城市的独生子女，缺乏一种坚挺的精神风貌，这应该引起重视，需要对他们进行培养意志力的教育即“磨难教育”，使他们具有吃苦耐劳的坚强的意志力。“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解思忠在其《国民素质忧思录》中曾介绍许多国家无例外地都对青少年进行磨难教育的情况。意志力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比知识还要可贵的东西。科学泰斗爱因斯坦说得好：“对于一个人来讲，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重要”。在完整地表达党的基本路线的那段不长的话中，只有7小句，6个逗号，1个句号，竟有5句都强调应有顽强的毅力，坚强的意志。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本人就是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楷模！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都把意志和事业心看作是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同等重要的第四种生产要素的原因所在！为人所熟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话语，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讲的就是意志、毅力、吃苦精神。我们的学子，如果没有顽强的意志，精神疲软，纵然智商高、聪明、思维能力强，对于现代化事业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不是说要使人的个性全面和谐地发展吗？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是根本谈不上有个性，更谈不上个性全面和谐的发展的。讲全面素质教育而不讲培育坚持的意志，等于只讲躯壳不讲灵魂。而从培育意志力教育角度看，也应拓展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因为“磨难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教育手段及其终极的人生追求，显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思考的范畴；磨难教育的实际行动，实践中所透露出来的精神，涉及到伦理学、美学、哲学方法论。而拓展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正可以营造一种精神氛围，与意志力教育相和谐，对意志力教育起促进作用。在意志力教育所要求的许多方面做得好的学生，可以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理解，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不仅知道应该这样做，而且懂得为什么必须这样磨炼自己；而在这方面做得差的、有待提高的学生，他们可以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理解，以苦为乐，提高自己的兴趣和信心。如果一个学生把遵守纪律、敢于吃苦当作一种兴趣、信念、信心，其透射出来的精神力量、物质力量将是无法估计的。
收稿日期：200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