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通货紧缩的经济学特征分析及政策含义（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两类论文,经济学论文,含义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危害型通货紧缩。
危害型通货紧缩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持续低迷引起的，表现为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价格总水平和产出增长率的同时下降，这种通货紧缩发生的程度比较严重，波及损益的范围比较广，对经济活动的伤害比较严重，因而是一种危害极大的通货紧缩。
图3 需求不足引起通货紧缩的原理图
1.动态发展机制。需求不足所致通货紧缩的形成过程如图3所示， 我们着重于分析价格持续下跌的动态过程。假设经济活动最初位于总需求曲线AD[,0]和总供给曲线AS[,0]相交的点0， 产出为自然失业率时的自然产出率水平Y[,n]。一般说来， 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校正机制（self—correcting mechanism）或内在稳定器，使得经济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趋于恢复到自然失业率和自然产出率水平（注：西方经济学对于这一点的所有区别仅在于这种自我校正机制多快才起作用：凯恩斯学派认为工资和价格调整是不易的，因此自我校正机制很慢，“在长期中，我们都已不复存在”；其他经济学派认为工资和价格的调整过程是迅速的，因而自我校正机制使经济恢复到自然产出水平和自然失业率水平的过程也是迅速的。我们认为一般而言，自我校正机制的作用是很微弱的，并不能使经济自动恢复到自然率水平。为便于问题的说明，这里不妨仅原理性的假设这种自我校正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更接近实际情况的分析见下文。）。我们来考虑有效需求不足（负向需求冲击）所带来的结果。由于负向需求冲击（注：下文将具体分析导致负向需求冲击的引致因素。），总需求减少，使总需求曲线向左下移动到AD[,1]，经济活动移动到新的总需求曲线AD[,1]和总供给曲线AS[,0] 相交的点1'，产出量（Y'）下降到自然率水平以下，价格水平下降到P[,1]'。 由于经济体系的自我校正机制，当产出量的均衡水平Y' 低于自然率水平Y[,n]时，失业率高于其自然率，使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从而使企业工资成本下降（注：由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W／W＝－b×（U－U[,n]）+π[e]， 当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名义工资就会下降，以防止真实工资上升，于是菲利普斯曲线应向下位移，由此形成的生产成本的减少就会使总供给右移。），同时价格水平的下降也可能促进非工资因素的其他成本下降，从而促进供给增加，或者根本是由于企业依靠扩大生产规模来弥补价格低所带来的收入减少。使总供给曲线向右下移动，一直达到AS[,1]为止，经济活动则沿着总需求曲线向下滑动，一直到长期均衡点1，即总需求曲线与长期总供给曲线相交的Y[,n]处为止（注：总供给曲线没有充分向右下移动的情形见下文分析。）。此时，产出又回复到自然率水平。接下来由于价格水平的下降，改变了公众的消费心理预期，对于明天价格会更低的预期鼓励了人们推迟购买行为，从而压制需求，迫使商家进一步降低价格，进一步使消费趋于低迷；同时价格水平的下降使企业利润率趋于减少，实际利率上升使融资成本趋于增加，使投资需求缩减，甚至物价下跌造成的债务负担增加，会导致企业破产，银行倒闭。（注：因此，物价持续下跌对于公司债务庞大或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的国家来说更为危险，中国就是这个情况。）与此同时，价格水平下降所带来的实际利率升高，使汇率面临升值压力，进一步还会导致出口需求的减少， 这些需求减少的综合作用便使总需求曲线再次左移到AD[,2]。当移到2'时，失业再次扩大，产出又跌至Y'，物价下降到P[,2]'。经济活动的自我校正机制再次发挥作用的结果，使总供给曲线从AS[,1]右移至AS[,2]，在点2，产出再次处于自然率水平，失业率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经济体系重新达到均衡，而物价水平则进一步下跌到P[2]。如果消费者的预期没有得到有效扭转甚至趋于恶化，同时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收益递减、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过程也没有得到改善，这一过程就可能继续下去，其结果必然是物价水平的不断下降——即需求不足的危害型通货紧缩。
2.后遗效应的影响。在前面的分析中，没有考虑自然产出率水平随总需求冲击的变化。实际上，自然失业率和自然产出率是受后遗效应（注：Oliver Blanchare and Lawrence Summers,"Hysteresis in the Europen Unemployment Problem",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1986,P15～28.）影响的。 所谓“后遗效应”是指由于过去的高失业而使现在的就业偏离充分就业水平、自然失业率水平上升、自然产出率水平下降的现象。其可能的原因是：失业者缺乏应有技能，无法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失业者丧失信心，不去努力寻找工作；或者雇主不愿雇用长期失业者，以为长期失业是工作不合要求的一个标志。结果在失业因总需求减少（总需求曲线内移）而升高之后，自然失业率也随之上升， Y[,n]下降到充分就业水平之下。在图4中，Y[,n]是充分就业时的自然产出率水平，需求冲击使总需求曲线从AD[,0]左移到AD[,1]后，在1'' 点，产出下降，失业率攀升。后遗效应的影响使自然失业率也上升，于是自然产出率下降至Y[,n][1]，这样，经济体系的自我校正机制使经济活动仅能恢复到自然产出率水平Y[,n][1]和自然失业率水平，而达不到充分就业水平。换句话说，就产出而言，通过自我校正机制既使能恢复到自然产出率水平，其产出水平Y[,n][1]也仍然低于充分就业水平Y[,n]， 与此同时还伴有物价水平的不断下跌。而更加接近实际的情况是由于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和负债状况恶化，以及融资成本增加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使经济的自我校正机制一般总不可能使产出回复到自然产出率水平，使供给增加很少或没有增加，甚至反而减少。如图4中， 总供给仅右移至AS[,1]'（或者根本没有右移仍处于AS[,0]，甚至供给减少， 总供给反而左移至AS[,1]''）而未进一步右移至AS[,1]，则产出将减少得更多（Y[1]＜Y[,n][1]＜Y[,n]），失业也更严重。 因此在有效需求不足发生之后，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才能使总需求曲线右移，从而使自然失业率水平降低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同时也使自然产出率Y[,n][1]增加到潜在增长趋势水平Y[,n]。
图4 后遗应效以及自我校正机制的不完全性
3.通货紧缩的螺旋特性分析。将图3与4结合起来，便可以刻画负向需求冲击所形成的危害型通货紧缩的完整图形，如图5所示。从0 点→1→2→3→…，其价格水平P[0]＞P[1]＞P[2]＞P[3]…持续下跌；总产出Y[0]＞Y[1]＞Y[2]＞Y[3]…不断下降，形成了价格总水平和产出增长率同时下降、“产出缺口”不断扩大的严重的危害型的通货紧缩，并出现了有可能使经济进一步滑入衰退的通货紧缩螺旋（或者说通货紧缩的自我维持性）：0→1''→1→2''→2→3''→3→…。 其具体的经济含义可能是图6所示效应的组合或是全部螺旋的综合作用。 危害型通货紧缩一旦开始启动后，这种循序渐进的通货紧缩有可能因植入预期而自动加剧（物价水平持续下跌，产出缺口持续扩大），并形成愈演愈烈的恶性下降的螺旋，经济一旦进入这种通货紧缩的死亡螺旋“（death spiral）之中，就很难再由此摆脱出来。
四、启动通货紧缩的诱发因素
从中国的情况看，引发目前通货紧缩的诱因大抵有以下几方面：
1.内部（国内）改革周期（如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以及涉及面广泛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变革）与经济波动周期恰好重叠。
2.内部周期和外部（国外）周期（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国内的通货紧缩迹象“雪上加霜”，使价格下跌趋势成长并趋于严重，同时大幅度减少了出口需求）发生交叠。
3.改革以来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累积起来的矛盾（如生产能力结构性过剩日趋严重，经济过热形成的泡沫经济成分）在内外夹击下于短时期内释放出来。
4.我们处在逆境下决策，这是一个“模糊博弈”。所谓模糊博弈是指由于信息的不确定性、不完全性和决策系统的缺陷以及人类已有知识资源的局限性，无法面对突发性事件预先做出合理的选择。（注：[以色列]叶海卡·德罗尔著，王满传等译：《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因此面对既不可控又不可测的逆境，难免出现“博弈”失算的情况，进而引发逆境恶化。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我们急速推进企业改革、减人增效，使全国下岗职工由1996年的892万人突然上升为1997年的1435万人，增长率高达60%以上， 结果使得内部失业缺口急剧扩大与外部冲击（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重合在一起，给我们经济的通货紧缩形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企业改革、下岗分流本来可以是渐进改革、有序下岗的。
图7 “软着陆”的滞后影响造成价格惯性下跌
5.治理高通胀的“软着陆”所带来的总体物价指数增长率持续下降所形成的物价下跌预期是引发中国目前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这个关系有点类似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最终会引发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图7给出了“软着陆”所导致的物价持续下调过程。由于“政治动员冲击（注：1992年以后全国上下在强大政治动员的作用下，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新一轮的经济过程，投资过热、开发区过热，房地产过热，造成了空前的虚假性经济繁荣。）”，市场价格体系发生扭曲，经济处于过热状态（位于0点）。中央治理高通胀，实行从紧政策的结果， 使总需求曲线从AD[,0]左移至AD[,1]，但总供给（多为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无效供给）在“价格虚幻（注：即以为可以不通过技术创新、强化企业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就可以经由“价格暴涨”轻易获取暴利。）”的驱使下继续扩张，使总供给曲线从AS[,0]右移至AS[,1]。从紧的政策继续压缩总需求（AD[,1]→AD[,2]），失真的投资饥渴症使供给再次增加（AS[,1]→AS[,2]），这个过程继续下去，就形成了价格的持续走低（P[0]＞P[1]＞P[2]＞…P[5]）形势。假设在点5， “软着陆”的过程得以完成，供给不再扩张，形成了所谓“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然而此时的物价下跌趋势（或物价指数增长率下降趋势）由于惯性并没有停止，反而促成了一个物价将继续走低的预期。由于预期（注：指运用一切可用的信息对未知变量所作的最佳预测。见[美]John Muth， “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Econometrica 29，1961，P315—335。）或“轻浮情绪”（animal spirits）在总需求的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消费者支出是与消费者对未来可得资源的预期、对财务困境可能性的预期有关；投资支出水平既依赖于企业厂商对投资项目未来利润的预期，也依赖于对投资项目筹资成本的预期。在这个物价将继续下跌预期的作用下，图6 所示的各种具有自我维持特性的通货紧缩螺旋就会相继发挥作用，并不断增强。于是需求锐减，产出下降，失业急增，危害型通货紧缩端倪初现。而通货紧缩一旦启动，则通货紧缩仍会继续的预期就会自动加剧，如前所述，经济一旦陷入这种通货紧缩的螺旋状加剧，就很难再从中摆脱出来。
年份GDP变化量 通胀率变化量经济牺牲比
(%)a
(△RPI,%)b
(%)a:b
1994-1995
-2.1 -6.9
1995-1996
-0.9 -8.7
1996-1997
-0.8 -5.3
1997-1998
-1.0 -3.4
1994-1998合计-4.8 -24.3 0.20 :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国家统计局“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1999年2月26日。
可以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突发性的高失业率和日益扩大的产出缺口正是反通货膨胀政策（即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直接代价，反映了反通胀政策的“两难”处境。可以考察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数据来估算降低通货膨胀的代价，通常以经济牺牲比来衡量。所谓牺牲比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货膨胀每下降1 %的过程中总产出增长率的累积下降幅度。上页表3 给出了“软着陆”所造成的经济牺牲比的计算结果。可见1994～1998年间，经济牺牲比达0.20∶1。 也就是说平均来看，通货膨胀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水平将下降0.20个百分点。任何经济政策都是有代价的。只不过代价有大小、付出有先后。没有“免费的午餐”是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固有特点，我们在多种目标和相关政策之间进行协调、组合时，不仅要注意当前的一种主要倾向，而且还要注意可能被掩盖的另一种未来的主要倾向。实施降低高通货膨胀的政策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关键是当我们消除了高通胀的威胁之后，应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阻止通货紧缩的出现，防止经济衰退。
6.货币供应没有及时适应经济回升的需要。由表1 可见， 1994 ～199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了4.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2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下降了19.7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下降近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对货币的偏好增强， 货币流通速度也在不断下降，四年里下降幅度达0.263。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客观上需要更多的货币供应来支持经济发展。当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状况发生了变化、物价涨幅不断回落之时，人们对物价涨幅回落甚至物价水平绝对下降的预期逐渐强化。而央行的货币政策，虽然在操作层面上有所放松，但直至1998年3月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坚持适度从紧的原则。 由于政策调整的滞后，当物价水平开始持续绝对下降、货币流通速度进一步放慢时，货币流通量减少→价格下跌→持币者增加的循环未能得到及时的制止，与其他因素一交迭，就很容易引致危害型通货紧缩。
五、政策含义
对于政策制定者们而言，在充分发挥“温和型”通货紧缩对经济活动的正面意义，把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速度效应”（注：所谓速度效应是与依靠扩大资本投入加快增长的水平效应相对而言，指在加快技术进步进程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便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就是经济增长曲线的斜率加大，增长的速度加快。）”、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进步的方向上，从而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必须（或更重要的是）谨防危害型通货紧缩的发生与发展。关键是在刚刚出现危害型通货紧缩的迹象或在经济活动尚处于危害型通货紧缩的初发阶段，立即采取果断措施，综合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策来阻止通货紧缩的发生，那么仍然可能把经济从危害型通货紧缩的内生性螺旋中拖出来，避免经济衰退的发生。否则等到明显的危害型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时再采取行动，尽管可能实施了更为扩张性的政策（注：研究表明，繁荣时期100 亿元财政支出通过乘数作用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衰退时可能需要200亿～600亿元的财政政策才能实现。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然而却可能会收效甚微。
对于中国当前的政策操作，我们强调：
（一）必须解决好宏观政策调整和微观机制改造的关系。
治理通货紧缩必须坚持宏观政策调整和微观机制改造并举的原则，妥善处理好长期和短期的关系、扩大需求和改善供给的关系。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经济稳定化发展政策，包括经济的短期稳定化和长期的增长和发展问题。短期问题是紧迫和突出问题，而长期问题是基本和深层次问题；短期目标是不断变化的，而长期目标是相对确定的。在制定经济目标和相应经济政策时必须作整体性的战略考虑，找出恰当的平衡点，尽可能至少获得次优的政策效果。
在此意义上，缩小“产出缺口”和“失业缺口”，制止价格下降趋势，克服危害型通货紧缩必须强调短期宏观调控的重要性，重视采取各项总量调控手段，解决目前有效需求不足和供需总量不平衡的问题。虽然中国经济的微观机制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不过，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任何经济在微观机制上总会存在着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问题，但是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毕竟是一个宏观经济现象。例如日本，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与中国相比其微观机制应该说健全多了，但是日本却明明白白地已经和正在经历着已持续达七年之久的危害型通货紧缩，而且目前犹深陷于严重的通货紧缩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究其引致原因却也不过是：（1）全球物价水平下降所致的输入型通货紧缩；（2）日本社会的老龄化使劳动力供给增长缓慢，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3 ）公众产生了未来收入下降的预期等几条偏重宏观层面的因素（Krugman，1999b）。因此，对于通货紧缩现象仍有必要从宏观上来认识和把握。
当然，强调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并不排斥微观机制的改革。我国经济确实应加强微观层面上的变革和调整，通过退出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强化，推进亏损企业的破产出局和冗员下岗，从而改善企业的经济绩效，使资源从生产效率不够高的用途转向更有效率的用途。但必须注意单纯地采用供给方面的措施（减员增效）推进破产重组过程，将工人从低生产率就业变成失业并不能够提高生产率。事实上，生产率会更低。因为向失业转化的过程是一个成本高，并且是没有效率的中间过程。系统性的重组与单个企业发生问题后进行的重组是不一样的。以就业而论，如果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失业群体，解雇工人将他们从没有充分就业变成失业，虽然可能会改善某个企业的资产平衡表，却并不一定能增加整个经济的生产力。面对现有的资本存量，一个国家面临真正的问题是就现有的资本存量而言，怎样才能最好地使用工人。因而必须将在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状况下单个企业改革的需要与改革整个经济或至少是整个经济中的某个产业之间的需要加以区分。在危机之中，为解决结构问题而扩大政策议程，并不是经济复苏的关键，甚至可能使政治体制严重地超负荷运行。而政治体制超负荷运行的最小代价是损害政府当局的可靠性，最大代价是导致政治体制的崩溃，这种损失远远高于所有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Ross Garnaut，1998）。（注：见Ross H.Mclead等编：《危机中的东亚：从奇迹到危机？》（1998）。）
实际上，即使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很久了的国家，在经济处于向下波动时也不会通过促使大量的企业破产（虽说有许多企业是应该破产）使经济走出低谷。因此中国目前通过凯恩斯刺激经济的手段，积极创造和维持就业机会的计划必须与破产重组为引导的微观机制再造过程齐头并进（如果不是先于微观改革的话）。本着治本与治标相结合的原则，在维持宏观经济和就业稳定的前提下，稳妥而有序地解决多年来低水平重复建设所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无效供给和结构扭曲等问题，以渐进协调的方式处理好微观机制与宏观结构的互动过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兼顾经济绩效和社会公平。为此政府有必要继续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措施，加大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的力度，在此基础上增加制度性的“软件投资”，为供给方的结构性调整创造必要的条件，把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扩大人民发展的机会和能力统一起来。在这里实行以“富民为本”的扩大内需政策可能是短期宏观政策和长期供给改善的最佳结合点。“富民为本”即优先解决12.5亿人民所关心的“民生问题”，包括以下五个“优先”方面：一是在各种发展目标选择方面应当“就业优先”；二是在推行和实施各类改革方案时应当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优先；三是在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关系时应以保持社会稳定为优先；四是在公共服务和收入分配领域应实行“公平优先”；五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应使城乡低收入人口受益优先。
（二）给消费者、投资者及出口商创造一个正面的预期。
如前所述，预期在危害型通货紧缩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应地，也必须把引导和改变公众的价格预期、投资预期和消费预期作为反通货紧缩的重要手段。为此：
1.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改变预期的刺激和启动作用。通过财政介入，增加公共投资，直接启动社会需求，引导预期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有必要适时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财政支出方向。一是将财政收入帐目中划拨的国有亏损企业亏损补贴额，直接援助于亏损企业下岗职工或失业者；二是将对城镇居民普遍实行国家财政价格补贴直接转向城镇低收入人口或特困家庭的补贴；三是逐步取消对粮食流通企业的补贴直接转向对农业R&D的投入； 四是各级政府用于技改投资应分别转入社会保障金，技改财政贴息，建立国家或地区旨在技术创新的R&D基金、 高技术风险及产业化基金，打破行业界限，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公开竞争；五是加大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扶持强度，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增强人们的生活保障安全感，解除后顾之忧，使民众敢消费、能消费。
2.应更加明确地实行积极进取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相比，灵活迅速、及时调整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特性，中央银行的作用和目标是稳定货币，即坚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政策。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从而促进公众的预期基本稳定）包括两方面的含义：既要防止高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要防止和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要防止和克服通货紧缩，从而使通货膨胀率既不加速也不减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注：最好在2 %—3 %之间，至少应控制在5 %以下，前者是一个理想目标，后者是一个可控目标。）从目前的情况看，可采取以下一揽子方案：一是应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明确提出和实行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积极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 二是进一步降低利率特别是降低备付金利率（目前为3.24%，约有2个百分点的回旋余地），刺激货币需求。三是取消某些过时的管制，扩大信贷发放规模和范围，允许外资企业以其资产作抵押贷款。四是在大中城市建立居民个人信用记录，促进居民消费信贷。五是取消对外国银行不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各种限制，鼓励扩大信贷规模。
3.保护产权（注：所谓产权是人与人之间由于稀缺物品的存在而引起的、与其使用相关的关系，也指人们对自己拥有的资源行使权利的能力， 包括控制权和剩余索偿权。 见Svetozar
Pejovich,The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towards a Theory of Comparative System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0.），促进政治稳定。 市场制度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这种交换，实质上就是所有权的交换，而在交换中价格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就是经济中广泛尊重产权。因此有必要通过明确产权、强化产权、保护产权，促进经济中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保证买卖双方对合约的履行；惩罚欺诈、防止特权和腐败。（注：科斯第二定理认为，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当产权可以明确界定时，可以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见Coase,R.H.,1960,"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P1—44.）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包括谈判和监督经济行为的成本、获取信息的成本、代理成本和维护现行制度的成本。 见Michael
Dietrich, TransactionCostEconomic and Beyond,Routledge Publishers,1994.）改善企业家和消费者的预期，聚集实实在在的“人气”，使经济活跃起来，形成供给扩张与需求增大之间的良性循环。
六、小结
通货紧缩就是指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普通地持续地下降，按照成因不同有温和型（无害型）通货紧缩和危害型通货紧缩之分。温和型通货紧缩在一般价格水平下降的同时，伴随着经济增长；危害型通货紧缩则不仅降低总体物价水平，而且减少了总产出。危害型通货紧缩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乃至萧条。当一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在1%以内时，可以认为该国已出现了危害型通货紧缩趋势。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危害型通货紧缩和温和型通货紧缩并存，但以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低迷所形成的危害型通货紧缩为主，且这种危害型通货紧缩日趋严重，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最大威胁。从经济波动的意义上来分析，中国目前的这种危害型通货紧缩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全面、持续地下跌，市场萎缩；二是有效需求不足，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之间的失业缺口持续存在并逐渐扩大；三是企业利润率降低，生产性投资减少，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GDP 实际产出率和自然产出率之间的产出缺口趋于扩大。必须坚持创造增长、维持就业的宏观政策与变革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推进破产重组为引导的微观机制调整相结合的原则，妥善处理好增长和发展的关系；应充分重视扭转预期对抑制通货紧缩螺旋状加剧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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