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创新——从过渡经济看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前，曾有人提出要构建“中国经济学”；[①]5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学”的话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这决非偶然。中国经济学如何发展？经济学中是否会有一个中国学派？对于此类问题的回答迫使我们将目光投向经济学的昨天，进行“中国经济学寻根”，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迪。
一、研究视角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大历史转折始于1840年以后，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84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决定这一变迁的因素是多样的，本文仅从过渡经济的角度描述和解释这一过程，并非意味着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
过渡是指从一种制度安排内生地或外生地转变到另外一种制度安排，过渡经济即是处于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形态。自1840年以来，从经济形态上看，中国经济曾经历了三种过渡形态，当前又正处于另一种过渡形态中，不同的过渡时期及过渡经济分别伴随着与之相应的不同的主流经济思想。
1.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渡经济形态。鸦片战争后，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以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工商业并存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形成，并发展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伴随着这一过渡经济形态，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表现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引进以及中西两种范式的冲突与交融。
2.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渡经济形态相对应，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存在着另一种过渡经济形态，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向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的过渡形态。“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经济形态转变的目标取向为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帝国主义及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与这一经济上的过渡相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斗争。
3.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过渡。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中央于1953年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通过合作化形式逐步把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于1957年基本上完成了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与此相对应，原苏联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在中国占据了一元化支配地位。
4.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重新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积极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成份并存的国民经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中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这即是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经济理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这不禁引起中国经济学人的思考，在市场化改革的今天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如何发展？甚至提出了中国学派的问题。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一定时期的经济思想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每一种过渡经济的特征必将决定与之相应的主流经济思想，尽管这种思想会有所超前或滞后。上述的大致划分正是基于这一论断。对于过渡经济与经济思想的轮廓的简单描述及其对应关系的大致归纳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逻辑。
二、变迁中的选择
如同其他人类知识文明遗产一样，已有的经济思想或经济理论也是一种“公共物品”（并非指普遍真理），因为它同时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增加一个消费者不会减少别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和技术上的非排他性（不能排除别人对该物品的消费或排他的成本过高）。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解释，不仅要从这种“公共物品”的供给一方进行分析，而且更重要的是应从需求一方进行分析。对已有经济思想的“消费”需求表现为以文字出版物或口头形式对其进行介绍和传播。是否需求这种“公共物品”（是选择已有的经济思想还是进行创新）取决于该理论对特定社会过渡经济问题的适应性、对其进行搜寻的成本的大小以及微观个体的需求偏好与能力大小（因为一定时期的经济思想或思潮的形成不过是微观个体选择结果的集合，然而在微观个体依其偏好自由选择的背后存在着选择的必然性依据）。正是从需求一方出发，我们可以把1840年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看作一个“选择的过程”来研究，把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归结为一个选择抑或创新的问题，而探求1840年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原因则可看作是探求“选择的依据”这一问题。从这一角度分析，我们可看出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有如下特征：
1.1840年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基本上是一个选择的过程。17世纪以前，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曾经在世界上取得了光辉的成就，然而这已成为过去。19世纪中期以来，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炮声中觉醒，开始放眼看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当时已有的经济思想或理论这种“公共物品”主要有：祖先留下的中国式的传统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们在搜寻之后并在中西范式的论争中逐渐选择了后者。如果说以1880年汪凤藻翻译的《富国策》作为选择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式标志的话（事实上在此之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已在中国传播），那么，1912年施仁荣翻译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即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则为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式标志（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第一部完整的中文译作，在此之前已有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章）。[②]两种选择的结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斗争。
2.选择某一经济理论（思想）的依据在于该理论对于特定时期的过渡经济的适应性。“五四”以前刊行的经济著作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类型，只有严复所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为例外。1919年至1949年期间，国内自撰和翻译的资产阶级经济著作约为1700多部，社会主义经济著作约为222部。[③]在资产阶级经济著作中属于经济原理（纯经济学理论）的多为西方原著的译本或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久已流行的教科书式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复述。这种经济理论之所以“庸俗”，是因为其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性的辩护以及其研究方法上的“片面性”。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而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是同一社会经济活动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与物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人是社会的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则是将经济活动的社会方面，即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等视为给定的背景条件，甚至完全抽象掉社会经济活动的社会内涵，从而掩盖了物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而恰恰是这种研究方法上“片面性”的侧重点最终起到了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性进行辩护的目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研究的侧重点适应了184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这一过渡经济形态的要求。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萌芽和发展，无论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经济，还是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家关注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榨取利润，如何配置物质资源选择生产技术，如何说明他们所得利润的合理性，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则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
社会经济活动的二重性构成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二重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马克思为各种经济范畴确定物质内涵和社会内涵进行二重分析，诸如价值、商品、资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积累过程、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等范畴，既具有客观物质规定性，又通过物的分析揭示出物的背后资本主义经济中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在其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决定性的作用，最基本的利益矛盾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并主要地发生在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中。这就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范畴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它考察了生产力与经济制度的关系，然而其研究的重心是经济活动的社会方面、经济范畴的社会内涵，对于生产力的分析，最终目的是为了说明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特征和发展演变的原因。[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两大特征——阶级性和研究的侧重点，可以用于解释“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选择。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剥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三座大山。要“建设”新世界，首先必须“改造”旧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然就成为无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因为其鲜明的阶级性及其理论的侧重点完全适应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这一过渡经济的要求。
3.对经济理论（思想）选择的重点紧紧围绕着过渡经济中的热点问题。鸦片战争后，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两种范式的论争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逐渐败下阵来，但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选择中依然存在着结合中国当时过渡经济特点的倾向性选择重点，过渡经济中的热点问题成为人们选择理论时的首要考虑，由此逐渐形成了当时的工业化主流经济思想。19世纪4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了外商投资的大机器工业，以后又产生了民族大机器工业。封建农业小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工商业大机器生产方式的过渡使得工业化问题成为当时经济上的热点问题。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在西方经济发展的启示下，在对西方经济理论的选择中，提出了“振兴商务”、“商战”、“以工立国”、“定为工国”等典型的工业化命题，工业化思想逐渐取代传统农业思想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具体表现为，传统的轻商思想为工业化性质的重商、重工思想所取代，传统的农业生产思想为新的更为全面的社会生产思想所取代，把发展近代工商业而非劝农劝耕作为富民的主要内容及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本源泉，宣传“尚奢黜俭”鼓励富人投资近代工商业，等等。其中，不少言论为西方经济理论观点的复述，诸如梁启超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生产三要素原理说明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说明价值增殖与国民财富生产的关系。[⑤]凡此种种表明，工业化主流思想的形成受到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思想家们在理论选择中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重点则正是基于过渡经济中的工业化热点问题这一内在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更是体现了围绕经济热点问题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的倾向性，在博大精深、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唯独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发展到了顶峰和极端，这不是偶然，恰恰是适应了这一时期以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改造取向的过渡经济（越公越纯越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既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实践活动，反过来又指导当时的经济实践活动。我们在这里不想评价这一思想的对错得失，只是想阐明理论选择中的这种倾向性。早在《资本论》的第一个草稿中，马克思就把时间的节约以及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时间称为未来社会的首要经济规律，认为对社会生产实行合理的有计划的调节是未来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列宁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整个社会生产的有计划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根本的特点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斯大林将这一思想绝对化，形成了僵死的计划管理体制。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全体人民的代表，并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国家机关在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对国民经济实行统一的计划管理；强化国家对一切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中央通过指令性计划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各个企业和经济部门都必须纳入统一计划的轨道。[⑥]这种原苏联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的直接思想来源，对原苏联计划模式的钦慕可追溯到本世纪的30年代，[⑦]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及改造的完成，这种思想才占据了支配地位，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呼吁要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重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⑧]但这些观点不仅未能为人们普遍理解，反而很快被当作“离经叛道”的“大毒草”和修正主义理论而遭到批判。最终导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与一个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相辅相成。
三、选择中的创新
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基本上是一部对于外国经济思想和理论的选择史，具体地讲，是对外国经济思想和理论的翻译和阐述，属于述而不作。这是总的倾向，然而并不等于就没有中国经济学家能在个别经济理论方面提出一些足以跻于国际水平的经济观点。另外，在外国经济理论的引进中常常出现所谓的“走样”与“变形”，然而仔细考察，不难发现许多与原形不符的“变形”实际上是中国化的结果。我们把上述“零星的闪光点”以及“中国化”过程中对理论的发展都称为选择过程中的创新。
1.“零星的闪光点”说明了什么？一些当代中国经济学者在世界上崭露头角并为现代经济学作出了贡献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本文的目的在于试图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一些“闪光点”，因为这更加难能可贵。首先值得提及的是张培刚教授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1947），获得了哈佛大学该年度的威尔士最佳论文奖并列入哈佛经济丛书出版，该书不但于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刊行，而且曾被50年代的一些美国和拉美的大学列为教材，实为现代发展经济学的首创著作。赵乃抟教授的博士论文《理查·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考察了制度学派的思想渊源，论文于1930年在纽约出版，有名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琼斯”条目也将它列为第一部参考书。伍启元的著作《国际价格理论大纲》在英国出版后，美国哈佛大学名教授哈伯勒曾在其《国际贸易理论》一书中认为伍书中对重商主义价格之分析堪称为“经典著作”。杨汝梅的博士论文《无形资产论》（1926）在美国出版，杨氏对无形资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特别是对于极难处理的商誉问题，经美国Paton教授在著作中多次提及，遂成现代会计学中的定论。另外，更有一些中国学者如蒋硕杰、李卓敏、樊弘等在国外一些著名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诸如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杂志》、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英国的《经济研究评论》，等等，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⑨]
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零星的表现，说明作为个体的中国经济学者在能力上并不比西方的同行们愚笨，他们有能力跻于国际水平。中国经济理论的整体水平之所以落后于世界水平，是因为中国经济学者作为一个群体来讲依然没有完成“补课”的任务，无论是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批判、借鉴、发展还是创新，理解它是首要任务，“补课”的阶段（即理论上理解它）不能逾越，否则便没有对话的基础。
中国“零星的闪光点”不能连成一片成为国际上辉煌重要的一支，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缺乏经济理论学派。旗帜鲜明的学派的形成不但有利于学术的继承性，也是专业深化发展的要求，正如亚当·斯密所揭示的专业化分工有利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一样，学术人力资源的专业化分工也会有利于某一专业领域的深化与发展。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通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分析，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便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发展。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特征是关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思想，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份的同时并存。从时间及内容上看，这一理论是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先后在其一系列的重要论文中论述了这一理论，例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新民主主义论》（1940），《论联合政府》（1945），《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等等。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的基础上的。既然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然要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产生则是一种必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首先要贯彻“节制资本”的原则，消灭官僚资本，对于那些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中小民族资本则允许它们存在并予以保护。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就形成了新民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⑩]历史证明，这一理论符合了当时的经济特点和政治上及经济上的要求，是正确的。
四、发展方向
发展“中国经济学”并非指要另起炉灶，建立起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体系，而是为世界共同的经济学大厦添砖加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形成经济学中的中国学派旨在通过创新为世界现代经济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当我们进行现代经济学寻根时，不要忘记现代经济学这座大厦的基础中本来就有中国的砖。17、18世纪在中国与欧洲尤其是与法国之间曾经有过持续一个半世纪的极不寻常的文化交流历史。以崇尚中国文化著称的法国重农学派正是在这一交流中借鉴并吸取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成就，而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11]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也表明，作为个体的中国经济学者完全有能力跻于国际经济论坛，中国经济学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并非天方夜谭和夜郎自大，同时也说明要想在某一领域有突破性的创新，形成一个学派是一个充分条件。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制度变迁，它引致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这一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对于中国经济学者来说既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又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它为探究过渡经济奥秘的中国经济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中国经济学者有着身临其境的优势。同时，市场化过渡经济的实践在呼唤与之相适应的过渡经济学理论，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已不能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西方现有的市场经济理论也没有为研究这一过渡过程本身提供现成的答案，这正是中国经济学者的任务所在。面对中国经济现实所提出的问题，中国经济学者首先要学习、掌握、吸收各种经济理论的科学成果，积极借鉴一切人类文明遗产的合理部分，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上自己的新的创造，最终建立起能够真正说明我国经济现实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和指导我国经济实践的新的理论，而这些经济学者或许将被称为经济学中的“中国的过渡学派”。
毕竟，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仍是选择与创新的双重变奏。
注释：
①参见厦门大学经济所编：《王亚南经济思想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中有关篇目；王亚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③⑨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432页，第386—390页，及有关部分。
④参见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8月第1版，第29—130页。
⑤参见赵晓雷：“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转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27页、312页、354页。
⑦如黄卓著《苏联计划经济》（1934），李炳焕、沈麟合著《苏联计划经济问题》（1936）等，可参见胡寄窗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第481页。
⑧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论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9期。
⑩《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6年版，第1253页。
[11]参见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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