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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音转”
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在使用同一语词表达同一意义时，其语音有可能呈现出某种变异性。这种意义不变而语音有所变易的现象，便是音转。
音转是以同一个语词并表达同一个意义为基准来说的。所谓同一个语词，这就意味着其声或韵尽管发生了流转变易，但终究还是一个“音”，变易中并没有失去其主要的共同音素。所以黄承吉曾多次强调：“凡字原只一声，故只一音，虽周流参差于各方之口舌，而原即此音也。承吉尝谓古无定音者，参差之口舌也；谓音实有定音，以虽参差而原即是此音也。”①所谓表达同一个意义，这就意味着音转尚未导致语词的分化，仍然是属于同一个语词的问题。如果代表的虽是相同的意义，但声韵了不相涉；或声韵虽然相关，但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便都不能看作是音转，而是同义词或同源词的问题。
音转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是地区语言和历史语言中普遍而又必然存在的一种语音变易现象。方言的形成，音转是其重要原因。一般来说，音转是异地异时的现象，不应同时同地而有转音共存。比如，“卬”为“我”之转，“云”为“曰”之转。如果甲地的人施身自谓称“我”，乙地的人施身自谓称“卬”，那么，甲地之人便不会同时又自称为“卬”，乙地的人同时又自称为“我”。同样，如果彼时的人表述说话用“曰”，此时的人表述说话用“云”，那么，彼时的人便不会又用“云”，此时的人同时用“曰”。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许多本为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音转之词，难免发生交融互收现象。尤其在文献语言中，因为许多音转之词往往“音别为字”，异域性、历时性的音转现象便很可能以共时态而反映出来。所以，同一篇文章同一部著述便有了既用“曰”又用“云”的情况，甚至于出现了“卬须我友”“今者吾丧我”之类的语句。
二、“音转”的产生
音转的产生，有时空两方面的因素，学者于此曾多有论述。例如，明代陈第说：“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②，“然一郡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递转，系乎时者也。况有文字而后有音读，由大小篆而八分，由八分而隶，凡几变矣，音能不变乎？”③清代钱大昕说：“文字者终古不易，而音声者有时而变，五方之民，言语不通，近而一乡一聚，犹各操土音，彼我相嗤，矧在数千年之久乎？”④音转因时空变迁而生，势所必然，所以陈第又说：“夫乾坤毁而不易者，道也；时地易而转移者，声也。故生齐则齐言矣，生楚则楚言矣。”⑤方以智说：“声音之道，与天地转。岁差自东而西，地气自南而北，方言之变，犹之草木移接之变也。”⑥而黄侃先生的《声韵略说》一文中有两节分别论述“音之变迁属于时者”和“音迁之变迁由于地者”，尤为详明，兹不赘引。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今天训诘学学科建设的日益科学化、理论化，人们对音转现象的产生可以通过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生理学来作出更深入的解释：“从数理语言学观点看，声韵变转是普遍存在于各民族语言中的语音模糊性的表现之一。语音是口耳相传的。在人们交际和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允许有一定限度的模糊性。在特定的民族语言和方言区域里，由于语言结构的制约，有时即使音素相差很多，也不影响正确理词解义”，“现代实验证明，人的听觉和大脑语言中枢的音位界限是先天就存在的，就是说，遗传基因决定了人的群体和个体对某些近似的音素忽而不计，不加区分”。⑦
音转是必然的。但这不等于说所有语词的音转在异时异域中一律都会发生。“声转由于空间时间不同。同一时间，此地转，彼地或不转，不能强迫各地一律随转也；同一空间，此人转，彼人或不转，不能强迫他人一律随转也。”⑧而且，异时音转与异域音转二者必然又是交流融汇，有合有分，情况也不可能是单一的。因为这主要是古音学和方言学中的研究内容，这里就不细说了。
三、“音转”的基本规律
戴东原曾有感于“古今言音声之书纷然淆杂”，乃一度致力于研究语音流传转的规律，企图讨其源流，明其大限，而著述《转语二十章》。遗憾的是，不知到底是书已失传，还是未竟其业，无论是戴氏同时代的人还是后世学者，都没有见到过《转语二十章》⑨，所以戴氏对音转规律的具体描述，人们难得其详。不过，好在他留下了一篇文章，即《转语二十章序》，大致谈出了他对音转规律的主要认识。例如该文说：“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谱之，其为声之大限五，小限各四，于是互相参伍，而声之用盖备矣。”“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等等。戴氏认为，平时人们说话发音，不管如何流转变易，最终都离不开“位”与“次”的“自然之节限”。“位”是“大限”，指发音部位，戴氏把它分为五类，即“喉、吻、舌、齿、唇”⑩；“次”是“小限”，指发音方法，戴氏把它归纳为四种，即“发、送、内收、外收”。戴氏认为，“位”与“次”这两大“自然之节限”对音转的制约，不外乎两条基本规律：“同位”和“位同”“同位”指发音部位相同，“位同”指发音方法相同。如果发音部位“大限”未变，而发音方法有了差别，戴氏称之为“同位为正转”，即“双声”之转。例如“‘永受胡福’，义同‘降尔遐福’，则因‘胡’、‘遐’一声之转，而‘胡’亦从‘遐’为‘远’；‘胡不万年’，‘遐不眉寿’，又因‘胡’、‘遐’、‘何’一声之转，而‘胡’、‘遐’皆从为‘何’”(11)，便是“同位正转”之例。如果发音方法未变，而发音部位有所移易，戴氏则称之为“位同为变转，即“叠韵”之转。例如，“弯”音转为“关”，而有“户关之‘关’为关弓之‘关’”者（《孟子·告子下》“越人关弓而射之”，言弯弓而射之也），便是“位同变转”之例。“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戴氏所概括的有关音转的这两条基本规律，虽然显得过于粗疏，但大致是可信的。后来，他的学生段玉裁把声调方面的音转独立出来，说“字义不随字音为分别：音转入于他部，其义同也；音变析为他韵，其义同也；平转为仄声，上入转为去声，其义同也。”(12)，不过一般论音转者还只是就双声、叠韵而言，所以章太炎先生说：“不知双声叠韵者，不可以识音变之条。”(13)
不过，在音转规律中，声与韵这两个要素究竟何者更起作用呢？钱大昕说：“叠韵易晓，双声难知，”“古书声相近之字，即也假借通用”。(14)郝懿行说：“凡声同、声近、声转之字，其义多存乎声。”而陈澧认为：“此但言双声，即足以明之矣。”(15)近代学者王国维则进而明确提出，音转主要在于双声，并认为“与其谓‘古韵明而后诂训明’，毋宁谓‘古双声明而后诂训明’”。(16)钱玄同则更认为音转与韵无涉，“旁转”之类的名目都不必立，他说：“古今语言之转变，由于双声者多，由于叠韵者少，不同韵之字，以同纽之故而得通转者往往有之。此本与韵无涉，未可便据以立‘旁转’之名称也。”(17)这些看法，于音理言固然有欠周密，但核之于文献语言、音转多由于双声者确为事实，这是不容抹煞的。
四、“音转”与汉字
刘师培先生说：“方言既杂，殊语日滋。或义同而言异，或言一而音殊。乃各本方言，增益新名，或择他字以为代。”(18)这就是说，语言中的音转（言一而音殊），关系到造字（增益新名）与用字（择他字以为代）两个方面的问题。
的确，有些汉字很明显是由于音转的缘故而创制出来的。例如“爸、船、燬（娓）、到、臻、頭”等，便分别是“父、舟、火、至、页”的音转新造字。不过，总的来说，因音转而另造新字的现象在汉字造字过程中并不是很多的。大量加注意符式的孳乳字，即笔者所曾论述的“转注字”，尽管有不少与其“初文”（转注原体字）存在有某种音转关系，但这不是造字方面的问题，而是语言中的音转在汉字使用的分工过程中的自然体现。因为加注意符的目的不是为了体现音转，而是为了提示或明确意义范畴。至于加注声符式的孳乳字，虽然是为了彰显字音而造，但也未必与音转有关系。因为加注声符的旨趣也只在于提示文字的读音，不在于将音转从字形的声符上反映出来；何况加注声符式的孳乳字与其初文，并不一定有音转关系。
然而，音转与文献语言中的用字问题，便是一种十分密切的关系了。汉字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各有义，各有其一定的使用范畴；但是，人们使用汉字时，既有其规范化的一面，也有其难于规范化的一面。尤其是由于有方音之异；人们依音择字，往往无暇顾及“本字本义”，所以如郑玄所说：“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趋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这便是用字不无假借的必然由来。而在所谓用字假借中，音转的因素便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沈兼士先生说：“语言随着时和地的变迁而生差异，因之代表语言的文字，也慢慢的和语言不相符合起来了。假使在拼音文字，声音的一部分虽然变了，还有原来音符的遗形留存可以考查；至于中国方块头的意符文字，可就糟了；语言或字音一变，固有的表音作用就完全失掉而不易捉摸了，于是不得不随时随地又另借其他的字来表示活的语言。这实在是语言文字纷纭不一的一个重要原因。”(19)这一段话，对语言中的音转造成汉字使用的错综性，是论述得比较透辟的了。黄生曾指出，对称之代词，“古或借‘尔’，或借‘汝’，或借‘乃’，或借‘若’，或借‘而’。方土不同，各取其声之相近者耳。”(20)
不过，音转与用字通假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一方面，通假有音同、音近两大类，唯音近者才与音转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音近义通之字，又未必一律可视为通假。例如，“‘欥’、‘曰’、‘谓’三字，当即一义，第稍转其音耳”(21)，“古‘霆’、‘电’当即一字”(22)，诸如此类，已属造字问题；而“‘畴’、‘谁’、‘孰’总一音之转”(23)，“徒、特、但、直”之同表仅独义，诸如此类，似乎也不必抱泥“本字本义”而且之为假借。“用字之法，音近义通”，点到这里似乎也就可以了。此外，少数异体字的产生也与音转有关，如俯仰之“俯”，本作“頫”，或作“俛”，今字则皆作“俯”，盖古音流变，字迹随异者。
五、“音转”原理的训诂价值
从汉代开始，训诂家们对音转现象便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例如，《公羊传·隐公五年》：“公曷为远而观鱼？登来之也。”何休注：“‘登’读言‘得’。‘得来之’者，齐人语也。齐人名求得为‘得来’。作‘登来’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再如，《诗·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拜。”郑玄笺：“‘拜’之言‘拔’也。”等等。不过，从现存文献材料来看，最早把音转现象明确地揭示出来的人，还是要数西汉扬雄，杨氏著《方言》一书，其中已出现了“语之转”、“转语”之类的提法，说明他对音转而导致方言变易的规律已有了理性的认识。
晋郭璞注《尔雅》、《方言》，不少地方提到“语之转”、“声之转”、“方俗语有轻重”等术语，反映了他自觉运用音转原理来解释某些古今语或方俗语的异同问题。尤为可贵的是，对于因音转而随声异字的现象，郭璞曾表示自己的看法。例如《方言》卷十一：“蝇，东齐谓之羊。”郭注云：“此亦语转耳。今江东人呼‘羊’声如‘蝇’。凡此之类，皆不宜别立名也。”“郭璞的意思是说，假若声音稍微有点变，就写成另一个词，是不好的，因为容易引起误会。这些地方看出郭璞能够不为文字所拘束，从语音上去考察语词相互间的关系。”(24)又如，《尔雅·释诂》：“覭髳，茀离也。”郭注云：“谓草木之丛茸翳荟也。‘茀离’即‘弥离’。‘弥离’犹‘蒙茏’耳。孙叔炎字别为义，失矣。”这些地方，都体现出了郭氏对音转研究的进步。不过，或许由于对古音学还缺乏专门而系统的研究，以至面对文献语言中因音转而导致的纷纭错综的用字现象，郭璞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所以曾受到钱大昕的批评(25)。
北魏郦道元注《水经》，运用音转原理，解释地名的讹变，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水经注》卷三“河水”条：“高奴县，民俗语讹，谓之高楼城也。”卷二十一“汝水”条：“贾复城，俗语讹谬，谓之寡妇城。”对于因音转而导致用字的不同，郦氏称之为“字从音变”、“字从读变”等。例如《水经注》卷二十二“潠水”条：“东流入潠水水，时人谓之敕水，非也。‘敕’、“潠水”音相类，故字从音变耳。”卷三十一“淯水”条：“棘水自新野县东而南流，入水淯水，谓之为力口也。‘棘’、‘力’声相近，当为‘棘口’也。又是方俗之音，故字从读变，若世以棘子木为力子木是也。”所以，知音有转移，字有变易，郦道元每每考究出一些时行地名的古称，使人们对历史地名的沿革有所认识。例如，《水经注》卷八“济水”条指出防门北之“光里”即《春秋》之“广里”，卷二十六“流水”条指出东海郡“即丘县”即《春秋》之“祝丘”，都是可信的。
北齐颜之推不以训诂名家，但对语言中的音转现象却比较注意。如说“侑”字南北有二音(26)，柏人城东北有孤山、世俗呼宣务山，或呼为虚无山，即汉人所谓巏嵍山者(27)，都是有见地的。可惜的是，颜氏未审古音，加以“正音”观念太强，以至对更多的扑朔迷离的音转现象时有疑惑，甚或视转音为“讹替”之罪(28)，未免有失通达。唐宋以降，小学者于音转知之未深，言之者鲜，所以没有什么突出的成绩。不过，如唐代颜师古之说“鹬冠”(29)，颇得音转之理，故亦能破除“字别为义”的陋习。
及明代，如陈第、方以智等人，对音转现象不仅有较普遍的认识，而且已能自觉地将音转规律提高到训诂学原理上来加以研究。关于陈第的认识，一般介绍得比较多，这里不再赘述。而对方以智的音转观，我们不能不多加注意。方氏说：“上下古今数千年，文字屡变，音亦屡变。学者相沿不考，所称音义，传讹而已。”“天地岁时推移，而人随之，声音亦随之，方言可不察乎？古人名物，本系方言，训诂相传，遂为典实。”“欲通古义，先通古音。声音之道，与天地转。岁差自东而西，地气自南而北，方言之变，犹之草木移接之变也。历代训诂、谶纬、歌谣、小说，即具各时之声称，惟留心者察焉。”“可知乡谈随世变而改矣。不考世变之言，岂能通古今话诂而是正名物乎？”(30)凡此，显然已经洞悉到了音转的规律性及其在训诂学上的重要价值，所以余友李建国兄曾对方以智在这方面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31)。
不过，将音转原理推及到训诂的最高境界，主要还是清代尤其是乾嘉时代学者们的功劳。其体现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音转现象的研究，已由零星个别材料的散见说明进入到全面系统的描述归纳和基本规律的揭示，所以出现了钱大昕的《声类》、戴震的《转语二十章》等专著之作。《转语二十章》最后是否已成书虽然是个疑案，但它的构思与框架已足以说明戴氏对音转规律的整体认识。这一点，前面已略作介绍。《声类》之作，体例大致仿效《尔雅》及《方言》(32)，全书共四卷，所收材料多来自于故训，主要是双声音转者，所以名之曰“声类”。由编排体例和内容可以看出，《声类》对音转材料的广征博引，目的主要在于发双声之微，明故训之用，与《转语二十章》旨在考究和描述音转规律者又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都足以说明乾嘉学者已十分注意对音转进行全面、系统而专门的研究了。
第二，对音转现象的研究，已由对古今语，方俗语的一般沟通，进入到对文献典籍中疑难字词的特别考释，不仅通其义，而且明其理，开拓了训诂新境界。例如，戴震“以转语之法类推”，解《诗》中“宁”字为“乃”之音转，使“故训之失传者”得其正解(33)。又如王念孙解《诗·宾之初筵》“是谓伐德”之“伐”，当训为“败”(34)，便也是依据了“声相近，故义相通”的音转原理。有时，旧书雅记所载字义，人们能知其然，未必能知其所以然，而乾嘉学者根据音转规律，因声求义，往往能使古字古义之所由昭然若揭。例如，钱大昕解《尔雅》“伦”、“敕”之所以训“劳”、“迪”、“俶”之所以训“作(35)”，王引之解《毛传》之所以训“芼”为“择”，解《郑笺》之所以训“拜”为“拔”，等等，均有去惑释疑之功效。
第三，对音转现象的研究，已由单音节词语范围进入到双音节词语范围，并进而注意到了音转规律与联绵词构造的密切关系。例如，黄生之说“郎当”，说“酩酊”(36)；王念孙之说“巉岩”，说“无虑”(37)等等，左右逢原，都是对联绵词音转的精彩解释，重言（叠音）词也往往有音转现象，所以清代学者们也颇为注意。如黄生之说“区区”(38)，王念孙之说“明明”(39)等，皆触类旁通，得其条贯者。
乾嘉学者们还注意到了音转规律与汉语构词的关系。例如，段玉裁之说“葑”：“‘葑’、‘须’为双声，‘葑’、‘从’为叠韵。单呼之为‘葑’，累呼之为‘葑从’；单呼之为‘须’，累呼之为‘须从’。”(40)王念孙之说“犹豫”：“字或作‘犹与’。单言之则曰‘犹’，曰豫’，……合言之则曰‘犹豫’，转之则曰‘夷犹’，曰‘容与’。”(41)凡此，都告诉我们，有些单音节词可以通过音转而发展、孳生为双音节联绵词，这样产生出来的联绵词在语音上便必然具有或双声、或叠韵的特征。
应当承认，在乾嘉学者中，对联绵词研究得最透辟的是王念孙。他不仅大量揭示和描述了联绵词的音转现象，而且，正因为看到了双声叠韵式的联绵词多由单音节词音转孳生而来，所以他反复强调联绵词的意义构造在于“两字同义”。例如他说：“凡双声叠韵之字，皆上下同义”，“‘诡随’，叠韵字，不得分训‘诡人之善，随人之恶’”，“杨榷’、‘辜榷’、‘堤封’、‘无虑’，皆两字同义。后人望文生训，遂致穿凿而失其本旨”，“‘嫌疑’、‘狐疑’、‘犹豫’、‘蹢躅’，皆双声字。……夫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42)。”诸如此类的见解，其价值不限于训诂学，对于词汇词义学的研究来说，无疑也是具有启迪作用的。即以联绵词的表义来说，目前语言学界普遍认为联绵词的两个音节分开来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双音词整体才表示一个完整的意义。这种提法，与王念孙所两认为的“双声叠韵之字皆上下同义”、“两字同义”，似乎并不完全一致。因为王氏所说的“两字同义”是指两个音节都代表同一种意义，并不等于各无意义；只是，这“义”不可凿求于字面，而且不可因有二字而分训罢了。
第四，乾嘉学者们一方面试图对音转现象作出音理上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还大量揭示和论述了音转规律体现在文献语言上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特征，这就是音转的平行系列性问题。在这方面研究得最突出的也还是王念孙，例如他说：“
、爱一声之转。爱之转为，犹薆之转为掩矣”，暵与罕同声，“晞与希同声，晞之转为暵，犹希之转为罕矣”，“苛痒之苛转为疥，犹苛怒之苛转为妎矣”，“荒之转为
，犹亡之转为无”，“漂、撇一声之转。故击谓之摽，亦谓之撇；水中击絮谓之潎，亦谓之漂矣”，“榜、辅一声之转，榜之转为辅，犹方之转为甫，旁之转为溥矣”，“曼、莫、无一声之转，犹覆谓之幔，亦谓之幕，亦谓之也”，等等(43)。音转反映在文献语言上的这种平行系列性，也就是王念孙在其《广雅疏证自叙》中所说的“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亦际同条共贯”的一种体现。音转的这种平行系列性，枢纽在于音，而不在于义。这就是说，如果甲词发生了音转，那么，与甲词同音或音近的乙词，不管其意义与甲词有无联系，也不管是否为同源词，都有可能发生相应的音转。这就是王念孙所说的：事虽不同，而声之相转则同也。”值得重视的是，文献语言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音转平行系列性，对考释训诂中的比较互证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照内容。这一点，这里不能再论述了。
第五，将音转研究与声义同源问题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开拓了训诂新境界。如程瑶田的《果赢转语记》、王念孙的《释大》、阮元的《释门》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这些问题，也不在这里详细介绍。
由清代后到现代，音转说在训诂学中仍然居有重要地位。许多学者运用音转原理，对近代或现代汉语中的俗语词寻本溯原，取得了不少新成绩。例如，陆宗达先生说“■脊”(44)，周大璞先生之释“侬”(45)等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章太炎先生著《新方言》，丁惟汾先生著《俚语证古》，都是运用音转原理，将古今方言、俗语沟通起来，颇多胜义(46)。湖南已故廖海廷先生著《转语》(47)，是一部研究音转为主而兼及声义同源的新作，也多有发人之所未发者，此外，加拿大学者戴淮清著《汉语音转学》(48)，也是这方面的一部专著。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音转原理被人们认识到了以后，一方面的确对训诂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渐渐地也出现了一种滥说音转的倾向。“自从清人提倡声韵之学以后，流风所播，许多考据家都喜欢拿双声叠韵来证明字义的通转，所谓‘一声之转’，往往被认为一种有力的证据。其实这种证据的力量是很微弱的；除非我们已经有了别的有力的证据，才可以把‘一声之转’来稍助一臂之力。如果专靠语音的近似来证明，就等于没有证明。双声叠韵的字极多，安知不是偶合呢？”(49)王力先生的这一严厉批评，对音转原理的训诂价值也许估计得过于偏低了一些；但是，运用音转说来解释字义的通转，如果没有别的有力的证据”，“专靠语音的近似来证明，就等于没有证明”，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注释：
①《字诂义府合按》“賸”字条。
②《毛诗古音考自序》。
③⑤《读诗拙言》。
④《潜研堂文集》第二十四《诗经韵谱序》。
⑥《通雅·音义杂论·方言说》。
⑦崔仲平《双声叠韵与语音模糊性》（油印件）。
⑧王献堂：：《说挞线》，载台湾大学文学院古文字研究室编印《中国文字》第三十四册（影印本）。
⑨曾广源先生认为戴震的《声类表》即是《转语二十章》。
⑩戴震所说的“吻音”，实即舌尖中音。
(11)(33)《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惠田》。
(12)《古音义说》。
(13)《章氏丛书·别录卷二·论汉字统一会》。
(14)《潜研堂文集》卷十五《答问》十二，《十驾斋养新录》卷五“沈体文不识双声”条。
(15)《东塾读书记·小学》。
(16)《观堂集林》卷五《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序》。
(17)《文字学音篇》第31～32页，北京大学出版部1924年版。
(18)《新方言序》。
(19)《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3页，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版。
(20)《字诂》“尒”字条。
(21)《字诂》“欥”字条。
(22)《字诂》“霆”字条。
(23)《义府》“畴咨”条。
(24)周因梦：《博闻强记的郭璞》，《中国语文》1956年7月号。
(25)(35)见《潜研堂文集》卷十《答问》七。
(26)见《颜氏家训·风操》篇。“侑”，原作“倄”，据王念孙、任大椿诸家校正。
(27)见《颜氏诂训·书证》篇。
(28)见《颜氏诂训·音辞》篇。
(29)见《匡谬正俗》卷四。
(30)见《通雅》之《自序》、《凡例》、《音义杂论·方言说》等。
(31)参李建国《方以智小学述略》，载湖南师大学报（古汉语专辑）1986年增刊。
(32)钱氏《声类》似乎只是材料笔记，故体例尚欠科学，条目之分亦间有杂糅交叉者。
(34)《经义述闻》卷六“是谓伐德”条。
(36)《字诂》“郎当”条，《义府》卷下“酩酊”条。
(37)《广雅疏证》卷四下“高也”条，《经义述闻·通说上》。
(38)《义府》卷下“区区”条。
(39)《经义述闻》卷七“明明天子”条。
(40)《说文解字注》一卷下“葑”篆注。
(41)《广雅疏证》卷六出“踌躇犹豫也”条。
(42)《读书杂志余编》下“心絓结而不解兮”条，《经义述闻》卷七“无从诡随”条，《广雅疏证》卷六上“都凡也”条，“踌躇犹豫也”条。
(43)《广雅疏证》卷一上“爱也”条，卷二上“干也”条，“怒也”条，卷二下“覆也”条，卷三上“击也”条，卷四下“辅也”条，卷五上“无也”条。
(44)陆宗达：《说文解字与训诂学》，载《训诂学的研究与应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
(45)周大璞：《释侬》，载湖南师大学报（古汉语专辑）1986年增刊。
(46)学术界对《新方言》曾提出一些中肯的批评，但该书所取得的成绩也不能一概抹煞。
(47)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
(48)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12月出版。
(49)《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新训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