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小说“红粉”系列生成的外部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粉论文,系列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锋小说家中叛逆姿态最为温和的苏童之所以回归古典写实传统，除了为摆脱之前小说创作的“风格的陷阱”“美丽的泥沼”，以及“形式大于内容”的困境外，还在于社会语境的转型使然。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强敌”不再主导文学话语权，随着经济体制转型与发展重心的转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开始有所松动。而社会语境的巨变使得包括先锋小说在内的整个文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生存与未来走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明显地分化。至此，曾有过短暂的“黄金时代”的20世纪80年代文坛也随之“改朝换代”，步入了“诸侯纷争”“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 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以下称“红粉”系列)等古典写实小说的出炉，正是处在这一颇为复杂的社会转型期。诚然，作家创作的背后无疑会牵涉到多重因素的参与，可以说，“红粉”系列的生成与苏童的童年记忆、苏州地域文化、通俗文学传统及其阅读史等因素密切相关，①却又非这些要素所能完全涵盖的。若将其置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语境中，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影视传媒的介入对“红粉”系列的出炉有着绝对不可小视的作用。通过对苏童的“红粉”系列的外部考察，还会窥探到20世纪90年代文学与市场之间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抑或说纯文学的双重面影，进而发现转型期文学生产机制的某些端倪。 一、暧昧的“红粉”与被消费的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消费结构显著变化……‘文化产业’参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的作用开始凸显……文化部门本身也在市场化进程中不断进行政策性调整……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放开经营活动，‘双轨制’开始出现……在国有文化部门之外，文化市场也渐次开放……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确认‘文化市场’的概念……”②短短几年后，市场经济在中国开始迎来了“发展机遇期”。人们越来越多的精神文化需求已无法得到满足，③这为大众文化消费的兴起提供了有利契机。受其冲击与影响，人们的审美心理与文化需求开始悄然转变，在以“视觉观念”“居统治地位”④的市场经济时代，插图、老照片、“妇女杂志”、“家庭指南”、“惊险恐怖片”等迅速流行，甚至有人将“秘而不宣”的隐私公开，以此来刺激人们的感官欲望。⑤在广告、影视的引导下，人们逐渐对这类大众文化开始有所接受和认同。 大众文化消费浪潮对文学也产生了剧烈冲击，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甚至更早)，通俗文学的版图在影视、娱乐时尚杂志等传媒的介入下日益扩张。相比之下，新时期以来肩负启蒙功能的严肃文学则受到了空前的冷遇，纯文学阵地不断失守，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场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这令包括作家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始料未及。然而，市场经济时代犹如“潘多拉”盒子，其中挑战与机遇并存，得失也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作家群体一面经受着转型期的思想波动与道德焦虑，⑥同时又难抵各种利益的强烈诱惑。某种意义上，包括苏童在内的先锋小说家就是在这种特殊社会语境下而集体“逃亡”，回归“古典叙述”“重写”旧时代女性的“故”事的。 文学史家程光炜指出，由于先锋小说的转型“无法参照西方”，“它只能回到貌似‘晚清’和‘民国’的生活镜像之中，尤其当革命性的‘标语口号’为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所代替，社会大型集会和政治学习逊位于芸芸众生的吃喝拉撒睡等日常哲学的时候。上海、南京和苏州构成了‘民国’的历史梯级，正是它们构成了所谓的‘民国中心’”。⑦从1989至1994年，叙写旧时代的女性及其“故”事成为了苏童创作的重心所在。与之相同，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1991年)同样将叙事回溯至民初，继“夜泊秦淮”系列之后的“姊妹篇”《花影》、《花煞》，书写的仍是民初江南的世情轶事，有种“鸳蝴风月”之韵味。王德威认为：“怀旧式的小说曾是文坛过去几年的主力之一；知名作家几乎都曾一试身手。像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格非的《大年》、《迷舟》、王安忆的《小鲍庄》、《长恨歌》等，皆是著名的例子。而因《妻妾成群》等作品一炮走红的苏童，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怀旧小说的兴起，当然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有密切关系。经过了三十几年革命样板文学的垄断，新一辈作家亟需推陈出新。寻根运动探勘人生僻陋幽暗的层面，发掘历史湮没扭曲的遗迹，正与前此既光且亮的革命文学，背道而驰。也因此，隐于其下的意识形态颉颃动机，不言可喻。”⑧然而，若换一视角来审视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怀旧”“复古”小说创作的背后，恰恰暗含着大众文化消费的典型特性。“‘怀旧’是西方后现代风潮中的一大现象……到了90年代，这种怀旧风也有了变质。当中国的文化、文学大门重对世界打开，有点旧，又不太旧的民初百态，已成了新的卖点。而90年代后的政经情势，显然也有另有催化的作用。”⑨的确，随着中国社会发展重心的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场域亦悄然新变，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互渗，二者间的边界也显得越发模糊。 苏童由先锋转向“怀旧”“复古”，从纯文学到雅俗互渗、杂糅交融的转变，恰好印证了埃斯卡皮的判断：“作家都是某一种意识形态的俘虏，都是那个读者圈的世界观的俘虏。他可以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改变它、全部或部分地否定它，但是无法回避它。”质言之，“不管作家的创作天赋如何，他总能够违背、但不能不加理睬周围环境的情趣要求”⑩。而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已经开始弱化。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消费此时却已渐变为一种新的、隐蔽的“主流话语”，它对文学所产生的无形的诱惑力与控制力绝不可小觑。如果对“红粉”系列从人物、情节、题材、主题、细节描写等层面做一番统计分析后会发现，这些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自我复制”的现象。“红粉”系列除了向我们展现了女性的生存困境、红颜薄命、“人性的褶皱”与美的脆弱与幻灭的主题外，同时还呈现了旧时代女性的隐秘的“私人化”景观。譬如《妻妾成群》中有多处涉及陈佐千与颂莲、雁儿，梅珊与医生、颂莲与飞浦之间的性/性幻想的描写。《红粉》中写到了老浦与秋仪、小萼之间的情欲纠葛，以及小萼与房东张先生之间的偷情；而《妇女生活》中则更多，比如娴与电影导演孟老板，母亲的姘头、理发店的老王的通奸，娴偷听女儿芝与女婿邹杰的房事，芝的抑郁病态，箫被继父邹杰强暴等等，这些细节在小说都有所书写，甚至在《另一种妇女生活》中，还写到了简氏姐妹间的同性恋倾向……而这些“雷同”化的细节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也都能说明问题。 苏童这一期间的小说创作，在刻画剖析人物及其内心世界的同时，也有意地将贪婪病态的情欲、自毁堕落、丑陋残忍、暴力仇恨等人性深处最隐秘阴暗的一面展露出来。如《南方的堕落》中茶馆老板娘姚碧珍与“干儿子”李昌以及红菱姑娘之间的三角恋爱，红菱被生父强暴而怀孕；《红粉》中小萼对老浦的不忠；《妇女生活》中三代母女之间匪夷所思的冷酷与仇视；《园艺》中孔先生、儿子孔令丰与女演员之间的偷情；《米》中织云与地痞阿保的通奸，五龙贪婪病态的食欲与性欲以及扭曲疯狂的复仇心理……在苏童的笔下皆被浓墨渲染。对性隐私、人性的阴暗面如此之多的细节描写，确有《金瓶梅》、“三言二拍”、鸳蝴派以及张爱玲的“民国传奇”的遗韵。尤其是长篇小说《米》在发表后曾因过度的性描写而备受争议甚至被禁一事，(11)则更为充分地折射出了纯文学与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之间的暧昧关系。无疑，那些旧时代的女性形象——“妻妾”、“妓女”、“荡女”及其私密的性事、畸形变态的情欲等视觉化的景观，成了满足大众“猎奇”心理(窥淫癖)的最佳“卖点”。正如波德里亚所言：“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地谱上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当然同时，性也是给人消费的。”(12)在此意义上，苏童小说的主观创作意图与作品呈现出来的客观效应之间恐怕难以有效地统一。 多年以后，苏童深深地感慨：“文学是个名利场，作家造梦，帮读者寻求生活中另一部分现实。读者买梦，买他自己的需求，巧遇他所需要的另一部分现实。”(13)某种意义上，大众文化消费时代语境中的作家与读者已经变成“制造商”与消费者的关系。或许这是苏童回眸其20世纪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再认识或“幡然醒悟”罢。之所以引用这样一段话，目的不在于否定苏童小说创作的严肃性与深刻性，而是在于将这些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纯文学的复杂存在状态或另一幅面孔揭示出来。 二、畅销的“红粉”与影视传媒的联袂 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场域已无法脱离大众传媒这一重要平台而孤立存在，不过，或许还可以这样看，在“抵抗”与“投降”这两种对立的姿态之外还有第三种姿态，即坚守纯文学的底线，巧妙地向商业化倾斜的策略。在此意义上，“红粉”系列的出炉，既是苏童回归古典写实传统、跳出先锋小说语言形式的“美丽的泥沼”、成功突围的一次实践，同时也是与影视媒介成功合作的必然产物。 不可否认，苏童的成名并在文坛上确立重要地位，既归因于《妻妾成群》的问世，同时更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年)的“成全”。《大红灯笼》上映后连续夺得了十余项国际大奖及提名，(14)这部电影让苏童成为继莫言、刘恒之后的又一位大红大紫的作家。显然，影视传媒发挥了传统纸媒无法相比的重要作用。张艺谋在向最具市场潜力的小说家“借气”(15)为自己续写“神话”的同时，也成就了对方。作家和导演之间的利益纽带将其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用“合作共赢”来形容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最为恰切。 需要多提一点的是，《妻妾成群》能够被导演张艺谋看中，这对于当时还不到而立之年的苏童来说，心中的狂喜自然难以言表。而这正契合了苏童一直以来对电影近乎痴迷的偏爱。实际上，苏童早在1985年就有了“触电”的想法，韩东后来回忆了当年与苏童、顾前三人“触电”的最初构想和尝试：“当时我们都很贫穷，属于‘同一阶级’。”彼此常到对方家里蹭饭，“我们都很想成名，很想有钱，于是商量出一条‘妙计’：合作一个电影剧本……顾前出一个故事梗概，苏童写一稿，我写二稿。顾前只需于茶余饭后动动嘴皮子也就完成任务了。苏童则做苦力，天天从南艺大老远地骑(车)到我家，在那张我父亲读书时用过的破书桌上奋笔疾书(他与人合住一间宿舍，写作条件欠佳)。二稿我只写了几页，由于不堪劳苦便半途而废了。从此便看出了分野，苏童是一个不辞辛苦说到做到的人，而我和顾前对写作的态度在当时类似于儿戏”。后因范小天的关系，苏童被调至《钟山》当编辑，“这之后，苏童的小说便频频在公开杂志上发表，出书，翻译，被改编成电影乃是题中应有之意”(16)。《妻妾成群》的问世，也让苏童、张艺谋开始进入了“蜜月期”，但后来因“命题作文”《武则天》的“吃苍蝇”事件(17)的发生，二人短暂的“蜜月之旅”就此宣告结束。不过，在之后的小说《红粉》(李少红执导)被拍成电影后同样获得了分量不轻的国际大奖。(18) 在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电影的成功便意味着小说的成功与畅销。由于小说《妻妾成群》受到张艺谋的青睐而被改编为剧本，苏童在当时还拿到了全国“最高”的版权费。据他后来透露，当时张艺谋有意请他做编剧，他婉言拒绝并直接把改编权卖给剧组，“就拿被张艺谋看上改编成《大红灯笼》的小说《妻妾》(的版权费)……到手是5 000块钱，当时是1991年。现在看没什么，当时已经是全国最高的价格了，普通的只有2 000块”(19)。而后来的《红粉》，尤其是《米》的版权费就更多了。时隔多年，当苏童再次谈及此话题时说道：“在中国，靠写小说当百万富翁，一般来说是比较可笑的。真要逼急了，也没办法，只好触电。”(20)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写作终于让苏童“脱贫致富”，成为了其“自立”、“谋生的职业”(21)。客观地讲，5000元的版权费在当时并不算多。不过，莫言在1987年被张艺谋买走《红高粱》的版权时也只拿到800元，而这竟让他“兴奋得一夜未眠”(22)。从这些细节当中，不难看出当时其他作家的复杂艰难的处境。 随着电影《大红灯笼》的巨大成功及其广告效应，苏童的作品骤然畅销，《妻妾成群》等小说在大陆、港台甚至国外的出版都相当顺利。1990至2000年间，苏童的小说除了在大陆，在港台——与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湾麦田出版公司、远流出版公司一度保持了长期的合作，还被译成英、法、德、荷兰、意大利、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热卖，就连国外的读者都急切地想看到苏童的小说《米》。(23)从《妻妾成群》《妇女生活》《红粉》《米》的畅销程度即可看出小说与影视媒介之间的重要而又密切的关系。 当然，无论电影导演还是出版商抑或读者的解读，往往会与作家的创作初衷不符，甚至产生严重的错位，而这也让苏童备感无奈。程永新回忆台湾远流出版商王荣文到上海与苏童签约《妻妾成群》时的一个细节，颇值得玩味：“远流老板王荣文先生精明能干，言谈间不乏台式幽默，签完约设便宴款待我们，不知是故意还是口误，饭桌上他时不时要提到‘妻妾成行’，弄得大家都很快活，苏童也露出宽容憨厚的笑脸。酒过三巡，王先生举杯至苏童面前说：感谢你写出一篇‘妻妾成行’的好小说，表达了男人们很久以来不敢言语的梦想。举座皆乐。我忍俊不禁，暗忖原来此篇小说还有这样一种解读方法。”(24)或许这只是远流老板的一句玩笑话而已，不过，或许正是这句玩笑话，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妻妾成群》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大众的消费心理，满足了男性的窥视欲与性幻想。出版商远比读者精明，他们深谙读者的审美需要或者说兴趣点，什么样的作品会畅销、获得丰厚的利润才是他们真正所在意的。而这就足以说明了当时《妻妾成群》存在的复杂性，既是纯文学，同时又有通俗文学的面孔，雅俗互渗。当然，《妇女生活》《红粉》也大抵如此。所以，“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出版商对所有书籍都实行一种经济挑选的总标准。他向作家买下那些他认为能够在市场上推销的书籍……作家受到出版商的约束，既然他的设想是一种可任他自己随意摆弄的辩证关系的结果，因而作家就会站在暧昧的立场上。通常这种矛盾隐藏在经济关系转换成文化关系的语言技巧之中”(25)。而大众文化对文学的诱惑与制约的双重效应也正体现在这里。20世纪90年代多元的社会文化语境使得作家不仅要顾及到批评界的反应，还要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来满足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与消费心理。 市场经济时代，纯文学不得不在保证自身的纯度与严肃性这一前提下，而做出一定的妥协，与通俗、流行的大众文化联手。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生态场域或者说文学的面孔因此也就变得极为暧昧了。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出现，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并且成为了纯文学短暂的“黄金时代”的终结这一事实的最好注解。 20世纪90年代文学呈现的方式与意义的指涉非常复杂，很难把握它的全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与判断，在作家、批评家以及读者那里似乎总是难以调和。正如有论者所言：“20世纪90年代那场未果的‘人文精神’讨论，凸显了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末期开始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源于人们对人文传统认识的差异，也与人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变化了的现实有关。这是从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处境的体认和表达渐趋分化。”(26)而这也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语境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质，当作家苏童们面临诸多现实的难题时，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其实，“抵抗”或“投降”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对于当代文学生态场域而言，或许并非终极要义，反而是既有销量，又有严肃文学的精神内核，恐怕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当然这更是作家与文学自我维系的“生存”之道。持有相对客观而又包容的态度审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生态似乎是极为必要的，同时也是重返20世纪90年代语境并探究市场经济转型期的文学生产机制新变的逻辑前提。 ①参见拙作《苏童小说〈红粉〉的创作资源》[J]，《小说评论》，2014(3)。 ②李河、张晓明《当代中国文化政策十年》[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5月8日第8版。 ③“据抽样调查，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为112.90元，到1996年已增长为374.95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2.09%，远远高于同一时期经济增长率”，张金凤《产业化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J]，《福州党校学报》，2001(1)。 ④⑤[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4-156页，第90-99页。 ⑥张学昕发现，苏童先锋小说中的那种强烈的道德感在后来的《妻妾成群》《红粉》等古典写实小说中开始有所淡化。对此，苏童解释为：公共文学的道德观在他的后来创作的小说中不再是判断的标准，他所追求的是“在试图脱离这个公共的文学观(进步观、崇高观)”，“对人性的探讨”如何为“阴暗”“灰色”“堕落”对自己不再产生压力，“作家应该追求一种自我放逐”。从随笔《第五条路》一文中能明显感受到苏童当时的道德焦虑，而他的某些表述也不免有为他“背弃”公共文学道德、“自我放逐”开脱之嫌。张学昕《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J]，《当代作家评论》，2005(6)。 ⑦程光炜《由先锋小说的“改写”现象说起：我看苏童小说〈妇女生活〉》[J]，《长城》，2010(3)。 ⑧⑨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苏童论》[A]，《当代小说二十家》[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7，208页。 ⑩(26)[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于沛选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82页，第128-129页。 (11)《米》(1991年)在发表后“一度被打入冷宫”，遭禁一年，之后苏童将大量的性描写删掉才得以出版。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另外，黄健中导演、苏童编剧的电影《大鸿米店》，1995年拍成后因过度表现性以及人性的阴暗而被禁播7年之久。 (12)[法]让·鲍德利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13)刘燕《苏童：张艺谋买了我的“梦”》[J]，《消费》，2007(8)。 (14)1991年的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获银狮奖；1991年第62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1991年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之一；1991年香港《电影双周刊》十大华语片之一；1991年国际影评人协会大奖等十余项。 (15)张辉《张艺谋与小说家的痴缠》[OL]，金羊网——新快报。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4-07/17/content_725658.htm2004-07-1711∶01∶06 (16)韩东《我和苏童》[OL]，豆瓣读书。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743705/ (17)苏童本来想借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成功这一契机，与张艺谋再度联手而创作《武则天》这部小说，但张艺谋却在与苏童签约数月后又另约北村、李冯、须兰、赵玫四人写此剧本，最后由他优中选优。这直接导致了小说《武则天》本可与电影再次联袂结果却“胎死腹中”。苏童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和不被信任，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尽管他知道这是投资商的意思，但仍难以平复心中的郁结，他将其视为一次“吃苍蝇”的经历。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7页。 (18)李少红导演，苏童、倪震改编的电影《红粉》(1994年)获1995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等多项。 (19)《苏童妙解自己——“一直生活在误解中”》[N]，《重庆晚报》，2008年4月25日，第25版。 (20)张宗刚、苏童《苏童：从天马行空到朴实无华》[N]，《中国文化报》，2001年11月12日。 (21)1991年中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为2752.18元人民币。中国经济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消费性支出(1978-2007年)》，2008年11月07日15∶01。 (22)长城网《曝〈红高粱〉版权费800元：揭莫言张艺谋亲密关系》[OL]。 (23)《米》于1996、2000、2004年多次在美英等国出版，甚为畅销。小说中五龙的贪婪病态的食色之欲、扭曲的报复心理，以及乱伦、性虐待等成为了看点，美国的《出版周刊》《纽约时报》都有对《米》的评论和宣传。参见兰守亭《苏童的〈米〉热销西方》[N]，《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9日。 (24)程永新《苏童的世界》[J]，《西湖》，2008(5)。 (25)王尧、林建法《苏童王宏图对话录·总序》[M]，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