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历史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迷信论文,传统论文,科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4月25日发生了法轮功修炼者上万人包围中南海的事件。从6月21日到7月19日，《人民日报》一连发表了五篇论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评论员文章。7月2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7月19日作出的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通知。一场严重的斗争摆在我们面前。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初战告捷。这是有很大意义的胜利。但是，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工作正在向纵深发展。
向纵深发展的一个要求，就是大家都来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事件，为什么迷信活动会闹成这样一个局面，教训在什么地方，怎样从各方面来改进我们的工作。反思就需要回顾一下历史。这里就从回顾历史的角度，为我们大家进行反思，提供一些资料。
一
《人民日报》第一篇评论员文章《崇尚科学 破除迷信》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历史。”这当然是就一个侧面来说的，重温一下我们党的历史的这个侧面，对于加深理解中央近年来三令五申的要求及现在中央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重大举措，是会有益处的。
五四时期 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从五四运动讲起。虽然五四运动的时候，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五四时期对“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呼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后来成为建党初期领导人的陈独秀，就是一位用科学反对迷信的冲锋陷阵的战士。其他五四健将们，如蔡元培、胡适、鲁迅，那时也都是如此。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也是用科学反对迷信的指挥所。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其中就写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也就是科学和民主并重。那时，民主、共和、人权，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属于一个系列、大体一个意思的概念。）这篇宣言式的文章中还列举了当时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缅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术的种种状况。结论是：“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共三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当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如相信世间万事有神灵主宰，那西洋科学，便根本破坏，一无足取。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
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更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是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这些主张，是何等的鲜明，何等气势磅礴！
1919年就是五四运动那一年。也是在那一年，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这是同《新青年》相呼应的许多新刊物中很有影响的一个，用科学反对迷信也是它的重要内容。在这个刊物的创刊号上发表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毛泽东称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说《新青年》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德”两先生。他痛陈国人迷信甚深：“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
这“四大迷信”和“三个不认”的分析，是何等的透彻，何等的鞭辟入理！
中国共产党建立于1921年。“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相约建党。”李大钊也是用科学反对迷信的战士，主张真理“基于科学”，“非迷信所得而蔽也”（1917年）。他还起草和签署过一个《非宗教者宣言》，也就是无神论者宣言。列名无神论者宣言的，并不就是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必定是无神论者，共产党必定是无神论者的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就在思想文化界树立的形象。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的一个侧面。马克思主义者的党，主张社会主义的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的这些言论，所体现的崇尚科学、破除迷信、宣传无神的五四传统，可以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崇尚科学、破除迷信、宣传无神的历史，应该追溯到五四时期。
面对现在社会生活中迷信沉渣的泛起，重读五四时期的这些战士的言论，人们今天痛切地感觉到它们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性。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必然要伴随着对农民进行反对封建迷信的教育，因为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受封建迷信影响最深的人群。
1927年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一段专门讲农民运动中推翻神权的斗争。毛泽东把“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认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就是反对这四种封建权力，包括神权。
这个报告描写了神权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动摇的情况：“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村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了去，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家，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
报告不但描写了农民运动中破神权、打菩萨的实际情况，还论述了斗争中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和不应当采取怎样的做法，提出目前要领导农民极力做政治斗争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不要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迷信观念的破坏，而要实行“引而不发，跃如也”的宣传策略，以及“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的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的道理。
在这一段的末了，毛泽东写道：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罗，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屎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30年代初，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区域作了一系列农村调查。在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记载了“神道地主（神、坛、社、庙、寺、观六种）”占有土地的状况，以及土地革命后迷信职业者改了职业、分了土地的情况。在1931年的《兴国调查》中，也记载了游民们（算命的、打卦的等等）在土地革命中受到教育改造而参加生产和工作的情况。在1933年的《长冈乡调查》中，还作了这样有趣的描绘：
“去年以来，‘老婆太’敬神（装香供饭、求神拜佛）的，完全没有了，但‘叫魂’的每村还有个把两个。迷信扫除得这样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第一。儿童团、少队的反迷信宣传，苏维埃政府的节省香烛钱运动，第二。儿童团（特多）、少队的直接干涉（抹掉她们的香烛），第三。（应该拿说服代替干涉。）但有些‘老婆太’，虽不敢公开敬神，心里还是信神，这些人多属没有儿子的。”
从这几篇难得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在奋起战斗的农民的心目中，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破神权反迷信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延安时期 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在解释“科学的”这个特征的内涵时，毛泽东强调“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并且要求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同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迷信的统一战线。从而把反对封建迷信提到纳入党的理论纲领的高度（“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界定语，现在也写在十五大确定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之中）。
毛泽东把迷信、不识字和不讲卫生称为边区的“三大害”。1941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公布的有示范性质的施政纲领）中有“提倡科学知识”一条，《解放日报》社论在解释这一条时说：“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落后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1944年3月2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边区群众中的迷信现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只有相信神仙。”“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10月30日在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医，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据《解放日报》这年8月登载的一篇巫神罪恶小统计：从延安县反巫神大会调查所得，全县共有巫神161人，到会59个巫神自己说，共治死278人。）
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发表宣言，动员边区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致力于“破除迷信，并反对复古盲从等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封建残余毒物，使人民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都向着科学的进步的道路上发展”。
青年和妇女也动员起来。《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中收了1940年他给《中国青年》杂志写的一个《反迷信提纲》。这个提纲一开头对“什么是迷信”给了一个很清楚的界说：“迷信的根本特点就是相信神仙鬼怪命运灵魂等等超自然物质的东西的存在，相信这些东西支配着天地日月、风雨雷电、水火木石、舟车门灶、生老病死、成败祸福，总之是支配着世界和人生的一切。”接着用通俗的语言，说明了没有神鬼存在的道理和迷信鬼神的害处，反映了那时在边区展开群众性反迷信宣传的努力。
总之，在很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领导了反对迷信、愚昧和不卫生习惯的执着的斗争，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创造文明生活而奋斗的形象。
建国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全国范围进行了极其深刻的社会改革的艰巨工程。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同这些伟大的革命运动相联系，对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进行了猛烈的扫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反对封建迷信，也进行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庞大而卓有成效的斗争。这就是以反对一贯道为中心的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和打击反动会道门头子的斗争。
反对一贯道这场斗争，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反迷信斗争，首先和主要的是一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因为一贯道的反动首领在抗日战争中同敌伪勾结，在解放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同反革命势力相勾结，进行了许多反革命活动。所以，镇压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反动会道门头子。
但是，这类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特点和他们造成的危害巨大，就在于他们凭借着封建迷信对众多道徒的影响，在于他们形成为以迷信方式联系起来和掩盖起来的组织。镇压这方面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斗争，就必然伴随着反迷信的思想斗争。就人数而言，一贯道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大党”，而且有层层组织，层层骨干（各级师尊，总坛、本坛、分坛、分坛坛主，点传师）。就教义而言，一贯道宣传“三期劫变观”、“救赎说”，说什么自开天以来，有三次大劫难，现在是最后一劫，要想得救，必须入道。就活动而言，一贯道采取设立坛堂、求神拜仙、扶乩降神、装神弄鬼等形式，以“祛邪”、“赶鬼”、“治病”、“降福”、“劝善”等为幌子，传播迷信，蛊惑群众，在这样的掩蔽下进行反革命活动。因此，在同这样的反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一方面必须在政策上作慎重的划分，把镇反同反迷信分开，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思想教育上做好揭露和破除迷信的细致的群众工作。
1950年10月19日刘少奇关于开展反对一贯道活动给西北局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能是反对一贯道的斗争开展以来，中央领导人系统地论述这场斗争的第一篇文献。信中指出：“一贯道及其他类似的秘密迷信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文化的落后，但它们在最近迅速发展及其活动的猖獗（已有许多暴乱及反动谣言宣传），则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和我们的麻痹。我们放任其自由发展和活动，没有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所以他们的活动越来越猖獗。我们应该纠正这种错误，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应该在公开宣传上强调一贯道为地主特务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组织，因此应该取缔、禁止和解散，劝告一切善良的人民不要去加入，已加入者应退出，以免连累善良。但对人民个人纯粹迷信行为，政府不加干涉。在内部指示上则应该强调加入一贯道的大多数人民并非反革命，而反革命分子是极少数，不要连累好人。”
1951年，在一个月稍多一点的时间内，毛泽东一连为中央起草了三个批语，批转了山西、察哈尔、北京三个省市反对一贯道斗争的经验。
1951年1月24日《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称赞了山西经验，认为“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计划地彻底地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各种会道门，并消灭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并且嘱咐各地，“和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1951年2月21日《中央转发察哈尔省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总结了要求各地遵守的两条经验：“消灭一贯道，第一要有充分准备，同时动作，方能一网打尽；第二要布置展览会，向群众作宣传工作。”
1951年2月28日《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摧毁一贯道的报告的批语》，进一步总结为五条经验：“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这些文献，当然还有那时各级党和政府的许多指示和文件，从根本上划清了一系列界限，正确指导了这场斗争的健康发展。
“与反迷信分开”，是很重要的一条界限。分开，就是说，不要把群众的迷信问题，同反革命分子利用迷信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混为一谈。同时，同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活动进行斗争，必须取缔被反革命利用了的封建迷信组织，广泛深入有效地进行思想认识上破除迷信、揭露封建迷信的危害的教育工作。
这场斗争，如果从1949年算起（1949年初华北人民政府就颁布了取缔命令），经过几个浪潮，历时四年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封建迷信组织都被取缔和摧毁了，巫婆、神汉、风水、算命、占卜、扶乩一类活动，一时基本消失了，如同禁绝鸦片、取缔妓院、关闭赌场一样，成为新中国受到最广泛的称颂的社会成果。
历史证明，只要共产党同人民群众一道认真努力，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做到的，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是确实做到了的。当然，封建迷信（毒娼赌也一样）不是一次或几次运动就可以永久杜绝的。这是一场长期的斗争。在某些条件下，封建迷信又会死灰复燃，甚至重新出现相当猖獗的形势，这也是建国五十年的历史一再证明了的。
二
迷信、伪科学、反科学盛行，神秘主义盛行，会从思想上侵蚀和危及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思想上的迷信和神秘主义，又容易导致会道门、邪教、黑社会一类组织，从而容易从政治上扰乱和危及我们社会的稳定。
迷信、伪科学、反科学盛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不一而足。二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为此而深受鼓舞。这是一方面，主导的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方面变化的深刻性，也出现了使我们感到心忧的问题。一些消极的东西死灰复燃，并且花样翻新。我们的工作中也有弱点，一个重要弱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在有些方面削弱了。由于这种削弱，在一些人看来，什么唯物论，什么无神论，都无所谓了，共产党用不着管什么迷信不迷信了。
然而，马克思主义同科学精神是共命运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精神同迷信是相对立的。迷信泛滥，科学精神受损害，马克思主义也必定受损害；科学精神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和吸引力增强，迷信不说消声匿迹，至少不可能有猖狂之势。马克思主义同科学精神，用得上《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叫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精神同迷信和神秘主义，则是你进我退，此长彼消。不能认为迷信泛滥是小事，私事，无所谓。对于迷信和神秘主义，熟视无睹，不以为意，或者无能为力，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荣，而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耻辱。高举科学的旗帜，反对迷信，反对反科学、反理性的神秘主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我们决不可以抛弃这个传统，更不可以做迷信和神秘主义的信徒、吹鼓手或保护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在保卫科学精神，反对迷信活动中，不应该落在后面，而应该走在前面。
科学和迷信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在当前形势下，尤其对于党政干部中存在的迷信思想和活动，不能等闲视之，因为这个群体是担负着从政治上引导人民和社会的责任的群体；同时，知识文化界是从精神文化上影响社会的群体，对于这个群体中的宣传迷信思想的活动，也不能等闲视之。
现在的情况是党政干部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在政治和理论的信念上发生了动摇，精神上出现了空虚。他们不信或者不大相信马克思主义了，而是去信迷信了，他们遇事不是去依靠群众、依靠组织、依靠科学、依靠自己，而是去依靠算命先生、神秘大师。报纸上揭露过一位市长，把算命先生当作自己的“顾问”，用人、决策、施政、出行，都求算命先生指点，直到贪污案发坐进监狱，还在纳闷，为什么他所供养的算命先生没有算出他这一次要“栽”。报纸上还揭露一个镇政府，好端端的一座办公大楼不进去住，宁可花钱另外租房子住，只因为那座大楼据说“风水不好”。（最近报上报道，那个镇的领导已经改正错误，搬回那座大楼办公了。改了就好。）至于知识界这个群体中一部分人的问题，归根到底，主要也还是在于这一部分人中的党员的问题。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在的党干部。所以，这次解决法轮功问题，中共中央首先作出共产党员不许修炼法轮功的决定。
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我们抓住这个问题不放，首先在党员中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问题，涉及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根本思想基础问题，涉及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
三
在复杂的斗争中，要分析情况，把握好政策界限，也有许多理论问题要研究。
反对迷信、宣传无神论与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历来有明确的原则。宗教是历史形成的，并且是有合法的宗教组织的，我国的宪法保障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应当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同时应当懂得，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不能用简单的强制的方法去处理，团结广大信教的群众和不信教的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是党的基本任务，这种政治团结应当摆在首位，而不是把无神有神的思想分歧摆在首位。这个何者摆在首位的问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保障信教自由，不但不应妨碍而且应当加强普及科学教育的努力，加强反迷信的宣传。保障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就意味着要打击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1982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深刻地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对这些问题作了论述，并且指出：“已被取缔的一切反动会道门和神汉、巫婆，一律不准恢复活动。凡妖言惑众、骗钱害人者，一律严加取缔，并且绳之以法。”
与此相联系，共产党人还要提倡移风易俗。婚嫁丧葬中的陋习要改革，封建迷信要破除。这种改革，一要群众自愿，二要共产党员带头，三要尊重健康民俗。有些民间风俗，虽然细究起来也可能有迷信的由来，但已经没有明显的迷信性质，也不要刻意去破除。
什么叫“伪科学”？现在科学界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课题，这可以从容讨论。我们现在讲反对“伪科学”，与这些讨论的细节无关。我们反对的就是用“科学”的名义，违背基本的科学事实和规律，来宣传迷信和进行欺骗的学说和行为。在反对迷信和诈骗的斗争中，这样来严格界定“伪科学”，目标和界限都很明确。
“不要随便把一门科学叫做‘伪科学’”。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们不反对任何一个门类的科学。但是，只要是宣传迷信，即宣传神鬼命运灵魂和种种超自然超物质的神秘力量，不管这种宣传把自己称为什么门类的科学，“物理科学”也罢，“生命科学”也罢，“人体科学”也罢，凡以这样那样的“科学”名义进行的迷信和神秘事物的宣传，都只能称伪科学。
有些东西，科学界许多人称之为伪科学，也有相当道理。但是，只要还说不上危害人民和社会，可以不必把它们列入现在我们集中反对的迷信愚昧和伪科学之中。也许把这类声称的“科学创造”，视为未经科学证实的学说，视为其实验基础和理论基础可疑的学说，来进行讨论，进行检验，要更好一些。伪科学，非科学，科学中的欺骗；科学中的失误，科学中的不成熟，科学中的病态和泡沫，种种情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身也都是应该科学地加以研究的课题。在旗帜鲜明地、坚定不移地反对迷信愚昧和伪科学的同时，对复杂情况多一些分析，多一点从容，多一席余地，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科学、人民和社会的。
“不要随便把中国传统文化叫做‘伪科学’。”当然如此。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历有来明确方针，即区分精华和糟粕，在科学的基础上加以研究、继承和发展。《周易》热，要分析。作为一本古籍，《周易》无疑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周易》本来是一部古代占卜的书，又逐渐凝聚了一些对社会和人生研究的智慧。有的研究者指出，《周易》这部典籍含有理性和迷信两种因素，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便逐渐分化为两种倾向：一是发扬其中的理性成分，视《周易》为讲哲理的典籍，一是继承其中迷信和神秘主义的成分，视《周易》为算命的工具。前者属于“学”的领域，即易学的传统；后者属于“数术”的领域，即算命的传统。前者属于精华，后者大多为糟粕。所以，在“科学”的名义下，把《周易》研究变成宣扬迷信，使《周易》成为满街的算命先生的招牌，那就是伪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反对迷信的哲学论著以至笔记小说之类。过去编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那是从破除对帝国主义的恐惧的隐寓意义上来编选的。现在应该从破除迷信的本意上编选一本中国古籍中的《不迷信的故事》。
现在《不怕鬼的故事》重新出版了。《不信神的故事》也编辑出版了。各出版社出了许多类似的小册子，希望精编一本，大家来读。
总之，迷信愚昧活动是历史久远的世界性现象，伪科学也是世界性的现象。同这类现象作斗争，是一个长期的世界性的任务。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国家，自然应该把这个斗争摆在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日程上，长期地、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在全党全国人民兴师动众地坚定地解决法轮功问题以后，大家进行反思，一定会把保卫和发扬科学精神，坚持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工作，进行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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