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 经济转型中国家的改革策略：亚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经济论坛论文,策略论文,经验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菲〕普拉杜姆纳·Ｂ·拉纳 潘林锋 编译）
一、引言
本世纪最重要的发展特征是苏联模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戏剧性瓦解。这一过
程始于６０年代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１９７８年后在中国表现得
淋漓尽致，中国采取的经济改革，其中包括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大力发展乡
镇企业，把价格推向市场，等等。由于生产者的动力大大提高，产值也迅速增加
，中国这些早期的成功经验在１９８５年为戈尔巴乔夫带来了“新思维”。于是
，到了８０年代中期，亚洲的计划经济国家，如越南和老挝，也纷纷投入到各自
的经济改革当中。接着缅甸亦于１９８８年开始其整个经济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从未有过象今天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大的经济改革浪潮中
。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其自身远比这些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要复杂得多。许多事例表明，当初尚缺乏向市场体制过渡的最基本架构，甚至连
一般市场概念也一无所知。
然而，在上述架构里，经济转型中的亚洲国家（ＴＥ∧Ｓ），如中国、老挝
、蒙古（有时除外）、缅甸及越南等，其运行状况则要比东欧和前苏联（ＥＥＦ
ＳＵ）好得多。究竟是初始条件不同抑或政策选择上的不同，从而造成两种不同
的发展状况，这些问题已成为理论界的热点之一。
一种观点认为，决策是关键因素，这包括决策的制定与实施的程序，体现了
“循序渐进”的优点。案例来说，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依据。有
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先从农业和乡镇企业着手是十分正确的。亦有人赞同中国先
经济改革而后政治改革这一做法，这与东欧和前苏联在顺序上恰恰是相反的。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种种研究报告均说明决策设计与实施的重要性。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并非缘于“渐进主义”，亦非改革实验
，而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使然，因为其自身架构十分有利于整个改革。苏东的经济
结构决定了其要么增加改革的成本，要么促使改革紧迫性的出现。根据这一观点
，循序渐进在苏东国家是行不通的。因而提倡“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其中包括
迅速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等。
本文则从初始条件和决策因素这两方面着手，探讨转型中的亚洲国家与前苏
东国家目前所表现的不同发展状况。
二、比较经济：亚洲国家与前苏东国家
前苏东国家经济自由化的发展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尽管波兰、捷克和匈牙利
已出现复苏的迹象，但三国的国内产值总体而言呈现下降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最近的有关统计资料表明，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间前苏东国家的实际国内生
产总值平均每年下降１１％。不出所料，工业生产比农业生产的状况还糟。此外
，产值的下降还伴随着高通胀率，这一点在波兰和保加利亚尤为明显。
与此相反，经济转型中的亚洲国家自改革以来总体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势头，
增幅与改革前也基本一致。价格稳定方面亦初具成效。
⒈初始条件与外部因素
经济转型中的亚洲国家与东欧国家各自不同的体制结构，主要体现在其农业
和重工业所占的不同比重。重工业在东欧国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农业相
对来说并不重要。另外，东欧国家过分强调工业化则是以牺牲服务业为代价的。
相反，在亚洲农业所占的比重非常之大，尤其中国，尽管拥有厚实的工业基础，
但农业则更为重要。以劳动密集生产为基础，农村经济大体自给自足，从而十分
适应变化与改革。
尽管集体化程度很高，家庭经营仍是亚洲农业生产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基本单
位，而有关技术也适合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因此，这相对容易产生竞
争机制，这也是以高度机械化农庄为特征的前苏东国家所难以实现的目标。再者
，开放的农村经济为小额贸易及种种行业活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开始形成以乡
镇为主干的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方面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中央计划经济的程度不同。首先，有关
资料表明，在老挝、缅甸和越南，国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远比东欧国家小得多。甚
至国营工业起重要作用的中国和蒙古，其重工业的比重亦比东欧国家小。其次，
前苏东国家的统筹计划特征比经济转型中的亚洲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尤其在国
家计划物资材料分配等方面。再次，在给予地方政府自主权方面，亚洲这些国家
也比前苏东国家要来得多一些。
第三个体制方面的不同之处表现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相互影响。除
蒙古外，中国、老挝、缅甸和越南基本上其政治体制保持着高度的延续性，因而
有利于自始至终的改革进程。相反，多数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地位急剧下降，对经
济的控制大为削弱，这反过来又导致国家对国营企业控制能力下降。因此，对改
革的要求必然是暴风骤雨式的。另外，由于冷战期间长期被阻隔的政治、经济、
宗教、文化及血缘的关系，使得东欧国家迫切要求“重返欧洲”。
第四个不同点在于，中国、老挝和缅甸的贸易格局不受“经互会”的影响。
另外，亚洲国家中的蒙古和越南，尽管贸易上由于“经互会”解体及苏联停止贸
易补贴而深受影响，但在程度上要比东欧国家轻很多。
第五个不同点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得力于海外华人经济的
大举进入。而这种海外国际市场关系对于前苏东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前东德除
⒉亚洲模式：改革中决策的系统性。
上述体制的不同点还不足以说明二者何以出现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亚洲这
些国家的成功，是与其改革中决策的系统性分不开的。东欧国家中，捷克、爱沙
尼亚、拉脱维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均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方略。这种改革力图
将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迅速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不上
改革的步骤问题。
其它东欧国家，如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强调较为渐进的宏观经济改
革。它们先从财政金融紧缩政策着手，进而依靠市场的杠杆作用，但却以中央银
行失去调节作用为代价。另外，政府的财政体制也未出现较大变化，如基本还保
持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补贴。这些国家还实施私有化政策，先从小企业着手，但
大企业则面临种种困难。所以，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实际上是宏观在先的渐进主义。
中国是亚洲模式改革的最典型代表。１９７８年，中国率先在农村地区进行
改革，制定出改善供应状况和消除贫困两大目标。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代替了过去
的人民公社制。如此一来，农业产值每年８％的高速增长，这一势头一直保持到
８０年代中期。早在８０年代初，高速发展经济的重点转向了农村轻工业部门，
由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吸引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尽管规模较小的私人贸易层出
不穷，但成千上万的乡镇企业大多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制。乡镇集体企业以市场为
导向，但价格及产值难免受国营工业的影响。１９７８年以来，国营企业在改革
实践中经营管理得到很大的改善。在此基础上，国家合理改变了原先国营企业计
划经济的某些性质和价格扭曲的现象。
越南和老挝实施改革的速度较快，但有条不紊的改革性质与中国十分相似。
农业生产在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分散化经营，８０年代来导入家庭责任制。起
初价格也实行双轨制，而后便将农业推向市场，并开始强调宏观经济改革。
从上述三个亚洲国家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来看，这种亦步亦趋的改革模式已经
形成。从这种模式来看，实施微观经济改革先于宏观经济改革，亦即先从价格改
革、土地所有制改革、工业企业改革（未实行私有化）以及企业政策规定改革开
始，然后才转入财政、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改革。这种改革模式既有别于“大刀阔
斧”式的改革，也不同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宏观在先的改革模式。
尽管这些亚洲国家并未提供改革方案的标准格式，但其改革已取得相当大的
成功，尤其中国的成就更令人瞩目。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也曾遇到过前苏东国家的
难题，譬如财政收入占国民总值的比重急剧减少，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４．８％降
至１９９１年的１８．５％。１９９０—９１年的财政赤字也占国民生产总值１
０％之多。然而，中国除发行国债等方式外还是没法抑制住通货膨胀。
中国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有以下四种方式。其一、开放和改善农业贸易
条件，促进非国有企业发展。其二，政府对工农业新开放的非国有部门严格控制
预算，鼓励企业自筹资金。其三，政府在银行利率调整方面取得较大成功，既保
证存款的积极性，又能鼓励非国有企业筹措资金。最后，政府既保持对传统的国
营企业的价格控制和财政扶助，又保证非国有企业价格的灵活。随后，这种双轨
制也逐步取消。尽管这一做法使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资源流向非国有部门，但总体
而言，已形成有效的资源分配体系，增加了财政部门的职能。
在企业改革规划方面，改革中的亚洲国家率先在鼓励非国有企业发展的同时
，通过增加企业自主权来改善国营企业的经营状况。在中国和老挝，企业改革也
包括了企业管理私有化，亦即引进承包制，但不是所有权私有化。而东欧国家则
强调固定资产的私有化。中国这种改革思路实际上与诸如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
区公营部门的整合基本一致。也就是说，采取先鼓励非国有部门发展的战略，然
后逐渐改革低效的公营部门，促使私营部门吸收公营部门闲置的劳动力。
在价格改革方面，中国和越南先后都采取了双轨制，而后逐步再行并轨。前
苏东国家以及蒙古则在一夜之间放开价格，结果导致了价格上涨和严重的通货膨
在汇率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方面，中国和越南都采取十分谨慎的政策。尤其
中国，起初都采用官方汇率，以后逐步允许市场浮动汇率。在此政策下，出口企
业避免了不实际的官方汇率从而开始走向市场。其它的外贸政策还包括建立经济
特区、放松对外贸公司的控制和出口退税，等等。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的成功实施
，中国的外贸部门产值从１９７９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５％跃升至１９９２年的
２０％。而苏联采取的是更为直接的自由化政策，一味强调价格开放和可兑换汇
率，致使卢布大大贬值，出口量一减再减。
三、结论
改革中的亚洲国家所取得的初步成功是值得肯定的，但改革结果也并非完美
，缅甸在改革中落后于其它国家，而蒙古则在较大程度上推行东欧模式的改革。
这些亚洲国家改革的成功关键不在实行私有化，而在于推动非国有部门的发
展。但大型国营企业改革成功的范例较少，因此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已更
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应是：对效益低下国营企业的兼并或资本重组；企业所
有制改革，其中包括采取合资或私有化方式；进一步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国
为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现已开始实施产权并购。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国家仍为
企业的主体，但企业的财务状况及其未来发展则反应在股市价格里。这样既突出
企业经营状况的透明度，又改善了整个管理体制。
企业制度改革中的产权问题最为重要，但亦是一个难题。在改革的最初阶段
，由于涉及到许多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地
位也未尝不可。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公私产权界线模糊不清，经营
权和所有权在法律上责权不分，则会带来很多复杂问题。也许市场经济提出的一
个最基本条件就是要制定一个规范产权范围、强调合同制约以及指导生产活动的
法律体系。在规范产权方面，前苏东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
中国在改革中出现的放松与紧缩是造成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因素。在金融改革
方面，金融体系仍显庞杂。尽管实行宏观调控，但利率尚未放开，没有完全发展
出一种实行间接金融的手段。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与调节职能也没有得到充分发
在财政领域，虽取得一些成功，但尚未建立起中央政府的税收机构，中央与
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也不尽人意。虽然引进了一些税制（如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
），但在执行过程中还有待于改善。总的说来，中国的财政体系目前仍缺乏弹性
、合理性、便民性以及透明度。乱收费现象还时有发生。
总而言之，不管改革的初始条件重要与否，经济改革中的亚洲国家无疑为世
界转型中的国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与教训。本文列举的一些成功经验并非旨
在要求前苏东国家盲目引进亚洲模式，只是为各国根据各自不同的条件发展提供
某种参考。
首先，亚洲经验表明，在具备某些初始条件（尤其严重依赖农业和轻工业）
的国家，财政金融政策在短期内并非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重要。但在中期，由于
宏观经济开始出现失衡，因此必须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有效的财政金融政策。微观
经济先于宏观经济的改革，能够促进各部门有能力因应各种市场机遇，减少调整
过程中的社会成本。
其次，亚洲经验表明，渐行主义能够行之有效。改革中的亚洲国家并未奉行
教条主义，而是重实效、寻求逐步发展。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减少政府的集中干预
，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
第三，亚洲经验证明了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机制是改革的有利条件。在改
革初始阶段，农村改革以家庭经营单位迅速替代了集体农庄制度，紧接着便是价
格改革，强化了市场导向机制。农民潜力的充分发挥与效率的提高大大增加了农
业产出。其它方面的改革，如贸易体制改革和促进乡镇企业发展也间接支持了农
业的发展。
第四，认为取消中央计划体系及开放市场就能在一夜之间实现自由市场经济
是十分错误的。亚洲国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发展市场导向型机制，因
此对外部有利条件能够迅速作出回应。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有效的产品与
要素市场。而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或许也能实现这一目标，但却已付出
沉重的代价。
第五，为非国有企业（包括个体户）创造条件并同时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与
管理，要比私有化等方式更为重要。
最后，亚洲的经验均表明外向型贸易政策的优势。这些国家在改革初始阶段
，便全力以赴促进出口和实行汇率调整。正因如此，一些国家的出口出现了高速
的增长，因此带动整个经济的成长。
（原载美国《世界发展》１９９５年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