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化发展的两大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新时期论文,文化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1999）04—0009—02
新时期文化发展的第一个根本性转变是由阶级本体论向文化本体论的转变。首先是着眼于破坏旧制度的意识被更新与完善新制度的意识所取代，即以“破”为主的方法论，被以“立”为主的方法论所取代，“立字当头，破在其中”，比“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更能促进已取得政权，已建立新制度的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更容易取得社会心理的平衡。应该说，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在1949年建立，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它仍然被夺权意识所左右，仍然在各种层面上进行着反复的“夺权”斗争；只是到了新时期，它才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夺权”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国家和社会，才是自己压到一切的中心任务。其次着眼于阶级共性的文化发展意识被以个性追求为主导倾向的文化发展意识所取代。着眼于阶级共性的文化创造我们可以概括为“配合文化”，即配合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所进行的文化创造。而着眼于个性创造的文化成果则是“非配合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化创造的重要特征是其“非配合性”，是文化创造由阶级共性向个性追求的某种“回归”。因而新时期文化创造的整体特征与“五四”文化运动相似，就绝非偶然了。“北大型”、“根据地型”、“明星型”代表了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三种不同类型。“北大模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类型，其特点是“兼容并蓄”，重视特色，无论高下，任性选择。所以“五四”时期的“传统派”和“反传统派”，各种互相对立的学说，都可以在北大“传道授业”，学生也都可以依据自己的文化个性选择自己的学业。“根据地文化模式”则代表了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和建国后一段时间内的文化发展类型。其根本特点是“配合革命战略和革命运动”，是作为革命的文武两条战线中一条战线来对待的。毫无疑问，这一文化发展类型，对推动革命事业，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有其重要的价值和积极的作用。但必须看到，它只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特殊形态，而要把它作为所有历史时期的共同的文化发展形态，则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明星文化发展类型”是新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类型，基本特点是各个文化领域，都有一批富于个性创造的成果和人物。造成“明星”闪烁的根本原因不是政治斗争，“明星”不是由阶级斗争推出的，而是由于他们的成果乃至他们本人有着别人无法重复的个性与创造性，他们是真正由文化创造本身推出的，而不是借助政治和政府的力量。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跟“北大文化类型”非常相似。由此看来，共性文化乃是“配合文化”的关键，个性文化乃是新时期文化发展、五四文化发展的关键。前者呈现为封闭性、一元性与普及性，而后者则呈现为开放性、多元性与复杂性。
新时期文化发展的第二个根本性转变是着眼于“贫穷”的文化发展意识被着眼于“富裕”的文化发展意识所取代。建国后一段时间内，我国文化的发展战略、发展意识和发展实践的基础是贫穷。即全方位、多层次突出工人和农民文化创造的主体性地位和主导性作用，并使其延伸到历史的纵深，因此，人为地削弱了知识分子文化创造的历史地位。一是淡化主流文化意识，强化非主流文化意识。我们把代表每个时期的突出的文化成果的总和叫做主流文化，而把主流文化之外的文化成果的概括叫非主流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淡化和对非主流文化的强化，具体表现为割裂、变形和转移。割裂就是把主流文化创造的内在整一性，割裂为相互对立的二元创造主体。即把主流文化创造的个体与集体对立起来。这里的问题依然是唯阶级斗争论所带来的认识视野的局限，关键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认识，以及对其劳动成果社会定位的准确把握。变形就是主流文化的价值特征被扭曲。一是“局限论”。即认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绝大部分文史著述，都带有剥削阶级烙印，都有阶级局限。广义来说，任何文化创造都具有局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局限”只是一种评论，而不是一种评价，更不是一种是非优劣的尺度。而我们的“局限论”，是从政治上对其价值的一种贬低。局限越大，价值越小。这就使我国众多历史文化典籍的价值被扭曲而变形。二是“证据论”。即许多伟大的文化创造，诸如长城、故宫及故宫的国宝，被作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证据和活教材，因而其文化价值被扭曲而变形。转移是指对文化创造成果的肯定，由主流文化转向非主流文化。主要表现是过度肯定反主流文化派，即对具有反儒倾向的学派大力肯定。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知识分子在文化创造中的巨大意义的评价。尽管知识分子在当时乃至今天根本称不上富裕，但当时仍然认为他们对“穷困”生活体验不够，对体力劳动缺乏深入细致的切身感受，只有当他们脱胎换骨，“穷困”的境域成为其切身生存意识时，他们才有可能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财富。在这里对知识分子的扭曲，具体表现为对其原有的知识化过程的遗忘，对其原有的生存意识的置换，对其固有的脑力劳动形式的改造——即拥有更多的体力劳动的创造定势——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就是文化创造应基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意识与生活境遇，答案只能是“穷困”。“穷苦”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整体文化意识，它所带来的当然只能是轻物质和平均主义趋势。只有轻物质，才能保持社会发展的相对贫苦，只有平均主义，才能保持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的相对贫苦。
着眼于“贫苦”的文化发展意识的另一种表现是“忆苦性”文化的形式。这一文化的根本特点就是以“贫困出身”决定论所形成的整体社会文化风貌。一是社会结构性风貌，如“家庭”、“婚姻”的质量追求趋向于工农化和政治化，“家庭”、“婚姻”结构文化与财富含量的普遍降低；社会心理普遍趋向于“苦大仇深”的老一辈的“老化”现象；年轻一代和知识分子不断人为地向农村、向贫下中农的“流动”，通过运动对农村乃至整个社会财富不断平均化的再分配等等；二是“保持本色”的个体与整个社会形象的追求，如以蓝色干部服为主调的服饰形象，以植物型食物为主体的饮食形象；以老三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为基本的家庭财富构成等等；三是以穷困为定势的审美创造心理、历史意识与理论思维等等，如认为古典作家创作中对穷困生活的描写或对穷人生活的高度同情是最具社会与审美价值的要素等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当代中国以“穷困”为基础的特殊的文化发展时期的特殊文化风貌。
毫无疑问，着眼于“贫困”的文化发展意识，被着眼于“富裕”的文化发展意识所取代，是新时期文化发展中最有意义的转变。这不仅仅表现在对主流文化的充分肯定，以及知识分子自立意识的空前增强，独立人格的重新发现和肯定，乃至整个文化社会结构、社会文化风貌的根本改变。最主要的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在世界格局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新的定位点。即从以绝对“斗争”为主的制度定位点，被以合作为主的制度“定位点”所取代。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优越，并不能自发地产生经济奇迹和富裕的社会物质生活，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选择，作为同一星球上这一共有的有限空间和时间内的不同社会制度只能在互补的意义上互相竞争，而不能在以“暴力”消灭对方的意义上相互斗争，新时期的“特区”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文化形态，或者说，它是现代社会两大文化体系互补结构所产生的特殊的经济形态。只有在新型的文化结构这一视野内，才可能对特区经济有深入了解。而它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既非我们原有的纯粹的社会主义文化，也非西方现代文化的翻版或移植，而是两者的互补、溶合或并存。其次是以消费行为为主导倾向的文化发展机制的逐步形成。抑制消费行为，批判消费心理，限制消费层次和领域，不仅是对消费本身的限制，同时也限制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在根本上限制着文化的发展。
文化发展着眼于两大制度的斗争，着眼于脱离消费的生产发展，着眼于压抑物质需求的道德完善，文化发展始终只能是拒斥物质化的现代世界意义上的自我封闭式的小视野发展，最终只能是自己抛弃了世界而也为世界所抛弃。
[收稿日期]1999—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