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合理性是多方面联系的总和——略论科学合理性的内涵结构（科学合理性问题系列论文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科学论文,之二论文,总和论文,多方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科学合理性问题概说
合理性的本来含义在于理性的本质和意义。“理性”概念是人类自古希腊学者以来便有了明确界定的，“合理性”概念直到近代科学时期才被赋予明确的、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原意的内涵。但到了现代文明时期，“合理性”问题越来越成为思想家关注的主题，而理性概念则似乎被淡忘了。“合理性问题成了现代哲学和精神文化的根本思想和倾向的交汇点”。①
合理性问题成为现代精神领域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其深刻根源在于现代社会所面对的尖锐的“生活实践”问题。例如工业文明从理论上说无疑是合理的文明：它是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进步的标志。但随之而来的“技术统治”、生态危机却显然是不合理的，那么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冲突呢？由此引发的合理性问题成为现代，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关注的对象。
科学合理性成为问题，这首先是在科学外部提出来的，是由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提出来的，他们提问的角度是科学（特别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科学主义对人类精神的危害。而科学历史主义则从科学内部对传统的逻辑—经验理性的合理性问题提出质疑，由此确认科学内部的合理性必须与科学外部的合理性相结合，并且认为应以后者为中心内容和评价标准。此后，科学合理性越来越成为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
然而，问题的被关注程度与其解决程度常常不是同步的，有时还会相反，合理性问题便是这样。“合理性”概念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它同“理性”概念是何关系？有无统一的合理性标准或普遍的合理性形式？这些问题远没有得到澄清，甚至“概念本身和概念准确化的基础成了完全不确定的”。②由此引发的争论存在日益扩展和尖锐化的趋势，出现了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合理性形式。它们的随意性和自由流变性使得合理性成了“不可捉摸”的对象：合理性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是某种“无标记”一类的东西。各种不同的定义和看法力图无条件地把无论什么现成的形式强加给这个“无标记”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则从“无论什么形式中滑掉，或者在其中死去。”③
关于合理性问题的研究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合理性本身丰富、复杂而多变的内涵，它是一个具有多层面、多侧面结构的、可变化的对象。而人们对待它的通常做法却不是系统、历史的考察，而是一种突出一点、不计其余的态度，或对整体进行阉割、肢解的态度，或过于理想化、抽象化、僵化，从而否定其可变性的态度。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必须认清合理性问题的性质及特征。
合理性是一个用来评价人类活动的概念。人的某一活动是否合理，既要看它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要看它是否符合人的目的和利益，而且“人”这个主体是趋向于超时空的全社会、全人类的。这意味着合理性的标准不是单一的，它蕴含着主体同客体的冲突，在主体方面，又蕴含着个体同全体、暂时与长久的冲突。同时，人的活动诉诸实践的合理性，实践的个别性、流变性使它时刻都在突破合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和标准。
合理性的上述性质带来了它的如下特征：（1）内涵无限宽广。 它具有多层面、多侧面的内涵结构，因此，合理性乃是多方面联系的总和。（2）历史性。 “人与世界的潜在可能性的无限多样性能够……改变社会对现实界认识关系的‘着重点’，其中包括改变科学认识合理性的特征。……没有任何‘着重点’是由于……获得科学合理性的确定标准而形成的。这里有的只是进入文化—历史合理性的社会系统的东西”。④（3）合理性的实现是个发现的过程。 合理性内涵无限宽广和历史流变的特征使得合理性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合理性原则上是不完备的，因为我们……不能充分描述其条件”。⑤因此我们似乎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存在普遍的、恒定不变的合理性原则和标准。这意味着，从现有的合理性原则和标准出发，人的活动并非必然是合理的。“实在在其真实性中的反映只有在‘发现的’、能够自我批判同时能够承担冒险责任的认识立场的相互接触和相互作用的动力学中才可能实现。……这种合理性显然是以创造、自由、个人的一切构造性努力的极高度发挥为前提的。”⑥
从这样的合理性概念出发考察当代科学合理性思想，我们容易看出后者的缺陷和弊病。
逻辑经验主义者采取对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二分法，仅仅着眼于科学证明的经验和逻辑的合理性，而将科学发现交给心理学和社会学去研究。对于科学证明论，又采取一种方法主义立场，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证实方法，认为科学活动的合理性取决于某种客观的严格规范的方法论规则，以此作为标准，按其要求去行动，科学活动便是合理的，否则便是不合理的。由于逻辑经验主义将科学哲学归结为科学方法论，因而科学认识的本体论问题，认识论中深刻的理论问题，便都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至于价值论、创造论、社会—文化学诸层面的合理性问题，则根本不在其视野之中。因此，逻辑经验主义所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狭隘的科学合理性立场。证伪主义大体上继承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经验—逻辑的合理性思想和方法主义立场，只是以批判的合理性取代证实的合理性，以科学发展的间断性取代科学发展的累积式继承模式。
历史主义学派是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中建立起来的，批判纵然有力，自己却走向了一个相反的极端立场。历史主义轻视经验和逻辑这些具有确定性的因素，因此不仅将新范式的提出归结为直觉的涌现，而且将新范式的接受解释为科学共同体的“格式塔转换”。历史学派所突出的是经验和逻辑以外的不确定性因素，即关注价值论、社会—文化学层面的合理性问题。他们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关于科学的理想目标，主张按“科学实际是怎样的”来研究：只要能满足科学的实际要求（解难释疑），一切便都是合理的；只要能达到实用的目的，一切手段也都是合理的，包括宗教信仰在内。
历史主义之后，西方科学哲学出现了一股试图既克服逻辑经验主义的缺陷，又批判历史主义弊端的思潮，这就是新历史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夏皮尔、劳丹。他们对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虚无主义立场，其结果是走向了自然主义。其中夏皮尔是很典型的。夏皮尔从批判预设主义出发，反对一切关于科学合理性的不可违背性原则和标准，连科学中某些最根本的传统信念如存在独立于知觉和意识的客观世界的预设、科学以真理为基本目的的预设、逻辑一致性预设等等都在扫除之列，⑦结果陷入他原本试图批判的相对主义立场。夏皮尔主张不带任何先入之见，而直接从实践的成功中提升合理性原则和标准，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自然主义科学哲学的要害是预设取消论，这是一种对待科学哲学历史成果的虚无主义态度，它主张“回到事情本身”，仅仅诉诸实践的合理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现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各流派的突出特点是对先行学派的彻底批判和对自己的刻意求新。这是一种轻视继承和走极端的研究方式，其结果会导致虚无主义。这与科学合理性这个对象的实际更是极不适应。科学合理性具有多层面、多侧面的复杂结构，是多方面联系的总和。我们的正确态度首先是全面性的观点，而后才是系统性的观点。本文旨在展示出科学合理性的内涵，而将系统性的论题另作专文讨论。⑧
二 科学合理性的多层面结构
这里的“层面”是指科学合理性各个专门的理论层面，包括本体论层面、认识论层面、方法论层面、逻辑—数学层面、价值论层面、创造论层面、社会—文化学层面。下面对这些层面的合理性问题分别进行描述。
本体论层面。本体论的合理性问题简单说来就是科学认识对象是否客观存在的问题。它在当代科学哲学中体现为“科学是发现的事业”与“科学是发明的事业”这样的悖论。其中心问题是理论实体的本体论内涵问题，这一问题在现代理论物理学中显得十分严峻。本体论层面的合理性是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根本，这个层面的问题不解决，其他层面的问题严格说来都是假问题。
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合理性问题内涵十分丰富，且与其他层面和侧面多有交叉，显示出它在科学合理性理论中的中心地位。其主要问题有：科学认识的发生结构、科学认识的确立结构、真理的目的合理性问题、科学认识论中人的维度问题、经验和理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其中真理的目的合理性是问题的中心。科学活动首先和主要是一种认识活动，对于科学认识活动来说，把握真理性认识是根本。这意味着，肯定科学活动以真理为基本目的，便抓住了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核心。但真理论的合理性问题十分复杂和难解。这突出表现为真理符合论的意义和困难的问题、真理的主观性问题。
方法论层面。这一层面的主要问题一是科学方法的实质和客观根据问题，二是科学方法的普遍性问题。科学方法的实质在于知识的应用，而知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这就为科学方法提供了客观依据。方法论在这里同认识论密切相关，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合理性的客观基础。科学方法的普遍化涉及到科学方法论原则和标准的统一性、稳定性问题。方法论的统一性在“底层”，即在“有形方法论”层次（经验层次），而在“无形方法论”层次（价值层次）则不存在统一的标准⑨。这也显示出方法论须以认识论为理论前提。
逻辑—数学层面。这一层面的合理性问题实际上属于方法论范围，因此，方法论层面的合理性问题也是这一层面的合理性问题。这一层面的特殊问题主要是逻辑—数学在科学发现中的合理地位问题。逻辑—数学的局限根本上在于逻辑—数学真理所表达的仅仅是一种形式的正确性。
价值论层面。科学既具有内部价值，又具有外部价值。关于后者，几乎不存在原则分歧。关于科学的内部价值，可以说这方面的合理性问题也是认识论层面的某种延伸，它是作为科学活动的基本目的——真理——实现的特殊手段而进入科学合理性问题域的。科学活动价值论的合理性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由美、善求真的合理性问题，二是由美、善判真的合理性问题。
创造论层面。创造论层面的合理性意味着认识论层面合理性的最终实现。其核心是科学发现理性问题，正是这个科学认识论乃至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恰恰是研究得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对科学创造进行纵向发生结构和横向认知结构的研究便构成这一领域的奠基性工作。在此基础上概括出科学创造的理性本质、科学创造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和科学创造的一般规律，则构成此领域的基本研究目标。”⑩
社会—文化学层面。在科学合理性诸理论层面中，社会—文化学层面同其他层面相对立，基本上属于科学的外部合理性范围。但其中的文化因素如哲学、美学、宗教等社会意识作为高层观念却可以进入科学创造观念之中，转化成为科学的内部合理性问题。社会—文化因素不仅为科学认识提供外部环境条件，决定科学活动的社会性质，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活动起制约作用，它为科学活动提供动机、动力，提供评价标准。
以上讨论的实际上是科学活动的横向合理性问题，它与纵向（科学活动过程）的合理性问题构成两个对立的侧面，而成为下面将要讨论的科学合理性多侧面结构的重要内容。
三 科学合理性的多侧面结构
科学合理性的多层面结构着眼于从各个专门的理论层面考察科学活动合理性的深刻问题，其显著特点之一是各个层面密切关联，具有理论系统性。其中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逻辑—数学属于传统论域，而价值论、创造论、社会—文化学则是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而合理地扩展的若干非传统论域。
科学合理性的多侧面结构着眼于从某些任意选取的成对侧面对科学活动的合理性问题进行透视，各个侧面相互独立，它们之间不存在系统的理论联系。这些侧面虽是任取，却均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
1.纵向的合理性与横向的合理性
纵向的合理性不同于横向的合理性，它突出实践的合理性，它要考察科学认识活动全过程和各阶段的合理性问题：它考察科学发现模式，鉴于规范性模式实际上不存在，而提出描述性模式：起点——突破——确立，而后着重考察各阶段的合理性问题。
起点论合理性的中心问题在于科学发现起点的多模式论，后者旨在论证各种起点模式（包括科学观察、科学问题、科学范式、审美意识、思辨猜测、科学信念等起点模式）各自的合理性和意义。(11)突破论的合理性问题与前述创造论层面大体一致，但这里重在纵向探讨，即阐述科学创造由科学问题到创造观念，到原始猜测，到科学假说和科学理论的演进过程和机制。确立论的合理化问题讨论经验论证、逻辑论证和价值评价在科学确立中的合理地位，从而阐明理论知识成立的条件问题。
显然地，研究纵向的合理性问题有利于理论切合实际，探讨横向的合理性问题则有助于理论的深入，因此二者不可偏废。国外和国内学术界搞了许多案例研究，却很少有对一般阶段、环节的深入分析。至于横向的合理性问题，则如前所述，不同派别突出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层面，而忽视其他层面，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片面性弊病。
2.目的的合理性与工具的合理性
目的的合理性在合理性内涵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柯普宁说：“当人的活动产物同社会需要比较，并回答在何种程度上将导致实现人的目的时，就产生合理与不合理的问题。除此之外，说现实或思想是合理的与不合理的，那是没有意义的。”(12)这里将适合目的视作合理性的本来含义和基本前提，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目的合理性涵盖了合理性的全部意义。这是因为目的与目的实现的手段存在分离，目的不能完全涵盖手段；“合理性”还有“符合客观规律”的含义，这是“符合主体的目的和利益”所不能包容的，此其一。其二目的合理性存在不确定性：目的合理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要视其实际结果而定；存在各种不同的目的，它们之间常存在矛盾，这就是说，目的本身亦存在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有的人将追求真理视为科学的唯一目的，但实际上科学家本人并不全都如此，而是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
目的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可实现性，即决定于适当的工具、手段、方法，这里体现出工具合理性对目的合理性的贡献，这一点是无庸讳言的。值得注意的是目的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的关系。劳丹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网状模型主张目的和方法之间存在双向作用关系，将二者置于平行的地位。(13)但实际上不是平行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决定作用：目的合理性决定工具合理性；有什么样的目的，便要求有什么样的工具与之相适应。至于以工具合理性涵盖以至取代目的合理性，则更是本末倒置的。(14)
3.经验的合理性与理性的合理性
这里与横向的认识论层面发生交叉。鉴于其重要性，作为一独立的侧面抽出来专门探讨是很有意义的。本文不抽象谈论二者的关系，只想说明一点：在经验和理性的关系中，理性是主导的方面。因为经验本身不是目的，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感性经验所无法把握的本质和规律，这就要求构造理论。经验对理论建构只起引导和论证的作用，而建构过程的所有艰难跋涉则全靠理性去完成。经验同理性比较，一般来说，经验是被动的，理性是主导的；经验提供创造的素材，理性则去实施创造工程，将非理性编织的梦想变为现实。
4.理性的合理性与非理性的合理性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创造中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这里的问题在于，理性和非理性在科学创造中谁主导谁。如果一般地抽象地谈论，那么二者均可起主导作用：现实生活中情感战胜理智和理智支配情感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但从科学创造的全局和全过程来看，必须肯定理性主导、制约非理性。我不赞成将非理性说得神乎其神，将科学创造行为归结为灵感的迸发或直觉的涌现，而认为非理性活动在科学创造中主要起着解除思维定势的作用。科学认识活动本来是极具理性特征的事业，之所以需要非理性参与，乃因为理性活动陷入“百思不得其解”的状态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思维定势，要解除它，必须摆脱被强化的抽象理性思维或形象感性思维，而实现思维平面的转换。因此，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机制可最一般地归结为思维定势解除机制，而思维定势的解除又可相当普遍地归结为思维平面转换机制。此外，思维平面转换机制的实质是思辨和创造想象的互补机制。(15)在科学活动中，实际上有两类理性因素进入非理性活动，一是概念、命题、形象等作为思维元素进入非理性世界，成为无意识随机组合的单元，二是不同层次的观念进入非理性世界。由于观念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性质，它能够内化到认知结构中，从而在无意识状态下亦能起调节和定向的作用。这里显示出观念的合理性：理性和非理性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理性来连接，靠观念理性达致统一。
5.内部的合理性与外部的合理性
科学活动的上述层面和侧面的合理性问题，原则上属于科学内部的合理性问题。科学活动的内部因素包括经验的、理论的、观念的、形式工具的以及非理性的等方面的因素。科学内部的合理性来自于科学的独立自主性。科学自身存在着内在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决定着科学能够在自身范围内获得研究对象和发展动力。科学内在发展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以概念框架的演变和转换为基础：概念框架越高度完善，独立性范围便越广，自主性便越强。但科学的独立自主性终究是相对的，因为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和动力主要是由社会所提供的。
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社会根源和动力的理解是建立在科学合理性的“主体性”基础上的：是主体的认知价值结构判定科学的合理性，而不是对象本身决定科学的合理性，而这里的主体是指社会主体而非个人主体。这样一来，科学合理性的社会—文化意蕴便是根源蒂固的，科学合理性标准便必然是历史地变化的，它同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范围、方式、水准直接相关。
关于内部的合理性与外部的合理性的统一问题，首先要明确二者在科学合理性问题中的地位。有一种看法认为，“外部因素对科学起显著作用：是在开头和结尾阶段，而其他过程仅仅依据内部规律进行”。(16)这种看法如果不是绝对化（因为某些社会—文化因素可以内化为科学认识的观念因素，而成为创造的主导建构因素）的话，那么粗略看来是成立的，也是明智的。因为这既不妨碍大力阐发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作用，也突出了科学自身的独立自主性，它使我们将注意力主要放在科学内部的合理性上，而内部的合理性终究是问题的中心，只是不能孤立地看待。其次，二者统一于科学的目的。从内部合理性来看，科学的目的主要是追求真理，而从外部合理性来看，科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用。这里求真和实用的目的统一于真理具有实用价值。再次，强调二者的统一，必须既批判排斥社会—文化因素的认识主义立场，也反对忽视科学的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学立场。
由以上分析可知，科学合理性内涵极为宽广，它是一个具有多层面、多侧面复杂结构的对象。因此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全面地、系统地进行考察，而且首先应突出全面性，而后才能贯彻系统性。此其一。
其二，科学合理性内涵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特征，它来自于对科学实践的总结，也将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而丰富自身的内涵和改变自己的形式。古代科学的合理性突出逻辑—思辨的合理性，原则上未能超出认识论的范围；近代科学的合理性突出经验、数学的合理性，强化了理论理性的合理性，而原则上限于科学内部的合理性范围，因为它虽然十分明确科学的社会功能，但仍普遍地将科学活动视作独立于社会的，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活动；现代科学的合理性从科学内部的合理性来说，它突出假说、观念的合理性，从合理性整体来说，它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科学外部的合理性，其表现是多方面的，例如，科学活动普遍地以集体劳动的方式出现，科学家，特别是理论科学家越来越普遍地援引哲学等高层观念作为科学创造的主导因素，科研课题的选择和确立受制于立项和资助，科学成果的发表、应用和获奖由社会评价来决定。既然科学合理性的内涵是历史地演变的，我们就不能企望一劳永逸地把握住它的全部内涵；也许我们会认为目前我们已全面认识了科学合理性，但谁能断定未来的科学合理性不会再出现新的内容和形式呢？即使不超出大的框架，也可能产生局部的全新内容和现有内容的全新形式。
其三，关于普遍的合理性原则和标准问题。由上述两点可自然地推出：不存在普遍适用和固定不变的合理性原则和标准。但这一点不可绝对化。如同逻辑经验主义所奉行的那种普遍的、不可违背的合理性原则和标准，以及历史主义所强调的范式内稳固不变的评价原则和标准、范式间不可通约的合理性原则等等绝对主义的合理性理论都是应当摒弃的。然而，相对意义上的普遍性原则和标准又是不可或缺的，它是科学合理性的基本预设，是任何合理性理论得以构建和发展的前提。强调这一点对于反对当代以预设取消论为基调的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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