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的海洋政治战略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海洋论文,战略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5X(2005)05-0012-06
一个国家的海洋战略应该是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军事等各领域的综合战略体系。据笔者的理解，海洋政治是指主权国家之间围绕海洋权益而发生的矛盾斗争与协调合作等所有政治活动的总和，因此海洋政治构成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海洋政治战略则是海洋国家为维护和巩固其海洋权益在较长时期内所确立的，对指导国家的海洋政治活动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方针、政策及其战略安排的总和。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所提出的“近海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以“精干”、“顶用”为目标的海军建设思想，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为内容的处理海洋争端的思想，构成了其海洋政治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伴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后国际海洋秩序及其斗争方式和手段的深刻变革，国际海权斗争的日趋复杂化、海权价值构成的日趋多元化、海权实现手段的综合化与多样化、海洋权益保护与分配的法制化、海军力量发展的高质量化和高科技化，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海洋斗争的新特点。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海洋权益也日益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因此，研究邓小平的海洋政治战略思想，并结合时代背景对其进行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近海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
“近海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对我国长期以来海防和海军建设与运用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一)关于“近海防御”的内涵与外延
关于近海的范围，邓小平认为它既不是近岸水域，也不是遥远的海洋，而是一个为维护祖国统一、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所必须的海域范围。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近海防御”包含着四层含义：[1]
1、长期防御。邓小平在不同时机、不同场合多次指出：“我们的海军，……是防御性的。海军建设，一切要服从这个方针。”[2] (P281)“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包括核潜艇也是战略防御武器。”“二十年后也是战略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3] (P43)由此可见，近海防御不是权宜之计和短期行为，不论国家的综合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海军战略的防御性质始终不会改变。因此，近海防御战略的长期性是与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战略的长期性相一致的。
2、积极防御。邓小平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3] (P44)因此，近海防御也是积极防御，即通过海上战役战斗的进攻行动来达成战略上的防御目的。因此，邓小平的近海防御与中国传统的守土防御和近岸防御的消极防御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3、区域防御。邓小平根据战略上的需要，把我国的管辖水域以及与之相连的特定水域，视为近海，多次表示：“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2] (P281)，我们的海军“只在太平洋活动。永远不起到远处去的野心。我们是近海作战。”[3] (P44)因此，邓小平的近海防御战略既不同于“重陆轻海”、“陆主海从”的传统的近岸守土思想，更与控制海洋、掌控世界的海军霸权战略毫无共同之处，而是立足于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和世界和平相统一的海军发展战略。
4、纵深防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海军各种兵力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依据现代海军和海战发展的这一趋势，邓小平的近海防御战略思想把防御的范围从近岸推到了近海，扩大海军的活动范围，从而增大防御纵深，以保障我国大陆、岛屿及其附近驻泊和活动兵力的安全。海区是我国陆上国土的屏障，掩护着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和城市。我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未来战争中的侵略者必然将占领我沿海地区或摧毁我沿海地区的经济能力和战争潜力，作为其主要作战目标之一。这样，近海战场就将成为陆上战场的大幅度延伸；海军在近海战场所进行的战略防御，将是整个国家战略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国家经济建设的客观布局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决定了我国海军的防御纵深。
近海防御战略所包括的长期防御、积极防御、区域防御、纵深防御相互交织、相互补充，形成完整的、总体的近海防御战略思想。“长期防御是时间要素，区域防御和纵深防御是空间要素，积极防御则是这一战略思想的主轴要素。”[1] (P68)
(二)关于“近海防御”的性质
1、近海防御是我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是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必然要求，是国际形势变化和中国国际战略的必然要求。
近海防御所规定的海军战略的性质是防御性的，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防御性质所决定的。它不是权宜之计，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是我国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包含长远未来的长期的筹划。在对外政策上，中国历来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在国际关系中诉诸武力。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这一切都决定，不侵略、不称霸、避免战争、遏制战争是我国包括海军战略在内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所追求的重要目标。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新旧战略格局的转换，海洋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各濒海国家竞相制定新的海洋发展战略，纷纷发展海军力量，力图通过经略海洋增强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由此而引发的世界范围内争夺海洋权益的斗争日趋激烈。邓小平既考虑到国际斗争的现状，又依据我国国家战略的需要，从目前我人民海军的实际战斗力出发，提出了近海防御的战略，适应了目前我国面临的军事斗争态势，适合我国海军的现状，把我海军的活动海域由主要在近岸前出至近海。当前，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国不断重申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国将永远不称霸；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利于维护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因此，与此相适应，近海防御仍将立足于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仍将是中国海防战略和海军发展战略的根本性指导原则。
2、近海防御战略与建设强大海军的目标之间并没有矛盾。按照邓小平海军战略思想的规定，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不过，我们建立强大海军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应对霸权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威慑，为了反对和制止少数人尤其是台独分子分裂祖国的行径，为了捍卫和巩固我国的海洋权益。在提出近海防御战略思想的同时，邓小平重申了建设强大海军的思想，同时提出了“强大海军”的具体要求和标准，即达到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的要求，真正成为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大的人民海军。[4] (P24)
3、近海防御不是消极防御。邓小平提出的近海防御海军战略思想的防御性质，并不否认我海军作战中的攻势行动。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而是防御中有进攻。以战役、战斗上的进攻达成战略上的防御，从战略防御经战略相持，最后转入战略反攻，恰恰是积极防御战略与消极防御战略的本质区别。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我们的海军应当是近海作战，是防御性的。……防御当然也要有战斗能力。海军的装备、规划要从这点出发，反正是要顶用的。”[5] (P709)因此，对于邓小平的近海防御战略思想不可作消极的理解，近海防御决不是传统的近岸守土防卫，而是在中国海洋权益所及的海洋空间内的纵深防御。伴随时代的发展和海洋权益斗争的日趋激烈，必须以发展的观点来理解和运用邓小平的近海防御战略。尤其是伴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以及关于大陆架、毗连经济区等法律规定的生效，中国的海洋权益也更加明晰，并有了充分的国际法依据，因此更需要适应国际海洋权益斗争的新特点，积极地理解和运用邓小平的近海防御战略。
(三)近海防御战略的运用方式
根据邓小平近海防御的战略思想，近海防御战略运用的基本方式主要包括战争时期运用和非战争时期运用两种。战争时期的运用，是海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组成部分的主要的、传统的运用方式。海军依照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强调实行海上机动作战力量、沿岸区域机动作战力量及海军后备力量三结合的作战体制，发挥整体作战威力；强调灵活运用和适时转换沿岸坚守防御的阵地战、海上运动战及海上破袭游击战等作战形式，不断消耗和消灭敌人，以夺取海上战场的战略主动权；强调着眼战争全局，从战略上或战役上积极配合陆上战场的作战。当前，信息时代的来临对军事理论、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和编制体制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未来海上战场、未来海上作战样式、未来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有关专家指出，信息革命所导致的未来海上战场的发展趋势是：将由远洋和公海作战与对抗转向远程对岸攻击作战，美国已经把他国的近海沿岸和本土纵深作为海上战攻击的对象；海上战场从单维化转向多维化、数字化和一体化，战场透明度急剧增大；海战的主要内容由集中兵力转向集中火力，从控制武器和兵力转向控制信息、控制战场和战斗；海战爆发的突然性增大，战场流速加快，兵力兵器的机动范围和推进速度提高，海战持续时间缩短，强调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和全天候作战。未来海战样式的发展趋势是：海战样式从传统的消耗战和硬摧毁转向智能战、信息战、精确战；以海上危机控制、海上拦截、海上军事威慑和海上军事演习等为内容的非正规作战将成为海战的主要形式；海战强调非接触性、全纵深远程精确打击。信息革命同样对海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海军建设指导思想方面，应确立高技术条件下海上局部战争的新观念，迎接世界军事革命的挑战；在海军武器装备方面，应该根据海军的使命和任务、作战需求和自身特色，发展新一代高技术海军武器装备；应该适应信息时代海上战争的要求，优先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和精确制导武器；在部队作战编成和武器装备科研与发展方面，应该突出综合和系统观念，强调合成化和一体化。[6] 因此，对于近海防御战略中海军力量的战争时期运用，更需要适应当前信息革命和军事革命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不断进行发展，并使海军建设适应未来海上战争的要求。
非战争时期运用，是在不发生战争的状态下使用海军力量达成海军战略运用目的的行为。这种运用方式有许多表现形式，基本的有：一是发挥威慑运用，以强大的海军实力为基础，向对方施加一种无形的压力，从而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实现海军战略目标。军事斗争的历史表明，海军的威慑运用较之其他军种的威慑运用具有更高效率，海军在各种场合、各种条件下能够方便地显示自己的实力。海上演习、海上护航、海上巡逻以及海上及水下的武器实验等，都可以成为海军显示实力、实施威慑的有效方式。二是经济与科研运用。由于海军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军种，所以，海军历来被认为是国家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海洋有关的港湾工程、海道测量、水文气象、海上运输、海上救捞及潜水作业等领域，我国海军的技术优势尤为突出。三是外交运用。海军活动于海洋空间，是国家武装力量体系中的一个“外向型”军种。在捍卫国家利益的战略运用中，海军的活动范围是国际性的。我国海军的外交运用，是国家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体现，绝非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炮舰外交”。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人民海军遵照邓小平、江泽民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舰队作为“外交使节”，先后出访了许多国家，增进了相互了解，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因此，“军舰是国家流动的国土和国家的军事使者，和平时期军舰的出访，一方面能够表示两国间的友好，更重要的是显示一国的海军实力和科技水平。”[6] (P53)
二、以“精干”、“顶用”为目标的海军建设思想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人民海军的历史使命，在继承毛泽东海军建设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创新，提出了海军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方略。“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7] (P330)这是邓小平为新时期人民海军建设确立的新目标、新任务，也是邓小平新时期海军建设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曾经指出：“面临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没有适当的力量也不行。这个力量要顶用。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3] (P44)这是邓小平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总目标的具体要求。他从目标、结构、规模这三个方向对“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新目标、新任务作了直接、具体、明了、准确的解释。具体地说，“我们在海军建设规模上，不仅要保持一定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有较高的质量，使之与保卫我国万里海疆和维护海洋权益的任务相适应。在战斗能力上，必须是真正过硬顶用的，要有大批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先进的军事思想和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的海军人才；要有性能优良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要有严格的训练和科学的编成，保证人和武器的紧密结合，以发挥最大的战斗效能。”[5] (P2—3)
(一)“顶用”是海军建设的目标。所谓顶用，就是要真正现代化，切实能胜任新时期党和国家赋予海军的神圣使命。邓小平十分重视海军的质量建设，多次强调海军要顶用。顶用，首先是要真正的现代化。实现了现代化才能顶用，才有可能成为强大无敌的海军。在谈到海军建设问题时，他说：“质量不好，根本不接收，宁肯少，没有，也不要破烂货。”对于海军装备建设的质量与数量的关系，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海军应当是近海作战，是防御性的。……防御当然也要有战斗能力。海军的装备、规划要从这点出发，反正是要顶用的。”[5] (P709)
在邓小平看来，具有适应现代海战的战斗能力，是海军质量建设的核心。现代海战能力，就是海军在现代条件下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进行海上局部战争的能力，它包括：海上多层次空间机动作战能力；现代海军武器装备的精确打击能力；海上后勤保障能力；高技术条件下海上实施有效指挥的能力。海军要具有适应现代海战的战斗能力，其关键是走质量建设的现代化之路。邓小平指出：现在海军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4] (P59—60)他这里讲的“顶用”，是指海军建设要有与现代海上局部战争相适应的作战能力，它是海军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海军质量建设本质的体现。“顶用”要求人民海军能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中发挥作用。“顶用”具体表现为“海军必须有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用先进军事理论和较高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起来的军官队伍和士兵队伍；有足够数量、性能良好的现代武器装备；有严格的训练和合理的编成，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和武器的综合效能；有科学协调、指挥灵便、适应协同作战的高效能的各级指挥机关。”[4] (P60)
(二)“精干”是对海军发展规模的要求。只有精干的海军才能成为顶用的海军，而精干的海军必须规模适当，结构合理，装备精良，人员素质高。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那时我们海军的同志天天只要多少吨位，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3] (P105)
关于军队建设的臃肿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因此，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8] (P284—285)在新中国的海军建设中，尽管从表面上看，我国海军的力量有限，数量也不是太多。但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海军也存在作战部队比例过小，非作战部队比例过大；作战部队人员中，可担负作战任务的人数较少，勤务保障人员数量较大；在作战装备中，先进的装备不多等诸多问题。非作战部队人员比例过大，用于直接提高战斗力的经费就会降低，妨碍了海军的质量建设。邓小平对此有深刻的见解，他说“海军不强，但也肿”，“虚胖子能打仗？”[4] (P59)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海军建设也和全军一样存在着“肿”的问题，即不精干。海军建设的精干，就是要求海军必须做到人员精干，机构精干，装备精良；在保持一定数量的基础上，有很高的质量，使海军的战斗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当前，我们要根据国家的安全需要、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海军作战任务的需要以及海军后备力量建设的情况，来确定海军建设的规模，明确海军建设的重点，尽量减少非战斗部队，加强海军内部高技术兵力、兵器的构成和相应保障力量的建设。海军力量，应以海上和空中作战力量为主进行建设，形成一支能够独立进行海上作战和较强协同作战能力的现代海军。
为实现建立“精干”、“顶用”、“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这一战略目标，邓小平对中国海军建设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深入探索，其思想主要包括：[4] (P9)
1、走精干顶用的质量建设之路，恰当处理好数量与质量、近期与长远、局部与全局、需要与可能、武器装备与人、借鉴与坚持自己特色等辩证关系。
2、发展海军军事理论，搞好海军军事教育，通过海军军事科学研究提高海军高技术含量，通过院校教育和部队训练，培养大批海军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3、坚定搞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以提高战斗力为标准，在现有国力下加快海军装备建设，强调海军武器装备发展的计划性、梯次性和成龙配套。
4、发挥海军科学技术和物质设施上的优势，参与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走出一条军民兼容、双向发展的新路子。
5、建立数量相当、质量精良的后备力量，形成与海军相结合的海上武装力量体系，使沿海经济开发与海防建设相依并存。
6、加强海军政治建设，有针对性地做好具有海军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确保人民海军的根本性质。
三、“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处理海洋争端的战略思想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当前海洋斗争形势日益尖锐复杂，已经成为各国激烈争夺与对抗的场所，来自海上方向的安全威胁依然存在甚至在不断加深。当前，我国仍面临着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尤其是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现实危险；我国有些岛屿和海洋资源被侵入和掠夺，我国的海洋权益受到侵犯；霸权主义者仍企图以各种方式干涉我国的内政；等等。随着海洋经济活动的不断拓展和海洋政治斗争的日益加剧，重视发展海军力量，注重扩大对海洋的军事控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军事战略的基本发展趋势。有16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参加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争论达10年之久，本身就表明了世人对海洋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夺。在此背景下，要有效地保卫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不仅要有全面经略海洋的海洋经济战略思想，而且又要有维护海洋权益，处理海洋争端的海洋政治战略思想。邓小平在对国际形势进行研究和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海洋政治战略思想。“他把国防战略思想运用于海洋，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崭新政治思维的海洋政治战略。”[4] (P47)邓小平处理海洋争端战略思想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突出表现在：
(一)坚持主权，毫不退让。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一些海洋岛屿被侵占、海洋区域被分割、海洋资源被掠夺的严峻局面再次出现。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今天的中国政府不是晚清政府，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他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8] (P12—13)
(二)搁置争议，稳定局势。在岛屿、海域主权归属的问题上，争议双方的认识往往相距甚远，大多是严重对峙，互不相让，用邓小平的话说，“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4] (P47)那么，用什么办法既能够向人民交代，又能够不伤害哪一方，达到稳定局势的目的？邓小平的思路是：在不放弃我们主权的前提下，搁置争议，首先是发展国家关系，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争议问题。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钓鱼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中日两国有很大的分歧，例如对岛名的叫法都不一样。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曾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还是先将这个问题挂起来，我们这代人解决不了，就留给后人解决，也许他们会更聪明，能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
(三)共同开发，共同得利。邓小平关于共同开发这一原则的提出和战略运用，则主要是从解决利益争端、维护和平的海洋政治战略需要出发的。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8] (P49)譬如，“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8] (P87)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针对钓鱼岛问题再次重申：“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8] (P293)共同开发，是有原则的，即不能损害国家主权。他多次严正声明：“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8] (P347)
邓小平处理海洋争端的战略思想，不仅提出了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以及南沙群岛、钓鱼岛问题的基本方针，而且也揭示出新时期海军建设和海上斗争的规律，从而明确了新时期海军建设的根本使命——保卫国家统一、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为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和平稳定的海上安全环境。
当然，对邓小平“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这一处理海洋争端的国际战略思想也需要从发展的眼光进行理解。长期以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做出的理性的选择，但就目前而言，这一原则尚没有得到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有效配合，也没有找到具体的、适合的操作方案。从目前的情况看，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现实的发展态势十分令人担忧，近年来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主权造势”活动有增无减。2002年在金边举行的第8届东盟“10+3”会议，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维持南海问题现状，但事实上东南亚国家继续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向中国展开政治和外交攻势，加快了对南海资源的掠夺和开发。他们还通过频繁的军事侦察巡逻，加强对无人岛礁的管控；加紧实施海洋勘测；积极提高南海作战能力，与域外大国联合进行军事演习等措施加强了在南中国海的“战略管控”能力。美国、日本等大国的介入和干预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有意逢迎，使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钓鱼岛问题上，国际法理和历史依据都可以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但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则操于日本之手，并不断对中国民间保钓人士进行军事控制和驱逐，在中日关系中制造了相当的麻烦。毋庸置疑，“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仍将是未来中国处理海洋划界矛盾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消极等待和放弃以海军为主的海权力量的发展，而要真正使这一原则得到相关各方的配合，恰恰需要中国有足够的海权尤其是海军力量的支撑。“如果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同时办事公道，入情入理，……谨慎小心地处理与有关国家的海界争端，中国就能够既保障应有的海洋权益、对潜在的麻烦起到有效的威慑和抑制作用，又给世界展现一种友好和平、善于睦邻和促进共同发展的正面形象。”[9] (P312)因此，在理论上如何发展和创新邓小平“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这一战略思想，在实践上如何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领域创造“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这一原则实现的条件和环境，仍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重要战略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