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时期省试诗赋命题的现实观照
孙嘉明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
摘 要： 作为以藩王入膺宝位的皇帝，唐文宗在即位之初任贤纳谏、励精图治，力求一改朝政之颓势，这从大和年间省试诗赋命题所体现的务实之风中可窥一斑。而在“甘露之变”后，朝政愈颓，受制于宦官的文宗欲有为而难以有为，因此开成年间的省试诗赋命题更多地表露出对于开元盛世的追忆。故而在唐文宗时期，科举诗赋命题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并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历史特征。
关 键 词： 唐文宗；省试；诗赋命题；现实观照
唐代科举的应试文体种类十分丰富，据徐松《登科记考》有箴、表、铭、判、议、论、颂、诗、赋、策十种，而诗赋作为其中较为重要的两种文体备受应考士人的重视，如明代学者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中所云：“唐进士重诗赋者，以策论惟剿旧文，帖经只抄义条，不若诗赋可以尽才。”[1]唐代省试诗赋的考题多由“所司”所命，也存在皇帝亲自命题的少数特例，而且诗赋命题往往有所本，因此“题目的设计不仅反映出命题者的学识，更关涉到命题旨趣，甚至还会折射出特定的时代精神”[2]。
唐代自德宗贞元时期之后，宦官集团的权力达到了“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3]4754的地步，以至于宪、敬二帝皆亡于宦官之手。在此背景下，唐文宗由藩王入继大统，亟须改变现状，肃清奸邪，以重整山河，恢复大唐的盛世气象。因此，唐文宗执政前期致力于“克己复礼，修政安人”[3]523，而作为一位喜爱文学的皇帝，文宗“每试进士，多自出题目”[4]。据徐松《登科记考》及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所载，唐文宗大和元年省试试《观民风赋》《求友诗》，大和二年试《缑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诗》，大和六年试《君子之听德音赋》，开成二年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开成三年试《霓裳羽衣曲赋》《太学创置石经诗》。纵观文宗时期的省试诗赋命题，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且具有深刻现实观照的当为大和元年所试《观民风赋》与《求友诗》、大和六年的《君子之听德音赋》以及开成二年所试《霓裳羽衣曲诗》、开成三年的《霓裳羽衣曲赋》，因而本文即以此数题作为分析对象。唐文宗即位之初锐意进取，厘革诸弊，故而从大和元年《观民风赋》《求友诗》以及大和六年的《君子之听德音赋》等省试诗赋题目中可以看出文宗执政前期的一些社会现实。而在“甘露之变”后，地方上藩镇割据与中央宦官势力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边疆战乱频仍，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唐文宗只能通过追忆开元盛世来聊以慰藉。开成年间科举考试连续两次以《霓裳羽衣曲》为题正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
一、任贤纳谏——大和年间科举诗赋命题的深刻内涵
唐文宗起自藩邸，“恭俭儒雅”“锐意于治”[5]253，又深知民间疾苦，有意扭转中唐以来的浮华奢靡之风，因此在即位之初诏令出女乐、放鹰鹞、停冗员，禁止宫殿内陈设物品以金玉为饰，此后又多次下诏倡导节俭朴素之风，这些措施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史载：“士民相庆，喜理道之复兴矣。”[3]524贞观朝以其政治昌明、四夷来朝的盛世景象，一直受到后继诸帝的追慕，文宗就深慕贞观治世，“尝读太宗《政要》，慨然慕之”[5]253，因此其在即位之初下诏厘革积弊、奖拔人才，想仿效太宗来统治天下、重振国势。“内无法家拂士，外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6]，在封建社会，治世之能臣是国家强盛的关键所在，秦孝公重用商鞅而使秦国强大，齐桓公凭借管仲而成为春秋霸主，因此亟须振兴国势的文宗自然也渴望得到人才来治理国家。唐朝以科举取士，而且有司命题并非随意为之，往往通过诗赋命题来传达某种价值取向，因此通过对大和年间的科举诗赋命题的探究，我们可以对文宗朝前期的社会情况有一个大致的把握。
据目前相关资料考证，唐文宗大和元年进士试《观民风赋》《求友诗》，大和六年进士试《君子之听音赋》。《观民风赋》赋题来源于《礼记·王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孔颖达疏：“此谓王巡守见诸侯毕，乃命其方诸侯大师是掌乐之官，各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7]363由此观之，大和元年所试《观民风赋》意在传达出观民风、察时俗的主旨。穆宗、敬宗二朝，皇帝醉心于声色犬马，委政他人；宦官权臣手握大权，肆意妄为；藩镇互相攻伐，战乱不断，致使生民飘零，百业凋敝，国家情势江河日下。《旧唐书·文宗上》载“帝在藩邸，知两朝之积弊”[3]524，故而面对父兄为政之时形成的奢靡浮华之风，意在效仿太宗开创盛世的文宗在继位之初就迫切地要对其进行改革。这一点在文宗的即位诏书中即可看出：“君天下者，莫尚乎崇淡泊，子困穷，遵道以端本，推诚而达下。故圣祖之戒，以慈俭为宝，大易明训，垂简易之文。未有上约而下不丰，欲寡而求不给。朕以眇薄，遭逢内难，刷君父之仇耻，据亿兆之哀冤……思所以克己复礼，修政安人，宵兴匪宁，旰食劳虑。夫俭过则酌之以礼，文胜则矫之以质。内庭宫人非执掌者，放三千人，任从所适……教坊乐官、翰林待招、伎术官并总监诸色执掌内冗员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并宜停废……先造供禁中床榻以金筐瑟瑟宝钿者，悉宜停造……应行从处张陈，不得用花蜡结彩华饰。今年以来诸道所进音声女人，各赐束帛放还。”[3]523-524从文宗即位之初尽去浮华的诏令可以看出，唐朝在穆宗、敬宗两朝时，承继了天宝以后愈来愈严重的奢靡之风，皇帝为观赏宦官统率的神策军、教坊中的百戏表演而大兴土木，荒于酒乐，委政宦官，上行下效，社会上欢宴享乐之风盛行。穆宗在即位之初就三日一幸神策左右军，并登宸晖、九仙等门观角抵、杂戏。公卿士庶时为欢宴，日以喧哗沉湎为乐。敬宗一朝，皇帝多次赏赐教坊乐官绫绢，常以击球观百戏为乐，朝政荒废，民不聊生。在此背景下，《观民风赋》赋题的内涵在于借《礼记》经典之言来对应考士子予以警示和引导，警示应试士子们正视民风浇薄、宦官专权的严峻社会现实，引导他们思索如何改变现状，并通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向整个帝国发出朝廷锐意改革的政治信号。此年状元李合所作《观民风赋》以“条对鲜明，词旨温雅，能寓褒贬于清和之中，阐忠义于词气之表”而为朝野所称，而在次年应贤良方正科时，李合又在上疏中言道：“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奋。”[8]833同科举人刘
更是在对策中不顾忌讳、针砭时弊。因此从此赋题以及应试举人的反应中可以看出文宗以及整个社会迫切希望进行朝政改革、扭转时风的心声。
《求友诗》之诗题则来源于《诗经·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毛氏传疏》释此句云：“君子虽迁于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9]穆、敬两朝，皇帝耽于游幸，好击球奏乐，沉湎酒色，久不视朝，以致朝政荒废，久乏良臣。与此同时，宦官势力和牛李二党势力急剧膨胀，最后导致敬宗竟亡于宦官之手，这些现实深深刺痛着刚即位的文宗，也促使他励精图治，重新夺回皇帝的大权。《旧唐书·文宗上》载：“戊辰，诏：‘元首股肱，君臣象类，义深同体，理在坦怀。’”[3]526从大和元年的这封诏书中可以看出初即位的文宗欲与大臣一体同心的心迹。而《求友诗》的诗题也正意在寻求志同道合之友，求得贤才治理国家。据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引《明一统志》载：“李合，延唐人。太和初擢进士第一，同榜者三十四人，而萧仿、崔慎由、崔铉后并为相。”[8]828萧仿、崔慎由、崔铉都是大和元年及第的举人，并且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都表现出了正直切谏的政治品格：懿宗朝“时天下盗起，宦人持兵柄，仿以鲠正为权近所忌”[5]3960。崔慎由“聪警强记，资端厚，有父风采”[5]4198，曾因宣宗立太子一事而强谏。而崔铉在武宗时因“武宗好蹴鞠、角抵，铉切谏，帝褒纳之”[5]4974。由此可见，文宗大和元年的省试确实拔擢了一批栋梁之材，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文宗朝初年朝廷虚心纳谏、渴求人才的现实。
大和六年省试赋《君子之听音赋》的赋题采自《礼记·乐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7]1127-1129这一段话的主旨是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含义，君子在听诸音时，不仅要听外在的铿锵之音，而且其内心之志也应与所听之音有所契合。此外，唐朝科举试赋多限韵，而且所限韵往往和赋题是紧密联系的，是对赋题的阐释与概括，据《登科记考补正》考证，此年《君子之听音赋》以“审音合志铿锵”为韵，而“审音合志铿锵”正是对于上文所引《礼记·乐记》这段话的概括说明。君子听音，希冀客观之音与主体心志产生某种共鸣，达到物我交融的状态，这样审美才能够达到和谐的境界。就此赋题而言，其主要内容在于表达君子听音而思臣的内涵，体现出朝廷渴望获得治世之能臣的迫切需求，而且这一赋题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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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两次以《霓裳羽衣曲》为题表现了甘露之变后文宗对于宦官专权现实的反抗。中晚唐时期，教坊和禁军成为国家最高音乐表演机构，且其领导权都在中官手中，而中官们借对于音乐百戏的控制，大力发展俗乐，以期迷乱皇帝的心志，令其无暇处理政事，逐渐委政于自己。对此，《新唐书》中《宦者上·仇士良》一章有经典的阐释：“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少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5]5874-5875可见，在宦官眼里，大力发展俗乐百戏以魅惑皇帝，令其纵情于声色犬马中是自己夺取权力的必由之路，而穆、敬二宗也正是在俗乐的浸染下，渐渐荒废国政，委权于宦官，使得宦官势力发展到能够废立皇帝的地步。作为一位胸有大志、欲有作为的皇帝，文宗自然会从穆宗、敬宗两朝吸取教训，其大力发展雅乐不只是因为自己喜好，更多的是为了暗地里与宦官所控制的俗乐对抗。这一点从文宗死后宦官们对待曾编修雅乐的乐官的处置上可以看出：“仇士良收捕仙韶院副使尉迟璋杀之，屠其家。”宦官们屠灭主持修《霓裳羽衣曲》的尉迟璋一家，正是出于对其曾奉文宗命修雅乐来对抗己之俗乐的行为的报复。因此，文宗御赐《霓裳羽衣曲》作为科举考试之题，其背景是大和、开成年间曾诏令修雅乐以对抗中官之俗乐，以所修成的雅乐《霓裳羽衣曲》为考题，传达出对于宦官专权现实的无声反抗。当然，文宗的反抗并不仅凭其一己之力，还寄托于登科及第的新科进士们，他希望这些优异之士能够帮助自己扭转时局。在大和年间两次与宦官势力的斗争中，文宗先后任用宋申锡、李训、郑注等人为相作为自己在外廷的代表，并且这几人在得到文宗赏识前都是低级官吏，当文宗认为这几人可以担当扫平宦官势力的大任时，就快速破格提拔这几人至卿相的高位。并且，大和四年文宗曾诏令每年进士及第不得过二十五人，但是经过大和九年“甘露之变”这一政治事件后，朝堂为之半空，朝廷迫切需要广泛搜罗、奖拔人才来充实官僚队伍。故开成元年朝廷在《改元开成敕》中诏令：“其有藏器待时、隐身岩穴，奇节独行、可激风俗者，委常参官及所在长吏，各以名闻。文武之道，合而兼济，勋臣子弟有能修词务学，应进士、明经及通诸科者，委有司先加奖引。”[10]而开成元年的省试更是打破惯例，一次就录取了四十人，此后直至文宗驾崩，每年进士录取人数未曾下三十人，这也说明了文宗迫切渴求材士辅佐自己的心理。
二、梦回盛世——开成年间科举诗赋命题的深刻内涵
纵观文宗大和年间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举措，可以发现大都与文宗铲除宦官势力的意图密切相关。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逐渐增长，并掌握了禁军的控制权。从朝廷到藩镇，宦官势力无处不在，其权力越来越大，败坏朝政，荼毒生民，以致发展到威胁皇权的地步，文宗祖宪宗、兄敬宗就是为宦官所弑，而文宗也是为宦官拥立而成为皇帝的，因而文宗继位的当务之急就是铲除权势熏天、危害四方的宦官势力，这一点从文宗即位诏书中就可看出：“朕以眇薄，遭逢内难，刷君父之仇耻，摅亿兆之哀冤。”[3]523志在廓清宦官奸竖的文宗积极与心腹大臣谋划剪灭宦官之事，在经历了宋申锡案一大挫折之后，终于在大和九年借李训、郑注之力杖杀弑逆宪宗的宦首陈弘志，并于次月酖杀另一宦首王守澄，取得了初步的成功。随后文宗与李训、郑注谋划向宦官首领仇士良发难，打算一举扫清宦官势力。李训遂遣心腹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诈言金吾仗舍石榴树有甘露，请上观之。内官先至金吾仗，见幕下伏甲，遽扶帝辇入内，故训等败，流血涂地”[3]562。此即唐代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事发后仇士良、鱼弘志派遣神策军大肆捕杀朝臣，以致朝堂公卿为之半空，素有雄心壮志的文宗至此也完全沦为中官们的傀儡。开成之初，文宗将精力集中于修雅乐上，《登科记考补正》引《唐阙史》载：“尝欲黜郑卫之乐，复正始之音。有太常寺乐官尉迟璋者……遂成《霓裳羽衣曲》以献……因以曲名宣赐贡院。”[8]857在此背景下，开成二年省试试《霓裳羽衣曲诗》，开成三年试《霓裳羽衣曲赋》，连续两年皆以御赐《霓裳羽衣曲》为题，这其中有着丰富的含义。
总而言之，唐文宗即位之初锐意改革，通过科举取士、奖拔大臣的方式任用了一批心腹之臣，试图扫清宦官势力，开创一个新的盛世。因此，大和元年和大和六年的科举诗赋命题都有着紧密联系社会现实的深刻内涵，其主旨多为体察民情、求贤纳谏，充满着浓郁的务实之风，由此折射出文宗执政前期的社会情况。
凤管递参差，霞衣竞摇曳。
首先，需要对收集的资料进行质量控制，保障其可靠性。收集的资料必须经过当地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审批，主要是建筑工程规划审批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规划方案或详规图及电子版、审批单体建筑施工图及电子版、勘测定界图电子版、审批建设工程施工变更资料等。这些资料由建设单位提供图纸复印件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电子版应与纸质图纸保持一致。
大和五年，神策中尉王守澄携军虞候豆卢着之状，诬告宰相宋申锡与漳王谋反，文宗下令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从而流死者数百人。宋申锡原本颇受文宗宠幸，以“孤直少与”而为文宗所奖携。文宗在藩之时就痛心祖父宪宗与长兄敬宗皆亡于宦官之手，故痛恨宦官以权宠震主，并且担心自己也身遭不测，因而“欲剟除本根，思可与决大议者。察申锡忠厚，因召对，俾与朝臣谋去守澄等，且倚以执政，申锡顿首谢”[5]4844。文宗本欲凭借宋申锡一举铲除宦官势力，重新夺回帝王权力，但由于宋申锡资质平庸加之谋事不密，事泄而为宦官王守澄所知，反被诬告以谋反之罪，牵连数百人，不少正直之士遭到清洗，这就是文宗时期著名的宋申锡谋反案。经此一案，宦官气焰愈加嚣张，朝政更加腐败，文宗面对惨淡时局，更加迫切想要得良臣来辅佐自己，改变朝政局势，由此观之，来年的省试赋题《君子之听音赋》正是文宗这种求才心态的生动写照。
由此可得，开成年间文宗在修成《霓裳羽衣曲》之后，连续两年御赐为省试诗赋之题，其中蕴含着文宗对于大唐盛世的热切向往与对后世的殷切期望，他盼望着应考士子们能够体味以盛世法曲为考题的深意，寄希望于这些士子在登第之后能够辅佐自己以及后继之君实现天下大治，使国家重新走向盛世。在此略举开成二年状元李肱《霓裳羽衣曲诗》为例：
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了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市农场管理局党组印发了《关于认真抓好“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的通知》，明确了“五个坚持”（即坚持领导带头、坚持“全覆盖”、坚持依规管理、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分类指导），为推动农垦改革，保证和监督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他坐在床沿。小涵的一只手正挂着点滴。他本想握住，但是最终放弃了念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下楼应该慢一点，你的鞋跟高得吓人的。他对着眼皮底下的妻子说道。自从他无意看到她手机里的那些短信后，整整四年，他没有这样近距离地面对她。即便是有几次面对她浴后刹那裸露的身子时，他也远遁了以往的欲望。这一切早已归属别处。
其次，两次以《霓裳羽衣曲》为题表现了文宗对于开元盛世的热切向往。唐文宗是一位志于恢复大唐盛世气象的皇帝，对于贞观、开元治世十分仰慕，每以太宗、玄宗故事激励自己。文宗好诗喜雅乐，曾读杜甫《曲江行》，叹其诗所记开元时曲江四周皆有亭台楼榭，故“思复升平故事”而重新建造楼殿以复其景，后又下诏编修《开元政要》以示后人。《霓裳羽衣曲》作为开元盛世的一个象征经安史之乱早已不复存在，因此喜好雅乐的文宗即位不久便下诏重修雅乐，并破例授高官予编修《霓裳羽衣曲》的乐官尉迟璋，由此可看出文宗对于玄宗开元盛世的向往。然而自甘露之变后，朝政已颓，社会黑暗，文宗也已完全沦为中官们的傀儡。《新唐书·宦者上》载文宗曾对学士周墀坦言自己不如历史上有名的亡国之君周赧王、汉献帝：“‘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后不复朝，至大渐云。”[5]5874-5875当此之时，文宗朝不保夕，处境之艰难可见一斑。即位之初意气风发的文宗在这种悲惨的境遇下心态自然也愈加失落，他终日愁容满面，曾观牡丹而吟舒元舆《牡丹赋》道:“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吟罢不禁连连叹息，泪湿衣襟。在此背景下，文宗与宰臣们共同观赏了新修雅乐《霓裳羽衣曲》，法曲精妙绝伦，闻之如升仙境，众人深沐大唐盛世之风。曲尽处，文宗如梦方醒，想到现实之惨淡，不禁更加对开元盛世充满向往。
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
无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下降低于18%甚至增加；进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下降在19%～45%；显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下降在46%～90%；治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超过91%[5]。
宴罢水殿空，辇馀春草细。
库岸岩层的层厚、上下层序、各层的出露位置及其物质组成和性质，直接控制岸壁坍塌的宽度、速度和型式，还决定着浅滩的形状、宽度和坡角。一般黄土的粉土粒组含量大，孔隙率高，崩解速度快，易形成快速、强烈的坍塌。且水下浅滩坡角小。
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
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8]857
该诗格调宏伟，意蕴万千，首句便点明了开元时期万国来朝、四夷臣服的盛唐气势，然后描述了盛唐气象的代表——“霓裳羽衣曲”的特点：“凤管递参差”说明此曲使用笙箫等丝竹乐器演奏，音色美妙而富有节奏；“霞衣竞摇曳”说明此曲是舞乐，在仙乐的环绕中，舞女们跳起精妙绝伦的舞蹈，好似蓬莱仙子一般。末尾一句更是抒发出在当今圣主的治理下再创盛世的美好心愿。李肱此诗巧妙地将玄宗时的《霓裳羽衣曲》与开成初年新修成的《霓裳羽衣曲》联系起来，既表达了对开元时期盛世景象的仰慕，又借古喻今，暗喻文宗也必将像玄宗一样开创大唐新的盛世，这就契合了出题者的意图，故而李肱由于“最为迥出，更无其比。词韵既好，人才俱美”[8]857而成为开成二年进士科状元。
概括言之，唐文宗时期的省试诗赋命题有着强烈的现实观照。文宗在即位之初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欲一改朝政之颓势，故此时的诗赋题目如《观民风赋》《求友诗》以及《君子之听德音赋》洋溢着求真务实的新鲜风气。甘露之变后，朝政愈发不可收拾，受制于宦官的文宗只能通过追忆开元之时的盛世图景来寻求寄托，连续两年省试以《霓裳羽衣曲》为题反映出江河日下的社会现实。
参考文献：
[1]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97.
[2]王士祥.唐代试赋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22.
[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计有功.唐诗纪事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7：35.
[5]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298.
[7]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9]陈奂.诗毛氏传疏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3.
[10]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0.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670( 2019) 06-0051-05
收稿日期： 2019-08-10
作者简介： 孙嘉明(1993— )，男，河南省周口市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雷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