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方改革看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发展_先进制造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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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新产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孕育兴起，新技术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加速创新，并通过与制造业紧密结合催生出大量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此均高度重视，纷纷围绕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制定政策措施。发达国家侧重于推动制造业回归，通过体系化创新重塑竞争优势和主导权；新兴经济体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则力图依托优势要素制定赶超计划，赢得未来产业竞争的主动权。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和人口大国，面对国际上的“双向挤压”和国内要素禀赋的深刻变化，也急需搭上新产业革命的快车，实施创新驱动和制造强国战略。

       一、新产业革命下的先进制造业创新：各主要经济体的实践

       目前国际上对新产业革命的探讨很多，杰里米·里夫金(2012)、彼得·马什(2013)、安德森(2012)、胡迪·利普森和梅尔芭·库曼(2013)，以及白春礼(2012)、周济(2012)等都对此有过论述。国内外关于新产业革命的观点认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和与制造业的全方位渗透融合，以及能源、材料、生物等领域的多点突破，共同造就了新产业革命。在新产业革命浪潮席卷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越来越意识到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形态和制造模式将由此发生颠覆性变革，并纷纷制定战略举措，力争抢占制造业发展制高点。

       (一)美国

       美国素有以内需为核心、借助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结构重构的传统(贾根良，2010)，十分注重跟踪和引领新技术革命的苗头和趋势。2008年以来奥巴马政府以《制造业促进法案》为中心，陆续制定出台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并在一些战略性、前瞻性和新兴领域制订了发展计划①。美国希望通过加大制造业创新投入，尤其是在新兴领域加快布局，重新获得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随着新产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美国意识到多头推动、单点突破的传统创新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联邦政府于2012年提出“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NNMI)，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多个制造业创新中心，形成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协作网络，从整合制造业创新资源、促进集成创新的角度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其主要特点在于：

       一是充分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美国的创新网络更倾向于“学术界+企业”模式②，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了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和退出机制，创造出了在资本市场上具备强劲竞争力的投资产品，对金融资本具有吸引力。政府的作用更多表现为机制建立(确定总体框架、创新机构体系、遴选机制)和组织协调。

       二是聚焦前沿领域和特定环节。制造业创新网络关注的领域包括制造过程改进(如增材制造、数字制造、轻量制造)、具体技术(纳米技术、碳纳米管等)，以及重点行业领域(如医疗设备、清洁能源、设计创新等)等。聚焦于技术发明的起步阶段与产业化生产阶段之间的转变过程，填补了传统创新链条上的短板。

       三是技术与应用、产品与市场紧密结合。每个创新中心作为制造业创新活动的基本单元和主要载体，都与其所在区域的主导产业紧密联系。在创新中心布局时，政府从区域和产业两个维度布局创新中心，使其既能够支撑国家宏观战略，也可以为所在区域实现实际利益。

       四是最大限度保证市场化运作。尽管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由美国高端制造业国家项目办公室负责，但仍采取市场化的方式运行：建设方案完全公开评估，“竞争上岗”；运行过程中政府只保持最低限度的介入；政府给予差异化的资金支持，在初创期根据不同产业创新的需求给予不同力度的支持，不搞“一刀切”，并在运行期内定期评估发展成效，后续投入的资金据此进行调整，没有“铁饭碗”。

       (二)德国

       德国是欧洲经济的领跑者，非常重视制造业发展。2006、2010年联邦政府两次发布了高科技战略，汇集了各部门的政策举措，强调技术变革以人为本，重点关注气候/能源、保健/营养、机动性、安全性和通信5个领域，确定了10个“未来项目”。面对新产业革命的浪潮，德国意识到自身在信息通信技术和信息化领域的不足将严重影响其制造业的未来竞争力，因此于2013年提出了“工业4.0”战略③，其内涵是发起并引领以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④。主要做法包括：

       一是政府、协会、企业协同推进。德国三大工业协会⑤发起组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平台”办事处，作为整个战略实施的计划统筹和资源调配部门；成立了由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制造企业和信息通信企业⑥组成的“工业4.0”工作组，在平等对话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工业4.0”战略。此外，德国还将交通部、经济和技术部分别改组为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经济和能源部，为新产业革命下的制造业发展提供便利。

       二是方向聚焦重点明确。“工业4.0”的核心意图是将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空间统一成为信息物理系统(罗文，2014)，并以此为平台通过互联网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机整合。在具体实施中，德国重点从生产过程和组织智能化两个维度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主要是研究生产系统、加工工艺的智能化技术；生产组织智能化重点突破生产管理系统的智能化技术，实现客户全流程参与生产。

       三是将标准化作为重要抓手。“工业4.0”的核心是制造业与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德国认为，能否打造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来吸引和统筹不同领域市场主体是战略成败的关键。为此，德国在战略实施伊始就制定了《德国工业4.0标准路线图》，明确了战略实施全流程的标准需求，提出了具体行动建议，通过构建统一的标准体系为市场主体打造互利共赢的商业平台。

       (三)法国

       作为欧洲第二大经济体，法国在汽车、民用航空、民用核能、轨道交通装备、医药等先进制造领域具备较强的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世界尤其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法国大部分制造环节逐渐转移到更具成本优势的地区，制造业本土就业岗位从1980年的510万下降到2013年的290万，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6％下降到10％。金融危机使法国制造业遭受重创，2008年至2012年，就业率和增加值占比分别下降了1.3％和1.8％⑦。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4～2015年国家竞争力报告》中，法国排名已下滑到第23位，居美、日、德、英等国之后。2013年9月，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了“新工业法国”计划⑧，作为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指南，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对创新资源的重新整合以及推动技术与产业的不断融合来促进创新和制造业增长。主要做法是：

       一是充分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具体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吸纳各类市场主体介入：如法国国家工业理事会⑨邀请麦肯锡公司、有关行业协会和企业全程参与34个优先项目遴选，用于项目配套的200亿欧元资金也主要来自私营部门；相关行业的专家或企业管理者担任项目负责人，召集业内人士、政府官员和金融机构共同制订路线图或行动计划；负责审批行动计划的指导委员会同样以行业人士为主体。政府则主要充当代言人的角色：通过政府文件固化专业人士和市场主体制订的共同决策，并搜集市场情报，适时出台优惠政策。同时，为切实推动“新工业法国”计划，政府也下决心实施了若干重大举措：改革“研发抵税”机制，简化抵税减免的计算办法，大幅提高抵税上限，调动中小企业研发创新积极性；并将“生产振兴部”更名为“经济、工业和数字经济部”，专门推动战略实施。

       二是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法国科技创新资源一直集中于几家大型机构，客观上保证了法国在基础研发方面的优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发与产业化的脱节。因此，作为对“新工业法国”计划的支撑，政府大力推进以创新资源重新配置为核心的科技体制改革，鼓励企业开展贴近产业化的研发创新，推动企业与科研机构及高校长期合作，加强政府对研发活动的干预，以及支持科研人员与企业加强联系等(陈宝明、李东红，2006)。

       三是在国际上进行战略收缩。为聚焦本国工业发展，法国苦练内功，即启动短期内可以见效的实用性项目，又加大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渐进性投入，夯实基础；同时，还在国际上进行战略收缩，以削减公共开支减少赤字，如退出联合国工发组织等。

       (四)日本

       日本在产业发展方面非常注重宏观战略的作用，营造比较优势是其典型的政府政策干预模式(舒春、綦良群、常伟，2004)。“二战”以来，日本依托金融机构的有力支撑、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成熟路径，和刺激引导消费市场的丰富经验，成功迈进了制造业强国行列。但由于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风险无法从根本上规避，因此，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年来日本制造业面临困境，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受新产业革命的启发，2013年1月，日本经济再生总部制定了“经济增长战略探讨课题”方针草案，其中提到要“重振战略制造业”、控制电费持续上涨以及促进行业洗牌等措施。同年6月，日本政府正式出台以“日本复兴战略”为名的经济增长战略和中长期经济财政运营指引，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共同构成了“安倍经济学”的“三大支柱”。这一战略以产业振兴、刺激民间投资、放宽行政管制、扩大贸易自由化为主要支撑，其实质是通过直接手段改善制造业发展要素，强化人力资源供给，为制造业创新创造良好环境，具体措施包括税收优惠、吸引外资和优秀人才、在大都市设立“国家战略特区”以重点配套发展制造业等。

       一是制定法案。日本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一贯思路和做法是“法律先行”，此次也不例外。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并修改了《产业竞争力强化法案》、《国家战略特别区域法》等近40部法律，涉及推动电力市场自由化、法人税制、雇佣制度、农政等领域的改革法案。

       二是设立国家战略特区。为避开一些法律限制和改革阻力，加快结构改革进程，灵活发挥地区优势，2014年以来日本先后设立了6个国家战略特区，主要是放宽了引进外资、国际学校设置和外国医生在日行医等方面的限制，同时加大了制造业配套设施的建设力度。此外，每个特区也可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探索推进不同的改革措施。

       三是制造业回归与高端创新相结合。在鼓励汽车、信息通信设备、电子电器等制造业回归本土市场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在加快推动大数据应用、机器人、下一代清洁能源汽车、再生医疗以及3D打印等技术的发展。

       此外，日本还积极推行金融改革和雇佣制度改革，改变年金养老金投资基金的资产配比，努力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同时还在电力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能源领域的对外开放力度。

       (五)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制造业处于全球先进水平，在石化、纺织、信息通信及装备等部分领域有着较强的竞争力。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大陆经济起飞和自身限制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大陆和韩国。为迎接新产业革命的挑战，台“经济部”积极推动产业智慧化、绿色化、自由化转型，以稳定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

       一是智慧化转型。在鸿海、台玻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台湾地区积极推动生产过程数字化、产品系统联网化和家居生活智能化，掀起了对仓储物流管理系统的数字化改造浪潮，各企业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并在特定生产环节实现了无人操作。传统工业企业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通过使用绿色建材、充分应用物联网、研发推广生活服务机器人等措施，逐渐形成了一套智慧家庭解决方案。

       二是绿色化转型。在台湾地区，绿色技术已渗透到生产生活各领域，推动绿色化转型已成为岛内各界的自觉行动，由此形成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了产业发展。一方面，政府通过建设绿色示范建筑引导企业行为，影响行业资源配置，并建立了良好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促使企业履行环保责任。另一方面，企业是核心参与者和实践者，在市场拉动和政府引导双重作用下，一批龙头企业积极开展实践，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是自由化转型。为进一步激发岛内产业发展活力，台湾地区大力推进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2013年起在六海一空自贸港区⑩及屏东农业生技园区试点建设了自由经济示范区，松绑资金流、人员流和货物流，推动政策法规和行政指令与国际接轨，重点推进智慧物流、国际健康、农业增值、金融服务和教育创新等，为产业发展培育宽松环境。截至目前，已针对示范区新增并修订了40余项行政法规，制定实施了百余项行政措施。

       二、世界主要经济体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经验比较

       (一)做法比较

       总体而言，新产业革命对制造业工艺技术、生产方式、组织模式乃至商业模式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应对策略时，也是从自身实际和未来定位出发，从不同维度、视角和层面入手的。我们大致可以利用新产业革命对制造业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影响，来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制定战略的主旨和出发点(图1)。

      

       注：参考自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前瞻项目组《制造未来：新时期英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2013年。

       图1：信息技术对制造业全流程的影响

       信息技术有效整合了制造业价值链中研发设计、生产控制、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模糊了研发、制造、服务和消费之间的边界，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同时，信息技术也为制造业价值链各环节创新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支撑。具体而言：一是信息技术自身的快速迭代使其成为了促进制造业创新的催化剂，二者的深入融合产生了“1+1＞2”的实际效能，为制造业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丰富的手段。二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促进了生产组织方式和制造模式的变革，实现了线上平台和线下生产环节的信息交互与网络协同，推动了制造业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市场为中心转变；生产模式向柔性化、网络化和个性定制化转变；生产组织进一步全球化、服务化。智能制造日渐成为重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替代部分脑力劳动，引发了就业、教育领域的深度变革。同时，在客观上催生了新领域、新模式、新业态的诞生，同时也推动了新兴产业发展，培育了全新的消费模式，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生机和活力。三是信息技术在物流、服务、消费和回收等领域的应用提高了各环节的运转效率，使物流配送和回收体系更加便捷合理，服务种类和消费手段丰富多样。四是对制造业人才的要求变得更加综合化、多样化。

       1.各经济体选取制造业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予以重点突破

       美国的政策着力点是研发设计环节的“查缺补漏”，强化创新资源整合，推动技术体系化集成创新。德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制造环节，推动制造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机结合，提高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附加值。法国有针对性地遴选本国优势产业予以重点扶持，制定基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产业配套和消费市场全流程的支持举措，使其优势产业契合新产业革命的要求。台湾地区则凝聚了全行业意识，将主要力量投入到行业资源整合上，强化制造和配套环节的整体竞争力，打造差别化竞争优势。总体而言，美、德等制造业整体实力较强的经济体更侧重于整合创新要素和营造发展环境，在依托成熟市场力量的基础上引导各产业领域交叉融合。法、台、日等经济体则更注重产业政策的作用，倾向于凝聚现有的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改造提升产业形态和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实现重点突破和差异化发展(如表1)。

      

       2.各经济体结合自身情况和未来趋势研判审慎选择重点突破环节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根据自身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实际，结合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研判，以市场需求和社会意志为导向，审慎选择重点突破的技术方向和行业领域。美国的制造业体系齐全，基础完备，研发创新能力全球领先，其制造业创新网络所涉及的重点突破领域包括前沿关键技术研发(如先进材料、智能制造技术创新)、现有技术优化、制造工艺提升(如增材制造等)和生产流程优化(如智能化工业软件、数字设计系统)等多方面。德国在装备制造领域有着很强的技术实力和工艺水平，但其政府和企业界敏锐地察觉到在新产业革命的冲击下，若不加紧制造业变革就会失去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先机，因此在“工业4.0”战略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制造业与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对接的重点领域。法国等制造业流失较为严重的国家，有针对性地选取了若干高价值、高技术且本身也具备较好基础的制造领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复苏增长，从而稳定和带动制造业的整体发展。

       (二)相通做法

       各经济体均以扬长避短为逻辑出发点，通过最大化自身优势引导产业回流和升级演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体现尤为明显：为规避成本劣势，将创新作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出路，在继续维持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加强应用性融合创新，并充分利用技术、市场、金融等领域的优势加快构建竞争新优势。

       1.持续加大投入是培育和保持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支点

       各经济体均意识到创新发展制造业是在新产业革命浪潮下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根本路径，不约而同地加大了关注和投入力度。如美国政府在国会否定的情况下仍然动用总统基金支持NNMI建设，法国提出了200亿欧元的资金篮子，英国则准备了至少1.6亿英镑用于核心技术研发。同时，各经济体在制定战略时也都意识到非制造业领域配合与支撑的重要性。比如，日本制定出台了包括电力、劳动力等领域在内的一揽子改革计划，台湾地区十分重视通过提升贸易自由化程度以提振消费市场，并通过“以销带产”的路径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2.对创新的高度重视是支撑先进制造业创新的关键

       此次制造业伴随一轮大范围、高强度、集成化的创新研发高潮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回归，各经济体都将创新作为推动和支撑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围绕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弥补创新链条短板等方面大做文章，并在创新模式设计上呈现出不同以往却在相互之间存在逻辑一致性的共同特点。具体而言，各经济体的创新模式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以主营业务和产品为基础，努力提高生产工艺水平和产品技术含量；同时迎合行业发展趋势和社会需求转变，积极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思路提升产品附加价值，抢占价值链高端，可以概括为纵向创新模式。另一类是以既有核心技术为突破口，推动行业内衍生创新和行业间跨界融合，可以概括为衍生创新模式。

       3.政产学研用结合是整合创新资源的重要方向

       促进创新资源合理配置是各经济体推动创新的共同做法，而整合创新资源的重要方向和路径就是推动政产学研用结合，促进人才自由流动和创新资源自由组合。各主要经济体均非常重视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合作，在管理方式上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一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面向市场打造灵活的组织架构，形成与市场相适应的运行机制，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应用的结合。二是重视知识产权的积累和保护，对科研人员创业持开放包容态度，以严格的绩效考评机制为前提处置知识产权问题。如英国政府于2011年公布了关于知识产权立法改革的一揽子计划，提出建立跨部门数字版权交易机制等改革方案，并以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为框架建立了知识要素高效流动的架构。

       4.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环境营造并为新兴产业提供早期市场机会和配置创新资源

       各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在应对新产业革命冲击中的主要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营造创新创业的宽容环境、为新兴产业提供早期市场机会、配置创新资源。在营造创新创业环境方面，各经济体的政府普遍采取立法、税收优惠、简化审批、降低行业准入等措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提供早期市场机会方面，大多建立了政府首购制度，并在政府采购上进行特定的倾斜。在配置创新资源方面，注重通过话语权分配、决策权设定、资本配比、注资方式等手段合理组织各方力量，最大限度地保证创新方向与市场需求相匹配。

       三、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一直是全球原始创新的策源地和产业发展的引领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长期依赖于类似“人口(智力)红利+跟随创新+产业链优势”的模式实施追赶，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路径依赖”的局面。随着新产业革命的冲击日渐显现，世界各国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制高点的争夺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防范日深，设置了各种防范措施。在新产业革命的挑战面前，以美、德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仅具备良好的制造业基础、成熟的市场环境和突出的创新能力，而且已经通过制定国家战略占据先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如不尽早摆脱“路径依赖”的发展模式，就有可能陷入“只赶不超”的困境，失去利用新产业革命实现“弯道超越”的机会，甚至可能被进一步拉大差距，必须有所应对。

       目前我国正面临国际上的“双向挤压”和国内要素结构快速变动的双重挑战，未来一段时期将是经济增速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创新驱动关键期。面对新产业革命的挑战，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为此，国家已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包括发布《中国制造2025》、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在宏观层面明确了总体目标和实施路径。但总体而言，制造业发展任务仍十分繁重，要同时完成2.0补课、3.0普及和4.0升级这三项任务。为此，更需要潜心发掘自身比较优势(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结合国外先进做法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我国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具体举措。

       (一)构建以我为主、全球布局、开放共赢的制造业生态体系

       全球范围内各主要制造业企业正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和布局前沿技术研发，抢建产业竞争新优势。我国必须在强化自身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和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两方面下功夫，融入国际产业分工链条，打造以我为主、全球布局、开放共赢的制造业生态体系。具体而言，一是要推动全产业链整合协同发展，形成上中下游联动机制，提高薄弱环节国产化能力，打造自主可控产业生态系统。二是要培育壮大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主体，支持企业间战略合作和兼并重组，在若干重点领域推动形成一批国际一流企业，强化企业盈利能力和产业链控制能力。三是要打造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和创客群体，引导中小企业专注细分市场，发展成为“专精特新”和“小巨人”企业，引导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建立合作共赢的协作关系；大力扶持初创期创新创业型企业和创客群体。四是优化空间布局，结合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加快优势制造业集群、区域先进制造业增长极的形成。

       (二)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填补竞争前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的短板

       基础能力薄弱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卡瓶颈”问题，创新能力不足是限制制造业基础能力提升的关键短板。造成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是创新资源配置不合理，创新活动与产业化严重脱节，竞争前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不足。为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台湾地区、法国的经验。一是政府加大早期市场培育和企业行为引导力度，通过建立首购制度、完善保险补偿机制、实施示范工程等，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提供早期市场机会。二是建设一批高水平创新主体，借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美国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机构的经验，吸纳多方面创新资源集聚，探索采取新机制新模式，改建或组建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为特定行业提供竞争前关键共性技术供给，避免重复投入。三是组织建设一批创新企业和产业技术联盟，统筹推动技术、产品、业态和模式创新，开展人才培训，完善创新链条，弥补原始创新与应用创新、应用创新与产业化之间的短板。四是强化标准制定和专利布局，加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储备，构建产业化导向的专利组合和战略布局，支持组建知识产权联盟。

       (三)依靠政府引导和产业主导超前布局一批前沿关键技术研发

       大量国际实践表明，采取跟随战术可以在短期内相对较快地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但要想赢得国际话语权和产业发展主导地位，就必须在某些方面实现整体超越，抢占一批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和竞争制高点。因此，我们要在新能源装备(核电、风电等)、航空航天、高铁等轨道交通装备、移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载人深潜等海工装备等我国已具备或部分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领域，超前布局一批前沿关键技术研究，瞄准产业发展制高点，组织开展联合攻关，抢占产业发展的技术主导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在明确界定与市场的界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参考英、法等国的相关经验，在行业前沿技术创新的决策制定乃至执行全过程中，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充分吸纳产业界、科技界介入，而不是仅仅作为“外脑”参与评估和监督。

       (四)加快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迎合新产业革命挑战，要从制造业价值链全流程入手设计政策措施，但关键还是制造环节，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决定了制造业升级的速度和质量。美、德等发达国家把创新成果产业化作为主要目标，加强供需对接和技术分享，激发企业积极性使其成为弥合研发与生产之间鸿沟的主要力量，值得我们认真借鉴。要从战略高度明确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转型方向，调动资源统筹支持。强化对生产设备的信息化改造，试点设立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摸索出一批适合我国产业发展特点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制定制造业与信息产业统一的标准体系，建立跨领域新产品认证制度，推进融合产品市场化。注重产需对接，搭建产业供需交流平台，减少信息不对称。

       注释：

       ①美国相关领域的发展计划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国家宽带无线通信计划、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推进数字政府路线图、联邦政府云计算战略等；新能源领域的氢能源计划、SunShot孵化器计划等；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应对电动汽车普及所带来挑战的蓝图等；生物领域的国家生物经济蓝图，以及新材料领域的材料基因组计划等。

       ②创新网络的概念源于德国“弗劳恩霍夫模式”(Fraunhofer Model)，创新机构通过合同形式从政府和产业界取得70％的佣金，另外30％以9∶1的比例分别从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获取，该种模式下政府的作用更大，更多体现的是“政府+企业”模式；而美国的制造业创新网络在政府资金支持方面有其特点：在机构创建初期，联邦政府资金投入最大，之后则逐步减少，主要由研究机构、企业等私人部门提供，而政府是否提供资金支持主要取决于机构各种业绩指标的完成情况。

       ③2013年由多领域专家组成的德国工业4.0工作组发布了《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专门报告，“工业4.0”因其极强的开创性和指向性而备受关注，受到了学界、政界和产业界的高度认可，并由此迅速上升为德国国家战略。

       ④德国政府认为，前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为机械化、电力化和自动化。

       ⑤三大协会包括：德国资讯技术和通讯新媒体协会(BITKOM)、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和德国电气和电子工业联合会(ZVEI)。

       ⑥政府部门包括教育研究部、经济技术部、内政部；研究机构包括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等；制造企业有西门子、巴斯夫、宝马、戴姆勒、蒂森克虏伯等；信息通信企业包括德国电信等。

       ⑦《法国制造业发展概况及新工业战略》，参见中国经济网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410/14/t20141014_3699219.shtml(2014.10.14)。

       ⑧“新工业法国”计划是引领法国制造业未来10年的行动计划。该计划瞄准未来产业制高点，以自身优势为基础，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绿色技术三个方面，遴选出34个优先开发项目作为工业复兴的支撑点，它们分别是：可再生能源、百公里油耗2升以内的汽车(法国雷诺公司已生产出百公里油耗为1升的概念车)、充电桩、电池自主自强、无人驾驶汽车、电动飞机和新一代飞行器、重载飞艇、软件和嵌入式系统、全电推进卫星、未来高速铁路、绿色船舶、智能创新纺织技术、现代创新的木材工业、回收和绿色材料、建筑物节能改造、智能电网、智能水管理、生物燃料和绿色化学、医学生物技术、数字化医院、新型医疗卫生设备、安全健康和可持续的创新食品、大数据、云计算、电化教育、电信主权、纳米电子学、物联网、增强现实技术、非接触式服务、超级计算机、机器人、网络安全、未来工厂。

       ⑨法国国家工业理事会是推动“新工业法国”的主要机构之一，机构内部政府和非政府人士的比例大约为1∶1，限制政府意志膨胀的同时也促进了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有效交流。

       ⑩“六海一空”自贸港区即基隆港区、台北港区、桃园航空港区、苏澳港区、台中港区、安平港区、高雄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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