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新人类——全球化与青年价值观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化与论文,新人类论文,青年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也是最迅猛的发展趋势，它最直观地从经济领域得到表现，同时渗 透到文化、科学、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已成为国际社会最热门的话题，议论纷纷，争论 激烈。争论之一是这种发展趋势会不会在全球建构起人类的普世新价值。许多意见认为：在 保存本土的、民族的传统价值的同时，由于多元文化互动与融合的加速，将有可能超越本土 思维而出现某种全球共同的价值。笔者认为，如果有这一天的话，也将首先在各民族的部分 青年中表现出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这么一批有共同价值取向的新生代，毫无疑问将是货 真货实的“新人类”。当前被广为传播的打引号的“新人类”，即现在的那部分为人注目的 青年人，在历史的进程中，与未来那批真正的“新人类”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曾提出 过“研究青年能预测人类的未来”，现在就让我们对此作一番展望，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与 讨论。
一
首先要讨论的是在中国被称为“新人类”的那些青年是否有新意，如果有，究竟新在哪里？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界限，什么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这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问 题。《传统与中国人》的作者在书中以大量篇幅论证了古老中国的旧文明，即礼治秩序是对 个性精神的生长极为不利的文化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个人不能自律自制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无论在基本的经济事务领域还是在精神活动领域，个性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相反，它被 压抑于“未成年”的状态。这种被扭曲的性格和古老的文化秩序在近代终于成了社会进步的 障碍（注：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三联书店，1988年，第3页。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描述了欧洲是如 何摆脱中世纪的。该书第二篇“个人的发展”中的一段话：“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 ——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 。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 奇 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 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 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注：（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5页。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典形态的文化其价值观 念的核心都是诸如神、种族、家庭这样一些普遍的价值。个人只有通过修行、忏悔、履践等 功夫与它们重叠合一才能体现自己，否则就是异端或禽兽。由于文艺复兴，在意大利这层共 同的纱幕首先被穿透，人类历史的钟摆才开始从普遍转向特殊，从神、种族、家族等转向个 人、主体。黑格尔一再指出，特殊性以及主体性自由的出现，是现代性的特色。他在《法哲 学原理》中写道：“主体的特殊性求获自我满足的这种权利，或者这样说也一样，主体自由 的权利，是划分古代和近代的转折和中心点。”（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4节附释。
）黑格尔又一再指出，东方世界的最大特色 就是缺乏主体的自由。在《历史哲学》一书中，他写道：“东方观念的光荣在于‘一个人’ ，一切皆隶属于这种位客观的存在，以致任何其他人皆无单独的存在，并且在他的主体的自 由里照不见他自己。”（注：（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74-176页。
）他在后面特别写到“例如中国”，而引号里的“一个人”就是指专 制君主。按照黑格尔提出的肯定特殊性是现代化的标志，那么，中国现在是否已开始肯定特 殊性了呢？
无庸讳言，不仅是在几千年皇权专制体制之下，既使到了前不久的“十年文革”时期，中 国的百姓尤其是青年，仍然是在共同的纱幕之中而处于睡眠状态，只是由于这次历史的回音 是如此的深广，被称为“浩劫”，引起党和政府与普通百姓同时都在反思。最有代表性的是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在青年中由“潘晓”的信引起的关于“人生道路的讨 论 ”，以及学术界关于人的异化、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及各种西方思潮的传播，等等。这一切 都在不同程度地消解蒙蔽人们的那一层“共同的纱幕”，引起了社会结构不同程度的改变。 以政治运动为中心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逐步引向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带根本性的转 变。这在中国具有历史的意义。石元康在其所著《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一书中 ，收有“市民社会与重本抑末——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些障碍”的文章，详细论述了中国 从周、秦以来实行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政策的方方面面，到1949年以后的公私合营、人民 公社、取消市场和商人，将重本抑末推到了极点。（注：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店，2000年，第179-190页。
）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了前述根本的改变 ，原因是多维的、综合性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追求主体自由的自觉大大增强了，人 们要求追求个人的权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指血印决心 摆脱人民公社的束缚，要求分田单干的举动。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特殊性、个体性出现的突 出事例，而他们的被肯定，并引发改革开放的大发展，也应该是中国肯定特殊性的开端。
从此在广大城乡的市场经济中出现了一批经济人。政治在开始逐渐退出经济，这些经济人 也不再吃皇粮，大胆地跳出旧体制，走自己的创业之路，公开地追求个人的合法利益，也就 是潘晓信中所说的“主观为自己”。除了坑蒙拐骗、贪污腐化之流之外，那些通过自我努力 在经济领域艰苦创业的成功者，受到媒体广为赞扬。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但恰恰是市 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以法人身份互相订立契约的关系，甚至被学术界称为新社会结 构的生长点。他们中有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有的是小城镇的乡镇企业家，有的是刚刚从高 校毕业的知识精英，还有的则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佼佼者，其中多数是青年，被众多媒体称 为“新人类”。《今日中国》2000年第7期刊载晓桥写的“我看新人类”一文中说：“新人 类是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文革后中国第一次袒露了她除崇高精神世界的追求之外的物质上 的强烈需求，袒露国人想过好日子的强烈愿望。应运而生的是非常现实的新人类。”我们同 意他们被称为“新人类”，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正是他们作为一批人一个个开 始凸显了特殊性。“特殊性的凸显所意谓的是个体性的被承认。个人不仅仅是整体中的一个 附庸物，它是一个具有权利的存在。”（注：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店，2000年，第127页。
二
在描述中国的“新人类”时，一些媒体还将他们的时尚打扮、职业角色也作为新的一种标 志。从古至今，服装演变的多样性，每次服装式样的演变其新形式都是从青年身上开始的。 我们不能因此将每代崇高打扮的青年都称为“新人类”。职业角色也是这样，由于分工的不 同，职业也能成为人们不同地位、身份、角色的标志。同样，职业也是不断演变的，特别是 当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不断有新职业诞生。我们将那些有能 力进入最新潮职业的青年称为“新人类”也未尝不可。但是人们已经在议论新经济将给未来 带来的许多新职业，如网络警察、知识经理、远程教师、机器人专家、基因药物技术员等等 ，而且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又怎样称呼那些能挑战未来、在新的舞台上大显身手的青 年呢！服装与职业的演变有青年心理的作用，但主要属于大众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的范畴， 解析“新人类”是在探讨和思考青年价值观的变化，究竟是在退步还是有进步的意义，这只 能以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为根据。在中国，就是要看他们 与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国民性相比，有了什么根本的不同。
正是从这个理由出发，我们没有完全沿用日本“新人类”的含义，而是按照中国的情况， 同意了目前国内报刊书籍关于中国“新人类”的论述。在中国，从顺民转变到经济人，从听 任天地君亲来安排命运的人转变为自我创造的人，是不同生产方式中形成的两种不同类型的 人。黑格尔在讨论市民社会中的阶级时指出，“农民阶级的生产方式中，自然界所提供的因 素是他生产活动中最主要的部分，而人本身的劳动因素则占较为次要的地位，因此，农业阶 级就比较没有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对命运较为逆来顺受。工、商阶级则完全不同。由于 他在生产活动中，大自然所提供的只是一些原料，他自己的智慧、知识及能力才是生产过程 中最主要的因素，因此，他们比较倾向于认为命运可以由自己掌握。”（注：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店，2000年，第190页。
）值得高兴的是，正 如我们在“解析‘新人类’”一文所引用的，当代中学生已将“不怕失败、不怕吃苦敢于克 服困难，失败了能够坚强地站起来”列为成功标志的第一位。这与我们奔小康、振兴民族经 济的目标是一致的。只要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实现这个目标，这种精神将持续下去。但是，这 些努力仍然是为了生存，或者高质量的生存。一方面，物质享受在丰富，闲暇时间在增多， 生活质量确实在提高；另一方面，竞争也在加剧，有的成功，有的沉沦，有的堕落，给人的 精神和自然环境都带来了新的严重的负面影响。面对这样现实，人们又有了新的追求。去年 8月10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了台湾嘉义中学学生郭怡婷的文章“我对新新人类的省思” ，“走在繁华的街道上，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奇装异服、百洞于衣、出口狂语、发染五色的 年轻人，他们自喻为‘新新人类’。其处世哲学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 些现象看在成人眼里，无疑是叛逆乖张、离经叛道、为所欲为的劣行。但换个角度看，这些 行为，是源自于成人的功利社会呢？是否出自于内心的无所适从与不满呢？”文章最后希望成 人能因青年的这些行为反省自己。而另一些青年则更加理性的思考，由张振海编著的《新新 人类》一书描述他们“在玩酷扮靓的同时，不断追问活着的意义。”“面对现实社会的压抑 和传统的生存规则，他们无时不在思考着超越现实和传统的规则，挣脱由别人替自己进行的 人生设计，痛痛快快地出走，去自由地走向太空那个‘没有父辈意志，没有陈规陋习’的地 方，去轻松地‘甩一甩头’玩它个天翻地覆。”他们自称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派”，“自 由原则是‘新新人类’思想家的最高原则。”（注：均引自张振海编著《新新人类》，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
）另一本《酷》的书中，作者何炜在指出这些 青年受到社会的微词以后写到：“追求自由与解放，快乐与乐趣始终是人类的最大梦想，在 追求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在工具性的手段中忘记了目的，成为工具的奴隶，以自由和乐趣为 目的的生活开始在一些另类身上形成明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样态，并正逐渐影响着世界的面 貌。他们不再走过犹不及的极端或作无谓的反叛，就象青春的作为；他们是嬉皮士和朋克之 后 的智者，又是常规社会中童心未泯的孩子，乐趣是他们的旗帜，自然本身是其内在精神，富 于创造与前卫是其外化形式，快乐是其生活方式和硕果。”（注：何炜：《酷》，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年，第5页。
）其实，愤世嫉俗、追求自由自 在者古代也有，因为它是人的本性的表现。现在，由于经济的发展，又由于主体意识的觉醒 ，越来越多的青年厌恶在权力与金钱争斗中由于过份贪婪所表现的卑劣，将价值追求转向自 我的安宁与完善。正是相当一部分青年的能力与追求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宋朝诗人赵师秀 所写的“不作封侯念，悠悠远世纷”成了这批青年群体的人生选择。正如周国平在“人的活 动和完整的人性”一文中写的“它（注：指人的需要与能力）的每一次重建都把人的需要与能 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也就是新人的形成。”（注：《关于人的学说的哲学探讨》，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7页。
）应该指出，这里是分析发展的趋势 与变革的本质方面，实事上，以中国目前的状况，公开自觉追求自由的青年只是少数，而且 以富裕阶层的青年为主。他们在追求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易被理解的方面。因此，在传统 与现代的双重桎梏下，中国的“新人类”还面临着相当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
三
日本是“新人类”一词的发源地，此后该称谓很快流传到东亚、东南亚，这里恰恰又是宣 传亚洲价值观的所在。在这种背景下，亚洲不同国家的“新人类”有什么特点或相同之处， 这是展望全球“新人类”时不能不探讨的问题。
日本在亚洲是实现现代化最早也被认为最成功的国家。从明治维新到战后的经济起飞用很 短的时间赶上了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才形成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世界的奇迹。而在探讨 造成奇迹的原因时，不少学者归因于日本文化的作用。有的认为是由于日本善于吸收西方的 文化，有的则认为是保留了日本的传统。这也就是亚洲价值观的由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起源于日本皇权神授思想，随着封建制的形成，吸收了儒家思想而形成为道德体系的武 士道精神。武士是封建家族的待从，作为一个共同体的附庸而存在，其忠诚达到了“把生命 看作是臣事主君的手段”。（注：（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7页。
）所以戴季陶又将它称为“奴道”，但是他接着写道：“我们 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 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其中， 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础。”戴季陶并且认为，日本近代以来的进步，决不仅 仅是欧美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短期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造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 （注：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38页、39页。
）这是符合日本的实际的，中根千枝也说过：“明治时期那些过激的改革并不涉及基本的国 家结构。日本所以能如此迅速的实现工业化，部分原因就在这里。”（注：中根千枝：《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5页。
）推动明治维新的力 量是武士与商人的“特殊联盟”，他们掌握着垄断企业，小工商业者是没有地位的。启蒙运 动对他们作用不大，他们学习西方的目标是为了挤进列强的行列，即使有一些改革措施，也 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等级制的习惯。战后的民主又是被占领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织 的机制作用的核心部分与根本性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人，仍然是依据他隶属于哪个集团 来加以划分的，个人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设法进入某个特别的集团，而进入特别集团的关键又 在于考进名牌大学，由此而在青年中引起的升学考试竞争，其激烈的程度在国际上少有。再 加上职工中的加班加点、过劳死，管理人员的自杀等等，有人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是畸型的。 一些著名学者都曾指出日本成功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当日本人对那些组织体制与神权意识已经变成为习惯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为这些由人所创 造的东西是独立于他们而存在的自然法则，“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近代日本人的生活态度里 ，可以概括出‘惯例优先’和‘权威至上’的特征。”（注：福武直：《日本社会结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页。
）20世纪60年代的学运没有丝毫改 变日本的现状，而70年代因石油危机将那些忠诚的职工当垃圾处理的时候，日本青年转向自 我开始了反思。随着经济的继续高速增长，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加骤，日本青年的这种变化 甚至一发不可收拾，兴起了对传统观念的调侃风。电视节目主持人彼得武志，在他之后的三 马，相继以笑星的面目嘲讽社会规范，红极一时；《少年跳跃》杂志以漫画手法刊载了题为 “大力神”的故事，描写一位平时爱唱高调，但一遇强敌便借故溜走的故事，与武士道精神 完全唱反调。杂志因此大受欢迎，订阅直线上升达500万册。80年代调侃人生成了日本各种 漫 画中的主流，到90年代，以“崩溃”为题的书纷纷出版，如《学力崩溃》、《高校崩溃》， 甚至《母性崩溃》等波及到社会的其他方面，以“崩溃”为题的书大为流行。所谓《学级 崩溃》等，是指中小学课堂纪律混乱，暴力事件与逃学事件增加，学习成绩好不受欢迎，以 及高中生随意外宿等现象。（注：何培忠：《中日青年生活观比较》，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第165、179页。
）这些现象确实是惊人的，日本青少年在追求自我方面是否又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是否是日本只顾强行发展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革滞后的后遗证？无论 如何，在日本社会，普通青少年身上出现“调侃”“崩溃”的现象，绝不是一般的社会现象 ，这是否就是韦伯提出的“世界的解咒”。日本的青少年由于转向自我，神道也好，天皇也 好，富国强兵也好，这些目的的神圣性开始崩溃，需要在新的基础上树立新的发展目标。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与刀》中将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 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注：（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1页。
）日本如此，新加坡也相差无几。“他（指 李光耀）今天虽然高举‘亚洲价值’的大旗，强调家庭价值与集体主义，但是有论者谈他实 际上做的是要保持英国殖民统治的管理方式，而竭力保持原来的奴工在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 下的驯服顺从的性格”。（注：李慎之 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新加坡的青年现在象日本“新人类”一样不再驯服了，老一辈 同样十分担心。但是，与这种担心相反的是，不论日本或新加坡都将新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 在二十多岁的青年个体身上。“必须记住的重要一点是，能创立高技术起步公司的并不是政 府官员或国有企业界，而是私人个体”。李光耀去年6月14日在中国全国政协《21世纪论坛 》2000年年会上讲演时这么指出；接着他介绍了新加坡的政策：“至于新加坡，政治领导人 都是四五十岁左右的人。但他们对数码的认识却比不上那些二三十岁、富有创造力和生产力 的年轻一代。一般上，新网公司都是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创立起来的。为了创造一个有利的 环境和促进更多新互联网公司的创立，新加坡挑选了一些在互联网时代长大、年龄在三十多 岁的人担任监管人员。他们更了解这种科技的潜能，而且在思想方面也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比较接近。他们在监管方面会比较宽容，让有创造力的人才可以发挥特长。”最近，李光耀 又在达沃斯公开表示“亚洲价值观”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了。（注：《参教消息》，2001年2月3日。
四
黑格尔关于肯定特殊性是现代社会的标志的理论，是从欧洲历史的进程中抽象出来的，他 并没有设想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是在比较之下发现东方缺少的正是这点。在经过 一段漫长的岁月之后，缺少主体自由的东方终于凸显的特殊性，先体现为一些思想者的思想 ，然后变为少数勇敢者的行为，最后发展成为新一代人的特征。
正因为如此，凸显特殊性也只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阶梯。尽管它是十分关键的一步，而且相 对于传统的某些东西而言，是以历史必然性的身份出现，但它并没有就此止步。它不是一劳 永逸的，问题仍然不少。首先，历史不会因此发生跳跃式发展，传统不会完全立即退出历史 舞台。在英法资本主义初期，贵族和官僚凭权力介入资本积累和营运过程，第三等级与贵族 王室的勾结是明目张胆的。因此而产生的种种丑恶与不义，曾遭到揭露、批判和普遍的诅咒 。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据吉田茂所著《激荡的百年》记载，道德滑坡也十分严重。现在的 中国，权力渗透、扭曲和控制市场，以权力兑换资本，由此而引发的腐败与社会不公，成为 公众不满的首要问题。权力与金钱勾结的同样情况，在不同的三个地域，出现在相隔上百多 年的不同时间，这既说明了地域的特殊性，又说明了历史的普遍性。它们终于相继跨入现代 ，但差距仍然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坚持民主与法制以推进市场经济，使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 发展。日本积极模仿紧跟其后。中国正处在历史的交叉点上。
这种特殊性同样表现在各自的青年身上。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市场化的浪潮中，又出现许 多新问题。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使商品和物的体系包围了人；自我的个性和意欲的过分伸 张破坏了人际关系的平衡，人们之间的许多界线不断地被冲破，许多社会角色意识与归属感 逐渐淡漠；原来许多有价值的事物被现代化消解了，许多有意义的情感与追求变得荒谬起来 。正在这时，后现代的问题又悄然而至。一方面是价值的多元化、相对化，对价值观与生活 方式可以用个人的标准任意解释，何谓幸福美好的人生已没有普遍而客观的评判尺度；另一 方面，由于在个人无限选择的机会面前却不具备选择的能力，人的依附性从对神转向为对物 ， 认同于科技飞速发展所造成的现代社会结构与文化模式而成为赶时髦、随大流的“单向度的 人”。这种种社会心态在青年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 了“垮掉的一代”，英国文坛出现“愤怒的青年”，西方兴起了“嬉皮士”运动，英国的“ 甲壳虫乐队”将摇滚乐推向高潮。美国迪斯科、霹雳舞风靡全球。前卫艺术蜂拥而至。可 以说，西方青年反叛者参与了对现存体制的非暴力的激烈对抗，以各种形式对新文化、新时 代、新生活方式进行着艰苦的探求与实验。凑巧的是，当日本青年在经济起飞中凸显特殊性 的时候，正好遇上西方青年的这股反叛潮流的影响，日本“新人类”的表现可谓现代与后现 代的重叠而加速加深，变化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在中国，则是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等多 种文化的交叉与互渗，形成极为混杂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形态。我们既看到以创业为自己的“ 新人类”标志的青年，看到追求自由自在的浪漫主义者，又看到赶时髦的“单向度的人”， 也看到沉湎于富裕生活的新八旗子弟等等，以致于中国的“新人类”新在哪里，众说纷纭。 我国青年在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程度在世界上可能是数一数二的了。由于以上的原因，不论在 中国、日本或西方，对于创建现代化的创业精神并以科技的飞速发展推进信息时代的到来， 享受现世的高质量生活，对这方面的称赞固然也有，更多的、更普遍的则是埋怨现在世风日 下，人心不古。可见问题的严重性与深刻性。
今年元旦日本的《东京新闻》刊登了以“21世纪：你的选择”为题的读者调查，有10613封 回信，复信者中1/3是主妇，也有青年，选择“不应重视增强经济国际竞争力，而应重视在 生活水平上缩小差距的共存共荣”的人高达65.2%，相当于回答“为了加强经济国际竞争力 ，因而欢迎自由竞争，即使生活水平差距拉大，也是不得已的”人的两倍。“这表明，普通 日本人希望改变20世纪的一直追求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原理’，并开始走向考虑到他人和 环境的‘温馨社会’。”（注：《参教消息》，2001年1月5日。
）日本青年希望已经自立的个人超越“竞争至上”的时代，建立 起互相支持的社会。无独有偶，在美国青年中追求同样价值取向的人也在增加。杜维明教授 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四百多位学生中对“自由与公平的观念哪一个更重要”作过调查。在1990 年时，有75%的学生选择自由、理性、法制、人权。但是，到1999年5月，再调查时则是一半 对一半了，认为不应将人当作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处在社会网络的中心的观点也在上升。 （注：《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4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关于中国的情况，我们在80年代中期，曾与日本共同做过两国青年劳动意识的比较的调 查，在竞争与公平两个方面，赞成前者的中国多于日本，日本青年当时就已感到竞争的压力 而选择公平了。关心集体与他人本来是中国青年的优势，他们现在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处 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个主题就象爱情在文学中是永恒的主题一样，也是伦理学的永恒主 题，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与学者为此引发的议论汗牛充栋，而且争论不休。从历史的进程看， 人从“神”的世界中解脱出来，凸显特殊性即主体自由以后，又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完善自我 ，回归到新的社会与自然中来，呈现螺旋形向前发展的历史，这也是人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发 现的永无休止的长河。我们相信，在前进的过程中，无论会有多么混乱与痛苦，无论还要多 么长的时间，人类定能找到并建立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形成新的价值， 那才将是“新人类”的诞生。
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日本普通民众希望超越“竞争至上”建立互相支持的“温馨社会”。 在西方，称这种生活为“简单生活”，正在兴起简单主义，或者叫心灵的革命。“当今的青 年人正沉浸在经济增长所取得的富裕中，享受着充分的自由。社会的急速发展使得传统的‘ 观念’‘规范’以及‘认真’态度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欲望的急剧膨胀。”美国《简单 生活月刊》创立人之一丽莎·茵·普兰特在所著《简单生活》一书中这样写道：“实际上， 在 西方社会，简单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生活主张。因为在多数的生活，以及许多所谓的舒 适生活，不仅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人类进步的障碍和历史的悲哀。人们更愿意选择另一 种生活。过简单而真实的生活。”作者一再声明简单生活不是指苦行僧的清苦生活，也不是 辞去高薪工作的清心寡欲，只是反对当前大力促销的“财富中心论”，而将成功、财富只看 成是外在的荣光，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发现真实独特的自我，保持心灵的宁静。（注：（美）丽莎·茵·普兰特：《简单生活》，2000年，第2、18页。
）关于休闲 与简单生活，在中国“新人类”中也是十分强调的两个方面。今年2月3日《北京晚报》报道 北师大教育系对1万名高中学生调查，在“人的一生中，什么是最重要”的选项中，认为“ 轻松自在的生活”“重要”与“比较重要”的总计占76.1%，而选择“理想信念”的只有8.9 %。在另一项选择中，“充满刺激和挑战的生活”被放在最后，但又将“事业成功”放在了 首位。我国青年最近的这种选择，是保守传统的影响，还是简单主义的表现，有待深入的探 讨。
对人类美好的前景我们宁可持乐观而又谨慎的态度。目前主张全球化与反对全球化的两方 面正在激烈地争论。从亚洲国家相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来看，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但是 这些国家相继走向现代的道路所相距的时间达到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所以经济全球化要在 全世界达到同步化，即使有可能也得几百年以后了。我们还是回到现实中来吧！1956年墨尔 本夏季奥运会开幕后，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与苏伊士运河危机，有的国家扬言抵制以致影响闭 幕式。正好在闭幕的前一周，组委会收到署名“17岁中国男孩”的一封信，他的名字叫约翰 ·闻，建议闭幕式以全体运动员不分国别、不举国旗、绕场一周的形式进行，果然奏效。从 此每届奥运会的闭幕式都是各国运动员相互拥抱着，欢笑着，成群结队向观众挥手步入会场 ，各国观念也热烈欢呼。由一个少年发起的、全球年轻运动员们一时忘记所属的民族、国家 ，沉浸在欢乐的大家庭中，他们这种国际体验，以及他们在运动会上那种既有和平共处，又 有公平竞争，既有奋力拼搏，又有激情欢乐的精神，应该说，就已经是全球新人类的萌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