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183;音辞》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颜氏家训论文,新论论文,音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颜氏家训·音辞》是汉语音韵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不仅是最早的音韵学史论，而且接触和研究了一些重大的语言学课题，如方言的本质和形成原因，语言的交流和融合，标准语音和词汇标准的确立，等等。它同时还是解开《切韵》——中国第一部最成系统的韵书里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 《颜氏家训》 音辞 音韵学
《颜氏家训·音辞》是汉语音韵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本文拟对《音辞》篇所体现的音韵学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以见其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 “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
《颜氏家训·音辞》言：
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著《方言》，其言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1）]
颜之推非常敏锐地看到，方言是自古就有的，我国的方言研究也是源远流长的。然而，古代的方言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只考察方言的“同实异名”、“异名同实”现象，而没有研究语音的差异。这就连汉代的《方言》也不例外。
颜之推一下子抓住了方言的本质，他的观点与现代语言学理论完全相合。今天的学者们经过深入考察方言差别后也一致认为，“方言（地域方言）的本质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划分方言的主要依据应该是语音”[（2）]。
中国是词义学的故乡，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关注的重心是词义，因此，早期的语言研究往往对语音的描写不够，这一点在方言研究中体现得同样鲜明。中国第一部最成系统的方言学著作——汉代扬雄的《方言》，“在方音的异同上并没有给我们很多的提示”[（3）]，它实际上是“世界最早的方言比较词汇集”[（4）]。颜之推敢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不足，的确是有识断的体现。颜之推的这一精到见解，至今尚未受到语言学史家们的应有肯定。但是，这一见解在中国音韵学史上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正是由于颜之推等人的努力，使音韵学在魏晋南北朝成熟和完善起来，并成为以后1000余年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主流。
更可贵的是，颜之推还看到了方言的形成（即语言的空间差异）是由时间因素所造成，这一论断比“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早提出1000余年。索绪尔在本世纪20年代指出：“人们很容易忘记时间的因素，因为它没有空间那么具体。但是实际上，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5）]然而，让我们来看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里的话：
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
按：“楚夏”一词，实指汉语南北两大方言群。《文选·魏都赋》“音有楚夏”吕向注：“音，人语音也。夏，中国也。”《文心雕龙·声律》：“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是其证[（6）]。
颜之推认为，正是由于古今历史发展，造成了汉语南北两大方言群，而有的古音，只保存在北方方言群里，却没有保留在南方方言群中，如“搜”字在汉代服虔时的读音是“兄侯反”，这个读音仍保存在北方民间[（7）]。
颜之推始终不忘语言的空间差异与时间因素的密切关系，在论及方音差别时，他总是自觉地从历史方面寻找原因。故《颜氏家训·音辞》又言：“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甚至在确定标准语和语音规范化时[（8）]，他也认为应照顾到语音的空间差异和形成这种差异的时间因素：“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颜之推的这些精彩见解，对今天的普通话推广和语音规范化仍有重要价值。
有人认为颜之推完全不懂语音的古今变化[（9）]，这不符合实际。我们从上引《颜氏家训·音辞》篇中的文字可以证明，他在主观上还是认为古音与今音不同的。可是，要真正贯彻古音不同于今音的思想，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颜之推在这一点上做得不理想。《颜氏家训·音辞》言：
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构，《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亦为众矣。
按：根据周祖谟先生考证，“在”当为“仕”之误[（10）]，我们还考证文中“切”当作“反”[（11）]。在颜之推的时代，“骤”在宥韵，“构”在侯韵，韵之洪细有殊，而“椽”属澄母，“徒”属定母，所以颜之推认为不能用“在（仕）构”切“骤”、用“徒缘”切“椽”，并由此断定徐邈之反切为误。事实上，“仙民所音，皆与古音合契”[（12）]。颜之推对徐邈反切的错误批评，遭到了后人抨击[（13）]；而他忽略古今语音有区别的错误做法，在中国音韵学史上产生了消极的影响[（14）]，这是我们不应为尊者讳的。
二 “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
《颜氏家训·音辞》言：
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
按：颜氏《音辞》，多遭后人误改，此处之“孙叔言”应为“孙叔然”，何焯以作校正[（15）]；孙已叔然即孙炎，是三国魏时经学家、训诂学家，其《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从此反切大盛[（16）]。洛下，即洛阳。《世说新语·夙惠》云“元帝问洛下消息”，可见“洛下”是六朝人对洛阳的俗称[（17）]。
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颜之推第一个对汉语语音学史进行了全面、系统而精辟的论述[（18）]，这些论述一直是今天的音韵学史家们论述六朝及六朝以前音韵状况的最重要的依凭之一。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颜之推对共同语和基础方言的深刻认识，他还为此确立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仍很正确的标准。在他看来，共同语在语音上必须以某一地点方言作为基础（即基础方言），基础方言必须具备一个标准，那就是“帝王都邑”，也就是在政治上、文化上具有领导地位的地区的方言。
颜之推还深刻地指出：标准音虽然是以某一地点方言作为基础。但是，这两者并不完全等同，标准还必须同时“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也就是要合理吸收其它方言成份，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古音成份。
不仅如此，颜之推还认为，标准语要以书面文学语言作为用词和发音的典范。《颜氏家训·音辞》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由此可见，文学典籍是他家子女正确用词和正确发音的重要依据。
事实上，颜之推在参与编写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最成系统的韵书《切韵》时，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如果我们将《切韵》与当时几位重要的文学家如沈约、刘勰、王筠的作品做一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切韵》几乎完全遵照了这些文学作品的分韵[（19）]。所以，周祖谟先生由此得出结论：“《切韵》音系的基础，应当是公元六世纪南北士人通用的雅言。至于审音方面细微的分别，主要根据的是南方承用的书音。”[（20）]
颜之推的见解，对后代的韵书制作和标准语的确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21）]。他实际上是最系统地提出语音规范化标准的第一人。他的这种见解，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南北文化、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而有加强语言交际功能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因为人民大众在意识上希求得到政治与文化上的统一的同时，也希望语言逐渐走向规范化[（22）]。
三 “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颜氏家训·音辞》又言：
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洛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
按：吴、越本是属于百越系统的两个南方民族，后来分别建立了吴、越两个国家，这两个民族无论在语言还是在风俗习惯上都与华夏各国不一样。吴越原来的语言都不是华夏语，而是一种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古越语。后来，由于包括楚在内的华夏文化和语言对吴越地区连续不断的影响和渗透，就使原来属于壮侗语族的古吴越语逐渐被华夏语所同化、融合，终于成为一种有特色的汉语方言[（23）]。而颜之推所言“夷虏”，可能指北方阿尔泰系语言[（24）]。
颜之推为我们提供了魏晋南北朝语言融合的重要信息，同时也昭示了方言差别的又一根本原因：受临近语言或方言的影响。这些，对现代语言学理论尤其是语言地理类型学以宝贵启发。
战争、商业、军事占领和民族迁徙等因素，都会带来民族频繁交往和融合，同时也会使双方的语言相互影响和融合，这一点在魏晋南北朝体现得甚为明显。语言融合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双语现象（bilingual）[（25）]，即同一人可以说两种不同的语言。颜之推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家训·教子》：齐朝有一士大夫，教其子“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家训·省事》亦言：近世有两人，“鲜卑语、胡书”，“略得梗概”。我们又考《北齐书·孙搴传》：“又能通鲜卑语，大见赏重。”《北齐书·斛律羌举传》更记载道：“刘世清在孝卿之右，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盘经》。”《续高僧传·释法藏传》也言：“周武帝口号鲜卑，问讯众僧，藏在末行，作鲜卑语答。”可见，在当时的北方，双语现象相当突出。
颜之推言“南染吴越”，该句之“吴越”，是指中国南部地区的方言。在魏晋南北朝，南渡的北方人学习和掌握南方方言[（26）]，这在《世说新语·排调篇》、《南齐书·王敬则传》、《梁书·卢广传》、《陈书·周铁虎传》中均有详细记载。
既然当时汉语标准音在北方“杂”入了阿尔泰语言，而南方又“染”上了南部方言的色彩，那么，它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颜之推在前引文字中列举了南人、北人发音的具体失误。根据清人段玉裁、钱馥和今人周祖谟的考证，这些例子告诉人们：“北人语音，用韵之宽，不若南人之密”[（27）]。具体说来，南人对韵部区别得非常清楚，而声纽有相混现象（如从邪不分、禅床不分）；北人对韵区别得却很模糊（如开合不分，具体说来，就是御遇不分、鱼虞不分、支脂不分、洽狎不分）[（28）]。
最近，我们具体考察了北方阿尔泰语和南方古吴越语及后来的汉语吴越方言的特征，并从语言地理类型学角度来推测和考察它们对汉语标准音的影响，从而给颜之推的论述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一般都有元音和谐现象，元音系统一般都比较简单[（29）]，只有8个元音即4元个后元音、4个前元音，而且只用4个符号表示。在不少阿尔泰语言里，甚至没有8个元音。这个语系的语言没有复元音韵母和复杂的韵尾，也没有声调。但南方的壮侗诸语言（包括古吴越语）与之截然相反。这个语系的韵母系统极为复杂，有单元音、复元音、元音带鼻音韵尾、元音带塞音韵尾等。在壮傣语支黎语里还有元音韵尾W，黎语还有辅音韵尾z和z，以与其他语言的n和t对应。不仅如此，它的元音还分长短。它不仅有声调，而且很复杂[（30）]，起码有舒声调（不以塞音为韵尾）和促声调（以塞音为韵尾）两大类共8个调类。
在语言接触和融合过程中，即使是被融合的语言，也会给融合的语言以多角度、全方位的影响[（31）]。鲜卑语虽然被汉语兼并，但它曾给汉语以深远影响。这里有一个旁证，今天的汉语西北方言，如青海方言等，元音和声调非常简化，有人认为正是受与鲜卑语同一个语系而至今尚存的有关阿尔泰语言如维吾尔语、蒙古语的影响[（32）]。而在南方，古吴越语虽然被以楚方言为首的汉语方言所兼并，并成为汉语的一个方言，然而，它对汉语本身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直到今天，汉语南方方言里还有不少古吴越语底层词[（33）]。而南方诸方言极为复杂的韵母系统，尤其是多得让人出奇的韵尾和声调[（34）]，也让人感觉到它们在过去、现在都受到壮侗语系语言的影响[（35）]。
颜之推言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亦即御遇相混、鱼虞相混。今按：御韵在中古读ǐo，遇韵读ǐu，鱼韵读ǐo，虞韵读ǐu[（36）]，说明北人已不再区分o、u两音，而这，可以在北方阿尔泰语言里找到原因和例证。在乌孜别克语和达斡尔语里，o、u至今不分；在塔塔尔语、满语和锡伯语里，o、u的混用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实际上，从很早的时候起，阿尔泰系语言里的o、u就开始合并。北方汉人御遇不分，鱼虞不分，很有可能受此影响。
颜之推言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实际上是指南人从邪不分、禅母与床母（三等）不分，甚至从归邪、床（三）归禅。按：从母在中古读dz‘，床（三）读dz‘，而邪母读z，禅母读z[（37）]。既然dz‘（从）与z（邪）合并，dz‘（床三）与z（禅）合并，说明当时南方方言中出现了浊塞擦音减少或消失的现象，而这，很有可能受到古吴越语等壮侗系诸语言或带有很浓厚古吴越语色彩的汉语南方方言——吴越方言的影响。在壮侗语系绝大部分语言里，声母都比较简单，多为单辅音。正是这些壮侗语使南方汉人所操汉语声母简单化了。而壮侗语异常复杂的韵母系统，也使南方汉人受到启发，没有象北方汉人那样简化自己的韵母系统，甚至使某些音丢失。难怪南人审音，在韵部上比北人清晰严格得多。
我们在考察了《颜氏家训·音辞》后，就可以对《切韵》的成书和所代表的音系作重新探索了。
《切韵》的最重要构思者实际上就是颜之推[（38）]，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颜氏家训·音辞》就是《切韵》写作的总纲。事实上，无论是《切韵》的序，还是《切韵》的分韵，几乎全都与《音辞》的精神相符。因此，研究《切韵》，必须从《颜氏家训·音辞》入手。
我们认为《切韵》的写作，除了文学创作需要和审音、正音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要为南北汉人树立一个标准音系统，使他们自觉地抵制“非我族类”的语言对汉语的影响与渗透。颜之推虽然长期仕于北朝，但他作为一个汉人，一个南方士族，那种发自内心的故国情愫和民族情感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他对于汉语“北杂夷虏、南染吴越”痛心疾首，对北方士人学习鲜卑语嗤之以鼻，这从《颜氏家训》的《音辞》、《教子》、《省事》中就可以看出[（39）]。
《切韵》一名究竟怎么讲，从宋代的沈括起，直到今天，有一种占压倒多数的说法是：“切韵”指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40）]。但我们曾对《颜氏家训·音辞》做过详细考证，并得出结论：《切韵》一名指“切正之韵”即“正确、标准之韵”[（41）]。事实上，无论是写《颜氏家训·音辞》，还是编写《切韵》，颜之推的最高标准和追求都是正音。
《切韵》一书究竟代表什么音系？历来争论不休[（42）]。我们认为，还是应该从《颜氏家训·音辞》入手去探讨这一问题。颜之推对南方士人的读书音推崇备至，如《音辞》篇言“冠冕君子，南方为优”；“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可晓”；“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元帝手教诸子侍读，以此为诫”（之推曾在元帝麾下奉事多年，《颜氏家训》有12处颂扬元帝，盛赞其语音审核之功）。而他对北方士人却持否定态度：“河北学士读《尚书》云好生恶杀，是为一论物体，一就人情，殊不通矣”；“甫者男子之美称，古书多假借为父字，北人遂无一人呼为甫者，亦所未喻”；“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汉书》云‘是邪，非邪’之类是也，而北人即呼为也，亦为误矣”。在同一篇里，颜之推还言“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他还说：“河北切（按：当为反）攻字为古琮，殊为僻也。”他对北方士人的韵书也持批评态度：“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他甚至认为，北方士人之语音反不如普通百姓（“闾里小人，北方为愈”）。
如果我们再结合《颜氏家训·音辞》里的“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我们就会得出以下结论：《切韵》在音韵方面的标准，是南方士人之声音；审音方面的细微差别，主要根据的是南方士人的读书音[（43）]，然后再参考和照顾了全国各地的方言及古今音。
注释：
（1）引文一般据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
（2）（31）参考徐通锵、叶蜚声《语言学纲要》第186页、第2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另外，汉语里又将方言称为方音，似乎也说明中国人对“方言本质之别在于语音”有所认识，如《北齐书·裴诹之传》：“杨谙每称叹云：河东士族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无乡音。”贺知章《回乡偶书》：“不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3）参考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第73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4）（23）参考刘君惠、李恕豪二先生等《扬雄方言研究》第34页、第272—273页，巴蜀书社1992年版。
（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第27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6）古人称南方为楚，如《文心雕龙·声律》、《山海经·海内东经》郭璞注、《文镜秘府论》天卷引刘善经《四声论》；又称吴楚，如《颜氏家训·音辞》、《切韵序》；又称吴越，如《颜氏家训·音辞》。
（7）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们不从段玉裁而从周祖谟，说参周祖谟《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载《问学集》上册第416页，中华书局1966年版；又参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552页。
（8）（21）（22）参考任铭善《颜之推音论述评》，见吴文祺主编《语言文字研究专辑》第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9）对此，今人孙钦善已予以驳斥，参考其所著《中国古文献学史》第68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10）（19）（20）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载《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
（11）（40）（41）参考王启涛《文心雕龙与切韵》（未刊稿）。
（12）（26）（27）（28）（39）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530页、第552页、第535页、第555页、第555页。
（13）详参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第11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钱大昕更明言：“读此知古音失传，坏于齐、梁，颜氏习闻周、沈绪言，故多是古非今。”（转引自《颜氏家训集解》第552页）。
（14）直到明代的陈第，才在《毛诗古音考》和《读诗拙言》中提出并贯彻了古音不同于今音的思想，并促进了古音学的昌明，参考胡奇光《中国小学史》第2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5）参考《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及裴松之注；《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序录》及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参考吴文祺、张世禄主编《中国历代语言学论文选注》第6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版。
（17）张永言《世说新语词典》第28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8）吴承仕和周祖谟对此评价极高，详参吴承仕《经籍旧音序录》第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周祖谟《颜氏家训音辞篇述补》，载《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
（24）中国古人称北方民族为“胡虏”、“夷虏”、“索虏”，其成员包括匈奴、乌桓、鲜卑、室韦、突厥、契丹、女真等，它们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阿尔泰”条。
（25）Ronlaid Wardhaugh (1977)Introduotion to Linguistics pp17-30,McGraw-Hi LL Book Company.
（29）（30）（36）参考《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32）青海方言的声调甚至只有三个。
（33）参考陈忠敏《语言底层残迹与百越民族文化》，载《中国文化源》，百家出版社1991年版。
（34）江苏吴江方言根据全清、次清、浊音分出十二种声调。
（35）南方不少汉语方言也有舒声调、促声调之别，韵尾更是复杂多样。
（36）（37）拟音据郭锡良编《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8）今行世《切韵·序》言“萧、颜多所决定”，但《切韵》残卷作“颜外史、萧国史多所决定”，颜氏被列为第一作者。后世学者如段玉裁、王国维、陈寅恪、罗常培、严学窘等均以为颜之推是《切韵》最重要的构思者，参考王国维《观堂集林·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罗常培《切韵序校释》，附于严学窘《广韵导读》后，巴蜀书社1990年版；周斌武《中国古代语言学文选》第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42）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第217——2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43）我们认为，这种读书音很可能是“南迁中原汉语的南方化”，这样就能解释《颜氏家训·音辞》为什么言“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探讨，别参拙文《切韵新论》（首届国际语言类型学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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