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电视热点问题研究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问题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搜集了2008年中国电视研究领域相关论文一千余篇，涉及110多个相关学术期刊和网站，对其进行梳理和整合，力图勾勒出2008年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对象和热点命题，并归纳总结出其特点，以期对中国电视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2008年恰逢中国电视开播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围绕这两个盛典出现了一批总结、梳理、反思中国电视发展历程的文章；同时，2008年发生了众多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大事件，雪灾、藏独、地震、奥运……每一件事都将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推至最前台，相关的电视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性成果，凸显出不同以往的特质；另外，关于电视的常规研究也紧随社会的发展，更为深入。
一、对改革开放30年电视发展与中国电视50年的回顾与反思
从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试播至今，中国电视已经走过整整50年的历程。5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粟，但对于整个中国电视而言，却是从出生到成长再到成熟的关键性阶段，无论是技术、观念，还是理论研究、产业化发展，都实现了突破性飞跃。而改革开放30年以来则是中国电视发展最为迅猛的阶段。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对中国电视50年和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进行盘点、梳理和反思成为2008年电视研究的独特现象。
从宏观角度对中国电视50年发展历程进行俯瞰式总结、分析的文章不在少数。有文章开创性地将中国电视50年的历史划分为“宣传品”、“作品”和“产品”三个阶段，结合不同阶段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进行深度分析，并归纳出每个阶段不同的特质及原因，为整体把握中国电视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解读角度。①以这种独特的角度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各种电视节目形态如电视剧、新闻评论类节目、直播类节目、谈话类节目、选秀类节目、晚会类节目、法制类节目、民生新闻、电视媒介活动、科教节目等的发展进行扫描，可以发现，它们都经历了从“宣传品”到“作品”再到“产品”的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为未来中国电视“本土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②从文化形态的角度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电视发展历程进行思考，就会发现中国电视走过了由最初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主流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到与平民意识形态文化(大众文化)并重，再到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平民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边缘意识形态文化(边缘文化)共存的健康良性的文化生态发展道路。③
也有的文章从微观角度对覆盖范围、节目产量、从业人员素质、表现手法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技术进步、完善电视审美体系的过程条分缕析，以对当前国际化时代背景下中国电视的文化价值定位提出参考意见。④
更多的文章则是将个别电视节目类型置于中国电视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对其演变发展进行回顾、思考。如不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纪录片进行的阐述和分析。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纪录片总的发展轨迹，“是一个从国家工具形态逐步演变为大众媒介形态、从政治产品演变为文化产品、从国内走向国际、从民族走向世界、从个人行为走向社会行为的过程”。⑤从传播方式、美学特征、文化形态、媒介技术等指标考察，中国电视纪录片经历了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四个时期，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美学格局，但仍面临市场转型的诸多问题⑥；也有的学者将中国纪录片50年的变迁划分为发展初期、改革开放后初步繁荣、上世纪90年代以来稳步提高三个阶段，认为它经过了创作思维从宣教作品到文化作品、创作形态从单一模式到多元融合、创作路径从国内平台到国际市场等诸多变化。⑦今后纪录片将主要在题材范围的拓展、艺术形态风格的创新、思想深度的增强等方面有较大的发展空间。⑧
作为最大的电视节目类型的电视剧也是学者们反思的热点对象。电视剧50年的发展历程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对电视的深刻影响和文化博弈，可划分为试验媒介、平民媒介、大众媒介三个阶段。⑨如果将目光专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类型电视剧，则可以发现其经历了探索期、发展期之后，当前已走向成熟期，更为多元化，对电视剧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⑩有学者乐观地认为中国电视剧经过50年的发展历程已臻成熟，它不仅用电视画面描绘了共和国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英雄史诗，而且还寻找到了展开这种描绘和谱写所需要的最好的艺术形式，并使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文学艺术现象中带有标志性身份、地位和作用、影响的一种文学艺术样式。(11)中国电视剧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是因为“中国电视剧在探索和追求建立一个全新的文艺形态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与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相融合，与社会时代和人民生活相贴近，与民族大众的审美习惯相结合，扎根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之中，从而形成了中国电视剧的特有风貌”。(12)但也有的学者认识到虽然我国的电视剧生产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仍然缺乏核心竞争力，创新度不够。当前电视剧创作者已经开始不断地在深入生活和创新方面狠下工夫，对人性人情进行挖掘，对时代变迁进行捕捉。电视剧创作唯有保持这样的发展态势，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景观的中国品牌。(13)还有的学者关注电视剧50年发展历程中审美形态的嬗变，深入剖析每个阶段的美学特质、创作特点和艺术局限。(14)
二、北京奥运中的电视传播
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经说过：“是电视让奥运会生存下来，并繁荣发展下去。”作为2008年媒介传播领域中的经典案例和社会生活中的代表事件，北京奥运会的圆满举办不仅标志着中国百年奥运梦圆，也为中国电视传媒的实践操作、理论研究留下了一系列重大课题，引发了电视界的若干思考，许多文章就奥运电视传播对国家形象的提升、舆论引导、报道理念、艺术创作、新技术开发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从宏观上看，奥运会的电视传播提供了最直接的将中国形象呈现给世界的平台，更多媒介的介入打破了少数媒介的封锁和控制，对中国有了全方位的反映，因此，中国的形象变得更为立体、真实和客观。(15)有学者指出，2008北京奥运会使中国赢得了一次建构国家形象的难得机会，也使中国不得不面对国家形象可能受到的挑战与置疑。中国式价值的输出和引导，应通过北京奥运这一对话平台更好地融入普世价值体系，而不是对自我的孤立、标榜或对他者的排斥与贬损。(16)但总体说来，中国电视传媒在此次奥运报道当中成功地扮演了和谐世界建设使者、良好国家形象塑造者、奥林匹克精神宣传者、奥运报道信息传播者的角色。(17)
具体到实践操作上，有的文章从“实现奥运传播最大化”入手，指出了突出现场及现场的中国元素、人文化报道和国际视野等努力满足观众需求的报道理念。(18)而在奥运赛事转播阶段，最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奥运会开幕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宣布了一篇奥林匹克盛典上的中国宣言，打造出本世纪第一个视觉传播的巅峰之作，(19)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人文因素与科技因素的有机结合使开幕式别具一格。(20)作为现代奥运史上第一次全部选用高清设备进行电视转播的一届奥运会，有的文章在梳理奥运电视转播发展历程及技术发展现状的前提下，总结了北京奥运转播所呈现的四大特点：转播时间最长、转播频道和场次最多、转播战线最长涉及面最广、转播手段更加多样化。(21)同时，更多学者关注到，中国电视奥运报道不仅在规模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报道形式上也不断创新。赛事转播向故事化、戏剧化、娱乐化发展，这种倾向渗透在专题节目的设置、赛事的解说，甚至是镜头的组接上。(22)而新技术的实践无疑有助于报道形式的创新，如采用超高速摄像技术，使得人们从过去观摩比赛的方式进入到把比赛看成讲故事，用特写的方式来进行报道。(23)在奥运期间央视节目收视率一路看好的情况下，有学者将关注视点转移到地方电视媒体。中国地方电视媒体由于对转播权的缺失及奥运新闻报道的非主体性，相对于中央台而言在资源上处于劣势。地方电视台需要在有限条件下，有效整合不可复制的独家资源，做好奥运报道，积极采取“错位收视”的策略，根据差异化延伸定位，发展新媒体、寻找新路子，否则必然导致在此时的失语，及星际空间的话语空间缩小。(24)
电视制作的操作性大于理论性。北京奥运会对于中国电视来说，给传媒人带来的实际参与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其电视遗产将在未来几年中提升中国电视的水平。然而奥运之后，中国电视依旧面临常态环境中的竞争和发展命题。后奥运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应该做到更迅速、更开放、更透明。(25)中国新闻媒体只有在今后能够面对任何不利于中国的消息和事件，游刃有余地驾驭任何内容的新闻报道，才是新闻成熟的真正标志。
三、汶川地震报道重塑电视尊严
汶川大地震震惊了世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电视媒体及时、准确、公开地报道了抗震救灾的全过程，充分证明了中国电视在大灾难面前的不可替代性，重塑了电视的尊严。灾难本身是负面的，但是通过媒体负责任的报道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力，使全国人民的力量都凝聚在一起。
根据初步统计，2008年相关学术期刊中关于汶川赈灾报道的研究文章有百余篇，主要分析了电视媒体在这次赈灾报道中所采用的报道形式及报道策略、产生的历史意义及特殊价值地位，以及电视媒体在这次赈灾报道中的得失与启示。
中央电视台此次的特别直播报道在央视历史上、中国电视历史上，乃至在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央电视台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敏锐的判断力，及时，准确，公开地推出了这一力度空前的特别直播报道，遏制了各种谣言、流言的蔓延，获得了巨大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为中国电视赢得了尊严。”(26)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的直播报道彻底扭转了西方媒体自“3·14”事件以来对中国的妖魔化，在第一时间发出了我们的声音。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英语国际频道、经济频道、科教频道、社会与法频道等纷纷报道灾情及救灾的方方面面，实现了电视直播效果最大化。
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央视采取的直播策略产生的历史意义。首先，在这次汶川地震的电视报道中，中央电视台将空中与地面的拍摄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画面更具说服力，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量。改变原有直播报道的奢华之风，使新闻直播走上了小型化、常态化的道路。改变了先前直播的预置静止的状态，把电视直播投向了突发、变化、不可预见的新闻事件上。(27)其次，抗震救灾的直播报道，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中国电视新闻立台的规则。我国电视在近年来的泛娱乐化的狂潮下，电视媒体出现了审丑、戏说、恶搞、低俗之风，甚至出现了“第一次心动”、“纸馅包子”等极端事例，电视行业处于困惑和焦虑的时期。令人欣慰的是，面对“5·12”汶川地震，中央电视台的抗震救灾电视直播生动展示了时政新闻的魅力。“时政新闻不仅代表着我们时代的新闻传播的发展水平，而且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的高度和心灵的深度，它们的价值更具有历史性和穿透力。”(28)最后，中央电视台这次大规模的直播报道，在大大提升媒体公信力的同时，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一方面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声音及时传递给民众，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媒体资源，沟通联络社会各界，形成了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的救助洪流。一方面报道国内外救援者克服重重苦难，艰苦救助的情形，展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报道灾区民众和被救援者在灾难面前顽强拼搏、互助友爱的情感。
关注灾难事件本身及其进程是必要也是必需的，但报道灾难本身不等于极力渲染灾难。有的文章赞扬，电视媒体在这次地震的报道中，更加重视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不乏人性化内涵，对人的尊严的报道前所未有。(29)在报道形态上，无论是新闻特写还是人物特写，都聚焦于一个大写的“人”字，将抗震救灾事件的一个横截面予以浓墨重彩地渲染放大，注重人情味的细节描写和展示。传媒人用一个个特写镜头将灾区人民在困难中体现出来的爱与责任展现得淋漓尽致。(30)
有的文章深刻地分析此次报道给我们电视业界带来的反思和启示。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信息公开透明、报道迅速及时，有效地防止流言、谣言的散布，一扫“3·14”西藏暴力事件报道中的败笔，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但同时，仍有一些记者缺乏人文关怀意识，除了强求采访对象回忆痛苦经历外，还发布一些具有强烈视觉刺激性的悲惨画面，以惨烈来吸引受众的目光。(31)大灾突降，既不能完全隔离媒体，又不能让它靠得太近，这是横亘在救灾者与报道者面前的双重难题。由于突发事件对人类生命破坏的残酷性，它的传播理应更加重视人文情怀。(32)有的文章针对这次央视的直播报道模式指出，以“抽屉式”的传媒模式对灾难事件进行报道缺乏反馈机制，“以主持人为中心的单线交流难以构建多维度的灾情全貌，抽屉式的直播报道模式是以碎片化的方式来呈现灾情的，容易给观众造成凌乱的印象，从而影响了传播效果”。(33)而报道量的足够大并不能掩盖其维度展开的单一和狭窄。我们看到的是报道的逻辑大多向行政逻辑的方向。这种对于行政逻辑的追随本身并不错，甚至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仅仅沿着这种单一报道逻辑展开的价值空间对于反映如此纷繁复杂大灾难的需要是否足够？传媒在这一过程中不但要为社会的自助行为提供传播平台，并且还有责任随着事态的发展设置议程，协调各种社会力量来面对和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此而言，我们的传媒在本次汶川大地震的报道逻辑和报道结构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改进和提升空间的。(34)
总的来说，电视媒体，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报道瑕不掩瑜，可以说是中国电视直播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报道空前及时、公开，报道规模和影响巨大，将被载入中国电视史册。各大媒体在此次地震中的出色表现，标志着媒体在公信力方面迈出了跨越性的一步。(35)“大事发生”是媒体崛起的机会。中国电视在这次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没有辱没使命与责任，彰显了电视媒体的力量和激情。一位资深的电视人写到：“通过我们的传播，国际舆论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灾难的应对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正面评价，世人看到了一个更透明、更负责的国家形象。”(36)
四、西藏“3·14”事件的反思
对西藏“3·14”事件的报道方式和效果给我们提供了不容忽视的教训，也让我们进一步认清了西方媒体“客观公正”的实质。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时无视事实，或道听途说，或断章取义，或故意捏造，发表了许多不真实、不客观的报道，以粉饰达赖集团，扭曲我国政府的形象。(37)国际媒体在对“3·14”西藏暴力事件报道中表现出来的分化现象，引发了传媒业界对这一事件背后的相关问题的深刻思考。在搜集到的五十余篇关于此事件的研究文章中，大部分文章都着眼分析西方媒体对此事件进行歪曲报道的现象和根本原因，特别是关于新闻报道缺失真实、客观、公正的最基本原则，直接触及媒体的公信力问题的探讨，以及透过这一事件，对西方媒体做出歪曲报道的深层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有的文章以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权威媒体的歪曲报道为研究对象，从这些失实报道中的词汇使用、信息源的选取、语言技巧、会话技巧分析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传播构架。“西方媒体对拉萨‘3·14’事件报道中，在涉及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与我国政府的描述词汇中采用了双重标准。”(38)“西方媒体的解释框架与话语自然也会影响他们的言语表达。其中重要的言语技巧是让某一句子成分缺席或出场。”(39)有学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新闻观的虚伪性。(40)一向标榜自身以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的某些西方主流媒体，此次行径明显有悖于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原则，以至于引发人们对新闻真实性缺失是否已经成为某些西方媒体的一种规律的怀疑。
有学者对西方的作为发出质问：“西方新闻真的自由吗？在国家和政治需要面前，西方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哪里去了？”有的文章探析了西方新闻原则缺失的根源，首先是西方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与利益集团的关系，使记者不再是事实的拷问者，而是误导公众或干脆是假话的政府声明的回声筒。西方媒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只存在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框架内，是为其政治需要服务的(41)；再则，西方媒体出于自身利益对西藏暴力事件的歪曲报道，是中国的媒介制度与西方的媒介制度之间的矛盾。中国媒体以宣传为主的方式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混合的媒介制度之间差别很大。(42)最后，对于拉萨“3·14”事件以来的中西舆论之争，看似是国家主体之间的话语较量，实则是国家权力和利益之争。有学者指出：“台前的新闻播报不过是可拾可弃的信息武器，背后则是权力和利益的争夺。”(43)
传媒业界在剖析西方一些媒体对“3·14”西藏暴力事件的负面报道的同时，也给了我国媒体应对危机事件以新的声音与思考。譬如《危机事件中的国家传播策略探析——以“3·14”西藏事件为例》(44)、《对美国媒体关于西藏问题报道的思考——兼论如何改善中国对外传播策略》(45)、《西藏实践与国际舆论引导》(46)等文章，深刻并及时地指出我国新闻媒体在应对危机事件中传播策略的有待改进。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新闻媒体在对危机事件的处置中，在抢占舆论先机的关键环节上，没能够及时地提供足够的信息、发出我们的声音，导致了西方主流媒体联手展开了“反华大合唱”，使我们的媒介形象、乃至国家形象被进一步“妖魔化”，使得中国政府丧失了发布真实信息的时机，传播策略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西方民众通过其媒体的报道所形成的对中国的认知，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的现实相差甚远，根本谈不上客观公正地评价此事件。西方媒体对“3·14”西藏事件的歪曲报道，再一次对我国媒体的传播策略提出了警示。中国媒体在如何把握新闻规律，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提高报道的时效性和内容的透明度，迅速做出反应，并且在报道中如何发挥团结、稳定、鼓劲的作用，为中央决策服务，为全国人民战胜灾难和困难服务，这些都是中国媒体要进行深入总结和思考的问题。(47)
重大突发事件考验媒体的应急报道能力。“3·14”西藏事件是对我国媒体捍卫和塑造自身形象的一次重大考验。西方媒体对于此事件的歪曲报道，更加说明了中国媒体策略要迅速与国际水平接轨，赢得全球新闻媒体的理解与支持，形成广泛的共识。
五、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初探
在十七大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政策的影响下，2008年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研究逐渐升温，学界和业界专家学者围绕什么是公共服务体系、如何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服务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厘清诸多认识误区提供了参考依据。
《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中，将八篇相关文章集纳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专题，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决策研究融为一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在我国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关于其具体的概念和定义，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一文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公共服务的内涵进行分析研究，并对理想的公共服务和现实的公共服务进行辨别，这种以内涵为基点的分析角度从概念定义的表层转向了对功能本质的把握。(48)而《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三个历史阶段》则通过纵向考察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发展的历史，指出中国广播电视与西方独立于政府架构之外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不同，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属性，因而其发展也是三种属性此消彼长的过程。(49)《北京市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一文立足于中国和北京市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发展的现实，毫无隐讳地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集中于两个方面：服务对象的多样性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消除差异实现均衡服务、消弭矛盾兼顾各方利益是建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不可忽视的前提。(50)那么，建设适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该如何着手？《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三论》给出了参考答案：即秉承中国特色的核心理念、保证渠道建设和内容生产这两大结构性支柱、坚持实施主体多元化、资金投入多样化、监管评估科学系统化。(51)另外，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有效实施，还涉及一系列信息技术领域内的集成创新与应用创新，须从服务支撑、服务提供和服务决策三个层面来构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支撑技术框架。(52)《西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和运行路径》(53)、《角色与责任：西方广播电视与公共服务》(54)、《公共电视的四大难题——从台湾公视的经验和困扰说起》(55)三篇文章则借鉴西方和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参照体系。中国的现代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进行充分的战略思考和规划是必要而迫切的，但必须要结合国情，采用差异化服务和阶段性推进的方式，满足不同群体和对象的差异化需求。(56)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重点和难点，针对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视听纵横》杂志开辟专栏刊发了多篇相关研究文章，有的文章通过分析与其他媒体的比较，分析了广播电视在公共服务上的独特优势，认为广播电视是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的首选样式，能使城乡人民普遍分享公共文化信息化的丰硕成果，并进而实现城乡同质服务的理想目标，促进城乡差别的逐步消除。(57)也有不少文章从农村地区的调研入手，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深度探讨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现状和前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为理论研究和科学决策提供了现实依据。如对实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均等化工程的探讨(58)、对当前面临的矛盾、问题和基层群众的期待的调研分析等。(59)
法律是促进发展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基本保障，但当前却存在诸多的相关问题，因此有的学者呼吁，要确保农民能享受到公平的、高质量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就必须构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法律保障体系。(60)
在更为宏观的商业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可以发现遭受双重夹击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困境，并在媒介生态环境改变后受到了巨大冲击，必须对公共服务自身的理念进行完善，进行更深度的改革。(61)专家学者们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进行的多种角度的阐释、审视、反思，必将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六、电视收视率与影响力
收视率在中国已经有十余年的发展和应用历史，作为典型的为满足电视媒体受众市场开发和广告资源经营需求而舶来的商业理念，对收视率的片面追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近年来，以网络为首的新媒体对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强劲冲击，“电视网络影响力”作为全新的标准被运用到了中国电视的评估当中。今年，学界特别针对收视率的导向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对反映观众内在心理评价活动的“满意度”、电视网络影响力和基于数字电视的收视率调查方法等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
电视是社会的主流媒体，必须坚持倡导主流文化，这是一个关乎社会责任意识的问题，就收视率而言则具体体现在导向问题上。收视率导向体现的是一种商业意识形态通过社会科学的变种向传媒文化所传递的诉求，以社会科学研究面目出现的收视率参与建构了电视商业性的物质基础的那一部分，提供了电视工业流水线的生产标准。(62)收视率导致低俗化，实际上是部分业内人士对收视率的商业逻辑认识不清，硬要用这一商业工具去解读思想和文化现象的结果。(63)所以收视率导向的问题，除了技术层面的问题外，更严重则在于：收视率导向关乎国家的文化安全；收视率导向导致电视节目过分商品化，实质上具有反文化的本质。(64)如果不进行相应的反思和积极的体制探索，收视率导向的恶果将戕害远未达到丰裕社会发展水准的中国内地的精神文明。
为了弥补收视率指标重“量”轻“质”的不足，人们将满意度指标纳入电视业调研体系内。(65)满意度是一种以品质为取向的评价指标，它是指由收看某一频道或节目的观众对该频道或节目给自己的视听感受进行评价。进行满意度调查，既要包括总体满意度，也要具体到每个细分项目的满意情况。(66)这种数据可以作为收视率的一个有效补充，便于更加全面地考量电视节目的质量。但也有文章指出，满意度主观性较强，弹性相对较大。(67)这种方式是非常笼统而划一的，满意度调查仍然无法获得观众们直接的意见信息。很显然，与数据打交道，无法替代与观众的直接信息互动。(68)
而伴随着网络在当今舆论导向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电视媒体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反映着它的真实社会影响力。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三家权威机构联合推出的课题《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报告(2008)》，其核心内容提出了网络影响力的概念，希望利用网络影响力这一新的指标，完善现有的电视评价体系，建立我国新兴的电视评价体系。所谓“电视网络影响力”不是“电视网络的影响力”，而是指电视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影响力，具体而言网络影响力的内涵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知名度指标，二是被关注度指标，三是网络收视度指标。(69)三大指标的加权平均之和即为最终媒体影响力指标。如果说网络知名度指标尚带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成分的话，那么网络被关注度和网络收视度指标则是彻底的网民主动传播和主动收视行为的体现，也是电视网络影响力的最高层次：即参与电视内容的再创造和再传播。(70)可以说，网络新媒体时代也是电视业遭遇强有力挑战的时代，收视率作为一种行为指标，虽然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一个电视节目的影响力，但它在电视节目评估的过程中仅是一个维度、一项标准指标，不足以全面评价，例如作为一部在新媒体上引起广泛影响的电视剧，《士兵突击》因收视率低，无法在电视黄金时间亮相，但由于网络和影碟的普及，加速了其在非电视观众群体中的传播和口碑建立，从而将影响折射回电视圈。这也凸显了多媒体传播模式下内容制作的核心价值。因此，建立跨媒介形态、跨节目形态的电视评估模式势在必行。(71)平衡“定性”与“定量”、“数字受众”与“意见受众”之间的关系，将反馈系统建立在多元和谐的基础上，从而为电视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有力的支持。(72)
收视率调查从来都是顺应大媒介环境下的产物，在未来几年里，数字电视引发整个媒介生态的变化将日益显现，收视率调查及其技术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我国目前收视率调查的方式主要有电话询问法、填表法和调查仪自动记录法。以计算机技术为手段，实现数据采集与处理的全自动化，是对节目收视率统计方法的一次革新，提高了统计数据的实效性、客观性，加快了调查的速度，提高了分析的精度，从而彻底改变了传统收视率统计的种种弊端。(73)虽然数字电视的普及率还不是很高，这种方法还没有被广泛采用，但是随着科技发展和电视产业结构的变化，全力促成“收视率”样本结构的调整，促进调查方法的改进，建立分众定性研究分析，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74)我们相信，电视节目收视率与“受众本位”的理性兼容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可能。
七、电视品牌建设
走过半个世纪的旅程，中国电视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近十年来在产业化的推动下发展更为迅猛，电视节目类型样式繁茂多姿，多元话语形态共生共荣，本土化特色改造如火如荼，品牌建设也取得诸多经验。(75)但专家学者们还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电视媒体在整体上仍然存在不少缺憾，并见仁见智提出许多未来发展的建设性意见。有的专家认为当前电视媒体存在“三没”和“三不”现象，即产品没品位，竞争没层次，战略没境界；热闹但不精彩，竞争但不充分，繁荣但不健康。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提升电视媒体“三种价值”：经济价值、战略价值、文化价值。(76)有的专家认为今天的电视媒体面临着更多的压力与困难，不仅要面对复杂多样的收视群体，还要直面新媒体的挑战，电视节目必须在履行好喉舌功能的同时，切实提升节目品质，不断增强其可视性、创新性、提升性，才能改变电视江河日下的媒体形象，重燃观众对于电视的热情。(77)
尽管电视媒体当前仍置身于娱乐性和功利化的电视市场背景下，但也有媒体和节目开始在喧嚣中进行冷思考，逐渐迎来理性的回归。比如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大局的广西卫视，不再定位于市场主体，逐渐转变成展示广西经济、文化、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有的学者对其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尊重电视传播规律，转变传播思路，“放弃了普遍的同质思维(如娱乐性和功利性)而选择实事求是地报道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实为理性回归中的创新之举”，达到了履行社会职责、满足人民群众信息需求、获得经济利益的三赢局面。(78)有的专家提出广西卫视在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服务于广西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的前提下，增强核心竞争力，实施在品牌、传媒、产业、研发、人才五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能够成为一家有特色、有影响力的省级对内对外强势电视媒体。(79)
2008年，CCTV—4的品牌栏目《中华医药》成为业界和学界关注的成功案例。这个健康服务类栏目在开播十周年之后迎来了又一个收视高峰，成为同类节目中毫无疑义的领军者。对此诸多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其成功的深层次原因。有的文章对其独特的生命力与价值规律进行了发掘与探索，认为它的成功在于具有“民族化”的标志性、内容与形式的丰富性、内涵的人文性。(80)坚守和创新是支撑《中华医药》的两股力量，是其成功的另外原因：一方面，坚守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节目主旨和主持人风格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在内容、形式、嘉宾上则不断创新。(81)有的专家则认为，《中华医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担负起了在传媒、文化与生活之间进行历史建构的使命，使自身成为个体和社会间关系的“变形”或“范畴转型”的重要表征者。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内在意蕴，又表现出当下中国社会共同关切的主题。(82)有专家将其成功因素凝练为四点：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绝，即：对稀缺资源持续开掘、坚持高品质节目生产、探索独特的理念与方式、与时俱进不懈追求。正是这四点促使《中华医药》以非主流的内容打造出令观众喜闻乐见、有收视率且兼具美誉度和公信力的栏目品牌，而这四点对其他电视栏目也有同样的理论指导作用。(83)
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尤其是因特网的迅速崛起，正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传媒的传统盈利模式。为了保持活力，赢得新的生存发展空间，传媒必须重新找到新的商业模式、界定其竞争优势，并发展出一套新的能带来利润的产品和服务。有的专家提出“节流”即削减成本只是治标，而“开源”即寻找新的价值增长点，才是开创传媒发展新格局的关键。过去我们只是在旧的规则体系约束下扩张，而现在就必须对规则进行较为彻底的突破性改造。(84)
八、电视纪录片的新亮点
2008年，纪录片《森林之歌》、《我们的奥林匹克》、《伟大的历程》、《激荡·1978-2008》等热播荧屏，学者们从艺术价值、文献价值、社会价值等方面对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录片作品进行了分析。
《森林之歌》是我国第一次严谨按照商业化操作模式投资、组织拍摄和发行运作的自然生态类题材纪录片，立意于用镜头回应生态文明的吁请，参与当代世界文明遭遇到的生存问题的反思和构建。该片做足“故事”、做足“宣传”、做足“市场”，(85)把“现代性”和“民族化”渗透在创作的方方面面，(86)实现了在创作题材、视听表达和运作模式等多方面的突破，给面临发展困惑的中国纪录片提供了丰厚的智性启示。针对奥运题材的纪录片，有的文章指出这类作品将“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思想情感化作观众真实可见的屏幕形象”，(87)超越了奥运会竞技比赛的历史，用一种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审视和解读波澜起伏的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历程，(88)有的文章则借奥运之机对新中国的体育纪录片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89)同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录片，《伟大的历程》是站在国家的角度制作的节目，如一首抒情咏志的当代纪实史诗，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使历史的新闻性成为了可能(90)；《激荡·1978-2008》则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对30年中国经济史进行了电视化的记录，完成了一部经济史的艺术表达，(91)其独特的观照视角、清醒的历史意识以及别出心裁的结构方式，给纪录片本身增添了新的精彩。
对于纪录片真实性这个常议常新的话题，不少学者的研究另辟蹊径，角度独特，如对声音在纪录片叙事过程中的真实性问题，有文章指出，纪录片中声音的真实性还原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完整的“场”还原，能够让受众产生足够外延于画面的空间感，并且协同画面共同构成足够的张力和震撼力，从而创作出既好听、又好看的作品。(92)有的学者提出了纪录片真实的三个层面：依据客体产生模式的影像临摹层面是虚拟真实；对客体世界的意义阐释与文化深描层面是主观真实；把握自然之笔、随心所动的复制层面是质朴真实，并把质朴真实视为纪录片真实的最高境界。(93)还有的学者将“真实”这一概念抽离出来，把中国纪录片的数次起承转合，都归结为一种对“真实”的矫枉过正，并得出结论：纪录片的“真实”只是某些与真实有关的感觉，而并非达到了真实境界。“真实”与否不足以界定纪录片，“真实”更不应该成为衡量纪录片水平高低的依据。(94)
对于纪录片栏目化制作、市场化运营等方面的探讨，有的专家提出三个转变：在生产经营模式上，从主要依赖采购和编排播出，转向加大投入和自制比重；在创作手法上，从单纯依赖“纪实”手法，转向在“真实”理念追求下，多种创作手法并举，进而推进规模化、流程化生产；在内容上，从关注社会边缘人物题材，转向更广泛和纵深的历史、人文、地理、自然、社会题材的观照。(95)也有的学者关注到中国纪录片热于制作而冷于市场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认为中国纪录片不仅需要艺术与思想，也需要强劲的市场发动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只有市场才能支持其生存与繁盛，并提供足够丰富的营养和追求美学或艺术的动力。因此，中国纪录片面临一种非常艰难却又无法回避的转型：从导演纪录片到制片人纪录片，即从作为艺术的纪录片到作为文化工业的纪录片。(96)
纪录片既是一种节目类型，一个美学文本，同时也是一种媒介形态和社会动员的工具，其自身价值的多重性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在特定阶段使某一部分的功能得到特别的彰显。(97)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环境下，电视纪录片还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使命，主要体现在核心价值构建、社会道德观念认知、人文精神传扬、艺术审美塑造、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同时，我国的纪录片还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跨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独特的建构作用，因此，纪录片传播、制作的工作者及机构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为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的重任。(98)
九、电视剧研究聚焦年度大戏
从1958年诞生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剧发展迅猛，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深刻地影响了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电视剧生产大国、播出大国，观赏电视剧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学界一直以来研究的热点。
中央电视台的开年大戏《闯关东》无疑是2008年电视剧的最大亮点，不仅取得了11％的高收视率，同时也备受学界的关注和好评。有的学者高度评价该剧“以历史的厚度、文化的深度、社会的广度及平民话语、家国情怀、生命境界，表征着迷失主体性多时的文艺界，立足于文化传承，再次担负起了重建我民族精神家园和民族身份的天职。剧作者在故事的选编、人物品格特质的塑造和对时代精神关怀的深广度三个方面的斩获，都足以把该剧称为一部长篇史诗”。(99)
有的学者对这部电视剧进行了全景式的分析，认为其在风格上大气磅礴、荡气回肠，在艺术讲求上细密铺展、丰厚细腻，在内涵把握上情感生动、鲜活动人，在叙事结构上逻辑井然、线索严密，因而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打动人心的魅力和抚慰人心的情怀，“是一个真诚之作，一个有历史感的创作，更是人物情感丰富多彩的优秀剧作”。(100)
有的文章则提出《闯关东》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它以民间视野来重新审视从清末到‘九·一八’事变前这一段中国历史中跌宕起伏的民族发展史。这一视野不同于以往弘扬主旋律剧作常用的政治意识形态视野，为中国电视剧的制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子”。该剧的时空设置、主题设置和情节构筑都是从民间视野出发，不仅提供了拍摄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全新视角，而且彰显了民间文化的丰富性，为拓宽中国电视剧的创作之路做出了有益的尝试。(101)《闯关东》的成功还来源于其独特的结构。它将系列剧的结构特点融入到连续剧的创作中，同时又令全剧没有松散、断裂之感，全剧的动作清晰，主题思想明确，具有凝聚力。矛盾冲突、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人物之间关系的建立都扎扎实实地纽结在主题思想之间。结构上完整而统一。(102)同时，还有诸多文章对《闯关东》的情节内容、时空表现、人物形象、美学特质、叙事手法等进行了具体解析，探讨其成功要素。
上演“怀旧风”，对2007年出现的“没有电视只有剧”的现象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思考也是2008年电视剧研究的特点之一。以《士兵突击》为代表的军旅题材剧、以《金婚》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以《奋斗》为代表的青春偶像剧、以《乡村爱情》为代表的农村题材剧……2007年各种题材的电视剧百花齐放，为学界提供了大批典型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有的专家认为2007年的电视剧“大都深入开掘了富有独特意蕴的思想内涵，展示了健康积极的人生境界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主题思想鲜明，内涵意蕴丰富而饱满，让观众在复杂而多彩的审美感受中，受到感动、得到启迪”。(103)有的学者对《士兵突击》、《金婚》等2007年的一批优秀剧作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审视，总结其经验教训，如在创作宗旨上要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在美学追求上要正确处理好审美与视听快感的关系、在生产方式上要努力实现题材资源的最佳配置与创作生产力诸要素(编、导、演、摄、录、美、音)的优化组合、在创作心态上要力戒浮躁媚俗，努力做到重在引领、贵在自觉等等。(104)更多的学者则对这些优秀作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探求其成功的内在因素及社会背景，显示出一定的学理深度。
总体来讲，2008年度电视剧研究呈现出较为集中、更为深入的态势。聚焦于2007、2008年度大戏的文章不仅数量繁多，而且视角多样，对经验教训的总结较为全面，为今后电视剧的发展提供了多方位、多层次的理论指导。
十、小结
纵观2008年的中国电视研究，呈现出“点面结合”的特点。从面上来讲，在中国电视50周年盛典之际，出现了许多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盘点的文章，既有对电视整体状况的审视，也有对如纪录片、电视剧等某一类型节目发展的梳理。这些反思和探究具有历史的深度，同时又有将中国电视置于国际语境中评判的宽阔视野，是电视研究发展的杰出理论成果。
从点上来看，2008年中国媒体热点数量多且转换快，相应的理论研究也密切关注现实，及时跟进，针对性、实践性较强。从雪灾、藏独到地震、“神七”、奥运，每一个重大事件都引起了中西方媒体的热切关注，也成为学界热烈讨论和深入反思的焦点。同时，对西方媒体报道的研究更为深入，更具批判性眼光。
2008年是重塑电视尊严的一年。对重大事件的迅捷、公开报道，为电视赢回了曾经的公信力和话语权，而学界对媒介责任的追问和探讨也在这一刻得到了回应，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毋庸讳言，2008年的电视研究依然存在前瞻性不强、描述表象化等缺点，但总体而言仍可谓硕果累累，为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胡智锋、周建新《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第1页。
②胡智锋、周建新《中国电视30年节目形态发展扫描》，《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第5期，第20页。
③张阿利、王璐《中国电视30年文化生态演进反思》，《中国电视》2008年第12期，第19页。
④李兴国、袁冶《技术成就艺术之美——中国电视50年》，《当代电视》2008年第8期，第37页。
⑤何苏六《中国电视纪录片三十年生态变迁——以十部纪录片为例》，《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第5期，第25页。
⑥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第13页。
⑦冷冶夫、刘新传《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50年——思维、形态与路径的轨迹变迁》，《当代电视》2008年第7期，49—51页。
⑧朱景和《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叙略》，《中国电视》2008年第5期，第79页。
⑨尹鸿《中国电视剧文化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第9页。
⑩张智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电视剧类型的发展与变化》，《中国电视》2008年第12期，第32页。
(11)曾庆瑞《50年奋发有为铸造时代辉煌——为中国电视剧50年贺岁》，《当代电视》2008年第10期，第22页。
(12)李京盛《与中国文化相融与时代生活相应——中国电视剧50年回顾感言》，《当代电视》2008年第10期，第10页。
(13)李培森《辉煌铸就梦想——回顾中国电视剧30年》，《当代电视》2008年第6期，第21页。
(14)郑书梅《中国电视剧50周年审美形态之嬗变》，《中国电视》2008年第5期，第31页。
(15)喻国明《从北京奥运看传播软实力》，《新京报》2008年9月13日。
(16)涂光晋、宫贺《北京奥运与国家形象传播中的议程建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7期，第6页。
(17)胡智锋在奥运电视报道与传播高层论坛上的主题演讲《中国电视传媒在2008奥运报道中的角色和特色》，http://cctvenchiridion.cctv.com/special/C22146/20080920/101044.shtml。
(18)孙玉胜《满足观众需求与奥运传播最大化》，《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第9页。
(19)曾庆香《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62页。
(20)黄会林《奥运会开幕式文化解读》，《人民日报》2008年8月15日。
(21)《北京奥运转播新增三种途径》，《中国传媒科技》2008年第7期，第10页。
(22)蹇莉《奥运电视报道——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西部广播电视》2008年第7期，第111页。
(23)田维钢《北京奥运电视报道的新技术实践》，《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67页。
(24)朱晓彧《论“奥运”对中国电视格局的影响及西部卫视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7期，第8页。
(25)郭镇之《后奥运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9期，第10页。
(26)胡智锋《为尊严而战——对汶川大地震电视特别直播报道的探析与思考》，《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第41页。
(27)高晓虹《电视直播报道常态化的重大进步——“汶川地震”电视直播报道带来的思考》，《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第51页。
(28)时统宇《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直播的历史意义和传播价值》，《视听界》2008年第4期，第29页。
(29)范以锦《大地震报道颠覆了过时的“负面报道”概念》，《青年记者》2008年6月下，第12页。
(30)石长顺、徐锐《媒介话语的历史性超越与重建——汶川大地震报道的电视话语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第55页。
(31)傅岩《以人为本是新闻报道的基本价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9期，第68页。
(32)张君昌《职业冲动与职业操守的博弈——有感于电视媒体在抗震救灾报道中的表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第49页。
(33)关德兵《灾难事件的抽屉式直播报道模式——以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直播报道为例》，《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第8页。
(34)喻国明《新闻的三重价值：公开、及时、平衡——关于国家应急机制中媒体价值构建的思考》，《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8期，第39页。
(35)卢家银、崔明伍《灾难事件中的媒体公信力建构》，《今传媒》2008年第8期，第22页。
(36)梁晓涛《5·12大地震七日祭》，《央视新闻周刊》2008年第19期。
(37)邵挺《从西方媒体对华歪曲报道看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新闻知识》2008年第7期，第28页。
(38)张成良《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相更远——西方媒体对拉萨“3·14”事件报道解析》，《新闻记者》2008年第5期，第8页。
(39)曾庆香《西方某些媒体“3·14”报道的话语分析》，《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第28页。
(40)郭纪《擦亮我们的眼睛——从“3·14”事件报道看西方新闻观的虚伪性》，《新闻前哨》2008年第7期，第48页。
(41)叶皓《西方新闻自由吗？——从西藏“3·14”事件看西方媒体的真实属性》，《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第2页。
(42)李霞、李正《从民族主义透视围绕“3·14”事件的中外新闻传播——兼谈中国民族主义转型》，《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第19页。
(43)胡百精《权利话语、意义输出与国家公共关系的基本问题——从北京奥运会、拉萨“3·14”事件看中国国家公关战略的构建》，《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第15页。
(44)李峰《危机事件中的国家传播策略探析——以“3·14”西藏事件为例》，《东南传播》2008年第6期，第38页。
(45)陈勇、张昆《对美国媒体关于西藏问题报道的思考——兼论如何改善中国对外传播策略》，《新闻记者》2008年第8期，第25页。
(46)毕研韬《西藏实践与国际舆论引导》，《青年记者》2008年5月(上)，第64页。
(47)赵化勇《尊重新闻规律完善应急机制牢牢把握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当代电视》2008年第8期，第18页。
(48)张国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第119页。
(49)顾亚奇《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三个历史阶段》，《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第121页。
(50)张政法《北京市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第127页。
(51)杨乘虎《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三论》，《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第123页。
(52)曹三省、刘剑波《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支撑技术框架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第133页。
(53)李继东《西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和运行路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第125页。
(54)张毓强《角色与责任：西方广播电视与公共服务》，《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第129页。
(55)黄学建《公共电视的四大难题——从台湾公视的经验和困扰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第131页。
(56)张政法《关于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战略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6期，第29页。
(57)曾岩《广播电视是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的首选样式》，《视听纵横》2008年第1期，第38页。
(58)周丹、朱文灏、王卫星《实施农村广电公共服务均等化工程的实践与思考》，《视听纵横》2008年第2期，第71页。
(59)郑宇《云溪村广电公共服务建设调研报告》，《视听纵横》2008年第6期，第32页。
(60)张蕾《构建农村广播影视公共服务法律保障体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第22页。
(61)王君玲、赵爽英《浅析全球化背景对公共广播电视的理论价值冲击——以BBC为例》，《今传媒》2008年第5期，第58页。
(62)时统宇、吕强《收视率导向批判——社会的醒思》，《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第6页。
(63)王兰柱《收视率之所为与所不为》，《中国电视》2008年第10期，第14页。
(64)时统宇《收视率与国家文化安全》，《视听界》2008年第5期，第114页。
(65)(68)(72)刘燕南《反馈的变奏：“数字受众”VS“意见受众”——中国电视台观众反馈现状调研报告》，《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第104页。
(66)王海东《从“观众来信”到“满意度调查”——我国电视观众调查研究的发展轨迹探析》，《当代电视》2008年第5期，68页。
(67)刘燕南《热话题冷思考》，《中国电视》2008年第10期，第10页。
(69)李岭涛、黄宝书《网络影响力——电视评价新指标》，《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7期，第19页。
(70)李德刚《电视网络影响力：媒介研究的新领域——兼评2008年度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调查结果》，《广播电视信息》2008年第7期，第68页。
(71)南言、王钢《<士兵突击>：收视率VS满意度》，《视听界》2008年第2期，第81页。
(73)金洁《基于数字电视的收视率调查方法》，《广播与电视技术》2008年第5期，第113页。
(74)同(62)。
(75)苗棣、任阳梅《我国电视节目类型的发展与创新》，《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第20页。
(76)陆地《如何提升电视媒体的价值——兼谈广西卫视发展战略的转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1期，第44页。
(77)胡智锋、顾亚奇《略论电视节目品质的“三性”》，《视听界》2008年第1期，第19页。
(78)时统宇《媒体的市场定位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大局——广西卫视理性回归的启示》，《新闻战线》2008年第11期，第72页。
(79)黄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打造广西强势电视传媒》，《新闻战线》2008年第11期，第66页。
(80)黄会林《融古贯今济世救人——探析<中华医药>的独特奉献》，《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9期，第35页。
(81)俞虹《栏目生存不二法则：坚守与创新——〈中华医药〉走过十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9期，第39页。
(82)丁亚平《传媒的建构——CCTV〈中华医药〉十年》，《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92页。
(83)胡智锋《<中华医药>电视品牌建设的独特略径》，《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第61页。
(84)喻国明《严峻的经济形势与中国传媒的因应之道——兼谈广西电视台上星频道的经营策略》，《新闻战线》2008年第11期，第68页。
(85)马伟平《<森林之歌>的成本控制与商业运作》，《电视研究》2008年第9期，第29页。
(86)郑丹《“很现代，也很东方”的追求——解析自然类纪录片<森林之歌>》，《中国电视》2008年第9期，第27页。
(87)高鑫、曹坤《记录我们的奥林匹克梦想》，《电视研究》2008年第9期，第64页。
(88)王霞光《国际视野人文情怀——看纪录片〈我们的奥林匹克〉》，《人民日报》2008年8月7日。
(89)周鼎《新中国体育纪录片发展历程》，《当代电影》2008年第7期，第38页。
(90)刘效礼《让历史照亮未来——从〈伟大的历程〉看中国30年文献纪录片创作》，《人民日报》2009年2月5日。
(91)李岚《一部经济史的艺术表达——第一财经〈激荡 1978-2008〉》，《现代传播》2008年第6期，第95页。
(92)赵鹏华《“先声夺人”与纪录真实——声音如何参与纪录片的叙事》，《中国电视》2008年第4期，第73页。
(93)陶涛、张德宏《虚拟真实·主观真实·质朴真实——论纪录片真实的三个层面》，《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156—157页。
(94)冷凇《“真实”的解构、颠覆与重构——有感于纪录片发展30年》，《声屏世界》2008年第4期，第21—22页。
(95)应启明《纪录片专业频道的市场生存》，《视听界》2008年第1期，第32页。
(96)张同道《艺术表达与文化工业：中国纪录片的热和冷》，《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第92页。
(97)韩鸿《社会纪录片与影像行动主义——审视中国社会纪录片的另一个维度》，《电影艺术》2008年第5期，第141页。
(98)何苏六《论电视纪录片社会建构的多维体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第13页。
(99)冯建章《重建身份——评热播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电影评介》2008年第13期，第55页。
(100)周星《大历史与人性命运的浑融交织——电视剧〈闯关东〉的魅力》，《当代电视》2008年第3期，第23页。
(101)裴争《民间视野下的〈闯关东〉》，《中国电视》2008年第4期，第37页。
(102)赵宇《系列剧的结构特征于连续剧中的显现——〈闯关东〉剧作结构分析》，《当代电影》2008年第7期，第100页。
(103)杨志今《2007年度优秀电视剧创作生产的几点启示》，《当代电视》2008年第4期，第16页。
(104)仲呈祥《推动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经验》，《中国电视》2008年第4期，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