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多样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地理学论文,我国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0585(2009)04-0865-18
1 缘起
蔡运龙等在《地理科学的中国进展与国际趋势》一文[1]中，对中国地理学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作了精辟概括，引起了学界的共鸣，他们认为，“基础研究薄弱”[2]和“学科整合不足”是我国地理学发展面临的两个首要问题[3]。从地理学学科整合的角度来看，似乎不单中国地理学如此，欧美地理学亦然[4]，如果回顾一下20世纪地理学的发展史[5]，这种自然—人文二分似乎已经成为地理学的一大可悲的“传统”[6]。“中国地理学中自然研究和人文研究的交叉和融合显得不足”，“还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发展倾向：一是越来越专，一是越来越泛”[1]。“越来越专”指的是自然地理学研究，“越来越泛”指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这种二元分化的强化是忽视贯通的结果，同时也是缺乏真正地理学大家的结果。如果你对人文地理学的多个分支学科感兴趣，可能被贴上万金油的标签。在这种学术认知条件下，单是在人文地理学中要想贯通都很难，更不用说贯通古今和中外了；学科交叉成了外国人的专利，我们几乎无所作为①。从这一点来看，能够以二战后欧美人文地理学发展史为对象写出《地理学与地理学家》[8]以及相关的《哲学与人文地理学》[9]，R.J.约翰斯顿非常了不起。能够与前一书相媲美的，据我所见只有理查德·彼特1998年发表的《现代地理学思想》[10]。凭一己之力写出通论性的《地理学思想史》（1972年首版、1981年第2版）的P.E.詹姆斯就更了不起，尽管该书出版到第4版(2005)时，对中国地理学的巨大成就仍然不甚了了[11]。1992年D.N.利文斯顿出版了更有深度的《地理学传统》一书。保罗·克拉瓦尔的《地理学发展史》则突破前两本英美主导的写法，突出了法国地理学界的贡献。大陆学人只有刘盛佳著有《地理学思想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和杨文衡、蔡宗夏、汪前进等的《世界地理学史》（吉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打通中西，按时间先后顺序来写。阙维民就国外历史地理学也作了一个基于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广度的一个工作[12]，也值得称赞。
如果上文所谓的“泛”是指大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而言，就略显言过其实。关于这一点，翻阅一下世界上的主流地理期刊（如Transactions IBG、Annals AAG、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Economic Geography、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Cultural Geographies）和《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13]、《经济地理学指南》[14]这类著作，就一目了然。大陆人文地理学就研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经济地理、城市地理、旅游地理等与普遍的发展话语和经济话语有关的论题；而就研究方法论而言，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主导的趋势明显，计量化程度远高于欧美同类研究[15]。从近几年大陆综合性的主流地理期刊②《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纯人文地理学期刊《经济地理》上发表的论文，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主导的论文也占了相当的比例。为其他方法论所主导的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人文地理》上。更有甚者，作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的段义孚的学术成果[17,18]在我们这里被有的学人看作是“散文”，而其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之作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文版[19]发表便颇费周折[20]。
方法和方法论问题是关系一个学科发展的大问题，所以在一些学科（如历史学[21～25]、经济学[26～30]、社会学[31～33]等）中，方法论问题受到特别的关注，出版了大量的论著③。相反，在作为“学科之母”的地理学中，方法论问题受到的关注较少[35～40]，在西方地理学中这种状况到80年代有了一定的改善，90年代出版了不少新的论著和教材[41～46]。在我国人文地理学界，对地理学方法论问题的有关的论著少[47～64]，从哲学层面探讨的成果更少[49,50,61]，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和引用，主要是一些对具体方法而非方法论的探讨。对研究方法的探讨，围绕分形在地理学中的应用较多[65～73]：林涛1991年最早翻译介绍了M.F.Goodchild的论文“地理现象的分形性质”[65]，李后强和艾南山首先发表了有关分形在市场网络中的应用[66]，接着赵锐[67]、陈彦光和刘继生[68]较早发表相关成果，朱晓华等人[73]先后参与到这一研究领域中来，其中陈彦光和刘继生的研究成果最多，也较为系统[53,68,69,71,72]。从少量的方法论成果来看，潘朝阳试图从哲学来源和地理学实践的角度，对观念论(idealism)地理学这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分支进行阐述[49]；蔡运龙对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圣经”进行了全面评述[50]；白光润则解释了地理学所面临危机的哲学根源，很有启发性（如地理学应当坚持一元地理观，正视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的倾向）[51]；马润潮从历史发展角度对人文主义、后现代化主义、新区域地理学的方法论思潮的出现，给出一个极为简明而精准的论述[74]；陈才等对区域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52]；柴彦威等提出并探讨了时间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的方法论[58,70]；周一星和陈彦光对困扰我国城市地理学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方法论思考[56]；李小建从理论创新方法和研究尺度视角，探讨了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问题[55,59]；胡天新和李平探讨了批判实在论的背景、哲学基础、理论脉络、方法论及其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应用问题[60]；陈彦光对“从计量地理到地理计算”的角度对地理数学方法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将地理学从经验科学提升到理论科学的方法[57]。约翰斯顿在《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79,2006)、《哲学与人文地理学》(1983)从理论和研究实践两方面对几大方法论及其哲学思想进行了血肉丰满的阐述，前者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经典[75]和西方相关课程的必读书。
在笔者看来，大陆人文地理学界的研究方法论视野较狭窄，加之对方法论问题（包括方法论教学）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探讨，阻碍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健康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方法还不够“泛”，需要方法论和方法的多样化，需要参考其他学科的探讨[76]，需要跨学科的方法、多学科[77]，真正发挥综合性的学科特长，综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在知识生产方面坚持学术标准并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无愧于“伟大的时代”[78]。
2 欧美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样化
2.1 历史回顾
从20世纪的人文地理学发展来看，前半个世纪基本上为以描述为特征的区域地理学所主导。其间也有一些例外，特别是1933年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一书中用计量方法对市场空间的探讨，开创了人文地理学理论研究的先河，被W.邦奇称为“理论地理学之父”[39]，对人文地理学和城市研究[79,80]、史学研究[81,82]产生了重要影响。后半个世纪，地理学突破以描述为特征的区域地理学，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首先产生的是计量革命和理论革命[83]。演变至今，欧美人文地理学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时代[10,74,84]。
F.谢弗尔1953年发表《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一个方法论探讨》[85]，对以描述为特征的传统区域地理学发起猛烈抨击，倡导放弃独特论并采用计量方法，以寻求规律和发展地理学理论。地理学中的计量革命④由此开始，并向世界各国扩展。“这场‘革命’的目标是寻求以更大的分析能力，特别是通过统计学和数学来武装这门学科”[87]。“它刺激学科之内的人们关心它的社会目的”[87]，促进了数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地理学者认识到理论建设的重要性。经过一代地理学家的努力，空间科学和实证主义地理成为地理学的主流范式[39,40,88～96]，空间科学成为地理学的一大传统[6]。实证主义地理的基本途径是“取法自然科学方法，着重计量分析，推求因果关系，寻找普遍性抽象法则”[49]。因此，有学者认为地理学者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对空间和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97]。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地理学中出现了具有政治色彩的激进地理学派[99]，它围绕一些国内问题展开研究，诸如不平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环境问题及反对越战等；其世界背景是西方城市中大面积的纵火、1968年法国巴黎学生—工人起义（即“5月风暴”）、大规模的反战行为及普遍的激进文化改革等[10]。实证主义和空间科学无法解答这些问题，这为其他方法论和视角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到70年代初，在欧美地理学界，“地理学在实质研究及方法论上呈现出多样性”[100]，人文主义、行为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等观念不断涌现，对人文地理学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激进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行为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地理学（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后殖民主义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
资料来源：Peet R.Modern Geographic Thought.Oxford:Blackwell,1998.10.在周尚意和王锋提供的电子图[98]基础上根据中文版《现代地理学思想》作了修改。
注：Peet所采用的学科系统并不是系统分科的概念，而是人文地理学不同研究方法的分布图像。
图1 现代及后现代人文地理学思潮与学派
Fig.1 The schools of geography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hases
针对实证主义地理学对人和现实社会中的问题的忽视及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和“效益最大化”——脱离现实，行为地理研究基于有限理性[101,102]和满意利润，提出了行为方法[103～111]和行为区位论[112]。这是对区位论和经济地理研究的一大发展和推进，在使研究假设接近现实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行为方法大量采用模型进行研究，给人文地理学发展带来不少启迪，如行为矩阵和边际获利空间有利于分析企业满意区位和获利区位，突出了人类决策（包括企业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以及由于个人决策的信息和能力限制，人类活动很少能占据实证主义所谓的最优区位。
人文主义地理学[109～116]以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作为其哲学基础，研究人的“意义、价值、目的和目标等”[10]，“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地理行为以及人对空间和地方的感觉和思维，以达到了解人的世界的目的”[19]；在地理学中，“现代人文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协调社会科学和人之间的关系，容纳知性与智慧，客观与主观，以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10]正如尼古拉斯·恩特尼金所指出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方法形成了对照：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方法的统一，它支持对因果关系的解释；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则是反自然主义的，它寻求的是‘知性’而不是对因果关系的解释”[10]。人文主义地理学使地理学者认识到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地理学之不足，凸现了空间、场所和景观的社会建构性，深化了对人地关系的认识。
到20世纪70年代中晚期，结构主义和结构马克思主义思潮才对英美地理学产生显著影响[117～122]。哈维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独树一帜，其《社会公正与城市》(1973)成为地理学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反映了激进主义地理学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转变”[10]。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信现代性，“人类的进步和解放是建立在动机、逻辑和科学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动机提高知识，知识促进科学，而科学服务于社会的解放。”[10]。现代性还由于片面发展了认知性的工具理性，因而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10]。早期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主要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直接解读，后来则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善和重构，如哈维将空间纳入经典理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有助于认识资本主义，尤其是其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及自然的生产，它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方法，有助于揭示资本主义（空间不平等[119]、生产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重组[14]、跨国投资、郊区化[119]、城市居住隔离、空间劳动分工[14]等）背后的逻辑和机理[13]；提出了有关空间的“社会—空间辩证法”，使空间与社会联系起来，有利于全面认识空间生产的逻辑；提出了有关自然和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以及自然的生产这一命题[14]。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受到了理念论[8]和后现代化主义的挑战[8,9]。
后现代化主义是一种怀疑主义，批判了所有的大理论（它并不完全反对追求理论，只不过理论要能够适应当地具体情况且不太抽象）和各种元叙事(meta narrative)，相信分化、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认为真理并无绝对的标准。据马润潮研究，后现代化主义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始于1984年美国杜克大学F.詹明信在《新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后现代化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23]。“在剖析社会及历史变迁时，他强烈肯定了空间地位的重要性，认为在60年代后的西方后现代化社会中，左右我们每天日常生活、心路历程及文化语言者，是种种的空间而非时间。”[74]同时，后现代化主义强调非传统、异样化事物[124]，不但促进了地理学者对少数族裔或族群问题的研究，也打破了以往仅以男性观点为出发点的传统地理学，开创了强调女性观点及男女空间行为有差异性的性别研究及女性主义地理的领域。后结构主义是后现代化主义的一种，在地理学中指一种充满哲学和理论特色的对认知和世界进行研究的方法，其理论特征是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⑤。在现代性框架中，知识被看作是单一的、累积的和中立的事物，而从后结构主义观点来看，知识是多元的、冲突的和与权力有关的[126]。后殖民主义地理研究“意在开辟并重新考察曾经属于被殖民地人民的人文影响和地理影响及其经历”[127]。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后现代视角重视地方的特征和独特性[128,129]，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地理学的复兴和文化转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权威和知识的至高无上地位[74,100]。与此同时，那些追求大理论和模型的地理学者也开始反思，进而转变为包容其他方法和视角。在对技术创新区域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文化和制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130]。后现代化主义也受到了批评，因为它过分强调了学术自由化与多元观点，因而导致了思想无序及无政府状态。结构主义者认为，如果仅注意事物表象的复杂，而忽视社会形成的主导力量，就抓不住问题的关键[74]。后现代化主义在反对大理论的同时自己却成了一种大理论，它“用来反对本质主义观点的大部分强硬言辞往往接近于高度教条化的那种本质主义”[127]。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理论家从拒绝知识到相对主义，只是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74]。
女性主义地理学[125,131,132]是纷繁复杂的当代人文地理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0]。1973年W.泽林斯基在第一篇相关论文《地理学中的妇女：简要事实综述》中，探讨了地理学中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1984年AAG“妇女与性别研究组”出版了《地理学与性别》一书。到90年代，女性主义地理学已经成为欧美大学的正式课程[86]。有关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的综述开始出现在顶级的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杂志上。随后的研究主要探讨男性和女性在空间行为方面的差异，目的在于确立性别在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1992年IGU成立了相应的委员会，1994年Gender,Placeand Culture期刊创刊。R.罗斯认为在学科的构建中，存在对男性的偏爱[133]。A.M.奥伯霍尔泽认为，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来看，女性主义地理学迫使我们认真对待劳动力的异质性，有助于我们认清经济和经济地理是由多重社会关系所定义的，并通过其方法论促进了经济地理学的发展[14]。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的论著反思了地理学理论，“极大地提高了整个地理学科对与性别有关的问题的敏感度”，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纯粹的抗议”[127]。
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进步。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如今，借助桌面制图系统（如AutoCAD、MapInfo、ArcCAD等），计算机制图已经被掌握并普及。计算机时代的到来大大提升了地理学处理数据的能力，地理学中的信息革命由此开始，而RS技术的发展为地理学提供了新的、快速的、覆盖面广的地理信息来源，GIS为地理信息的贮存、收集、分析、检索和可视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卫星图像为监测全球和区域的森林覆被、城市化和其他形式的土地利用提供了特别重要的工具[134]。地图、GIS、RS应当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亟待加强。
2.2 对实证主义地理和方法论的批评
计量革命对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数据处理及强调理论重要性三个方面），然而它却并未达到其预想的理论建设目标[74]；到60年代末期，以计量革命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地理学逐渐受到了来自地理学以外及其内部的种种批判。罗伯特·萨克反对把地理学看作是空间科学（他称之为“空间分离主义”），认为实证主义地理是一种空间崇拜，在集中探讨空间方面的同时放弃其他一切。空间科学将空间与时间和物质的联系拆开了。在他看来，这几乎没有任何分析价值：确定空间格局不会告诉我们这种格局存在的原因或其随时间变化的原因，因为该方法未能考虑社会过程和政治过程[135～137]。在萨克看来，在关注提供解释的经验性科学中，空间、时间和事件（现实世界的三维性）是不能被分开进行分析的；并不主张把几何学从地理学中清除出去，而是主张不应脱离时间和事件去单独思考空间。他提到了空间研究的不同方法：社会科学家对空间客观意义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对空间的主观意义的研究；生活于空间和学习空间（如儿童）的人们的实用看法；对空间的虚构的和不可思议的看法；还有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藉以对空间进行建构和利用的概念。“空间分离主义”只与第一种方法有关[8]。
激进主义者注意到，空间科学研究对象仅限于某些特定的问题。空间科学研究把人看作是摆脱了非理性、意识形态和历史的理性经济人，能够作出明智而合理的决策，并基于利益最大化对世界进行建模。其实，个人和社会要复杂得多，无法用简单的模型和法则来捕捉这种复杂性。大卫·哈维在写完《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若干年后，就转过来批评实证主义地理学：“我们正在使用的复杂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与我们就周边发生的事件给出任何有意义的言说的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138]。在哈维看来，空间科学对诸如阶级分割、第三世界债务、地缘政治紧张和生态等问题，几乎无话可说。而且，实证主义地理虽然能够试图详述是什么和预测未来发展，但却对应当怎么样一无所知。在哈维等人看来，探讨此类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到诸如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激进理论。
从70年代早期起，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也开始批评实证主义地理学[19,49,112,139～143]，因为实证主义具有将人化约为抽象而理性的主体的倾向，而且拒斥形而上学问题。实际上，空间科学不承认人们的信仰、价值观、观点、感情等及其在塑造日常地理方面所起的作用。然而，个人是复杂的生命，是有限理性动物，并不必然以容易建模的方式行动，因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应当通过深入的定性研究，采用易于抓住人们复杂生活的地理调查来从事地理研究工作。激进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都质疑空间科学家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中立的观察者。他们认为，地理学家是这个世界的参与者，有其个人的观点和政治观念，他们在从事其研究时很可能流露出其价值观[117]。至多，研究者就他们研究什么和他们希望问什么问题进行决策，而这些都并非价值中立的选择。
另外，诸如M.多莫西和L.麦克道尔这样的学者从女性主义角度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补充[133,144,145]。她们认为，空间科学是由大男子主义理性所支撑的。也就是说，实证主义探求是通用的、有秩序的、理性的、可计量的、可预测的、抽象的和理论性的，而且研究者“能够将自身从其身体、感性、价值观、过去等分离开来，因此他和他的思想是自治的、与背景无关的，而且是客观的”[133]。她们认为，地理研究必须抛弃此种理性，要更加敏感于研究过程中的权力关系，而且，地理学家不得不对其地位、假定的专家意见及对知识生产的影响进行更多的反省[146]。换句话说，地理学家未必能够创造有关世界的普遍知识，而且从某种观点来看，知识永远是局部的，与特定的环境有关。
对实证主义地理和方法论的批判使地理学家明白了实证主义地理并非完美无缺，对计量革命和数学方法的长处和缺点有了充分的认识，极大地促进了方法论的多元化。实际上，根据普雷斯顿等的研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一直是地理学的特征。在大多数地理思想的传统学派发源地古希腊，就有很多的多样性。洪堡和李特尔所提出的地理思想概要，也是以多样性为其基调的。”[7]在这种多元化的方法论指导下，我们对人文现象的格局、过程和变化规律将会有更加深广的认识，将促进人文地理学的科学化。
当然，对欧美人文地理学方法论的发展和多元化方法乃至有关的批评，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知识构建的路径也有差异，但可以为丰富我们的人文地理学方法论提供参考。关键是我们的人文地理学者在从事研究时要避免“固有的偏见”[9]，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和信息收集情况，选择恰当而多样的方法（当然各位学者可以有所侧重），以便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把握事物的发展过程和趋势，作出新的发现和知识贡献，进而改善学科的社会认可度不佳的状况。
3 我国人文地理学方法多样化的必要性
3.1 人文事象的复杂性
作为处于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且发展中的一个大国，中国的情况异常复杂，就经济形态而言，有自然经济部门、传统经济部门，也有现代经济部门，还有后现代经济部门，也就是说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并行不悖；1949年以来，国营经济曾经在构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增强军事力量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改革开放后集体经济和个私经济先后登场，各领风骚，国营经济则步步退缩，国民生活方面的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到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经济告别短缺、步入买方市场之际，集体经济风光不再，私有化浪潮席卷中华大地，与此同时外资大举进入我国，个私经济日益强大，国营企业的改制也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场源自乡村的社会经济改革很快就遍布神州大地，成为不可阻拦的趋势，城乡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WTO的成员之后，我国更加成为国外各种资本和企业角逐的竞技场，城市和城市地区成为参与国际竞争和区际竞争的最佳地域单元。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和城市土地的市场化改革，催生了规模空前的城市开发和房地产热潮。乡村改革、乡镇企业、城市化、城市改革、国企改革、房地产热、放权、自由化、麦当劳、洋超市、丁克家庭、核心家庭、消费革命、城中村、有车一族、创新、都市圈、产业重组、精明增长、城市经营、都市区、大学城、新农村建设、外贸、WTO、高等教育大众化、腐败、经济改革、社会问题、小康社会、农民工等词汇耳熟能详，昭示着世事的巨变。我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在发生剧烈的地域重组和结构重组。
如此复杂的人文事象及其重组，必然在空间上留下痕迹。所有这些都为包括中国人文地理学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内容，引起了西方学人的广泛兴趣，近年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Urban Studies和Urban Geography等主流期刊都有有关中国的专辑。然而，旧有的思维框框、意识形态障碍、拜金主义、学术视野狭窄、学术出版市场的刚性和严格控制、世界学术潮流的多变等，使我们的社会学者受到多方面的掣肘，未能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革作出令世人瞩目的解释[146]⑥和贡献。就拿作为我国社会科学中显学的经济学而言，其对人类经济学知识的贡献至今仍然乏善可陈，被数学这一研究工具所主导[76]，而不是更多地从中国的经济实际出发，通过翔实的调查研究，提炼出符合本土情况的理论解释，较多的经济学人想得多的是自己的名誉和腰包。地理学的研究也差不多，“在指向当前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同时，对基本概念[150]和基本理论等学科基础的研究却出现了被削弱的趋势⑦。对地理学整体发展文献的关注较为薄弱，在一定程度上还隔膜于整个科学发展的大趋势、隔膜于其他学科发展的前沿、隔膜于科学哲学、隔膜于国外地理学先进思想。”“由于前沿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方法技术的滞后，中国地理学的创新能力不能适应科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
3.2 人地互动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
在前述的社会经济改革背景下，人地互动的复杂性也与日俱增，我国目前的人地互动既大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相对简单的状况，也不同于自由放任经济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按计划行事，产业布局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翻版，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国家为了维持高积累率，在没有什么外援的情况下只得把人们的生活水平压低至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消费，城市中消费空间的研究就无从谈起了；包括传统的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在内的多种制度把农民束缚于土地和乡间，城市市民也很难流动。文化活动更是单调，除了样板戏之外，电影很少，文化书刊奇缺，音乐体裁单调、内容狭窄。在这种条件下，在所有人类活动中，经济活动最为突出。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变，经济活动在保持强势的同时，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地位迅速上升。
由于乡村社会经济的改革，农民从对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寻找自己的致富之路，以满足其长期被压抑的需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小城镇、翻新房成了农民在新时期追求的象征。在这一过程中，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民从原先的完全依赖于土地及其产出到更多地依赖于非农就业机会，而不是土地和农业生产。同时，利用技术和现代工业提供的新的农业生产资料，使农民对土地的投入结构发生了变化，日益依赖于良种、化肥和农药，农家肥使用越来越少；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减小了许多，农民在乡村地区创造了全新的工业景观等文化景观，民居也不断翻新。不过，由于乡镇企业先天的技术劣势和农民急于致富的冲动，其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使环境污染由过去的点状向面状发展。目前，新农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所有这些涉及的空间问题，其实我们并未研究清楚，值得地理学、规划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政治学等学科严肃对待并认真研究，以便为其发展指明方向和目标。
在城市，人地互动则是另一番景象。城市是人类对环境影响最大的地方，甚至“地”的因素都不那么明显，似乎一切都是我们人类按照事先的计划和规划建设出来的。但实际上，在城市中，经济、空间、消费、交通、污染等方面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近十年来，两极分化问题、居住隔离问题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城市除了具有巨大的生态足迹这一体现城市与环境的密切关系这一表征之外，其经济、空间、消费、交通、污染等问题无一不体现着城市与环境以及人与人的相关，无一不与人地互动相关。无疑，城市经济发展需要支撑空间，新的消费形态和商业模式更加需要新的发展空间，而在一定时期城市空间是一定的，无法无限扩大，特别是在城市中心区。在现代大城市中心区，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加之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城市空间的立体使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随着汽车时代的来临，交通的用地需求将难以扼制，这将进一步推动城市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重构，通过对具有西方情调的消费空间和生活社区（门禁社区）的宣传和提倡，资本和权力在这一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加上就业市场上的高薪与低薪职位的增多和中间职位的压缩，加剧了城市社会的两极分化：高收入阶层躲进别墅和高档门禁社区，外来社会下层人员只能在城中村或边缘地区的非法住房中落脚。在这一过程中，个人、资本、社会、权力、政府相互建构，城市空间成为资本和权力角逐的场所，也成为权力精英获取政治资本的场所，城市概念规划、城市经营和形象塑造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外围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并未提到议事日程，那点拆迁补偿款甚至使他们无法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资本强势、原居民弱势的情形众所周知，有些情况下本着公共目的的一些项目到底服务了什么样的公共目的！城市环境污染是城市人向环境大量索取并排放废弃物的结果，使城市地区特别是城乡边缘区人地关系不和谐。
对上述城乡巨变下的地理格局进行研究，单用实证主义方法至多只能告诉我们现在的状况，有时甚至可以对未来发展作出一些预测，但永远无法告诉我们理想的格局应当怎么样。我们需要其他的视角和方法，如人文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结合这些方法和视角，我们就可能从不同角度将人及其行为看得更加透彻，明了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和文化活动运转的深层机制，进而对症下药，创造出大家所欲的社会景观、空间景观、经济景观和政治景观来。
3.3 与发达和欠发达有关的问题同时存在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重大挑战，既有发达地区也有欠发达地区，遇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或曾经面临或经历的问题，既有现代性问题，也有后现代问题。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就规模和程度而言，在人类历史上无可匹敌。许多问题我们在历史上不曾遇到过或经历过，有些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不曾经历过，这需要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创造性地解决它们。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社会经济乃至其空间布局和人们对各种空间的感知也将表现出与市场经济体中的对应物相似的趋势。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认真汲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减少试错的成本，进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种经验并不局限于政治文化和经济建设方面，也包括社会保障、学术发展和人们对周围世界和空间的心理感知和体验。
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批判而言，卡尔·马克思[151]和卡尔·波兰尼[152]同样具有价值，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的两种不同的视角[153]。他们对分析资本的运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后者还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对资本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在当下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时代，这两种分析视角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大卫·哈维借助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⑧入木三分。还可以从其他的视角进行分析。这种对资本主义不同视角的分析对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无启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地理问题，为此地理学家作出了艰苦的努力。20世纪后半叶以来，针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开拓，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资本主义地理的认识，丰富了地理学的方法论，成为我们发展地理学方法论的参考之一。当然，欧美地理学界在应对社会出现的问题和响应社会的要求方面，并非总是成功。在20世纪60年代，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保护成为热门的论题，有着悠久人地关系传统的地理学本应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但却因为注重学术关怀，对环境问题不感兴趣[4]，使地理学未能对环境保护作出应有的反应和贡献。还有，我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要认真了解对方的观点和事实，避免为了争论而争论或没有真正交锋的争论[154]，只有这样才能有益于学术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在学习欧美地理学的方法和长处时，也不能把我们自己的长处（如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给丢了。
3.4 国内空间科学传统研究对“人”的相对忽视
人文地理学的关键词有两个，即“人”和“地理”。目前，在国内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地”（人类活动的结果）上，很少看到“人”。学人们关注的主要是各种格局和过程，是可持续发展、都市区、城市化……这些研究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和“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在这些研究中，人都是一样的人，抽象的人，具有进行决策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信息，并且能够作出最理性的决策。但是，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155]。到底一个人在一生中是理性的时候多呢，还是感性的时候多呢？这种没有人的人文地理学常常沦为现实秩序的维护者，可能成为变革和发展的阻力。如果说没有人的地理学是一种“自杀行为”，将使地理学陷入无足轻重的境地⑨，那么见不到人的人文地理学就名不符实，必然同样将使人文地理学无足轻重。
如前所述，计量革命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对地理学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⑩。它提供了一种很有用的研究方法，对认识地理世界有相当的意义，需要认真学习掌握，但对其过分推崇可能会限制我们的视野。数学和模型是我们研究人文地理学问题的工具，数学好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地理洞见。纵观我们主流期刊上发表的一些人文地理学论文，其数学模型的使用较为牵强，有的并不切合有关的论题，或者有的模型并未加深我们对研究对象和论题的认识，有些论文存在着为模型而模型的问题。李钜章20年前所论及的计量方法使用中存在的问题[158]如今依然存在。
人是塑造人文地理格局并驱动其变化的主体，其偏好、环境感知及其社会经济空间行为对社会经济、乡村景观和城市格局、区域发展变化有着重要影响；如果我们对这种影响和动力机制不甚了了，如何能够认识地理格局的变化机理，进而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向。通过将多种方法和视角引入人文地理学研究，就可以从各个层面达到全面认识人的目的，这将极大地提高我们对人地关系和地理格局变化机制的认识。
4 实现我国人文地理学方法多样化的对策
4.1 学习科学思想史，主动了解世界科学和学科发展情况
我们人文地理学研究视角尚嫌狭窄的原因较多。一是许多人不了解地理学发展史，特别是对地理学强国的人文地理学发展史不甚了了；二是高等地理教育中缺乏地理学思想史教育，学生不知道学科发展史，在过度实用的学风背景下即使到研究生阶段如果没有相应的教育，仍然可能不了解学科发展史；三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特别是思想史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缺少科研项目和经费的支撑，学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转而面向地方政府部门，忙于（有时也）且乐于为地方政府做些咨询工作，以此来获得对中国现实生活的感知和把握；四是大家你好我好、一团和气的状况下，缺乏真正的学术交流、讨论和批评。
为了跟上世界科学发展的潮流，作为地理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我们需要主动学习世界科学发展史尤其是地理学思想史，阅读世界主流期刊的论文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了解世界科学和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进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西方学者进行真正的学术对话，才可能通过基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把握，进行深入研究后，作出原创性的发现，为人类地理知识增量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建议在地理院系为本科生开设“地理学思想史”选修课，到研究生阶段开设必修课，以达到了解学科发展史的目的。
4.2 加强方法论教学，完整掌握地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
方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方法论则是关于方法选择的理论。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和视角较为单一，还与高等地理教育中方法论教学的普遍缺失有关[159]。“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积极主动地加强方法论教学，让学生了解各种科学方法及其优缺点，他们才会在研究工作中根据需要选择最恰当的方法，避免为了方法而方法。
在我国大陆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学[160]和地理学中，有一种对数学方法和模型的偏爱。殊不知，数学方法只是诸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对人文地理学的许多领域而言，数学方法是无能为力的，硬是要采用只会使我们离现实越来越远。特别是，如果我们的研究采用源自西方的理论，研究目的只是在庞杂的世界中寻找与该理论相符的现实和数据，那么这样的研究就不是一流原创性的研究。我国作为一个地理学大国，要变成一个地理学强国，应当在积极参与野外工作的基础之上，从现实中寻找理论灵感和问题，用数据来提出我们的假说和理论。当理论推论与我国经验事实不符时，我们需要坚持的不是现有的理论，而是要进一步了解我国的经验现象和事实，进而构建解释这一经验现象的理论[160]。当然，在一个学科中，能够做出一流原创性研究的只能是少数人。但只要是自己原创的，有新的知识贡献就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能够证明一个理论或模型是错误的，则其贡献绝不亚于提出一个理论或模型。
4.3 提倡学术上的百花齐放和学术宽容
作为学界中人，由于教育经历、生活经历和兴趣的不同，每个人的学术兴趣可能不同。如果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根据各自的研究条件和资源，选择自己感兴趣且有意义的题目，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通过出版系统和教学发表自己的一得之见。这些观点或见解无论对错，都应当得到我们的尊重。这种见解如果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或推进，就可以说是原创性的研究。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闻名于世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已经获得中国学术界之普遍认可。有了它，才会有学术的繁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此基础上，以学术的方式，通过学术的争论、讨论、批评甚至批判就可能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真理越辩越明的目标。如果在学术上条条框框甚多，缺乏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仅仅满足于为政策做注解，那么学术就难以进步了。
当然，对同一个学术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即使通过学术争论或学术批评也未必能够取得一致，但这种对话、争论和批评对学术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科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没有批判，学术的进步便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地理学术的发展也是这样，国内地理学术进步缓慢，原因固然很多，学者之间受传统中国观念的影响，不愿得罪人，绝少公开批评他人的著作，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161]但在学术对话和争论中，居高临下、真理在握的那种口气要不得，不能让人心服口服，是有害于学术健康发展的。在这方面，科学发展史上已经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针对不同观点和见解，我们应当有宽容[162]和容人之心，不要急于一时，更不要上纲上线。
4.4 加强学术对话，参与国际学术讨论
在进行学术对话和争论、批评时，要本着“了解之同情”[163]并达成共识的目的。否则学术争论可能成为意气之争，乃至山头之争。在研究某一个主题时，要注意到其他学人所做的有关研究，并在学术史回顾时给予恰当的评价和引证。这样，就把你的研究放到有关问题的学术史之中了，这既是研究的基本规范，审稿人和读者也容易看出你的学术贡献。学术史的回顾是重要的学术对话形式。不过，在华人圈中，尽管关系文化异常发达[164]，在华人学术圈中引文文化却很不发达。人文地理学者也不例外。翻一下我们的主流地理学刊物，容易发现许多论文其实前后是两张皮，前面的综述与作者的研究其实几乎没有关系，是为了综述而综述，而不是为了在综述和评论中推进学术，之所以写综述只因为论文形式所限。更有甚者，引用他人的重要观点甚至论文的结构，却只在很不起眼的地方引用一下。另外，我们的论文很少把别人的词句写在引号内，结果我们很难分清这些观点和事实的原创者。因此，技术性规范对学术积累和发展以及学术成果的溯源多么重要，实乃学术之根本，绝非可有可无。否则，学术就失去了激励机制，无法向前发展，学科思想史的写作就极为困难。《地理研究》在征稿启事中要求向其投稿的论文至少要引用15篇参考文献[165]，就是我们引文文化不发达、不大遵守形式规范的一个表征。
加强学术对话还包括与国际同行的对话，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论文、私下交流等方式来进行。这是我们与世界接轨并走向国际必须走的一步，尽管我们可能面临语言和心理障碍，甚至种族歧视。但这是成为地理学强国的必经之路。我们要把好的研究成果发表到国际主流期刊上去，以展现我国人文地理学者的风貌。
5 结论
地理学有四大传统[6]或六大传统（另外两个传统指制图学和行为地理学[166]）。传统不会轻易消亡，它们能够相互补充。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一直是地理学的特征。在大多数地理思想的传统学派发源地古希腊，就有很多的多样性[166]。从70年代到目前为止的这段时间，地理学一直春潮涌动。正是基于对实证主义地理和方法论局限性的认识，结构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化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继登场。
作为处于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且发展中的一个大国，中国的情况异常复杂，史无前例。这种复杂既来源于其悠久的历史和巨大的内部差异性，也来源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经济改革。结果是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问题并肩前行，与发达和欠发达有关的问题同时存在。对这样一种复杂的地理景观进行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较多地采用了基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空间科学传统，对塑造这一景观的“人”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这种研究有其明显的局限性，甚至在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理论研究工作，在很多情况下谈不上理论上的创新，对地理学的贡献较小。因此，我们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迫切需要方法论和方法的多元化。这是我们对地理学作出应有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论贡献的基础之一。
要实现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首先需要加强地理学思想史教学，了解人文地理学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趋向；其次，要加强方法论教学，完整掌握地理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局限于某一类方法；再次，要提倡学术上的百花齐放和学术宽容，容忍所谓非主流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最后，要加强学术对话，提高会议的学术含量，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讨论。有了这些措施，在加强学术规范[160]、改变学术评价重“量”轻“质”的错误导向和改进研究生教育特别是课程教学[159]的基础上，我们有望成为地理学强国。
致谢：感谢两位审稿人对初稿的修改建议。本文还得益于2007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系访学期间，与John S.Adams、Eric Sheppard、Helga Leitner、孙世鹏和梁启智等的讨论，以及旁听Eric和Helga主持的研究生讨论课“地理学研究方法”。
收稿日期：2008-07-22；修订日期：2008-10-16
注释：
①詹姆斯和马丁在总结地理学80年代的趋势时写道：“科学的一切领域正环绕着具体的问题走到一起来了，分离的过程已为结合的过程所替代。在结合的过程中，每一门专业都把它自己特有技术和概念用到诸如贫穷、人口过剩、种族关系和环境的破坏等主要的难题上来。”[7]在2008年中文版中，这种论述依旧。
②在大陆地理学界，人文地理学一直不是主流，从每年批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与美国的人文地理学主导形成了鲜明对比，参见吴巧新等的分析[16]。
③至今仍记得2001年初读到林毅夫1995年在《经济研究》上的发表的方法论论文[34]在思想上引起的震撼。
④在Ron Johnston(2003)看来，这场革命包括几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关注科学精确性；认为计量方法是实现这种精确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论点；主张人文地理学者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探讨人类活动模式的空间秩序，以及把人文地理学成果应用于广泛“现实世界”的问题中[86]。
⑤本质主义是“对于本质的一种信念——这种本质是最不可简约的、最不会变化的，因而构成为一个既定的人或事物”(Fuss,1989:2)。转引自[125]。
⑥林毅夫等的《中国的奇迹》[147]可能是个例外，它对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作出了实事求是而合乎逻辑的系统解释，也不回避存在的严重问题。
⑦如经济地理学中对产业集群研究是个大热门，却很少有人对集群的基本概念作澄清，多数人不假思索地把M.波特的集群概念引入中国并付诸经验研究，无视西方其他同行对这一概念的多面向探讨，甚至人家把成果变成中文也并未引起我们多少重视和引用[148]。学术界被风潮所驱动，仅仅是赶风潮而已。所谓的竞争力研究和管治研究也有同样的问题。基于西方市民社会的管治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市民社会基础的社会中，到底有多大的适用性？对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学人去反思，以致同济大学孙施文说读了相关论文后更加糊涂[149]。实际上，概念问题很要紧[150]。
⑧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和阶级权力的复辟.萧武发于“继圣学园”(http://www.dtlx.net/dtbbs/dispbbs.asp?boardid=19&id=6248&star=1&page=2),2005-10-6/2006-05-07.
⑨A.J.赫伯森语，转引自文献[156]。
⑩其最初目标之一“理论建构”正是当下中国地理学极为缺乏的。我们学术界的问题是入世太深，还没有认清世界就指点江山；所谓研究还太实用化、太政策化，缺乏应有的理论化和学理分析。其实，在我国，不必担心我们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会完全走向日本那样，以纯理论为主，脱离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这种担心[157]似乎是多余的，因为中国文人一向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