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民族志（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本文关注当代人类学实践研究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这些重要问题包括：如何可能地去了解今天动态的研究对象？讨论诸如人类学研究中不同方法运用上的效果差别（注：这一疑问有三个特定渊源：首先，作者对旅游人类学本身的长期兴趣，不同其他一般性的研究主题诸如旅游学导向的接触，或经济、生态、社会及文化影响等。这个主题在作者的旅游人类学著作“年度旅游研究”的导言部分着重提出(格雷本，1983a)。这些在他对日本国内旅游研究中应用过(格雷本，1983b，1995a，b；1999)。其次，写作这章是对南希·弗雷的回应(“朝拜故事”1998)，描述了作者本人在埃及西奈和在Sharm el Sheikh的游历，及参观圣凯瑟琳修道院和贝杜因向导在夜晚攀登西奈山时“选择或是伦理旅游”的思考。第三，最主要的是，这章论述时作为对人类学文化历史学家詹姆斯·克里弗德(“文化困境”和“路途”两书的作者)讲话的回应。此君在伯克利主题为“旅游、性别和愿望”的研讨会上经过一整天关于旅游者和旅游的讨论后，他讲到“我读了麦克康奈尔的《旅行者》这本书，尽管是本令人激动的书，但我没在书中找到一个旅游者，什么样的旅游人类学才是我们要研究的？”本文较早在1999年7月克罗地亚齐格拉堡召开的国际旅游研讨会上发表过。）(表1)。麦克康奈尔在他的代表作《旅游：休闲学派的新理论(1976)》( The Tourist: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976) 中提出：“旅游是现代人普遍接受的最佳休闲方式之一”。从他的话中不难看出，在现代社会科学中，为解决人类学研究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将旅游人类学作为一个新的向导是可以期待的。对这个向导的需求是迫切的，因为在研究中此前从未提出如此多的问题和论述。这些问题和论述不仅在论文和专著中提出( e.g.Bohannon and van der Elst,1998; Davies,1999; Schensul and leCompte,1999" 7 volumes! " ) ，相关问题的文章还发表在最新的学术期刊上，仅在萨格( Sage) 出版社就有人类学( Ethnography) 和田野方法( Field Methods) 两本学术期刊上登过相关文章。
表1 移动群体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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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中参与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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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前、后的参与式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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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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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 *
日志*
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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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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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媒体 * *
种族* * * * * *
对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广泛兴趣来自作者本人现在的研究和二十年来他的学生在旅游学上的研究。许多参加他在伯克利分校所开的“旅游、艺术和现代性”研究会的参加者都计划将他们的博士论文定位在这个领域。尽管他们会在世界人口的全球性和离散性特征上引起讨论(e.g.Appadurai,1991) ，但却发现在如何进行对非社区人口流动研究毫无对策。比如说，这些人类学问题已经引起南非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和伯克利高级研究人员凯瑟琳·马哲思的特别关注。后者研究过针对旅游在南非的美国人和其他的短期访问学者(比如：学期性的海外学生)对南非旅游印象的看法的研究项目（注：凯瑟琳·马哲思。NSF论文论题论证章节，伯克利。）。如何及在什么地方去接触当地居民？如何很好地去了解他们？在他们去南非之前和之后如何在家庭环境下尝试着去与他们面谈？
1.N.弗雷，卡米诺·德圣地亚哥，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2.T.塞兰尼米，芬兰太阳崇拜度假者，地中海和芬兰。3.D.A.康斯和D.R.康斯，RV高级人员，美国和加拿大。4.N.格雷本，在日本的日本人和中国。5.J.比尔，东亚和东南亚的日本人。6.J.郝斯廷，跨太平洋游艇上的美国人，游历中的G.佛斯特。7.P.范登·博格，在墨西哥的北美和欧洲人。8.J.哈里森，在加拿大旅行的加拿大人；M，立特尔，在美国的美国人。9.S.Yamashita，在巴里和伯拉的日本人(主要是后来定居在巴里和伯拉的日本游客)。
二、人类学研究的短期和长期问题
今天旅游学的研究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对一些暂时性状况和事件的探究。对博物馆参观者、体育赛事、朝拜、军事活动及暂时性迁移的对比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不同仪式中参与者进行研究。其中的问题如下：
1.事件的短暂延续性和参与者的即时参与性。这让即使是最勤勉的人类学家也只能在仅有的机会下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考虑到研究时瞬时性的局限，人类学者进行大量有效数据的采集的唯一方法就是无数次的重复观察和询问成百上千的旅游者，但是这种方法当然会采集到大量的没有研究深度的定量数据。确实如此，这就是一些人类学家指出的调查方法不可避免的缺陷所在。
2.参与者的特定心理状态：包括精神高度集中的、陷入沉思的、注意力分散的、严肃认真的、心理状态不稳定的。以上的这些状况在对他们进行访谈、填表，甚至在观察、拍照的时候就事先影响到他们了。
3.相应地，旅游者在参加这些“仪式”的时候可能不会表现出他们的真正心理状况，或是当时的心理感受是多变的，再加上当时场景下的其他可能影响会导致调查出现不真实和混乱不堪。
4.从人类学者来看，研究参加短期性活动的参与者，在没有将之放在他们前后连贯的生活背景下，尤其是这些短期性活动对他们平常生活有着象征和标志意义的时候期待着能去说明什么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学家很长时间来都嘲笑剪贴板式的研究方法的原因所在，比如说，参观博物馆的旅游者，包括参观前或参观后，或是不同的“站在玻璃橱窗前观瞻者”。伯克利研究员琳达·德拉佩尔( Linda Draper,1984) 在她为期两年的“有关旧金山科学探索博物馆参观者”的研究项目中，不仅在参观者参观前、参观中和参观后都进行了访谈，而且选了些子样本中的参观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自由问答式的访谈。最后，在几个月后对一小部分的参观者(经常去参观的)在他们的居所中进行了提问以尽力去得知参观博物馆的经历在他们整个生活中的地位和意义是怎样的。这种人力密集的拓展式的研究很少，仅仅在(1988)拉贾山朝拜和(1998)欧洲弗雷朝拜旅游研究中被系统地运用。
如果人类学者能在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真正得到些东西，不管是在短期研究的充分运用还是在参与者长期生活方式研究中被揉入其中，旅游人类学将会为社会科学研究做点什么。
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传统方法
现今的人类学民族学在20世纪初经过连续两三代社会科学家的努力学科框架形成。研究是奠基在持续达两年以上的田野调查上的（注：中国很早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尽管他自己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他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不是在广泛的田野调查而是他个人孩提时代生活的回忆基础上写就的(刘，1997)。）。研究人员与被调查对象朝夕相处，深入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不是“太全心投入的”，因为这样以免被认为是“植入其中”或是“沦为对象”。后面的情形可能会导致参与其中的人类学者和研究人员的研究缺乏客观性，更糟的情况是会削减研究热情和动力。早期的人类学研究都以例为证。这包括：德国地理学家佛兰兹·巴奥斯( Franz Boas,1888) 在中巴芬岛爱斯基摩人中为期2年(1880～1882)的调查；英国社会人类学家A.R.拉德克里夫—布朗(1922)在印度洋安德曼岛上2年(1906～1908)的研究；最突出的例子要算是波尔·布朗尼斯罗·马林诺夫斯基( Pole Bronislaw Malinowski,1922,1935) 在东米兰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岛上的4年的研究(1914～1918)，在这期间，他被作为异己的敌人在大战役期间驱逐出澳大利亚。
在所有这些田野实例中，人类学家们从年头到年尾都跟踪同样的研究对象，观察他们在仪式前中后的状况。他们也能够观察到所有年龄阶段的人都有他们的更为重要的仪式，从生命的这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譬如出生、成长、结婚到死亡。当然不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观察到同一个人经历一个或两个不同生命阶段的。包括旅行在内的科考活动，这点正如本篇作者本人所作的关于旅游的研究，并没阻碍像马林诺夫斯基那么英勇的人类学家的田野观察。马林诺夫斯基(1922)选择特罗布里恩德岛作为他们库拉圈旅行的一部分，与此相同，巴奥斯(1888)和其他的学者在北极(格雷本，1969)，格雷本深入到纽因特人的居所和渔游活动中去探索他们的生活规则和交际。
沿着这些学科先驱的步伐，几代人类学家都尝试着通过了解他们每年的仪式循环、有规律的出行及人生阶段仪式来观察他们自己的人口活动特征。这种研究方法直到现在还在研究中被使用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一个主要特点了。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研究人员还没注意到对人们特定仪式和旅行活动的观察。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的研究只是作为对干椰肉交易商雇佣的廉价劳力做些零散的调查。在非洲作研究的大多数人类学者趋向于在研究对象的传统环境下进行调查，直到后来纳德尔( Nadel ,1942) 在尼日利亚比达州多种族聚居的一个叫鲁坡城做的开创性研究；米切尔( Mitchell ,1956 ) 就库伯带的非洲劳动力移民的研究；卡尔森( Colson,1971) 就修建卡里巴大坝移置韦姆贝汤加城的研究。1935年林顿( Linton) 《文化适应备忘录》一书的出版之前，大多数的人类学者对权力和变迁并无兴趣，他们常常认为，比如说美国居住在定居地内的印第安人仍然过着传统的生活，他们按老一辈人记忆中的理想生活模式生活着。只是在二战后对现代性的关注度提高并逐渐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主导性因素。
四、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时间和空间特性
过去的五十年人类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因在于研究对象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由以下的一些原因引起：战争( the Aleut) ( Kohloff,1988) 、军事演习( Bikini Atoll) ( Kiste,1968) 、(南部非洲)劳动力转移及新建住所(埃及)( Fakhouri,1972) 。在那些地方人们被迁移往边缘地带，在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城)( Lomnitz,1989) 、利马，秘鲁( Mangin,1963) 中城区人口的急剧增加导致了这一区域的不稳定。此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与社会学研究中的城镇、城市及权力研究相互交叉。比如，好莱坞( Powdermaker,1950) 、墨西哥上层社会( Lomnitz,1993) ，以及居住在城市中像伦敦( Bott,1957; Firth et al.,1969) 、芝加哥( Schneider,1968) 普通民众的调查。
日本的人类学家，尤其是中国的人类学家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日本的学者既研究本国人口也研究帝国殖民下的民众( Graburn,2001) ，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是将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建立在满足中国现实国情要求上的，他将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m) 翻译为实用主义( pragmatism) 。因此，按费孝通的说法，“文化应被看作是一种工具……(因此)暗含着人类学在社会转型中应发挥其作用。”就是说，人类学家应该对他所研究的社会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刘，1997：7～8)。更广泛上看，谢恩( Schein,2000:105～106) 说，“在发展项目上(社会学科的)融合作为方法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适用。社会科学知识总是与应用项目相关联的。”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很长时间来就被要求在社会政治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学者进行人类学研究，相应的“我们和他们”的位置有了逆转( Sasaki,1960; Ogbu,1974) 。人类学研究不是对简单单位的研究，人类学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研究上的局限。在大城市和劳动力迁移的地区，人口将是不断移动的。研究人员可能不能完整地观察到一个人一整年的活动，他们也许会回到位于其他地区的家中参加一些重要的生命阶段仪式。接触城市住户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与个人间的权力关系可能不是向下流动而是急剧向上流动的( Nader,1971) 。走近这些繁忙且具权势的人群很困难( Hamabata,1988，日本商业精英家族；Marcus，1992，富裕的泰克森家族)。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社会精英阶层，尽管如此，他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是被隐盖住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对边缘人群的研究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较贫穷阶层人群可能开始憎恨较富裕的研究者，因为他们害怕得到负面的评价[ Campbell(1998)on Oakland bus drivers] 。他们可能被现实性卷入一些中产阶级人群认为的是犯罪的经济活动[ Stack(1974)on poor blacks in Illinoiss; Bourgois(1995)on Harlem crack dealers] 。如果想就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最新变化有个了解或讨论的话，请参阅克里弗德撰写的“空间研究实践”( Clifford' s " Spatial Practices" 1997：52～91) ，阿米特的“导言：田野构建”( Amit,2000) 。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以及反殖民的大背景( Deloria,1969) ，人类学家们现在被迫慎重对待他们的研究，对他们研究结果的权威性上不再那么有信心了。整个人类学研究领域都面临着来自伦理和科学上的挑战( Clifford and Marcus,1986; Marcus and Fisher,1986) ，当时称之为“代表危机”(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在进入社区人群田野调查前他们都得到了很多批准和允许。比如在美国，所有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都由人类保护委员会进行准备。很多相关的数据只有在保证不被发表的情况下才能被引用或给予提供使用。出版社越来越仔细审查文献并注意行为的合法化。尽管有时作者不愿意，但是一些特定项目的研究报告必须匿名署名。
此外，研究环境上实实在在的困难给研究带来不少局限也要求研究中采用新方法。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关系也许并不是社区居民紧密关系中的一部分。实际上社会关系也许遍布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因此研究人员可以城市内在特定阶层随机挑选的家庭关系进行分析( Schneider,1968) ，或是可以选择可以调查到的某些关系群作为满意的研究样本( Bott,1957) 。他们也许真正能够访谈到是一些选出来的家庭或群体中有个人关系的一些成员( Lebra,1993; Lomnitz,1993) ，研究人员不大可能在整个年度，对目标人群生活的所有方面或是进入到他们参与的每一个社交聚会来跟踪调查他们。因此，研究人员也许更多的是着眼于描述部分人群的而不是整个人群或是整个社区，也可能是依靠一些他们能够参与的某些极少特殊场合的描述，这些场合一般是被禁止参加的。
对这些困难的一个普遍反应就是把研究人群的着眼点放在网络关系上而不仅是社区关系上。有时，网络关系确实不仅在研究的步骤上还是对现代社会的解释上都是被重点关注的( Boissevain and Mitchell,1973; Castells,1996) 。而且，这种相对熟悉的田野调查方法是有它很多优点的。在语言方面和对生命整个过程的了解我们是不会陌生的。被调查者经常会在研究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参与活动之中。其中很多被调查者如果属于中产阶级的话，他们良好的教育背景让他们对社会科学调查表示理解和支持。最重要的是，在文学著作、杂志、小说、图片、电影及其他媒体上，研究人员都可以将之用来补充他们的研究。
五、旅游人类学的前三十年
游客不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旅行者。旅游人类学和其他的当代人类学在很多特点上是一样的。旅游也是一种“迁移”的形式；就像朝拜、商人的商务旅行一样都是短期性的，其与劳工及教育迁移等长期性或是永久移民等是相区别的。这些与资本、技术、文化政治价值的流动一样是跨国流动的一部分，我们也常常将其称之为“全球化”( globalization) ( Appadurai,1991) 。
正如被经常指出的( Boissevain,1977; Dann etal.,1988:2)，旅游人类学最有可能的是在较传统现象进行人类学研究时的副产品。很多人类学家都为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是那个地方人而感到不安或是害羞。因为当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他们将成为解读这样一些奇怪事情的专家。他们会被单纯的看成是“游客”( Kottak,1983) （注：科塔克回到了巴西东部的一个小渔村，多年前他在那进行他的论文研究。他惊讶地发现周末的时候村子的一半都被城里有钱人用来做度假场所了。他于是决定以渔民的身份留在村里进行田野研究以助于对新来旅游那部分人群进行人类学上的研究。）因为有时当地人会把人类学研究者和游客一起列入“令人恼怒的需要被不断介绍的外乡人”这么一类人( Errington and Gewertz,1989) 。一点也不奇怪在这些论述的前段有些是对旅游者表达不满的( Greenwood,1997) ，或是把焦点放在交流机制上而非旅游者身上( McKean,1977; Smith,1977) 或是更多放在当地人身上( Crystal,1977; Swain,1977) 。皮卡德( Picard) 是当代马里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在一个岛上作了很不错的旅游人类学研究(1992)，但是作为一个与当地人通婚的学者，他把焦点放在马里人上，研究广泛的具有创新性的交流域。有时，研究结果会让人吃惊！比如说，韩国人类学家Moon(1989)来到日本一个偏远的山区小村落研究这个没受外界干扰、传统型的农业社会。当她来到这儿时发现那儿已经建立起一个滑雪胜地并且雇佣了很多农民为其服务，这部分社区很健全，比更贫穷的农业地区传统社会仪式多出一半。
人类学的早期“旅游”是非常有趣的，比如：在人类学被引入前对有多少种旅游的存在的分析。这些研究也许都是历史人类学角度的，引用了一般历史学资料的研究方法( Towner and Wall,1991) 。他们可能是建立在早期旅行者自己的人类学研究或是借鉴了更广泛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的研究( Adler,1994) 。因为旅行者也是人，所以后者的研究形式的确可以比“早期人类学者”提供更多对旅行者更具洞察力的特点和经验分析。
六、参与式观察
好的人类学调查方法的特点就是参与式观察并抓住“当地人的观点”( Malinowski,1922) 。如何让旅行者变为“当地人”？普遍的一种参与式观察就是让观察人员成为旅行者中的旅行者。这样他们可以知道在这些事件中普遍会发生什么，得到在特定场合下作为一名游客的一些具体的客观可靠的描述。大多数的旅游人类学家都会参与一些自我人类学研究调查中( Selanniemi,1996) ，尽管其他人仅仅就是观察者而已( Crick,1994) 。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自我调查(在其中既观察自己也观察别人)被认为是不妥的，以这种方法做的研究记录都经常作为不同档案保存者，像马林诺夫斯基著名的日记( Malinowski,1967) 。然而，当人类学家们开始检验他们自己的论著( Clifford and Marcus,1986) 和学术偏好时，这种研究方法在本人的研究论述中甚至研究中借用自己的经验时却越来越被使用( Okely,1995) 。
评估旅游人类学定性研究方法，里雷和拉乌( Riley and Love,2000) 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归纳了登金和林肯( Denzin and Lincoln) 的研究方法(1994)。这些人类学研究方法在时间顺序上可分为五个形式：
(1)“传统型”：实证研究；(2)“现代型”：严格的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3)“混合型”：包括了多种方法，比如：男女平权论、符号论、解构主义等等；(4)“代表危机”：就是将在田野研究中加入个人的反应感想( Galani-Moutafi,1999) ，主观主义；(5)最后一个是舍弃大段的论述，记录当地人的描述和支持的材料。里雷和拉乌( Riley and Love,2000：179) 认为，到现在为止，第四种方法很难触及到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质；至于第五种他俩认为是完全缺失的。本文试图透过一般人类学理论提炼出研究方法发展的一个大概，并提出关键问题，什么是旅游人类学？旅游人类学是做什么的？
尽管自我式的人类学研究对理解作者的感受和经验带来方便，但却不能自动地针对其他人群进行人类学研究。当然，除非其他人群与作者有着同样的社会背景(国籍、种族、阶层、性别、教育水平等等)。即便如此，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类的问题也会发生（注：这样一种本地的生活经历就像伊斯兰世界中的过斋日，在当代世俗世界里也许可用来衡量这种经历的深度和重要性。）。比如刘先生在他的新近学术著作《自身阴影2000》中记录了中国北方一个小村庄，他在书中怀疑自己到底对当地文化有多了解。塞拉内米( Selanniemi,1996) 表达了相反的看法，他声称自己对芬兰崇阳旅行者的人类学研究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自己在芬兰中低层生活成长的经历。因此这种对人类学不平常的理解有它的好处。在观察研究对象时，他自己的学术眼光不会感觉到自己卷入研究中导致不客观的威胁。对研究对象亚文化的熟悉让他使用起研究工具来拿捏得当恰到好处。类似的以自我作为旅行者的研究成功的例子还有郝斯廷( Hastings,1988) 在太平洋上3个月的游艇巡游研究；康斯小组( the Counts' s,1988) 利用退休人员做的美国娱乐船的研究；弗斯特在林德布拉德探索者号上对富有退休人群的观察研究；Yamashita对在帕鲁旅行的日本人的研究。还不能不提一提拉斯·布兰科那部介绍在欧洲旅行的美国人的精彩电影，《天真的旅行》( Innocents Abroad,1991) 。尽管片中的主要角色、向导都是英国人，但正是得益于这种文化差异性，成全了这样一部阐述可视的人类学理论的电影。很少有介绍旅行如此成功的人类学背景的电影了。丹尼斯·奥诺克那部著名的《康里伯旅行》( Cannibal Tours,1987) 影片中就像大多数的片子那样，过于偏向于所塑造的旅行者本身了( Bruner,1989) 。
在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里，大多数人类学者在进行社会研究中都是游离于观察人群的。有些科研项目中尽管学者就生活在研究人群里，但是由于来自阶层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他们也许比其他的生活圈外的人更让研究人群害怕或憎恨。在这样的研究中，如果没有特定的科研接触和问询，自我式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很难深入窥探到旅行者的状况。不像那些具有与人群相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一些学者很有前瞻性而且有机会全天候地对旅行人群进行参与式观察。当然，这样的研究是将以旅游人类学作为基础来规划整个研究而不是将之作为其他研究的副产品。让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一个出名的例子，美国学者南希·弗雷，他与来自欧洲美洲的一些旅游朝拜者一道在卡米诺·德圣地亚哥参加了三场仪式( Frey,1998：232～236) ，其中也使用了其他的一些田野调查技术。
珍妮·比尔( Jenny Beer,1993a,b) ，她供职于大阪JTB旅行社(JTB是世界上最大的旅行社)。在那她目睹了去亚洲旅游的包办旅行团的组团和看护的过程，工作结束后她跟随着一些游客出游，并在一些旅行的目的地对旅行人群进行了观察。她通过这一方式对为期几天的日本包办旅行进行了参与式的观察，同时她为了解其中管理及其影响也访谈了很多当地人和接触到的相关人群。她熟练的日语能力，对日本的熟悉了解及她那很不一般的旅游业的从业经验，在研究中并没有让她亲密而长时间地与旅行人群建立联系，或是完全受制于她对背景文化的熟悉和对生活经验的判断而带来主观性。她作为一名日本的人类学家，在对日本国内的旅游业研究上更多依靠她的个人经历( in 1974，1979，1989～1990，1992，1993，1994 and 2000) 。她研究资料的大部分都从参与旅行中她的亲戚、家属和朋友那里获得的(当然完全区别于她自身的研究或是针对她家庭的研究)。鉴于日本假期很短，每个出游持续不多于3～4天，日本学者和其他大多数人类学者一样，研究都以对很多场合和几个对象人群的描述为基础的。不像其他很多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她在田野调查的优势在于：她生活在日本，在经历仪式前与后她都能了解观察到被调查者，看到他们的准备过程、出游、二次旅行、礼品分发及对图片的处理。
对旅游进行人类学研究一般是采取时段性( part-time) 的参与式观察的。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人员在对目标人群的语言、文化的熟悉上是大致公平的，对人群的观察、访谈的那段特定时间在旅行人群的整个旅程上只是很小的部分。弗雷把这种方法看作是像个友善的志愿者那样工作。疲惫饥饿的朝拜旅行者离开卡米诺后为他们准备夜宿，她亲密友善靠近旅行者的行为让她了解到了旅行者社会、精神、身体方面的有人类学研究价值的科学数据。她也坚持到了终点——圣地亚哥城，与旅行人群一起相互帮助，一同回味旅程，体会在到达目的地过程中旅途的成就和挫折。通过电子邮件、信件交流建立起来的长期的私人关系进行人群调查，这让她有机会通过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见到他们的家庭成员、当地朝拜社团人员。但是也有不太成功的例子：埃德研究的是劳德斯朝拜活动( Eade,1992) ，研究中他是作为朝圣者被接受到朝拜人群中，但他研究焦点在朝拜地的一些竞争者、竞技、冲突情形上。查帕斯过冬的游客中范登·伯赫( Van den Berghe,1994) 也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仅仅在圣克里斯托伯·德·拉斯卡萨斯这个主要的镇上的游客进行观察和访谈，询问他们在其他地点的旅游经历及其他们的日程安排。他声称已经掌握了在这个镇上旅游游客的行为特征，这些特征能预见到他们在镇上的大多数活动，并就此很多问题都能得到解释。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挖掘到旅行人群旅行动机和“内心历程”的合理解释。当然，这些学者对被调查者的研究包括在日本旅游聚居地、弗雷在西班牙的很多研究和比尔在东亚及东南亚的研究都属于同一类的随意的研究形式。
即使没有进行深入的访谈，研究者也能通过观察了解到很多。旅游活动的短暂性常常要求在研究中使用被称作是“快速而老土的方法”。例如，日本学者收集到一些不同类型有关西方游客在亚洲旅游时的图片，比尔从这些短期而不断重复的观察中总结出一些结论( Beer,1993a) 。其他一些学者研究了游客回家图片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可以了解到他们国内的文化形式和社会网络。立特尔( Littrel,1990) 、李( Lee,1993) 和莫兰( Moeran,1995) 把研究扩展到游客购买的纪念品，很多情况下游客会将纪念品带回家。尽管从这些细致调查中可以了解到所观察人群所在社会的经济文化信息，但学者却很难对旅游人群作深入的人类学的研究。
七、非参与式观察
在没有亲自参与到仪式活动情况下进行人类学的研究也是可能的。普遍的一个方法就是在旅游者结束旅行后与他们进行谈话。这种方法在很多方面与“救助人类学”相似，21世纪早些时候美国人类学者已经将此法用于研究中了。他们与主要的被观察对象一起试图去发现已消失了的文化社会形态( Heizer and Kroeber,1979) 。当然，面对着已被破坏逝去的文化，尽管双方都在分享回味着比现代日常生活更好的一些前人生活点滴，当地被调查者心里充满的是愤怒、迷失，而对于处于新近游历中游客却是增加了值得庆祝和兴奋的发现( Dann,1994; Graburn,1995a,b) 。很多旅游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就在使用这种方法，例如：旅行途中就可以依靠这些数据，抑或是运用他们近期的一些经历，甚至在一些田野调查中研究者与被调查者一起进行参与式观察。仪式结束后一起探讨活动经历有助于揭示其他层面上的一些问题，当调查后的回忆与当时记录相违背时可以了解到研究经验是不断变化的。弗雷在研究中用这种多路径的方法，现今有些日本学者有时也在用。
其他一些可能的有效的研究工具大多运用在田野研究之后。这些工具包括：写作、为后期研究准备的由旅行者拍的一些图片，这些都可以被研究人员作为记忆工具用来检查访谈对话的内容。尽管有些研究对象会和研究者交流他们自己写的日志，塞南尼米( Selanniiemi' s) 对他的共同参与者关于旅行目的内容的额外提问被证明也是很成功的。他建立研究时间和活动的预算、设定了社交活动和休息的方式及制作菜谱。他可以更进一步地深究那些可能已经记录在或是暗含在研究日记上的内心思想和观点。加拿大学者哈里森( Harrison,2001) 以类似的方式在作相关研究，她带着研究人群的备忘录和图片资料最后来到旅行者家中对他们进行访谈。即使她没有参与到旅行的过程中，但她与被调查人群相同的阶层背景、国籍、教育水平，也许还包括年龄、性别等等有助于深入地展开对被调查者的人类学研究。立特尔( Littrel,1990) ，也通过对被调查者旅行回来的访谈发现了他们所带来的纺织物纪念品的巨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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