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行为的多重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性行为的基本分析框架
虽然理性行为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标志性概念，然而，各经济学流派对其内涵的一致性却不以为然，甚至妥协的意愿也不显著。但是，从方法论层次而言，现代西方经济学为各流派理解理性行为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典型分析框架，即理性行为者的偏好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是偏好的一致性条件。这个条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条件，即每个行为人的偏好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和自反性。完备性是指消费者能对任意两种商品做出更偏好哪一种商品的判断；传递性是指消费者偏好的完备性条件可以通过间接途径来实现，即如果某消费者相对商品X而言更偏好商品 Y，相对商品Y而言更偏好商品Z，那么，该消费者相对商品X而言必然更偏好商品Z；自反性是指消费者的偏好具有等价性，即如果某消费者相对商品X而言更偏好商品Y，相对商品Y而言更偏好商品X，那么，该消费者对商品X、Y的偏好程度是一样的。换言之，该消费者在交易商品时对商品X和Y是不加区别的。显然，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条件意味着行为者可以根据对事物满足程度的大小进行稳定的排序。二是偏好的外在一致性条件，即所考察范围内统计上显著水平的大部分行为的偏好是同构的，即他们都认为排序对象A不劣于B，或者都认为排序对象B不劣于A。直观而言，偏好的一致性条件可以理解为：“不但个人的行为倾向如此，而且绝大部分人的行为倾向也如此。”比方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具有A和B两种商品、10个人的经济中，如果有9个人愿意以单位商品A来交换单位商品B，而另1个人则刚好相反，那么，前9个人的行为就是理性的，而后1个人的行为就是非理性的。其二是偏好实现的约束性，即这种满足程度是在一定的边界或初始条件下实现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只有纯财富约束的理性行为是完全理性行为，在主流经济学框架内，理性行为指的是完全理性行为；如果还受到其他如认知能力、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非财富约束的理性行为就称为不完全理性行为或有限理性行为。比方说，有一种选择方案在受财富和非财富因素约束的条件下，其收益可以达到100元；如果在只受相同财富约束的条件下的收益达到120元，那么前者就是有限理性行为，而后者就是完全理性行为。其三是偏好实现的最大化条件，即这种满足程度最终达到边界或者其增量递减到零的状态。比方说，在相同的财富和非财富约束条件下，有三种收益选择方案：A是获得80元，B是获得90元以及C是获得 100元，那么，A方案和B方案就是非理性行为，而C方案就是理性行为。所以，按照理性行为所满足的三个条件，人的行为选择分为三种类型，即完全理性行为、不完全理性行为（有限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实际上是不完全程度最高或受限最大的理性行为）。
然而，西方经济学在具体的理论设定过程中却加进了某种价值倾向的隐含立场，从而使得其理性行为概念呈现出两种特定的不易暴露的先天性缺陷：一是将偏好的排序建立在纯粹可货币化对象的基础之上，而强制性地分离出去了可能系统性干扰行为选择的不可货币化对象，这种方法主要是源于当前社会科学领域内颇受批判的唯科学论、方法论的一元论立场和西方经济学的职业信仰以及自私自利价值观的盛行。事实上，在行为选择过程中，许多不可货币化因素对行为选择的干扰并非是随机的。例如，1名路人出于同情心向1名乞丐施舍2元钱，显然，同情心这一不可货币化因素与施舍行为是系统性相关的，因此，完全排除不可货币化因素就意味着可货币化因素这一解释变量是有偏差的、非一致性的和置信度不可靠的，这种缺陷导致了西方经济学框架内主流的理性行为被赋予了惟一的自利性内涵。如果将偏好的排序对象替代以不可货币化对象，结论又会以另一种简单的对称性形式出现，根据理性行为的第一个条件，如果一个10个人经济体中的9个人都富有同情心，另外1个人没有同情心，那么，在这个经济体中理性行为就赋予了利他性内涵。二是具体的理论构建沿袭了逻辑实证主义中物理学派所提倡的从普适的物理经验出发的物理语言，而对逻辑实证主义中的现象学派所提倡的从直接心理经验出发的现象语言的理论功能反映不足，这种不足导致了西方经济学框架内对主流的理性行为进行判断的主体被赋予惟一的第三人称。在上述例子中，按照使用物理语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标准（即最大化条件），这名路人的行为由于主动减少2元财富而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而这名乞丐的行为由于增加了2元财富而被认为是理性的。而按照使用现象语言从第一人称直接心理经验来证实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路人还是乞丐都认为自己的施舍行为或乞讨行为是理性的，因为这名路人的财富减少为其带来了更大的非财富效用，因而，总效用仍然是增加的。因此，笔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对理性行为概念的主流界定呈现出一定的片面性和误导性。出于论证的方便，我们以偏好的排序对象的可货币化和不可货币化的标准来区分理性行为，基于偏好排序对象可货币化的理性行为典型地表现为自利性倾向，而基于偏好排序对象不可货币化的理性行为典型地表现为利他性倾向，前者主要指西方经济学具体所界定的理性行为，而后者是真正共产党和佛教领域内具体所界定的理性行为。同时，我们称间接的物理经验视角下的理性行为为外部标准或第二重标准或第三人称标准的理性行为，简称第三人称理性行为；而称直接心理经验视角下的理性行为为内部标准或第一重标准或第一人称（专指单数形式）标准的理性行为，简称第一人称理性行为。
二、不同标准下的理性行为分析
（一）第三人称的理性行为内涵
虽然第三人称视角下偏好的内在一致性只取决于行为人自身，但偏好的外在一致性却依赖于第三人称所指的范围。
1.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行为概念。首先，西方经济学认为偏好应该以可货币化对象（主要指物质）对自己的满足程度的一致性来排序，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这种排序基础上的理性行为典型地表现为一种自利性倾向。我们不难观察到西方社会中的“不但个人的行为倾向如此，而且绝大部分人的行为倾向也如此”的显著性现象，即行为人偏好的内在一致性和外在一致性条件是容易满足的。理性行为就是理性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理性行为的自利性内涵可以从西方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概念的演化脉络中清晰地反射出来。亚当·斯密 (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认为基于人性本恶的利己主义追求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随后，约翰·穆勒(John Muller)依据西尼尔倡导的个人财富最大化公理对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教条进行了形式化处理，抽象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自利性倾向，从而，理性行为概念也相应赋予了自利性内涵，而这种内涵在西方经济学的演化中一直延续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框架内（程恩富、胡乐明，2002）。其次，西方经济学关于理性行为概念中应不应该考虑偏好实现的约束条件的看法分歧较大。现代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认为：“在理想的情形下，人们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其偏好的行为”①，这表明主流经济学所理解的理性行为概念是无约束条件下的理性行为或完全理性行为。另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认为，人的理性行为还取决于心理、环境、信息和认知能力等条件的约束，并称之为过程理性或有限理性行为（何大安，2005）；新制度学派也坚持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行为概念；而行为经济学却传承了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主流的理性行为概念，认为对行为人事实上的行为选择并不完全理性或非理性的断言和解释才是行为经济学真正的价值所在。关于理性行为的最大化条件，西方经济学的各派观点没有显著的出入。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马歇尔接受了边沁的效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观以及逻辑经验主义的“行为”概念，确立了理性经济人的极大化行为属性，而这一极大化原则也被其他各经济学流派所接受。
2.共产党和佛教领域内的理性行为概念。在真正的共产党和佛教领域内，人的偏好排序并非是基于可货币化对象（主要指物质）而是基于不可货币化对象（主要指精神）对行为人的满足程度来进行的，其代表性的行为选择表现为一种利他性倾向。一般而言，这些领域内的行为人也都容易满足偏好的内在一致性和外在一致性，即“不但个人的行为倾向如此，而且绝大部分人的行为倾向也如此”的现象也呈现出非常显著的水平。如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及助人为乐等精神的真正共产党员的行为表明了理性行为的利他性倾向，而大乘佛教所提倡的四无量心——“烦恼无尽誓愿断，众生无边誓愿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也表明了理性行为的利他性倾向。在他们看来，利他性程度越高则理性程度就越高，反之，则非理性程度越高。同时，在真正的共产党和佛教领域内，人们承认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属性和矛盾属性，因而，实际上相当于承认了理性行为的受约束性即行为的有限理性。
（二）第一人称的理性行为概念
从行为人的直接心理经验证实的角度来看，任何人的当前行为都呈现出三个显著性特征：一是占优性，即当前行为是特定环境中行为人的可能行为集中的占优选择，换言之，行为人总是偏好当前行为，这意味着第一人称视角下的任何行为都满足偏好的内在一致性；同时，第一人称所指的范围只有行为者个人，因而，其偏好的外在一致性也满足。二是最优性，即当前行为被行为人赋予了在第一人称视角下总是最高的价值，这意味着第一人称视角下偏好的最大化条件也得到满足，当然，这里所指的偏好实现所带来的满足包含了对物质和非物质的满足，这种满足可以称为广义效用或者赫伯特·西蒙所称的抱负水平（汪丁丁、叶航②，2003）。三是无约束性，即行为人总是认为自己是在主观能力（主要指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无限和充分利用信息的基础上经过最优化而进行选择的（事实上在第三人称看来行为人的主观能力和客观能力都可能是有限的）。因此，根据理性行为的定义，当前行为的三个特征表明了任何行为都是第一人称意义上的完全理性行为，这样的理解对多视角性和无歧视性地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选择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解释单个行为人的非常规选择状态具有工具变量的相对优势。比方说，虽然行为人的行为有可能在主流经济学框架内是非理性的，然而，置换到自身视角来看这种行为依然是理性的。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中介指标从行为人的偏好序集中显示同这种行为相关的内部信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结合行为人的行为状态参数和相应的心理规律来推断行为人偏好的排序关系而进一步了解行为人的历史或预期行为。实际上，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认为，从自我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来看，吸毒、抽烟、酗酒甚至自杀等都是理性行为（汪丁丁、叶航，2003），所以，理性行为标准的划分在贝克尔的经济体系中已成雏形。
（三）理性行为的选择及其决策依据
各经济学流派关于行为人是否表现出了理性行为的争论也倾注了不计酬劳的热情。我们首先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主流经济学认为行为人事实上的行为选择是理性的，市场是建立在理性行为人活动的基础之上，即使存在某些非理性行为者，也会由于达尔文式的市场选择机制而最终被逐出市场；或者，这些非理性行为者通过学习能够演化成理性行为者（刘红忠，2003），因此，从长期来看所有行为人都是动态的理性行为者，而市场也会内生地收敛于有效率状态；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侧重点是完全理性行为。其次，行为经济学断言现实中的行为人有可能长期和系统地偏离理性行为，从而，市场可能周期性或长期性地背离有效率状态，行为金融学为这一命题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侧重点是非理性行为。顺次，西蒙和新制度学派也坚持行为经济学的这种理性行为观，新制度学派与行为经济学关于理性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新制度学派侧重于影响行为人行为的制度性因素分析（即关注人际间关系），而行为经济学则侧重于影响行为人的个性因素分析（即关注个性特征）；行为经济学与西蒙的理性行为观也有一定程度的出入，前者侧重于认为行为人的不完全理性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起点，即名义上应该是最优性选择而事实上是次优性选择是源自行为人的不完全理性行为，而且前者倾向于理性行为程度较低的行为区间研究；而后者侧重于认为行为人的有限理性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终点，即名义上不能实现最优性选择是源自只能达到次优性选择这一事实，而且后者倾向于理性行为程度较高的行为区间的研究。因此，从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分析，任何条件下任何行为者的任何行为都是完全理性行为。
那么，理性行为的内在依据是什么呢？西方经济学认为理性行为是最优化的结果。在确定性环境中，主流经济学通过效用或利润最大化方程式来描述行为者的理性行为，行为经济学、新制度学派对此也没有异议；在不确定性环境中，主流经济学相继建立了期望值效用和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方程式来解释行为人的理性行为选择，而新制度主义却从坚持适当的制度安排的角度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理性行为，同时，行为经济学通过最大化前景理论中所提出的价值函数来解释理性行为或非理性行为选择。非线性概率加权的广义期望效用理论（唐爱国， 2005）和引入了大量事件结果的有可能实现随机占优性的累积性前景理论（薛求知，2003）的新近发展为行为选择的解释提供了更优的框架。
三、理性行为多重性的进一步分析
除了从经济学角度，我们还可以从历史辩证和形式逻辑角度来探讨理性行为的内涵。
首先，从历史辩证和统计角度来看，理性一词的意义来源于西方社会中个人行为比较显著水平的众数性质。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物竞天择的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促成了经济活动中行为人普遍的比较趋同的“自利性＋最大化”倾向，为了从理论上描述这种普遍倾向，理性行为一词便被历史地赋予了特定的自私自利含义；显见，如果西方社会中每个人都具有“利他性+最大化”倾向，那么，理性行为就会被赋予利他性含义，因此，西方经济学所界定的理性行为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依赖性。同时，作为语言分析学范畴的理性行为一词也具有符号变量和命题函项的功能，即如果西方学者将上述的普遍倾向指称为其他名称如“莫里”或“高金”等，那么，也并不妨碍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和功能上的完整性，只不过简单地将所有数据中“理性行为”替代为“莫里”或“高金”即可。这意味着理性行为中真正值得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现象就是个人行为的普遍倾向或显著水平上的众数性质，因此，理性行为的含义与个人行为普遍倾向的性质高度相关。比方说，如果将考察的范围锁定在某些宗教领域（如佛教）内，那么，这个领域内个人行为的普遍倾向或显著水平的众数性质就是“利他性＋最大化”，因此，理性行为就赋予了“利他性＋最大化”的含义。同样，如果将考察的范围锁定在我国真正共产党员集体中，那么，这个领域内个人行为的普遍倾向也是“利他性＋最大化”，此时，理性行为也赋予了“利他性+最大化”含义。事实上，这种视角具有成功的经验基础，例如，当时武器装备和军队数量远远处于劣势的共产党军队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军队，无数共产党员和解放军官兵视死如归的利他行为，以及中国“两弹一星”不朽工程中许多宁愿放弃远远高于国内的丰厚的国外待遇而毅然回国的科学家的利他行为，显然，我们说这些规模性的共产党员、解放军和科学家的利他行为都是非理性行为至少在逻辑的语言意义上是违背事实的。因此，理性行为的内涵不是外生的，它具有一定的必须谨慎提防的背景和范围依赖性，所以，在运用理性行为一词时，加上适当的限定词就不会出现“肯定后件”的逻辑谬误，如“西方社会中的理性行为”的提法比“普适的理性行为”的提法更具有逻辑可靠性。
其次，我们也可以规范地从形式逻辑上来讨论上述理性行为概念的多重性。如果理性行为概念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不被重视而仅仅只静态地界定在自利性基础上，那么，从形式逻辑上来看理性行为概念就会出现定义不周延或不相称现象，其主要原因是这种定义中种差词项并非是完全归纳或科学归纳的结果。在西方经济学框架内，理性行为定义的种差词项就是“自利性＋最大化”，而属词项就是“倾向”，根据形式逻辑学的解释，“自利性＋最大化”就是理性行为定义最本质的固有属性和特征。显然，如果要将理性行为概念推广到所有领域内，那么，“自利性＋最大化”作为种差词项就是不完全的，换言之，“自利性＋最大化”的显著性水平就会降低。这是因为种差词项是归纳逻辑的结果，而归纳逻辑的准确性、可信性和有效性取决于归纳事实的完全程度，然而如上所述，西方学者的“自利性＋最大化”这一命题不是完全归纳的结果，因为至少有两类群体的典型行为人被西方学者忽视，即某些宗教领域 （如佛教）内和我国真正共产党员集体内的典型个人，而忽略了典型性事实的归纳不能称为科学归纳。所以，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归纳结论不具有无条件的普适性，因此，理性行为的定义项的外延要小于被定义项的外延，从而导致了外延不周的缺陷，这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概念要具有平息理论争执的功能必须拓宽定义项的外延以取得一致性的理性行为概念，然而，这种企图的直接结果就是降低了接受其理性行为内涵的显著性水平，从而使其内涵的可置信性大打折扣；或者，缩小被定义项的外延以承认理性行为概念的多重性或多样性，事实上按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逻辑惯例和权衡原则，后者更具有比较而言的规范性和可接受性。
最后，从经验证实原则的角度来看，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选用的对命题正负或真伪进行终极检验的标准是用物理语言进行表述的基本命题，而忽视了现象语言的检验功能，这种做法实际上陷入了大前提的描述性价值判断困境，即只选用了特定的方法、途径和工具来实现特定的目的，而排斥了其他途径的可行性。从理论的工具性角度来看，这两种终极检验标准的效力并没有独立于前提的规范判断结论，因为物理语言和现象语言最终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人类的经验，而且这两种经验对理论假定或理论预言的检验都没有先验的证实优势或劣势。一般而言，两种理论的可证伪性程度往往取决于它们的解释幅度，当一种理论能比另一种理论解释和预见了更多的事实或经受了更严格的证伪，那么，前者就是进步的科学研究框架。当然，进行检验的标准不同其结果和语言意义就可能不同，然而，这种差距并非否证理论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因为从不同角度而言，基于这两种语言设定的命题都是事实真命题，因此，这两种语言都具有理论描述和解释功能的可能性。进一步而言，物理语言的相对优势在于有助于描述和把握样本的总体行为或个体行为的一般性特征，而现象语言的相对优势在于有助于描述和把握样本的个人行为的多样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两种语言在共同维持理论精确的预言力和解释力方面并非是相互独立的。
总之，理性行为的标准是多重的，西方经济学中赋予自利性内涵的理性行为只是第三人称标准下的主流概念，中国经济学界非批判性地对此传承迎合了西方经济学内在的扩张性冲动。然而正如本文的利他性理性行为所述，现实的复杂性并未充分地肯定这种一厢情愿的热情，因此，虽然反对自利性理性行为概念的企图似乎不必要提倡，但是，乐此不疲地对其放大和渲染也并不能提供比前者价值更大的证据。同时，主流经济学对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的区分事实上陷入了一种歧视性的价值判断困境，即歧视不符合大众意志的个人意志的非理性行为，显然，这与标榜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逻辑不一致的；而第一人称理性行为概念实际上是对西方经济学中非理性行为的一种内生化处理，因而，这有助于建立一种更加宽容、善意而理论中性化的行为选择模型。
注释：
①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191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②国内学者汪丁丁和叶航对理性行为的研究比较突出，总的看来，他们的看法基本上突破了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具体请参见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论坛：“学术广场”， http://www.icsszj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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