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形式、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通货膨胀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旨在说明，在金融货币和信用货币流通下同时存在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且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一般条件下，超经济货币供应构成引发通货膨胀的最直接因素。据此，针对中国经济接轨中周期性通货膨胀，本文从抑制超量货币供应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一、金属货币流通下的通货膨胀
长期以来，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在我国的货币金融理论中一直是固定不变的原则，被用来作为批判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武器。然而，它本身的历史性却一直被严重忽视。事实上，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在逻辑上派生于货币生产成本论，因此在古典经济思想的框架中，这个规律有其经济学逻辑的合理性。可是，一旦超出古典背景，一旦脱离货币生产成本的逻辑前提，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就不再具备经济学逻辑的合理性了①。
在传统的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解释下，我国理论界认为在金属货币流通下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因为作为货币的贵金属本身是商品，是劳动的产物，具有内生价值。金属货币发挥价值贮藏手段职能，自动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当流通中的货币超过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时，每单位货币购物量减少，这时货币持有者就不愿把自己的货币按贬低了的价值使用出去，而把它贮藏起来，这就使多余货币自发退出流通，使货币量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反之，当流通中货币不足时，贮藏的贵金属又自动地进入流通。马克思在谈到金属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这种作用时曾形象地把它比之为蓄水池，他指出“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②
但是马克思关于金属货币流通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的分析是在高度抽象的前提下完成的，它至少应该有两个假定前提：第一，国家财政对货币流通不予干预，金属货币永远是足值的；第二，作为货币的贵金属本身的价值不发生大的波动。如果去掉了这两个限定条件，那么前面的分析就不再成立了。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
（一）国家财政对货币流通的影响
商品交换的需要孕育了货币的产生，但一个完备的货币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却必须有国家政权的维护。从我国的历史看，历代统治者总是紧紧抓住货币发行权这道关口，竭力满足财政上的需要，常常不考虑国民经济的发展。早在公元前206年前后，汉朝因为初建，百端待举，财政困难，就借口秦半两钱过重，不便使用，让地方和民间自由铸造一种轻巧的类似榆英的小钱，一般重三铢，仅及秦法定半两钱制的四分之一，因此又叫“榆英半两”。钱币严重贬值，米一石值一万钱。据千家驹、郭彦岗先生在《中国货币史纲要》中所述，我国从汉代迄辛亥革命以前历代发生过的通货膨胀计有百次以上，其中物价涨到万倍以上者至今有6次。近代四川军阀刘湘、杜森等在成渝两地打来打去，胜利者首先要做的事之一总是接管造币厂，发行自己的货币。不仅旧中国如此，翻开各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哪一个统治者会对发行不足值的金属货币，借以盘剥人民的好处坐怀不乱，甘当君子。
（二）作为货币的贵金属自身价值变动对货币流通的影响
由于贵金属矿藏稀少，品位较低，存在着开采、冶炼的困难，劳动生产率一般不高，自身价值略有变化时，由于价值贮藏手段职能发挥作用，不会产生通货膨胀。但这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自身价值发生大的波动时，价值贮藏手段法力有限，酿成通货膨胀。比如某地、某国在交通不便，对外贸易不发达的情况下，因发现品位高的大金矿、银矿、或通过掠夺等获取较多的贵金属后，多余的贵金属并不全部退出流通贮藏起来，因为金银持有者更愿拥有较多的可吃可穿的消费品或可扩大生产的投资，而不是实用价值不大的金银，从而导致通货膨胀。从历史上看，殖民主义者弗朗西斯科·皮译洛(Francisio Piarro)在1531年前后从印加帝国（即秘鲁）掠取的大量黄金，在滚滚流入西班牙以后，并没有全部贮藏起来而是促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西班牙经济每况愈下，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③
通过以上两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属货币流通下不发生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理想状态，而发生通货膨胀才是常态，实际状态。
二、信用货币流通下的通货膨胀
信用货币是被社会作为货币使用而又不能与任何金属货币兑换的信用凭证。在现代，纸币、可用于转帐结算的存款货币及储于电脑中的电子货币属于信用货币。
如果说足值的金属货币通货膨胀是特殊，而不足值的铸币通货膨胀由于终究有一定的含金量而有所限制的话，信用货币流通下的通货膨胀则容易触发得多。只要国家的印钞机超过需求多转几下，银行多发一些贷款，或者往银行计算机的程序中多投入几个字符，都可能引起通货膨胀。例如，从1937年到1949年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增加1400多亿倍，引起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④。二战期间各参战国的货币供应量，意大利增长了16倍，法国增长了4倍，美国增长了2倍，导致它们的物价上涨率分别为20多倍，4倍和35%。
事实证明，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不论是金属货币流通，还是信用货币流通，都可能发生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无不与货币的超量供应息息相关。为什么会出现超量的货币供应呢？因为作为货币供给者的中央银行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财政等政府部门。追溯历史，货币的发行权一开始就被国家财政直接掌握，起着为国家财政筹资的作用。1694年，在英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家已具雏形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但它成立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由银行股东贷款120万英镑给英国政府。可以说，中央银行一产生和财政就紧密联系，服务于政府，充当政府的金库、会计和出纳。现代中央银行虽在形式上与政府相对独立，但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常被财政所左右，不能独立行使自己的货币发行权，屈就于政府的强大压力。
政府为什么会自己迫使中央银行滥发货币呢？第一，政府可以通过货币的超量供给实现超额分配，无偿占有社会大众的一部分收入；第二，政府可以通过货币的超量供给在短期内刺激经济，获得短暂的表面上的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通货膨胀无异于对人们持有的货币征税，如政府为某项财政支出而增发若干货币，使物价上涨5%，那么，每一个持有货币（包括现金、存款和有价证券）的人实际上激纳了一笔税款，其数额相当于他持有货币总数的5%。
其次，通货膨胀可以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虽然政府借入和偿还的都是数额相等的货币，但由于通货膨胀，它偿还的货币能买的东西要比它借入的货币能买的东西少。即按实际购买力计算，政府所欠债务因通货膨胀而自动减少了。
第三，通货膨胀还会自动提高税率，从而间接增加政府收入。这在美国等累进所得税制实行比较广泛的国家特别明显。因为税率是按收入高低制订的，较高的收入就按较高的税率纳税。
而政府试图通过货币的超量供给以求得经济发展速度更明显是一种杀鸡取卵的作法。的确，过量的货币供应在短期内会刺激经济的表面繁荣，劣质高价的商品也纷纷脱销，各业竞相扩大投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但这是以牺牲经济效益、物价上涨为代价的，结果导致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经济萎缩，陷入滞涨局面。二战以来，西方各国政府长期地、剂量越来越大地扩大财政支出，加速货币增长，终于在70年代导致了滞胀并发症，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
过去我们总认为纸币流通是通货膨胀的祸首，实际上这种看法是肤浅的。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通货膨胀的真正根源在于政府部门，特别是财政干预甚至直接接管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超过经济需要供给货币。
三、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正相关的实证分析
自7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多发性、周期性的通货膨胀，从1984年至今已有3次高峰（1985年，1988～1989年，1993～1994年），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对于通货膨胀的成因，理论界众说纷纭。按照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通货膨胀可以分为成本推进型，需求拉动型和结构型通货膨胀。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因此我国通货膨胀在表现形式上错综复杂，由多因素导致，难以一概而论。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货币化表现为长期的成本推进，从而会造成结构性物价上涨⑤，同时“放权让利”的改革举措在国有部门内部形成“软约束竞争”⑥，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造成持续性通货膨胀。但是，从直接原因上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总是表现为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因为所谓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的实际货币量超过社会可供商品与劳务的货币总需求量，导致货币贬值，引起物价水平普遍、持续上涨的现象。如果没有过量的货币，通货膨胀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通过经济计量分析，认为我国目前货币收入弹性大约为1.16，也就是说每当国民收入增长1个百分点，货币需求量就增长1.16个百分点。⑦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费雪的货币数量公式：PQ=MV，如果视PQ为国民收入，即每当货币M增长1%，PQ增长1.16%时，要维持等式的平衡，就只有货币流通速度V减小。据统计，1979年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M[,1]流通速度年平均减慢4.7%⑧，与邹至庄先生的分析基本相符。但是，如果货币供应量M超量增长，则只有迫使价格P上涨才能达到等式的平衡。
近10年来我国发生的3次通货膨胀高峰，都是由于货币的超经济大量发行直接引起的。表一是1980-1993年货币流通量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物价上升指数的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量增长速度都明显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而且多数年份超额幅度均在10个百分点以上。粗略地看，前者超过后者的幅度越大，当年或下一年的通货膨胀率越高（1985年前后两者差距幅度变化不大，但通货膨胀率相差较大，主要原因是1985年以前国家对物价控制仍然较严，通货膨胀通过物资短缺表现出来，呈隐性状态。而1985年以后由于国家逐渐放开商品价格，使货币超经济发行直接通过物价大幅度上升表现出来，通货膨胀呈显性状态）。当两者的差距积累到一定程度或在某个时期超过一定限度（30个百分点左右），通货膨胀高峰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1985，1988-1989，1993-1994年的3次通货膨胀高峰就是分别由1980-1985（特别是1984）连续6年，1986-1989（特别是1988）持续4年，1990-1994（特别是1992、1993）连续4年超经济发行的货币大量积累直接引起。所以，如果把时滞因素考虑进去，就会发现，这几年的物价上涨率与货币超量供给幅度基本上存在着一一对应的正相关关系。
表一 1980-1993年货币流通量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物价指数m的比较
类似的例证在经济史上不胜枚举，图一、图二显示了美日两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和货币M[,2]在数十年内的变动趋势。
注：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M[,2]——现金（铸币、纸币、活期存款）＋定期存款
GNP——国民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图1、图2引自伊藤正刚著《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金融政策和对中国的建议》，中国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不难看出，美日物价的上涨在滞后1年左右的时间以后，与货币供应量的超量增长（表现为货币供应量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总产值之比）成正相关关系。
四、控制货币供应量，稳定通货
通过金属货币和信用货币流通下通货膨胀的分析，我们已经得出结论：通货膨胀之起因在于政府对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直接干预，导致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稳定通货的职能难以实现。但是，政府为什么要迫使货币当局向经济中“注入”货币，扩大货币供给呢？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可以区分以下三种情况，第一，中央政府制订与推行高增长的发展战略，并为此增加货币供给（它是解释80年代以前历次经济过热的主要因素）；第二，在一段时间内实行经济紧缩与调整政策之后，为了使经济复苏，进而实行扩张性政策，扩大货币供给（比如1985年下半年紧缩调整之后，1986年第三季度开始，加大了货币发放，1986年第四季度开始为了“启动经济”，中央银行先后几次大规模投放货币）；第三，由于地方政府与企业追求高速增长，用直接扩大非银行信用的办法（其中包括，发放“白条”，扩大“三角债”，发行地方债券等），或者用迫使地方银行（国家银行的地方分行）通过种种方式扩大资金供给的办法（其中包括：人民银行地方分行向本地区的专业银行增加再贷款，地方银行挤占各项专用资金支持“地方项目”，并使“中央项目”的资金出现缺口，等等）最终迫使中央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给。从目前看，第三种形式的货币供给即所谓“倒逼机制”成为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政府被迫强制货币当局超经济扩大货币供给。
因此，超经济的货币供应量是在银行体系的创造和提供下，财政、金融、投资、消费、国际收支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央政府在许多情势下乃不得已而为之。最根本的体制原因在于改革过程中，原有经济体制下的调控手段失效或者被削弱了，而新的经济约束机制尚未及时建立、健全，这就使得多种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缺乏自我约束，从而导致微观失调、宏观失控的现象出现。迄今为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内容，是中央对企业和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但在不触及国有制“财产权”关系前提下的“分权”，却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从微观上看，通过投资自主权、收入分配自主权直接融资自主权等的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与利益得到了扩张。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财产权约束，企业的经营责任却趋向于弱化，企业普遍存在“投资饥渴”和“消费冲动”。从宏观上看，在未能彻底转轨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下各经济管理主体的约束十分软弱。首先由于投资项目审批权的扩大和全面下放，地方政府成为我国预算外投资的主要发起者，而这部分投资主要是通过行政权利迫使地方银行追加贷款来实现的。其次由于专业银行隶属于政府，不按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商业化方法经营，它的信贷规模任意扩张。再次财政金融不分家，财政赤字中央银行追加货币来弥补，中央银行对财政的约束极为软弱。
在这种微观失调、宏观失控的情势下，我国经济生活中呈现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的局面。从投资方面看，1981-1991年中，除1983年、1989年、1990年以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长速度都是同期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从消费方面看，1981年至今，居民货币收入水平年均增长12%左右，而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都只有8%和4.5%，同时，公款消费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行政管理费以每年15-35%的速度递增。投资和消费的超速增长，实质上是国民收入使用额超过国民收入生产额，也就是国民收入的超分配。这一现象导致财政连年赤字，不得不向银行透支，同时又导致信贷支出的巨额资金缺口，最终都必须通过中央银行的超经济发行货币来弥补。可以看出，实质上，引起超经济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的机制可简单表述为：企业和地方约束机制和宏观管理体制的缺陷→微观与宏观经济主体的软约束→投资与消费双膨胀→中央银行货币超经济发行→通货膨胀。必须提出的是，随着我国国际支付能力的增强，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而与外汇等值的人民币投放市场必然增加了货币供应量。这已经成为最近几年特别是1994年，我国通货膨胀的新因素。
根治通货膨胀，就必须保证货币供应量增加和社会产品、劳务的总供给相适应。货币供应量的适度供给要考虑几个因素。一是能保持持久、健康地发展的经济发展速度；二是社会可以承受的价格调升幅度；三是货币周转速度。从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看，预期今后一段时期内货币供应总量仍然过多，应当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控制。
第一，中央银行要保证相应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把中国人民银行建设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明确其控制货币发行，监管金融、稳定通货的职能。中央银行要创造条件，从主要依靠信贷规模管理，转变为运用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手段来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中央银行要集权化，建议撤销按照行政区域层层设立的分行，改按大行政区和经济中心设立少量分行。中央银行要加强和完善已推出的货币供应量统计监测系统，继续定期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指标。
第二，在已经建立了三大政策银行的基础之上，继续分离国有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逐步把各大专业银行改造为国有商业银行。各商业银行要建立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制度。控制资金使用比例，提高总行对分行资金的统一调度能力，创造条件实现自我约束机制。全国性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要适当向大中型企业、大中城市集中，同时要发展区域性商业银行和城乡合作银行，完善金融市场，加速资金周转，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
第三，中央银行要统一对外币和本币的管理，确定外汇储备的合理数量，严格监管外汇市场和企业结汇，确定外汇和人民币投放的适度比例，防止外汇占用人民币增长幅度过大。
第四，深化财税改革，加强生产要素税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促进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缩小国家财政缺口。目前一段时期，宜执行偏紧的财政政策。要继续加速财政金融的分离，已经明确的中央财政不再向银行透支要坚决执行。
第五，加快企业制度和投资体制改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重组国有企业，使其具备自我约束能力。建立投资业务责任制，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自筹资金的管理，从而为防止信用扩张创造条件。
注释：
①陆家骝：《在古典框架中重析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金融研究》1994年第10期，第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③《高级英语阅读教程》，重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④王怀宁：《通货膨胀简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2页。
⑤稜继伟、郭向军：《中国的通货膨胀与管理》，《金融研究》1994年第9期，第11页。
⑥樊钢：《“软约束竞争”与中国近代的通货膨胀》，《金融研究》1994年第9期，第1页。
⑦符钢战等著《社会宏观经济分析》，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⑧戴相龙：《关于货币供应量问题》，《人民日报》1994年11月2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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