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十大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战后论文,发展趋势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雅尔塔体制的崩溃和坍塌宣告了国际政治新纪元的来临。在格局转换、秩序再造和力量重组的国际社会，国际政治的动荡与纷乱给世人带来了诸多的迷惘与困惑，中西国际政治学者均在以新的思维视角和理论模式分析和诠释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和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当今国际政治的历史走向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对当今国际政治发展趋势这一庞杂的重大问题作若干探讨与分析，希望能对认识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全貌有所裨益。
一、国际政治体系全球化趋势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全球化趋势已成为人们供认不讳的现实。尽管我国的全球化研究晚于西方，在全球化的内涵、起点、动力及其影响等方面仍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但全球化作为一个国际政治术语，使用的频度不断增加。由于能力及主题所限，笔者无意就全球化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仅对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作扼要说明。
第一，从政治的角度看，冷战结束后，东西方矛盾的缓和，国际关系意识形态藩篱的拆除，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的加深以及改革开放之风的盛行，使得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交流和文化融通不断加强，为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创造了条件。
第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强化了国际政治的全球化趋势。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不仅表现为整个世界经济生活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全球化，而且表现为无所不在的资金、技术、信息、人员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和跨国经营在规模上空前扩大、程度上不断深化和机制上日趋成熟均表明整个世界已日益揉和成一个难以分割、无所不包的完整系统。此外，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内涵的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全球化，世界市场的逐渐成熟以前所未有之势瓦解着民族国家疆界的羁绊。作为传统国际政治基本单位的国家不论其主观意志如何，均难以孤立于全球体系之外，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正以难以抗拒之势整和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
第三，人类面临危机的全球化即全球问题的不断出现，加深了全球各板块之间的藕和与联动。当前，和平与发展问题、能源问题、生态问题、粮食问题、人口问题、人权问题、难民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毒品泛滥问题、爱滋病问题等至关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全球性问题，涉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威胁制约着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它们的解决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与通力合作。各政治行为主体依存与互动关系的加深尤其是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作用的强化和国际协调机制的完善都将加深全球各板块之间的耦和与联动，从而深化国际政治的全球化趋势。此外，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政治经济手段双重解决的特殊性，也必将加深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与渗透，进而从世界体系的结构上深化全球化趋势。
第四，科技革命浪潮的高涨尤其是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手段的更新极大地缩短了世界的时空距离，增强了国际事务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使“地球村”的比喻日益化为现实，并为全球化的加深不断创造着丰厚的物质条件和全新的器具手段。
第五，文明与文化的世界化使全球文明的孕育与萌生成为可能。以全球政治经济互动为依托，以信息技术和传媒手段更新为媒体的不同文明与文化体系的碰撞、磨合与融通，使不依地理环境、社会体制、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为转移的全球文明的生成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偏于一隅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认同将为脱胎于各种文明体系的全球文明所取代，并日益在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尺度、文明范式与调节机制。
二、国际格局转换模式的更新趋势
80－90年代交替之际，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和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接踵而至，以出乎世人意料的速度与方式宣告了雅尔塔体制的寿终正寝，它不仅意味着冷战时代的终结，更以国际格局转型模式的更新宣告了国际政治新纪元的诞生。
第一，雅尔塔体制的崩溃作为和平条件下的格局转换，首次打破了以往通过强烈度国际战争进行力量配置而形成新格局的传统模式。回首200余年来世界格局的演变，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形成伴随着震荡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维也纳体制的生成交融着席卷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凡尔赛—华盛顿体制和雅尔塔体制的确立与涂炭于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形影相随。而这次两极格局的终结是在和平条件下实现的，首次打破了通过长期军事角逐和剧烈战争实现格局转换的传统模式。
第二，以往国际格局转换往往是通过新型国际政治力量向老牌力量发动挑战而导致旧格局的瓦解，而两极格局的解体尽管也与70年代以来多元国际政治力量的竞相增长密切相关，但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受各种盘根错节矛盾的影响而自我坍塌。这种天平一方自我散落导致旧格局瓦解的局面产生了同以往格局瓦解后不同的结果，以往的格局转换同时伴随着新的平衡机制的建立，从而形成新的国际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化。但苏联解体后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新的制衡机制，相反却出现了部分地区的权力真空与权力失控局面，国际社会也并没有产生为世人所期待的稳定与繁荣，地区冲突、边界争端、民族冲突、种族仇杀、宗教纷争代替了以往格局转换后的稳定与秩序。
第三，以往通过战争打破旧格局形成新格局往往取决于交战各方军事力量的强弱和战争的胜负，强者和胜者成为新格局的主角，弱者和败者则要承担道义责任和国际法责任并遭到惩罚与宰割，并在短期内形成新的格局。而两极格局的打破似乎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和失败者，貌似胜利的西方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红利，前苏联和东欧也并没有遭受国际法意义上的惩罚与制裁。两极格局瓦解后未来国际格局的再造将取决于各大力量的经济竞争和科技角逐，新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力量配置结构的生成将是一个复杂曲折而又漫长的渐变积累过程。
三、国际秩序的重构与再造趋势
国际秩序作为以特定国际政治格局为基础的历史范畴，其更迭总是与国际格局的转型形影相随。因而，伴随着雅尔塔体制的分崩离析，国际新秩序的重构与再造自然构成了冷战后国际政治议事日程的题中之义。
第一，世界各大力量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战略构想纷纷出台，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充满了复杂的矛盾与斗争。以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改造世界，建立以西方大国合作为基础的安全机制构成了西方国家构建新秩序的共同取向，但在世界新秩序和21世纪领导权问题上，美欧日之间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在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则充满着追求霸权和平、集体安全与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则贯穿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之争。东西方和南北方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表明真正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仍将是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历史过程。
第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将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领域同步进行。从不同范围的层次性来看，全球秩序与地区秩序将同步构造。全球性的国际新秩序将着力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任务诸如全球性的安全、和平与稳定，世界性的经济繁荣与发展，跨国环境保护和全球海洋、空间资源的利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走私贩毒，控制人口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新秩序确立其原则、规范和协调保障机制；地区秩序则将针对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解决各地区的不同问题，确立适用该地区的指导原则、行为规范和协调保障机制。当前，欧洲、中东和亚太已成为各方注目的建立地区新秩序的重点区域。从不同领域的多侧面性来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将同时营建，国际政治新秩序将包括政治和外交、主权与安全、社会与文化等多个侧面；国际经济新秩序将包括国际分工、商品贸易、货币金融等侧面。
第三，未来国际新秩序的规范能力与制约作用将有所强化。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尽管其建立将取决于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与分化组合并仍尚待时日，但以联合国为核心形成国际新秩序的规范体系和协调机制已成定局。近年来联合国国际干预与协调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在重大全球问题和地区问题上干预与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加之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作用的不断强化均表明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将日益改变传统国际秩序“软化”约束的局限性而将确立强有力的“硬化”调控机制。
四、传统国家主权观念的变异趋势
主权是作为传统国际政治基本单位的国家所固有的国内最高管辖权和对外的独立权、平等权与自卫权。伴随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出现和世界体系的形成，为博丹、霍布斯、格老秀斯和卢梭等西方学者阐释、补充和发展的国家主权观念一直是影响和框架国际政治的核心因素。进入冷战后，受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面临着严峻的冲击与挑战。
第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导致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亟待重建。在战后逐渐走出国际关系帷幕的背后而成为推动国际政治转型和改组的直接动力，科技因素已成为国家主权大小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变量之一。国家支配管理资源的能力，政府组织能力及其运作效率和外交能力与技巧都深受科技因素的制约，高科技的发展开辟了国家管理的新时代。科技因素对传统国家主权观念的动摇正日益改变着国家在国际系统中的行为方式，科技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已构成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的有效保障，只有真正吸收科技革命成果并以此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国家，才能真正保证力量的强盛。
高科技因素同样制约着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在当代高科技中，信息革命对各国的内政、外交及军事上的主权及其控制和实施的权力都提出了挑战。信息技术使许多国家从重大举措到政治家隐私都经过世界传媒而昭然于天下。高科技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更表现为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先进的遥感和通讯卫星及光导通讯已使许多国家境内的露天目标暴露无遗，作为传统国家主权标志的地理疆界正面临着无形的侵蚀与威胁，科技落后将使主权和安全保障倍受威胁。
科技大国在宇宙太空和海洋领域的争夺同样导致了传统国家主权界定的模糊化。太空中常年飞行和海洋中经常游动的各种先进科技产品，既可探测许多国家的空间资源分布，又可把经济与军事动态侦察在案，这显然超出了国际法所规定的探测器领属国常规的主权范围。科技的迅速发展对许多国家如何使主权原则适合于科技进步与发展的框架，重建国家主权地位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第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经济区域的集团化导致了传统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渡与共享。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集团化是以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国际化为特征的，全球性及地区性一体化组织的运营是以参与国若干主权的让渡和转移为条件的，在特定的领域内主权国家必须服从国际机构的领导，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传统的国家主权。
第三，已呈雏形的新的国际安全机制，地区冲突解决的国际化，尤其同以往“软化”国际协调相区别的“硬化”国际干预机制的形成，客观上弱化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冷战后，国际社会通过对各种国际危机的处理，逐渐形成了通过联合国实施各种措施的国际干预机制，联合国正从冷战时期纸上谈兵的机构演变成拥有重要权威的仲裁机构和国际事务中无所不及的“世界政府”。联合国以多国部队收复科威特，自由进入伊拉克检查核设施并在伊上空设置“禁飞区”；向过渡时期的柬埔寨、巴勒斯坦和战乱中的索马里和波黑派驻维和部队，这种否定传统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举动，引起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担忧，并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界定国家主权的覆盖面。
五、大国关系的变动与调整趋势
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谓兴衰交替，大势使然。尽管大国关系的变动与调整尚未完全到位，但变革与重整的趋势已成定局。
第一，大国关系的新特征与新模式正在生成。前苏联、东欧政治集团的瓦解与离析，使冷战时期的诸多范式和尺度成为历史，多极权力结构取两霸权力结构而代之，使大国关系的模式与特征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地缘政治实体和超级大国的苏联已不复存在；美国的式微与衰落虽相对轻缓，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及德日政治大国进程的启动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已形成强烈冲击；部分地区性大国（诸如远东的中国，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中东的沙特、土耳其、伊朗、叙利亚，马格里布的埃及等等）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重要作用的发挥，均表明冷战后大国兴衰交替的不断深化。大国关系模式的更新更体现于意识形态对抗程度的弱化。以意识形态对立为特征的大国争夺几乎主宰了整个20世纪，随冷战后国际关系重心的倾斜和变异，大国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步淡化，势力范围与综合国力之争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
第二，冷战后大国对势力范围的争夺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冷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定和以往在战争基础上划分势力范围有所不同，其斗争将是一个漫长曲折、复杂多变和拖泥带水的渐进过程。有关大国将在冷战结局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较量与艰苦的讨价还价确定势力范围，新划定的势力范围大体上将与冷战后形成的实力对比相吻合。其次，冷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将与以往战胜国公开召开国际会议分割胜利成果的形式有所不同，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以更隐蔽、更分散、更曲折的方式展开。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战略举措往往冠以“全球安全”、“民主、自由和人权”、“繁荣”、“新秩序”等美丽的词藻，此间既交织着西方国家与苏联政治继承者俄罗斯在冷战基础上的争夺，也将贯穿着谋求欧洲、中东、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新一轮争夺。
第三，大国关系的调整尚未完全到位，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尚待观察。西方国家之间矛盾的加深是否危及西方国际联盟的基础及其国际安全机制和地区安全体系，俄罗斯转型与复苏后是加强西方联盟还是威胁欧美战略联盟，德国和日本政治大国战略实现的可能性及其方式与速度如何，德国在“欧洲的德国”和“德国的欧洲”两者中选择何种角色，亚太、中东、南亚的地区性大国的发展态势和最终战略选择如何，等等。上述问题的答案将成为影响冷战后大国关系彻底调整的重要因素。
六、世界经济政治效用的空前强化趋势
冷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区域集团化、经济体制市场化、经济关系政治化、经济格局多极化均标志着世界经济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伴随着国际关系重心从政治和军事领域向经济领域的倾斜，世界经济的政治效用空前强化。
第一，经济安全已构成当今国际关系安全内涵的重要内容。安全是指免受各种破坏性行为或异己力量威胁的状态，在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力量主要基础的农业和工业社会，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首要政策是致力于军事力量的扩大。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发展及其所导致的安全因素多元化、安全利益一体化以及安全问题的非军事化使得经济因素走出国际关系的幕后，成为直接制约安全的独立力量。随着无所不在的跨国经济、技术、资金及人才的交流与融通，随着全球信息时代的来临及经济生活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当今的国际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对抗和军事攻守关系，而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层关系构筑而成的相互依存网络。当今的国家战略，归根到底在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能否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冷战后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区域集团及集团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几乎均以经济为中心而展开，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已成为各国对外战略的根本选择。
第二，经济手段已成为实现国际政治目的的重要方式并直接导致了国际政治经济化的趋势。冷战后，随着和平与发展世界潮流的再度深化，东西方关系的全面缓和以及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以政治强制和军事高压为手段的强权政治已难能奏效，尤其是受美苏争霸导致一伤一亡的灾难性后果的影响，世界各国均在以经济活动作为推行其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海湾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西方以经济援助向前苏联、东欧进行政治渗透；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日本频繁使用“日元外交”向政治大国迈进均是国际政治经济化的重要表现。
第三，经济力量多元化是推动国际政治格局转型的主导因素。冷战后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构建，将最终取决于各大力量在经济竞争中谁领风骚。以经济和科技为主导的国际竞争具有高层次性、残酷性、复杂性和难以逃避性等特点，它所导致的经济力量多元化将是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转化的深刻动力。近年来，苏联解体，美国相对衰落，德日向政治大国迈进，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际地位的提高，新兴工业化国家国际影响的增强及接踵而至的国际政治多极格局的初露端倪，其根源都在于经济力量的对比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孵化将打破通过战争手段形成的传统模式，国际经济竞争将成为构筑国际政治新格局的特有机制。
第四，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趋势推动了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加深。冷战结束后，体制改革与转轨之风盛行，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多数国家的目标性追求，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竞争、平等交易、自愿互惠、市场准入等原则的奉行必将带来政治生活的公开化和透明性，进而推动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七、科技因素政治功能的显著加深趋势
历次重大的科技变革均与国际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相伴随。进入90年代以来，科技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及作用方式已发生重大变化。信息时代的来临已改变了传统社会科技只能通过影响军事而影响国际政治的固有模式，高科技因素通过其对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在国际政治的改组与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技因素对国际政治的整化与规约已成为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支撑条件。
第一，新科技革命是导致两极格局瓦解的深层原因之一。战后美苏关系构成了两极格局的基础，两极格局的核心是美苏的军事对抗与角逐，而军事竞争的基础又是科技。因而冷战时期美苏科技的发展完全听命于军事的需要，美苏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反而导致美苏国力遭到严重削弱，而欧日却以非军事化的科技战略实现了经济振兴，并导致了国际力量对比态势的变更。此外，苏联、东欧受冷战影响形成了长期对外封闭的科技体制，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阻碍了它们由传统工业社会向以高科技为龙头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加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而最终为新科技革命所淘汰，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
第二，高科技因素以全新的手段与方式推动着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型与改组。本世纪70年代以前，科技是以其对军事力量的强化作用于国际政治的，科技进步的动力在于军事技术领域的攻关与突破。而70年代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却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涉及领域与经济密切相关，高科技产业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中心枢纽，高科技的强大变革能力使军事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功能与效用弱化。在此前提下，高科技对于增强一国的综合国力起了重要的战略导向作用。冷战后持续进行的新技术革命超越了科技与经济、政治联系的间接性而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今的大国之争将集中表现于对高科技的争夺，多极政治力量、多极经济集团将与多极科技实体相对应，高科技因素将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再生共始终。
第三，高科技因素再度深化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高科技革命引起的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使得各国日益重视本国的经济改革、调整与发展，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军事角逐和政治对抗让位于经济竞争。此外，高科技因素所孕育的先进的交通、通讯手段，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体系与价值观念将在频繁的交流与碰撞中相互吸纳、磨合与交融，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将日益为各民族国家所认同，这个维系人类社会共同命运的基本纽带即为和平与发展。
八、文化因素影响国际政治的表层化趋势
冷战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文化色彩的加重，文化因素已经参与国际政治的发展进程，并对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产生日益重要的制约作用。美国政治学大师萨谬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固然具有浓重的“文化决定论”色彩，但从文明的视角透视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对于观察和认识冷战后的国际社会无疑是具有其借鉴意义的。
第一，异质文化的矛盾与歧异构成了诱发与加深冷战后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文化作为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凝结，具有鲜明的多元性与民族性特点。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碰撞由来已久，尤其是作为文化理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道德伦理、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民族特质等因素的唯我性与排他性，一直是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而冷战结束后制衡机制的散落更为文化因素参与国际冲突提供了历史契机。独联体境内的民族纷争、前南斯拉夫内战、印巴矛盾的再度加深均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以民族冲突、种族骚乱、宗教纷争为表现形式的“冷战综合后遗症”更给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染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
第二，同源文化的认同与亲合是构筑国际联盟的根基所在。如果说异质文化的敌意与排斥构成了诱发与加深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那么同源文化则以其共同文化特质的历史认同功能和血缘亲合能力成为构筑国际联盟和加强国际合作的纽带。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伊斯兰教的复兴为新的伊斯兰共同体或伊斯兰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伊朗、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都在密切注视着中亚穆斯林国家的发展动向，不断同其加强语言、文化和宗教的联系，伊朗提出的“穆斯林共同市场”、土耳其提出的“泛突厥联盟”、巴基斯坦提出的“伊斯兰新月区”都具有浓重的伊斯兰文化色彩。种种情况表明，中亚五国与其毗邻的伊斯兰国家很可能建立起某种形式的伊斯兰政治经济共同体，而伊斯兰文化则将成为新的伊斯兰联盟或共同体的文化纽带。又如伊斯兰国家对波黑问题的共同关注，西方国家不断以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进行协调，西太平洋地区儒家文化圈国际合作的加强均表现了同源文化的凝聚力和亲合力。
第三，文化领域是进行政治渗透的重要领域。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固然推动了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但文化领域又构成了许多国家进行政治渗透的特殊渠道。冷战后，通过文化渗透实现政治目的已成为许多国家推行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西方国家通过文化渗透向世界推行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图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伊朗、苏丹等激进的伊斯兰国家以弘扬伊斯兰文化为旗帜，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战略，力图建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际合作机制；土耳其以共同的突厥文化为媒介向中亚、中东进行渗透，力主以“泛突厥主义”重温“奥斯曼帝国的迷梦”，均表明冷战后文化领域将成为国际政治争夺的特殊战场，各种文化体系的政治魅力，将再度加强。
九、民族主义浪潮的扩张化趋势
在国际格局转换的世纪之交，处于改组与转轨中的国际社会动荡不安，其显著特点之一是民族冲突、种族纠纷和宗教纷争明显加剧，具有复杂性、国际性、多重性、宗教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民族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民族关系将是影响世纪之交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
第一，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以难以遏止之势变更着全球政治版图。随冷战的结束，为两极格局所抑制的民族矛盾突发，民族主义异军突起，尤其是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和跨国族际问题使原有的全球政治版图化为乌有。民族分离主义已导致苏联这一庞大地缘政治实体的四分五裂，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巴尔干半岛盘根错节的民族问题、中东诸国的教派纷争和库尔德问题、非洲和南亚的种族骚乱使许多国家政府面临着严峻挑战。当前，民族分离主义在前苏联东欧仍呈扩展之势，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以及鞑靼、巴什基尔人、乌德摩尔梯人、楚瓦什人仍在强烈要求独立与自治，尤以车臣危机为重；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危机和阿布哈兹冲突仍在继续；前南斯拉夫内战形势仍扑朔迷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民族矛盾的不断升级均表明冷战后欧洲的政治版图仍有可能进一步重构。西方各国也非一片净土，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法国的科西嘉岛要求自治也使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面临严重挑战。
第二，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导致许多国家的政局动荡。前苏联东欧的民族争端；西方诸国的地方自治；西亚、北非、中亚、南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和泛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泛哈萨克主义、泛蒙古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等）及非主体民族的分离主义；非洲的部族冲突和种族骚乱均使许多国家的现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严重阻碍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第三，跨国族际矛盾诱发的国际冲突已成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要类型。冷战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使以军事对抗和政治角逐为主体的国际冲突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导缘于民族争端的国际冲突。无论是作为冷战时期冲突延伸的伊朗与伊拉克领土之争、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印巴的克什米尔争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抗，还是冷战后突起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前南斯拉夫战乱、卢旺达与布隆迪两国的种族仇杀、卡麦隆与尼日利亚的流血冲突、库尔德问题的国际化都与跨国族际争端密切相关。民族矛盾诱发与加深的国际冲突已成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要类型，基于不同民族文化的民族敌意、民族仇视、民族偏执和民族狂热增加了国际冲突政治解决的难度，转型时期的民族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与焦点，并与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相悖，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十、第三世界的消退与分化趋势
世界格局的变革，对西方称之为“边缘国家”的第三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在60－70年代曾耳濡目染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形象，但在当前世界多极均衡力量形成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则由于力量的衰退、分化和国际地位的下降而前景堪忧。
第一，“中间地带”和“缓冲地带”地位的消失。在两极体制下，在东西方矛盾作为世界政治主要矛盾的背景下，亚非拉国家曾是美苏扩大势力范围和增强自身力量所争取的重要对象，发展中国家在美苏对抗和冷战正酣之时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平衡作用。但随冷战结束后世界矛盾的变化，其“中间地带”和“缓冲地带”的突出地位已不复存在，其被争取和利用的价值也大打折扣，相反，第三世界国家却直接面临着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压力。此外，由于西方把注意的焦点转向前苏联东欧地区的体制转轨，一度在国际社会引人注目的“南北对话”几近搁置。
第二，政治多元化与民主化进程导致许多国家政局不稳。在前苏联东欧各国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亚非拉的许多国家也出现了政治多元化的浪潮，由于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历史传统，不但政治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而且因管理混乱、经济凋敝、传统式微和道德沦丧导致社会的急剧动荡，许多国家政变迭起，冲突频频，难于发挥在国际社会的作用。
第三，内部矛盾和分化加剧削弱了第三世界力量的整体性。冷战后，随东西方阵营的瓦解及两极格局制衡机制的散落，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之争凸出明朗，尤其是边界争端、民族对立、宗教冲突、种族仇杀、历史积怨、地区扩张与霸权主义等矛盾难以抑制。此外，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多数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持续加剧都极大动摇了第三世界作为整体力量而存在的根基。
第四，面对全球化进程冲击的痛苦与无奈。在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基础，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为媒体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中，第三世界怀着痛苦无奈和愤世嫉俗的心态被挟裹进全球化浪潮之中，基于对现代化的羡慕和对传统留恋的无所适从与困惑迷茫使许多国家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境地，面对现实的强烈反差而产生的失落、困顿和盲动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于在竞争激烈的世界舞台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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