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文学人类学 拓展研究新领域——边界不设防：人类学与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文学论文,边界论文,新领域论文,不设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科学是一个不断设立疆界，又不停地移动甚至拆除界碑的时代。简言之，是一个在学科与学科间疆界不设防、畛域不确定的时代。任何试图“圈地”的一厢情愿和“画地为牢”的固执都会给学术思想和研究带来新的局限。
人类学与文学，在人们还来不及认清它们为何物的时候，就已经结合到了一起。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肇端伊始时，对人类学究竟应该如何“划界”——属于什么性质的科学的问题上曾出现过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它们基本上是从人类学的两大分支——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尺度去丈量。前者倾向于将人类学当作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林奈、培丰、杭特、布莱恩、W.F.爱德华、涂尔干等人，把人类学看作是“生物科学”、“物理学的分支”、“生理学的一种”等等。而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的先驱们则更热衷于将自己作为“文人”（men-of-letters）看待，如弗雷泽、哈里森、雷纳、穆勒、史密斯等；或者干脆把人类学当作研究语言和文学的科学（莫里斯·弗里德曼《社会文化人类学主要趋势》英文版，第62—65页）。从今天来看，两种划分都有问题。难怪A.C.哈登在撰写人类学史时就为此烦恼：“人类学科学范围之广以及它们与其他学科的分界线的模糊，使得对它们进行定义和分类成为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人类学史》导言，中译本）一言以蔽之，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边界不设防的学科。
其实，人文社会科学愈发展，愈是会出现一种各学科聚首、聚会与聚合的趋势，出现在比较文化大背景之下的学术互补。有鉴于此，泰特罗就曾以“学科的解构”为题作如是说：“所有的知识都是比较的、暂时的，每件事物都有文化上的意义……我们只专注于文本，但要正确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将之历史化、文化化、人类学化。”（泰特罗《文本人类学》中译本，第36页）事实上，将文学与人类学这两支“人学”相结合，已经不只是一种呼声，而有了实质性的表演。比如在文学领域就出现了人类学特征（literary-anthropoligical character）。一些世界级的文学大师，诸如T.S.艾略特、D.H.劳伦斯、叶芝、庞德等人一方面在形式上对人类学的写法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在文学内容上出现了大量的异族叙事、异国情调和异域风格，使文学的人类学化成为一种时尚。
人类学研究领域也同时出现了对边界“连接部”（Boundaries）文化多重性和互动的强调。弗雷德里克·巴斯认为：“在连接包容着社会系统的族群的契合部分是建立在族群间相互尊敬和文化特征的互补性之上，这样的互补性可以提高族群间文化的独立性和共生性。”（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临界作用》英文版第18页）虽然巴斯是就族群关系的“临界作用”而言，却为后来人类学在对待不同族群文化互动的研究上开了先河。学科与学科之间何尝不是如此？否则怎么会有今天如此广泛的人类学跨学科研究？人类学与文学，本质上说都是研究人与社会，那么，社会的人文精神的开放度有多大，它们的开放度也就有多大，就好像族群与族群的“临界关系”那样。
推而广之，学科与学科之间不也具有某种类似于族群与族群之间的那种“临界关系”吗？不也悄悄地出现了学科边境的淡化与“互渗”（participation）现象吗？福柯“权力／知识”的文化考古理论；萨伊德“我者／他者”的后殖民主义思想；波尔迪“反观社会学”的学术架构；亨廷顿的“文化动力”战略论究竟应该归到哪一个学科？重要的是，它们都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互有渗透，互有回应。从国际比较文学界最近的几次会议主题来看，一些以往不被视为属于自己领域的东西被默默地接纳，比如民族的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民族性（ethnicity）、民间叙事（folk narrative）等问题在1994年的艾德蒙顿会议上受到明显的关注。这一切无不在诉说着一个事实：人们以往所说学术“界”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各学科之间的“对话”成了学者普遍关注的研究焦点。
“边界不设防”并不意味“边界的消亡”。在国际关系中，不论“地球村”的出现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现代性，国家、族群（ethnicgroup）的“疆界”也不会因此消失。科学也一样。科学的开放性从未消弭不同学科内在质的规定性。现代人类学之所以对以往那种将历史的价值等同于“历史文本的价值”予以摈弃，对“太师椅上的人类学家”予以否定，都是出于对人类学的学科性质作出规定与规范的动机。人类学研究强调普同性（Universalism）、整体性（Holism）、整合性（Integration）和互动关系（Interaction）；强调“田野作业”（field work）；突出叙事中的对象共同体性质和对乡土知识的了解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不具备或不明显具备的。
不言而喻，只要冠以“人类学”的研究，就要有相应的“人类学性”。然而，目前国内出现了大量标有人类学字样的研究，其中有些完全不知道人类学为何物。造成这种状况自有其历史原因。对中国“学界”而言，人类学是一门既老且新的学科。说它老，是因为它的学术依据可以上溯于古希腊和古希伯莱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怎么说也是一位“世纪长者”。在中国说它老，是因为本世纪初的几十年，在这个古老的国度就有不少学人提倡、研究和教学。但是，解放以后，人类学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被砍杀。随着改革开放，当它在中国重新出现之时，很多人觉得那是一个新的学科，仿佛匆匆到商店去购一件新产品，置一档“洋货”。可惜的是，有的人购得了一个品名，却来不及弄懂其品质。
所幸的是，在文学的人类学研究中，以萧兵、叶舒宪等人为代表的研究，成绩卓著，已经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重视；文学人类学在中国也出现了一种良好的势头。尽管我们可以听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批评，尽管现有的研究成果并非无懈可击，但是，公正地说，其中不乏高水准，具有“人类学性”的成果。从他们的系列作品里可以看到人类学的理论功力，同时也充满“田野”的气息。当然，据我所知，在对他们的批评中有一种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没有标准的人类学田野作业。归根结蒂，集中到文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文本是否具有“田野性”这一焦点上。
“田野作业”原本为译名，指对社会的实地考察和调研。费孝通先生曾说过，不要把做田野调查误解为非得到乡间不可，社会到处都是“田野”。（费孝通在1995.8.北京大学等单位举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闭幕式上的讲话）“田野作业”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时空性质：即要对对象的“曾经是”（been）到“现在是”（being）作过程考察。比如英国学派的人类学族群和家族调研就从搜集族谱开始；讲究从“过去时”到“现在时”的了解，族谱就是文本。真正的人类学研究从来就不轻视对具有文本价值的文献研究。那么文献和文学作品是否都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本性”呢？回答是否定的。所谓文学人类学，是指以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因此，对二者都有人类学的要求。那么，从事文学的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是看研究对象是否具有人类学的“文本性”和“田野潜质”，以及研究者是否采取人类学的方法。这两点构成眼下文学人类学研究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常言道，“科学没有国界。”它的第一个意义是指科学的成果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它不受国家的疆域所约制。但是，只要标有“科学”，就具有学科的规定性，就具有确定的对象，拥有独特的“话语系统”，因而也就有边界。在当今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学科与学科的界限在淡化，却并没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