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兴[1]2002年在《21世纪初期日本的安全战略及对我国的影响》文中提出21世纪初期，日本对其安全环境进行了新一轮评估，在此基础上将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和原则确定为：确保本土安全及经济和社会稳定，有效阻止军事入侵和难民大规模流入等事态的发生；确保从本土到东南亚和中东“海上生命线”的畅通，有效应对周边地区可能的突发事件；参与主导亚太安全，稳定周边环境，建立以日美同盟为内核、多边合作为外圈的地区安全机制，确保日本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为达到这一目标，日本的安全战略表现出相辅相成的几大动向：强化日美同盟，并以此作为安全战略的“基轴”；以海空自卫队为核心发展独立的高技术常规军事力量，全面实施质量建军；采取外向型安全政策，加强周边军事外交，推动形成地区多边安全机制；通过联合国框架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这一战略对中国有明显的不利因素，已给中日关系特别是海峡两岸关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使我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增加，也使中日围绕钓鱼岛和海洋权益的争端更加复杂化，并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新的世纪刚刚开始，日本安全战略的总体走向尚未最终定盘，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由于中国的安全战略和中日关系走向与日本的安全战略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因此，我应趋利避害、积极应对，将日本安全战略给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
沈和[2]2017年在《21世纪初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研究》文中认为海洋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安全战略是维护国家权益、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在国家战略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近代以来,日本在追求“大日本主义”战略目标的过程中,采取了“海洋强国”的战略模式。在“扩张——收缩——再扩张”的战略模式演变中,不断扩大本国的海上势力范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海洋扩张由隐性渐进发展向显性激进发展方向转变,其海洋安全战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探究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发展与调整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明确其战略未来走向,本文共分为五章,通过海权论的理论视角,搭建了“地缘特性——国家定位——战略需求——战略路径——战略走向”这一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逻辑分析框架。第一章基于地缘政治学中的海权论及其衍生理论,搭建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探析日本学界对于海权论的内化与应用过程,将西方理论与日本海洋安全实践进行了有机地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外部环境的作用下,日本在海洋防御理论与海洋扩张理论的交替影响中,其战略模式呈现出阶段式的发展特征。但总体上可以归纳为“追求海洋大国的战略目标”、“选择与强者结盟的战略手段”和“重商主义的战略风格”叁方面特征。第二章按照“地缘特性——国家定位——战略需求——战略路径”的内在逻辑,以马汉提出的海权六要素为分析模板,明确了日本的海洋地缘特性和海洋国家定位。在此基础上,解读了日本在不同时期对于海洋国家的身份认知。无论是幕府末年的“海国”、还是二战后的“不沉航母”,又或是21世纪以来的“海洋国家”,日本的这一自我定位中潜藏着贸易需求引发的的扩张性战略动机,以及对他国控制海上航路的焦虑。上述战略需求是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推动力,决定了其战略演变的内在规律,是本文推导其战略发展走向的内在逻辑基础。第叁章梳理了21世纪初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实施所面临的国际体系和国内环境等现实基础,包括国际体系的大国因素、东亚区域体系的结构性因素、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归纳了当前日本推行“海洋强国”战略的主要战略内容,包括调整防卫态势和构建新的地缘政治理念两个方面。明确了在“海洋国家”的“国家定位”下,日本的“战略需求”在新世纪的战略环境中的表现方式,力求探究外界因素与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制定之间的相关性。第四章归纳了21世纪初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实践的四种基本路径,即双边同盟路径、多边同盟路径、区域网络路径、以及拓展潜在权力空间的新路径。在上文中提到的国际与国内新态势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将日美海权同盟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军事行动和提升政治地位的基础;将多边同盟对话机制和应用集体自卫权作为介入区域内海洋争端和实施军事干预的借口;以“航行自由”为突破口,以价值观外交和经济拉拢为手段,构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网络,打造海上贸易通道的延伸;同时以科技外交和对外援助为诱饵,向以北极地区为代表的潜在权力空间拓展势力范围,明确了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扩张本质。第五章在上文得出的内在逻辑与规律的基础上,预测了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即延续海洋扩张的发展道路,通过军力提升和经济拉拢等多重手段,完成“远交近攻”的同盟框架搭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与军事大国地位,维护本国在更广阔海域内的霸权控制。在此基础上,结合这一发展趋势给我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海洋安全战略发展的建议。本文以海权论为理论基础,利用“地缘特性——国家定位——战略需求——战略路径——战略走向”这一逻辑分析框架,考察了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内在演变规律以及战略实施模式。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受制于不同时期的外部环境因素,同时也受制于自身的海洋地缘特性、国家利益追求、国家目标设定等诸多因素。在不同时期侧重不同的利益诉求、实施手段和战略目标,呈现出“扩张——收缩——再扩张”的历史演变规律。本文将日本海洋地缘特性中所表现出的优势和劣势作为判定其国家身份和历史定位的横轴,将不同时期日本面临的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内经济社会因素作为历史演变分析的纵轴,通过对日本海洋安全战略演变的回顾、现实模型的解析、以及未来趋势的研判,勾画出了日本“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路线图,探究了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通过对内在规律和演变规律的系统性研究,可以看出日本的岛国地缘特性和由此引发的战略需求是其制定海洋安全战略的内在主导因素。这一内在因素所具有的持续性特征,导致“海洋强国”的战略模式在日本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所体现,并且在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发展阶段中表现出不同的侧重,构成了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发展规律。未来的日本海洋安全战略也将延续这一规律,为了实现对更广阔海域的霸权控制,正在由单纯的海洋经济大国向海洋军事大国和海洋政治大国方向推进,日本进入了新的海上霸权扩张期。
郭玉强[3]2017年在《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初,日本的东亚地缘安全战略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战略转型期。谋求“普通国家”化的日本,将追求何种目标、遵循何种理念、基于何种规范、秉持何种原则设计、制定和推进东亚安全战略,已成为一个地区性的焦点问题。高调宣称“日本回来了(Japan is back)”的日本,在东亚安全中将成为“中心”还是被“边缘化”,是成为“和平的力量”还是走“军事超级大国”化的老路,再一次成为东亚国家关注日本安全的固定话题。坚持大陆还是海洋战略,谋取主导权势还是追求增加财富、迈向大日本还是小日本主义,也再一次成为思考、研究和评判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原点。从历史来看,日本的地缘安全战略设计易使之与邻国产生潜在和危险性的冲突,21世纪初的日本是否能建立起“金发姑娘共识”(goldilocks consensus)来解决这一难题仍有待观察。这种“既不太硬又不太软,既不太东方也不太西方”的大战略,是否会增强日本的自主性和威望,是否能让日本选择“自我保险的政策”而不是成为一个威胁,也是目前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有鉴于未来日本发展的不确定性、安全战略走向的非确定性,本文从日本的战略理论与历史、战略环境与认知、战略目标、原则与手段、战略设计与结构安排、未来的战略走向、战略影响与应对等六个方面,对日本的东亚地缘安全战略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在总体勾画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全貌的同时,也从局部的变化透析日本转型的幅度、变化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在对日本历史战略、现实战略和未来战略的关联性探析中,对日本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清晰定位和合理评判。除绪论外,本文共由六部分组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从历史视角、理论视角、战略轨迹叁个维度,对日本与东亚的关系及其战略进行了宏观阐释。分析了日本在东亚扮演的角色,解析了其地缘战略的思想根源,审视了日本安全战略的历史变迁与其战略布局的变化。第二章主要以东亚地缘环境变迁和日本战略调整为主线,透视战略转型期日本的外部环境认知、因应政策选择的诸多相关问题。从具体的现实层面揭示了地缘安全战略之于日本的时代意义,解析了日本战略认知、思考、定位与摸索的论争及其战略决策问题。第叁章主要从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战略手段分析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价值取向、路线方针和推进方式等问题。主要是从“内在本质”的层面,阐述日本总体战略架构的领域目标、关切重点、利益建构和机制偏好等问题。第四章侧重于研究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外在形态”。重点研究其战略层级结构的设计和安排。自主还是结盟、双边还是多边、国家还是地区等的战略设计,是日本基于历史独特性所形成和继承的基本框架。日美同盟的双边安排、有限的多边安全机制、地区性的安全制度建设,是日本不同安全诉求的承载体。第五章主要探讨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据此对其进行定位。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仍处于是回归、是转向、还是整合的一个战略摸索时期;富国强兵、重构对美安全依赖成为一种趋势。两面下注的机会主义战略仍是日本惯用的做法。第六章主要从战略特征、战略效能、战略制约、战略困境等四个维度总体透视日本的战略影响,从日本战略转型的幅度、变化的程度、转变的速度等来透视其影响的广度、深度。最后,基于对日本的客观研判和理性评估,为中国设计合理、高效的应对政策提供现实可行的战略路径。
于洪洋[4]2017年在《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文中研究表明1945年日本战败,1989年冷战结束,日本经历了18届内阁,其安全政策呈现出“四大蜕变”:从完全解除武装到重新“再军备”、从制定“和平宪法”到不断突破宪法、从日美同盟“小伙伴”到西方集团的一员、从“战败国”到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这些蜕变,经过了四个发展时期,即,安全政策方向的“再确定”、安全政策的“再形成”、安全政策的“再发展”与安全政策“大国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和平主义路线与维护战前体制的“保守逆流”一直相伴而行,国家的安全政策表现出很强的继承性、复古性与保守性,在经济大国的光环下,时时闪现的旧军国主义影子,就像幽灵一样,穿梭于整个冷战时期。
李兵[5]2005年在《国际战略通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向纵深拓展,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量的80%以上依靠海上运输,海上运输就像“血液”一样维系着世界经济的运转。保障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与畅通,不仅关系到一国的对外贸易和运输安全,而且牵涉到国际关系和战略格局的演变,其地位与价值正在为国际社会所重视,成为国际战略、世界军事和国际经贸研究的前沿课题。本文对国际海上战略通道作了前瞻性、开创性的研究。第一章从国际海上战略通道概念的辨析入手,指出通道是大量物流集中通过的地带,在分布上必然连接并跨越世界主要的经济中心和生产基地,通道的分布取决于世界生产能力的地域分布。海洋通道系统是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海峡是海上通道系统的咽喉要地,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按照地理特征、法律关系、所处的大洲或海洋以及贸易流量,对现有的海峡进行分类。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研究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中主要战略通道,如黑海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英吉利——多佛尔海峡、波罗的海诸海峡及基尔运河、麦哲伦海峡、马六甲海峡、朝鲜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等地形地貌、基本概况、航运与物流状况、历史变迁和围绕通道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等。第五章在对历史与现实概括总结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国际海上战略通道的地位与作用,指出战略通道担负着多重的职能,是海上物流的通道和军事斗争的咽喉要地,它维系着民族的尊严与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同时各种力量围绕着通道分化组合,或是联盟或是对立,牵动着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第六章进一步探讨了促进战略通道历史地位与作用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客观评析了海权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指出未来战争中,不仅要取得制海权,还要取得制信息权、制空权,是夺取战争胜利的保障。同时文中认为,随着新的运输方式的出现、新航线的开通、国际经贸中心的转移以及时代主题的变化,战略通道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各国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客观上舒缓了大国为争夺通道而进行战争的冲动。第七章分别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英国等主要国家的通道战略思想及政策作了比较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家都很重视战略通道的安全与畅通,他们都在努力发展远洋海军,注重海上战略威慑力量建设,促进各国在海上通道安全
郎帅[6]2017年在《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研究》文中指出在全球化浪潮的推涌下,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不断加快,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国家的利益结构中,中国海外利益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地位不断彰显,逐渐成为关乎中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一个关键变量。中国海外利益战略性能的提升,突出了对之进行战略维护的意义。进入新世纪,面对持续变化且愈发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日益加强的国内利益国际化和国际利益国内化趋势,中国亟需针对海外利益议题进行顶层设计,施以战略谋划,强化自身适应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顺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能力;中国有必要改变在海外利益维护上的“刺激-反应”型策略方式,代之以稳定自信的系统战略,找准方向、合理分配资源,兼顾海外利益的安全和国家发展的大局。本文遵循“战略对象-战略演进-战略困境-战略参鉴-战略设计”的步骤,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战略互动为主要研究内容,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知识,借助古今对比、中外对比,系统探讨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构建问题。第一章,优先明确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指涉对象,讨论了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内涵与战略价值。本章遵循“理论-实际”、“概念-价值”相互结合的思路。首先,按照“国家利益-中国国家利益-中国海外利益”的逻辑界定了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中国国家利益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涵养母体,是其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中国海外利益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通过参与国际交流而产生的、一种存在于国家领土范围以外的、新型的、合法的利益的集合体”。其次,结合“内容-主体-重要性”叁重标准,将中国海外利益分为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四种类型和国家、企业、公民叁个层次。最后,系统论述了中国海外利益对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形象与地位的战略价值。第二章,纵向梳理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演进过程,提出了“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战略与拓展战略二者并未同步,前者明显滞后于后者”这一问题。本章以维护战略的发展为主线,遵循“历史-现实-未来”、“拓展战略-维护战略”相互对照的逻辑展开分析。1949-2000年是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空档期。以改革开放的实行为节点,该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以前是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战略同时缺失的阶段;1978年以后是拓展战略初步形成而维护战略继续缺位的阶段,“引进来”战略填补了中国海外利益拓展战略的空白。2001-2012年是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摸索期。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节点,该时期分为两个阶段:2001-2007年是拓展战略持续完善与维护战略意识萌芽的阶段,“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海外利益的快速增长,国家领导层也正式提出了“海外利益维护”这一命题;2008-2012年是拓展战略总结反思与维护战略初步探索的阶段,在国际形势恶化的背景下,“走出去”战略的方向有所调整,与此同时海外利益维护中融入了军力元素。2013年至今是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塑造期。“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预示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将迎来一个新阶段,总体安全观、国家治理现代化等理念的问世则昭示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进入了整体设计的轨道。第叁章,综合考察了中国海外利益战略维护面临的挑战,指出了其必须要克服的内部问题、外部风险与国际竞争。本章以“问题-风险-竞争”为基本点,以“关系思考”为落脚点。首先,从中国自身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受到“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弊端”、“安全维护上的力量性失衡”和“对外交往中的原则性限制”叁个不利条件的制约;其次,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需要应对“全球层面的形势变化”、“地区层面的形势紧张”、“国家层面的情势变换”和“社会层面的文化差异”四种不利情形;再次,从国家间互动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面对着传统大国和新兴国家的竞争。也即是说,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需要同时处理好与自身、与他国、与地区、与世界的关系。第四章,横向归纳了主要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启示,总结了全球性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经验和教训。本章按照“中国自身-外部世界”、“新兴大国-传统大国”相互对照的逻辑延展思路。首先,考察了英国的案例。大英帝国时期,英国的海外利益遍布全球,是当时拥有海外利益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英国的海外利益主要面临着殖民地的反抗、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英国的海外利益维护注重内外兼顾、软硬兼施;这启示中国要持续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建设强大海权。其次,考察了美国的案例。美国是当今世界地位最显赫、海外利益最丰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美国的海外利益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美国的海外利益维护核心在于确保其全球领导权,结合了权力、制度和文化叁个维度;这启示中国要全方位提升自身实力并将之转化为能力,并借助国际机制和观念的力量进行维权。最后,考察了日本的案例。日本是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国,是东亚地区最发达的经济体;日本的海外利益同样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日本的海外利益维护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身经济的作用,同时依附美国;这启示中国要充分发挥本国的优势,避免自身劣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第五章,尝试构建了中国在21世纪的海外利益维护战略,探索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海外利益维护之道。本章遵循从“目标-手段-影响”、“观念-权力-制度”、“国家治理-地区治理-全球治理”的逻辑。首先,设定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目标。直接目标是保障利益安全,拓展目标是增益国家发展,延伸目标是推动国际治理。其次,论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构成。观念、权力和制度是一项海外利益维护战略必不可缺的叁大内核。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以“利益共享的观念”为指导原则,以“大国权力的和平运用”为基本依托,以“国际制度能力的建设”为合法途径。再次,评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影响。它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领导型的大国”。
崔宪涛[7]2003年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文中研究表明所谓国际关系，或者说世界格局，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当代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国的行为以及大国之间的关系来推动、制约乃至破坏着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世界大国，而且作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和义务的国家，面对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带来的挑战和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率先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认为，对这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中俄两国本身看，作为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而且是地缘接近的两大邻国，没有任何理由不搞好或不加强双边关系。历史证明，中俄关系的惟一最佳选择就是和睦相处，和则两强，分则俱弱，正如中俄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中俄两国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共识，对抗或结盟都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从世界范围看，中俄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关系到国际政治的发展走向，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迁，特别从长远看，随着中俄两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加强，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将越来越大。21世纪的世界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格局载入史册，从一定程度上说，取决于中俄两个世界大国的关系发展。可以说，这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是：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为主线，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包含的基本内容为对象，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存在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为目的，就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就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政治关系、经贸合作、科技文化教育军事技术领域合作与交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本文的结构由引言和六章正文组成： 第一章是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综论，所要阐述和解决的问题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的起因、过程和条件，原则和目标，特点和意义。目的是要说明：在当今时代，中俄两国为什么要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也就是说，是哪些因素促使中俄两国领导层选择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不是对抗或结盟的关系。同时说明，为什么中国选择俄罗斯和俄罗斯选择中国作为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对象，而不是欧洲国家，不是日本或美国?本章的目的是使我们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把握，以便于后面各章分门别类地展开阐述。 第二章是关于中俄两国政治关系。中俄政治关系是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国关系的基本起点和主导部分。政治关系直接决定着其他关系的发展方向与水平。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中俄政治关系是最值得称道的，也是非常富有创造性和借鉴性的。本章主要阐述中俄政治关系建立的基础，发展的过程，两国在国际领域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合作，法律基础和机制，以及对两国关系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第叁章是关于两国经贸合作。新时期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因素的分量增强。中俄经贸合作是建立在一个非常深厚和广泛的基础之上的，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没有广泛B民人的经贸合作，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没有坚固的勘出，也没有前途。本章包括叁部分内容：（）分析中俄经贸合作的基础和客观条件； （二）分析中俄经贸合作的特点和现实问题（3）中俄经贸合作的前景和基本对策。重点是对中俄经贸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前景和应采取的对策进行阐述． 第四章是关子中俄两国科技、文化教育、军事枝术的合作与交沈 中俄科教合作，对俄罗斯来是jc有助子其大量的、最新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对中国d有助于在一些尖端科伎领域更决地发展，以用Y一些实用技术的开发和转让；而文化教育的合作，不仅有助子中俄两国人民思想、精种领域的了解与接近，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培移深厚的基础，而文化教育作为一门产业，加强合作与交流，对中俄两国来说都是有益的；至于军事技术的合作，不仅可以列B＄U）opde的保证，克实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容，对中国来说，可以加快国防建设现代化的步伐，可以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关系到国家主权与领土的究整；对俄罗斯来说，可以加快新式军工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保持俄罗斯在革工产品研制开发方面领先世界的优势，可以挽救大量濒临破产的军工企业，特别是不断增加在世界军火销售市场上的份额同时，可以对亚太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本章同时对中俄科技、文化教育和军事技术合作进一步发晨提出了方向． 第五章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周边大国（地区）关系．作为大国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是关系到世1H各局、关系到卜b不和平与发展的大事．本章主妄书轧讨在中俄战呐巾中作伙伴关系大背景下，与中俄关系相关的大国或地区的关系，如中、俄、美的“大叁角”关系，中、俄、印的关系，中、俄、美、中亚的关系，中、俄、美、日关系等．尤其是对中国来说，在建立与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如何同步保持发展与世界其他
张俏[8]2016年在《习近平海洋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当今时代,海洋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加突出。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提高对海洋地位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海洋纳入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当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海洋事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从总体上看,各国对海洋发展的重视及开发和利用程度还远远不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逐渐加强了对海洋的关注和控制,开始将海洋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范围内对海洋的开发利用与管控的新局势,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将我国对海洋的经略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习近平同志在总结我国关于海洋管理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海洋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海洋思想,这是党和国家关于经略海洋的理论结晶,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发展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国的指导思想。认真梳理、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海洋思想是学术研究的迫切任务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本章对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阐述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习近平海洋思想提出的背景与研究的理论基础。本章分析了习近平海洋思想提出的国际海洋大环境。通过总结我国经略海洋的历史教训和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海洋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习近平海洋思想对国家当前与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第叁章,习近平海洋思想的主要内容。本章对习近平海洋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进行分析和梳理,将其概括为五个主要部分,即建设海洋强国、构筑强大的海上力量、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和谐海洋、发挥海洋在两岸关系中纽带作用。对习近平海洋思想的作用对象全面把握,深入探讨,系统总结。第四章,习近平海洋思想的基本特征。习近平海洋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出发,对国家发展海洋的重要影响进行客观分析和前瞻性的构想,在指导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个人鲜明执政特色和体现国家阶段性特征海洋思想。本章通过归纳习近平海洋基本特征特色,深入分析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事业建设的本质属性。第五章,习近平海洋思想的时代价值。本章阐述习近平海洋思想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海洋观、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阐述习近平海洋思想在推动国家海洋事业建设中的重大现实价值。第六章,落实习近平海洋思想的路径选择。本章提出以习近平海洋思想为根本指导,以建设海洋强国为基本着力点,借鉴国外海洋发展的成功经验,从顶层设计、管理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海洋意识培育全方式视域,加快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对策思路。
杨中强[9]2003年在《中东石油与21世纪的中国石油安全》文中研究说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石油安全问题“日显于世”。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地理位置上离中国依然遥远的中东地区“变得”不再遥远。虽然中亚地区和俄罗斯能够提供给中国一些石油，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石油供应都将来自中东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未来的石油安全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中东石油问题，以及与其密切关联的重要国际问题。不过，中国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肘，至今仍对中东地区问题持“相对超脱”的政策，并且也没形成一个系统的中东石油安全战略。显然，这是不利于中国石油安全的。因此，对中东石油与中国石油安全问题进行研究就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战略意义。 本文采用叙述与议论相结合，逻辑推理与比较分析并举，定性分析与定量界定相结合的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以比较成本理论等经济学原理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交叉运用为理论基础，力求突破传统石油安全理论的框架，对中东石油与中国的石油安全战略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 本文共分四章，约12万字。分析结构及其框架安排如下： 第一章：中东石油与21世纪的世界油气地缘政治。分叁节，约2.7万字。第一节为世界石油大势与石油资源竞争。在对世界石油大势的看法上，虽然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石油危机论和科技进步论的争锋，但经过分析，笔者更倾向于前者。以此为基础，根据King Hubert的钟形曲线理论，可以作出如下推断：在未来20年内世界石油供需大势仍将基本保持平衡。此后，随着世界石油消费的增长快于生产的增长，世界石油市场将渐趋紧张。再者，随着天然气——世界能源的新热点的“蒸蒸日上”，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的可喜进展，石油在世界一次能源构成中的比例的确已不如往昔，不过，一经与天然气、核能等进行对比分析，就发现石油在世界一次能源构成中的“霸主”地位在今后20年内仍难撼动，此后有可能会出现天然气与石油一决高低的局面；在难以捉摸的油价面前，人们曾一次次地受到它的捉弄，一次又一次在它面前“失算”，但基于世界石油供求大势仍将是其变动的基准，再考虑到其他因素，诸如中东产中东石油与21世纪的中国石油女全内容摘要油国的渐趋理性的油价政策等的影响，大致可以得出世界油价稳中有升的结论，当然，由于世界石油市场的本性使然，加上新近出现的加剧市场动荡的4大不稳定因素的干扰……油价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难改动荡本色。此外，世界石油供应与需求的集中化趋势将更加明显:从供应方面看，以中东国家为主的OPEC国家的石油产量在全球总产量中的份额将处于上升状态，非OPEC国家所占份额则有所下降。而在OPEC内部，中东地区的OPEC成员国所占份额上升，其他地区成员国所占份额回落:从石油需求方面来看，世界石油消费区主要将集中在北美、亚洲和欧洲。其中，亚洲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过北美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区，从而再次上演世界石油消费中心移动的画面。由于石油具有支撑现代文明大厦的物质属性，特别是由于它被赋予了一般商品所没有的政治属性，自被发现以来，人类围绕石油的竞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二战前如此，二战后也没脱离开这个“圈子”。进入21世纪，世界依然在石油资源分配上演着一场“群雄逐鹿”的壮烈景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世界还离不开(中东)石油，那么，“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石油之间也”的政治斗争就仍将紧密牵涉到阿拉伯乃至整个世界。第二节是中东石油的世界战略地位。在对中东石油的发展历程作一简单回顾之后，通过中东石油与两次全球性的世界石油危机的个案分析，在再现中东石油昔日“呼风唤雨”的辉煌之时，也对当时隐藏在它背后的“相伏之祸”进行了探讨;目前，中东石油在储、产量方面不仅仍稳坐世界“头把交椅”，而且同世界其他产油国(区)相比，其石油产品也物美价廉;今后，在世界对能源需求稳定增长的同时，随着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区能源资源的萎缩，中东石油供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执世界石油市场之牛耳，北美、亚洲和欧洲等石油消费得出这样的结论:“大户”必将倚重中东石油。倘若再结合油价来看，更是可以曾一度在世界石油市场中纵横驰骋的中东石油虽己从跌落，是21但并没有“江河日下”，它在未来仍可能用浓笔重墨谱写新乐章。“巅峰”第叁节世纪世界油气地缘政治中的中东石油。先是界定了世界油气地缘政治的概念，随后阐述了世界石油中心的叁次转移，认为世界正在重构油气地缘政治图画。目前，世界面临的新的油气地缘政治的现实将是:中东石油将与中亚石油联系在一起，进而往东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石油资源连接起来，往西又将和北非马格里布的石油打成一片，从而形成一个所谓的“石油心脏地带”，而亚中东石油与21世纪的中国石油女全内容摘要洲和欧洲是对其形成越来越大依赖的“内需求月芽型地带”，外层则是处于“外需求地带”的北美等地区。其中，中东地区无疑是世界“石油心脏地带
兰波[10]2017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权认识演进研究》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对我国的海权发起了挑战。美国对我国采取海上遏制政策,支持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在我国沿海地区进行敌对活动,阻止我国解放台湾岛,不断派飞机和舰船入侵我国领海和领空,同时对我国实行“封锁”与“禁运”。此外,美国于1950年和1961年分别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对我国的海防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1951年,随着《旧金山和约》的非法签订,美国不顾我国反对而将钓鱼岛的所谓“施政权”交给日本,导致钓鱼岛问题成为之后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1969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有关油气资源的调查报告,指出黄海、东海和南海的大陆架有可能是世界上石油储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由此,中国和日本以及一些南海周边国家间陆续出现了海域划界问题和岛屿争端问题。七十年代,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对本属我国的南海诸岛开始了堂而皇之的侵犯,至今仍实际控制着我国的诸多岛礁,并且在南海的油气资源开发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为了维护新中国的海权,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逐步收回曾经丧失的海权,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对本该属于我国的岛屿宣示主权,发布了正式的领海声明,克服一切困难建立起人民海军,提高我国的海防能力。改革开放后,我国海权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实施,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升。1982年,第叁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各沿海国对海洋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开始各自立法来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由此而引发了诸多新的海权争端。进入21世纪,我国的海权面临着更多新的挑战。美国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反恐”之后,开始将全球战略中心逐步从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制约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发挥,对美国的全球利益形成了挑战。因此,为了巩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巩固军事同盟体系,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制衡中国发展的同时将经济危机转移给亚洲。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与美国结为同盟关系的国家在东海和南海持续给我国制造海权争端,促使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成为近些年来影响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一阶段的国家战略无不体现对海洋和海权问题的关注。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进而促进了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面对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端,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政策,有效缓解了与周边国家在海权归属问题上的矛盾,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江泽民时期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理念,主张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在此基础上,我国对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发展友好关系,寻求与他国和平解决海权争端的途径,对内则大力发展海洋事业,提高国际海洋竞争能力。胡锦涛时期提出了“和谐世界”与“和谐海洋”的理念以及“富邻、安邻、睦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是对“新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十七大提出“发展海洋产业”,对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规划。习近平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这是我国第一次将“建设海洋强国”写入党的大会报告,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海洋强国梦。随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依法治海”。在南海问题上提出“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解决,而南海的和平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关于建设海上合作支点和海上经济合作走廊的创意将给沿线各国包括我国的海洋发展带来诸多便利和机会。海上力量是海权的核心因素。因此,要想拥有强大的海权,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海军是海上力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国海军在党的领导下走过了由弱到强的历程,海军战略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进而发展为“近海防御”和“远洋防卫”相结合。海军武器装备也经历了从缴获、接收、购买、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过程,如今我国海军已经拥有两艘航空母舰。在和平时代,海军的作用也有多元化发展,除战争外还承担着出访、演习、护航、助力海洋事业发展等任务。除海军外,我国的海上力量还包括海监、渔政、海事、公安边防海警和海关缉私警察。2013年,我国对海上力量进行整合,重组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的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结束“五龙治海”的局面,海上执法由分散变为统一。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向来主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海权问题上,我国同样誓不称霸,反对海上霸权。我国大力发展海权的目的,绝非要称霸海洋,而是为了维护我国正当合法的海上权益,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进而推动世界海洋的和平发展。
参考文献：
[1]. 21世纪初期日本的安全战略及对我国的影响[D]. 吴伟兴. 暨南大学. 2002
[2]. 21世纪初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研究[D]. 沈和. 吉林大学. 2017
[3]. 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研究[D]. 郭玉强. 吉林大学. 2017
[4]. 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D]. 于洪洋. 吉林大学. 2017
[5]. 国际战略通道研究[D]. 李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6]. 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研究[D]. 郎帅. 吉林大学. 2017
[7].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D]. 崔宪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03
[8]. 习近平海洋思想研究[D]. 张俏. 大连海事大学. 2016
[9]. 中东石油与21世纪的中国石油安全[D]. 杨中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权认识演进研究[D]. 兰波. 山东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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