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暨建国前四川新闻界的控制与反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新闻界论文,前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新闻的控制与反控制历来有之。抗战时期暨建国前的12年间，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四川与全国一样，新闻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从未间歇。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正常秩序，大片国土沦丧。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机关、学校、工厂、报社及各类人员大量涌入四川。四川作为全国抗日的大后方，顿时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活动中心。各党派、各政治势力纷纷在川出版自己的报刊，代表各自的利益，反映自己的意识形态。新闻界敌友我彼此间互相斗争、利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中，国民党政权是主宰一切的最高控制者。它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了一系列新闻法令法规，把整个新闻界纳入自己的掌控之内，其严厉、周详、缜密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一、抗战时期新闻界的控制与反控制
抗战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国民党对新闻界的控制十分严厉，手段多样。其特点是国民政府制订了一套完整、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使新闻事业遭受压抑和摧残。
（一）国民党战时新闻政策与法令
抗战时期由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气氛出现缓和，各地出现了一批抗日刊物。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群众》和《新华日报》，分别于1937年12月11日和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对国民党的新闻垄断是重大突破。
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日军不断向内地深入，武汉不保，国民政府1938年10月迁往重庆，并定重庆为陪都，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于是许多出版单位、报社和文化人、新闻人，荟萃四川，主要集中在重庆、成都，四川自然成为全国文化和新闻中心，这使其新闻业得到巨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时期，四川新创办和内地迁川的报刊达3000多种，平均每年以300多种的速度递增。[1]其间，国民党新创办了《政治季刊》、《中山月刊》、《文化先锋》、《文艺先锋》、《民族文学》、《中外春秋》、《政治周刊》等，宣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2]就报纸而言，据1944年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处的统计，全国有报纸1000多家，而国民党党部、军队、三青团主办的报纸就有670多家，约占全国报纸量的一半，[3]其中“省或特别市党报有41种，县市党报397种”。[4]当时出版的这些报刊，从它们的政治倾向来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以《中央日报》、《扫荡报》为代表的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以《新华日报》为首的中共党报和团结在其周围的进步报刊；以及民主党派和广大民间进步报刊。国民党掌握着新闻控制大权，面对那些反对自己或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报刊，一方面调整扩充国民党报刊，另一方面修改、制定新闻法令，打压反对自己或不服控制的报刊和报人。
国民党政权迁都重庆后，把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日报》扩大，除重庆版外，还有长沙、贵阳、成都、昆明、永安、梧州、漳州、屯溪等版；军报系统的《扫荡报》也扩大有汉口、重庆、昆明、桂林、宜昌等版；国民党中央直属的党报，如西安的《西京日报》，广州的《中山日报》，西康、青海、宁夏的《民国日报》，上海的《正言报》等，先后隶属中央宣传部。另外，《阵中日报》扩为10个版，《扫荡简报》扩为50个版。其他县市党报亦大量扩增。
国民党除运用自己主办和掌握的报刊，进行“阐扬主义”的宣传，还“随时对中共及其同路人斗争”，[5]对报刊进行严格审查和控制。1938年公布的《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把所有国民党认为不利于自己的言论都列为“反动言论”。1939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修正、拟定了《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并宣布执行。这一年还成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在一些城市中设立同样的机构。四川在成都成立“图审委员会”，另在文化繁盛的自贡、万县、阆中、江津、资中设有分会。1941年6月4日，“图审委员会”改名为“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陈克成。1937年7月，国民党曾以宣字第6345号颁布一个法规性文件《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作为图书杂志审查的辅助标准。该表规定22个“谬误名词”在图书、报刊中不得使用，如“抗日的八路军”、“红军”、“边区政府”、“争取民主”、“抗日派”、“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又如，“工人阶级”必须改为“全国工人”，“拥护抗战到底”要改为“拥护抗战国策”，就连“影剧之说明书、字幕”也要送审。[6]1941年进一步施行更苛刻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负责审查的官员可以违背作者意愿任意删改原稿，并可决定稿件命运。后又继续颁布的新闻法令有：《杂志送审须知》、《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新闻记者法》、《新闻记者法实行细则》、《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等。其间，1942年还出台《国家总动员法》，明确规定，必要时政府可以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社及其他出版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为一定之记载。”这些法规剥夺了新闻界的一切正当权利。
除了这些明文的法律法规外，当局还通过邮电进行检查。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就有派员参与邮电工作，并将成都市划为十个小区，经常巡检。有些活动是秘密进行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时给各省“审查处”下达“密查”任务。如第3275号训令：“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在桂林暗中活动，主持策划出版机关”，命令四川图审处“密切注意”。
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审查制度是架在进步文化界、新闻界脖子上的枷锁，对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更是要置之于死地。
（二）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的迫害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后，10月24日出完当天的报纸即向重庆转移，在重庆出版八年，直到1947年2月28日撤退。《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的八年时间里，始终在恶劣的环境中披荆斩棘。国民党对《新华日报》一直进行特务监控，方式多种多样，盯梢、检查来往函件、刺探情报、动用打手等等，横行霸道，肆无忌惮。
国民党迫害《新华日报》最突出的一件事发生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1941年1月间，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使新四军损失惨重。1月17日蒋介石却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命令和谈话，掩盖事实真相，颠倒黑白，声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革除叶挺军长职务，交军事法庭审判。针对皖南事件，当局通令各报不准自行发布消息，一律采用中央社的电稿及社论。《新华日报》根据中共指示，一定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人民群众，驳斥国民党的谎言，但所有稿件均被新闻检查扣押。当晚周恩来满腔悲愤，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准备登在1月18日的《新华日报》上。但是这天晚上，新闻检查官带了大批警察坐等在报馆里，守着检查第二天报纸大样，又在报社周围布下层层军警，严密看守。这种情况下，报社决定稿件不送检直接见报。为了通过检查官这一关，他们同时做了两块报版。给检查官看的报版没有题词和诗，检查官看后以为“平安无事”，随即离去。检查官走后，立即换上登有木刻题词和挽诗的报版，大量印刷，提前出报。天亮时，报纸已送到读者手中，报童也在大街小巷叫卖了。当局得知后气急败坏，却已无可奈何。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的政策是，让你办报，又不让你讲话，剥夺你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所以《新华日报》的合法性是极受限制的，报纸上的每个字，包括广告，都要送检，否则就会受到警告、停刊、封禁的处罚。当局还规定《新华日报》记者采访，只能在重庆一地，不得到任何外地采访。由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垄断了新闻来源，所以实际上是对《新华日报》的消息封锁。另外，还在报社编辑部、发行部周围，密布特务、岗哨及驻兵，报馆负责人员外出时都有特务跟踪，报纸的言论稿件经常被责令“删登”或“免登”。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新华日报》原稿送检遭到“免登”的达260余件，被删节150次，送检的15件稿子被扣的竟达11件。[7]1944年4月至5月，被删扣稿件达90余篇。[8]报纸的发行也受到限制和破坏。《新华日报》设在成都、自贡的营业处，经常遭受军警和便衣特务的搜查。特务还常常故意制造事端，使发行量受到影响。当局还曾下密令，禁止工人、学生、公务员订阅《新华日报》，许多读者、通讯员、作者遭到逮捕、监禁、杀害。在经济上对《新华日报》实行压制，不许银行贷款，不许物资部门配给纸张，恐吓商家不许在报上刊登广告等等。但《新华日报》不是孤立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新华日报》在新闻界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战胜一切困难，突破重围，如同一个方面军，屹立山城达八年之久。
（三）国民党对新闻事业的摧残
抗战八年中，四川迎来新闻事业的大发展，而国民党对进步新闻事业的迫害却屡见不鲜。除用法律手段外，还经常进行粗暴、蛮横无理的刁难，制造事端嫁祸于人，任意罗织罪名等。
1938年5月，成都天府中学一名教师，写了一封致天府中学同学的公开信，揭露校长萧寿眉在课堂上散布破坏抗战的言论，并要将公开信在《星芒报》上发表。报社记者到校访问萧寿眉，向其了解情况，事后萧却组织300余名不明真相的学生打砸报社，打伤工作人员，砸坏楼下的战时出版社。萧是地方军阀杨森的舅子，气焰嚣张，他辱骂《星芒报》是“汉奸言论”，并扬言还要砸《新民报》、《华西日报》、《四川报》等进步报纸。星芒报社为此提出诉讼，当局本来就不满《星芒报》，便采取敷衍态度不了了之。报社经此事件进行改组暂停，当局则以“没有立准案”为由不许出版，将其扼杀。
1938年3月，资中县北城小学办的抗日刊物《小战士》，因刊载拉壮丁的歌谣，全校教师被记大过，并销毁报纸。达县出版的《今报》，也因一篇《大娃之死》，揭露农村抓壮丁悲惨情景，被勒令停刊。叙永县报恩寺小学办的《联合周刊》，因登出一篇议论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被当局认为该文“言论过激”，勒令停刊。同年8月，四川省会警察局以“擅自发行”、“诋毁本党”及“反党嫌疑”罪，“查明禁止，以杜流传”，封禁复刊的《大声》周刊。
1940年3月14日，成都发生“抢米事件”。这是当局有意制造的政治事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康泽与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密谋策划的。他们事先拟定了黑名单，利用米荒煽动抢米风潮，然后嫁祸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事情发生后，便趁机查封《时事新刊》和《捷报》，并逮捕《时事新刊》的记者朱亚凡，朱亚凡不几天即被枪杀。特务还搜查了成都《新华日报》营业处，逮捕罗世文（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和营业部经理洪希宗，继又包围当时共产党的联络点——努力餐馆，逮捕车耀先。同时被捕的还有大声刊社的薛特恩、唐介舟，他们都是共产党人。在审问洪、薛、唐三人时，强迫他们承认“抢米”是共产党指使的，遭到拒绝后，便将三人押至成都龙泉驿半山腰活埋。成都出版的《建国日报》，因批评蒋介石“安内才能攘外”的言论，省代主席贺国光认为该报是“为共党张目”的报纸，迫使该报停刊。
在重庆，胡风主编的文艺刊物《七月》，因大量报道抗日前线、解放区、八路军、游击队的消息，被当局认为该刊“通过文艺形式，达到其谬意宣传之目的，总期设法予以打击，使其自动停刊。”[9]《七月》终于在1941年9月被迫停刊。1943年2月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王芸生写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指出河南灾情严重，要求政府征收豪商巨富的资产和限制购买力，惹恼当局，报纸罚停三日。
1944年11月，成都市中学生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遭到数百警察的镇压、逮捕，由此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华西晚报》作了连续报道，并发表应“停止党化教育”的社论，要求尊重民权，因而其营业部和编辑部两次被捣毁，工人被打伤，报纸被迫停刊。
以上新闻界遭受迫害的事经常发生，抗战胜利后，这一状况并未改变。
二、抗战胜利后新闻界的处境与反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人们欢欣鼓舞。但是硝烟并未散去，国民党的报纸和广播电台又在制造内战舆论，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人民头上。面对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抉择，国统区展开了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反对一党专政的群众运动。在文化和新闻战线，也展开了一场针对新闻检查制度的斗争。
自蒋介石独裁政权建立以后，国民党便挥舞新闻检查的大棒，制造了大大小小的报案，把新闻界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人们再也无法忍受了，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缔各种钳制舆论手段的呼声，成为当时的最强音。
1945年8月7日，重庆国讯书店没有遵检，直接出版了黄炎培著的《延安归来》一书。这是拒绝遵检出版的第一个出版物，拉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8月17日，十六家杂志社《宪政》、《国讯》、《中华论坛》、《民主世界》、《再生》、《民宪》、《民主与科学》、《中学生》、《新中华》、《文汇周报》、《东方杂志》、《中苏文化》、《现代妇女》、《战时教育》、《国论》、《学生杂志》联合发表拒检声明，并正式通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国民参政会，要求废止《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并宣布从9月1日起不再送检。16家杂志社的拒检行动，引起巨大反响，陆续有不少报刊社也宣布拒检。9月1日记者节，《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吹响了拒检运动的号角，热烈支持16家杂志社的声明，抨击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号召广大新闻工作者勇敢地投入到拒捡运动中。成都的《新中国日报》、《华西晚报》、《大学月刊》、《诗垦地》、《大义周刊》、《青年园地》、川康社、自强社、国论社等17家新闻、文化团体，于9月8日发表致重庆杂志界公开信，表示“我们拥护你们反对检查制度，维护言论自由的英勇行动”，“决定以同样的行动响应你们。”[10]在教育界，首先由成都燕京大学发出拒检呼声，致函重庆杂志界，“对于你们拒检审查的举动非常赞同”，表示“从今天起，就撕毁束缚青年思想的壁报检查制度”。接着四川大学的文艺团体、壁报社，成立壁报拒检联合会，声明“我们的壁报从今天起，拒绝任何审查，我们也要大声说话了！”[11]随着参加拒检单位的不断增多，地区也逐渐扩大到昆明、桂林、西安等地，拒检运动成为当时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当局为形势所迫，由中宣部部长吴国桢出面，在9月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自10月1日起，废除新闻检查制度。9月22日国民党在第十次中常会上正式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然而墨迹未干，12月25日，重庆《自由导报》刚出版一个多月，就被警察局查封。这又激起重庆文化界、出版界的抗议，进一步要求废除非常时期各种限制新闻自由的法令。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确定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在政协会议期间，成都新闻记者写信给出席政协会的民盟代表，指出：“这十几年来，在不民主的政治下所受到的压迫和苦难，真是一言难尽。现在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了。”信中提出18条主张，其中第一条，“我们主张言论出版绝对自由，政府应该立即废除报纸、杂志特别登记制度”；第三条，“新闻采访应绝对自由”；第四条，“一切国内外新闻，不能由中央通讯社独家垄断”；第六条，“政府应确实保障新闻记者之自由与安全”；第七条，“立即取消妨碍人民基本自由与新闻事业发展的邮电检查制度”；第十四条，“新闻事业管理处和所谓文化新闻专员之类，应该裁撤”；第十五条，“立即取消特务机关，并免派特务人员侵入神圣的新闻界”；第十七条，“新闻记者公会，应由新闻记者组织，官方不得干预。”[12]文艺界茅盾、巴金等21位作家也致函政协会，要求“废止文化统治政策”，“保障全国文化工作者各项基本自由权”，应一律废止“限制文化学术团体及文化活动自由的法令”。[13]由于政协决议不利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国民党当局不断对会议进行破坏，制造了“沧白堂事件”。政协会闭幕后，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的群众大会，而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策划了争当大会主席的骚乱，出动预先布置好的打手破坏会场，殴伤群众及大会主席李公朴、郭沫若、新闻记者等60余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重庆各大报对这一事件作了如实报道，而中央社却公然造谣，把特务一手制造的惨案说成是“群众互殴”，并谎称要争当大会主席的特务刘野樵也受了伤，公然颠倒黑白。国民党中宣部还通令各报，对较场口事件的报道必须采用中央社稿。这一做法遭到各报的抵制，纷纷仗义执言。《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较场口暴行》，《大公报》在社论《民主的习惯》中说：“沧白堂的石块和较场口的铁条，打不了四亿人民，更打不退世界的潮流。”《新民报》发表社评《民主自由的考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当天印发了较场口惨案号外，第二天又刊发社论《快发动保障人民自由运动》。各报的这些言论主导了社会舆论，成都各界也纷纷发表宣言，声援重庆人民的斗争。
2月11日，重庆各报42名记者在中苏友协开会，慰问被打伤的同业人士，并联名对中央社歪曲事实的报道提出抗议，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改正不实报道。然而中央社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诬《新华日报》是“恶意攻击”，“破坏本社之信誉”，“实属信口开河”。13日，周恩来还收到一封附有手枪子弹的恐吓信。14日，《新华日报》登出中央社来信，并发表公开复信，驳斥中央社的狡辩，同时登出重庆各报42名记者给中央社的公开信。接着又有重庆221位新闻工作者联名发表“保障人权忠实报道”的公开信，刊登在2月17日的《新华日报》上，再次谴责中央社对“较场口事件”“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的报道。2月22日，国民党特务冲进《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和《民主报》营业部，打伤两报工作人员9人。24日，成都国民党中统局四川调度室学运组与三青团合谋，诱骗华西坝大中学生游行，并捣毁祠堂街《新华日报》营业处。同年7月，泸县《正义报》因报道美金公债舞弊案，遭到暴徒闯入报社，鸣枪威胁，捣毁设备，关押职工，报纸被迫停刊一年。同年6月，南京车站发生暴徒行凶，打伤和平请愿的代表和随行采访的《大公报》高集和《新民报》记者浦熙修。重庆新闻界二百多人为此组成“下关事件被殴同业后援会”，呼吁惩办凶手。
1946年1至7月，除以上在四川发生的事件外，多地发生记者遇袭事件。在杭州，名记者羊枣死于狱中；3月27日，西安《秦风工商日报》遭特务纵火，4月25日报社义务律师王任被冠以莫须有的“烟犯”罪名枪杀；3月28日，南通《国民日报》记者孙乐天头部被特务用铅丝扭入股间惨死，后被抛入河中；4月10日，衡阳《大华晚报》记者李某被特务用棉絮塞口，装入麻袋乱刀杀死；4月15日，特务用麻袋装入三条大蛇，两窝黄蜂，投入广州《正报》分社门市部；5月1日，西安《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被绑架到咸阳郊外暗杀，幸被农民救护，才免一死。[14]
1946年1月28日，国民党国防委员会议宣布废除《邮电检查施行细则》。然而自2月15日起，重庆《新华日报》寄往外地的报纸十分之九都被邮局检扣，《民主报》、《民主星期刊》也大量被扣在邮检所内。[15]在这一年的8月13日，重庆还出版了一张名为《新华时报》的报纸，与《新华日报》仅一字之差。该报是在军统头子毛人风支持下出版的，企图以假乱真，混淆视听，欺骗群众。该报自称是“反共尖兵”，大肆编造谎言，制造事端，恶劣之极。在成都，从1945年11月至12月，《华西晚报》共收到特务机关的恐吓信达7封之多。11月11日的匿名信内称“华西晚报社注意：……你们的言论要公正，若偏向一方，扰乱视听，恐遭不幸，特此警告。”旁边还画了一枝手枪。[16]为了控制舆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在成、渝成立“新闻党团干事会”，研究新闻界的动向和问题，传达中宣部的“特种指示”，“安川反共”。[17]四川广大新闻工作者就是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中坚持办报。
在恐怖的氛围中，新闻界仍满怀希望地迎接1947年的到来。然而事与愿违，2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经济紧急措施法案”，规定新闻中不许报道金融市场行情。数日后，当局通知驻渝中共办事处限期撤离，并强迫《新华日报》停刊。2月28日晨，重庆警备司令部、警察总队、宪兵司令部及国民党特务机关同时出动，包围中共驻渝机关和《新华日报》报馆、营业部，将人员软禁在指定地方，并搜查所有办公室。成都《新华日报》营业处也被迫在大门上贴出《忍痛告别启事》。国民党终于用法西斯的手段消除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3月17日，重庆警备司令部借口《新民报》“捏造事实，侮辱国军”，派兵到报馆惹事，强迫报纸道歉，并迫使主编聂绀弩离去。4月2日，国民党特务绑架成都《华西晚报》总务主任——共产党员、民盟成员李代斌。中央通讯社随即炮制李脱离中共和民盟的“宣言”以及“悔过书”，《中央日报》则刊登以“中共干部李代斌自首”为题的文章，抛出以上伪造文件。对此，《华西晚报》以民盟支部的名义，揭露其卑鄙伎俩。
1947年学生运动高涨，南京车站发生“五·二○”血案，全国学联号召6月2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各地学生响应。四川当局却在6月1日凌晨，在一些大城市逮捕进步学生。重庆有300多人被捕，其中还有《民主报》、《大公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等报社记者30多人。成都也有不少进步报人上了黑名单，《华西晚报》主笔杨伯凯等9名员工被捕，报馆也被封。而中央社、《中央日报》则编造被捕者是“策划暴动”的“中共特务分子”。在乐山，《蜀南晚报》记者毛西旁和《民治新闻》编辑曹达中、记者张博理被捕，两报也因此而停刊。在这次大逮捕中，南充《嘉陵日报》因痛斥奸商抬高物价，报社遭捣毁，停刊月余。
1948年3、4月，中共重庆市委秘密出版的《挺进报》编辑陈然、成善谋先后被捕，报纸暂停。同年7月复刊，12月程谦谋被捕，报纸再次停刊。1949年春再复刊，7月17日报纸领导人朱镜也被捕，报纸终刊。这年4月9日成都发生血案，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下令逮捕游行请愿的学生130多人，打伤200多人，《中央日报》却说这些学生是“奸匪嫌疑分子”。《西方日报》如实报道学生请愿，并对《中央日报》的诬陷予以反驳。4月10日《大中日报》因转载《嗟夫先生》一文，报馆被百余人捣毁，损失惨重。
1948年12月10日，国民党新闻官举行新闻招待会，会上发出一张书面谈话，声称各报刊的消息和言论只要按照谈话中规定的十三条去做，就可以得到“新闻自由”。新闻界称它为“新闻自由十三条”。“十三条”里规定，不得诋毁政府和元首，不得刊载动摇民心的消息和言论，不得刊载刺激学潮、工潮的消息和言论，不得刊载损害邦交和刺激物价的消息、言论等。此外，还明确规定必须称“中共”为“共匪”，称“共军”为“匪军”。香港《大公报》1949年1月19日就此发表一篇题为“防民之口以图挣扎，重庆滥施新闻统制——用十三条禁例绞杀新闻自由，挑剔电文罗织人罪打无耻官司”的消息，对“十三条”作了全面批驳。
1949年7月23日成都戒严司令部查封《新民报》。7月25日，重庆《世界日报》因发表《西南诸公拿话来说》的社论，当局出动警察查封报纸，之后将该报改组成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机关报。8月1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查封重庆《大公报》，但西南长官公署变通执行，改以董事会之名进行改组，曾任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处处长的彭革陈、中央社总编辑唐际清入主报社。9月20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下令查封成都《西方日报》，经理许成章被捕。1949年下半年，《中国夜报》被重庆警备司令部查封，理由是该报“为奸党张目”。12月7日，成都《华西晚报》主笔杨伯凯在十二桥被枪杀。如以上国民党钳制舆论、摧残报人的罪行数不胜数。
自抗战以来，新闻界的控制与反控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斗争之复杂，形式之多样，史无前例，在世界上也属罕见。广大的进步新闻界，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高压和迫害，仍然勇敢、坚定，捍卫自己作为新闻业者的神圣使命，在斗争中学会斗争。抗战胜利后，新闻界在斗争中团结起来，形成声势浩大的反控制浪潮，给国民党当局造成巨大压力，《新华日报》是这一斗争力量的核心。国民党政权有多少残害、控制新闻界的手段，新闻界就有多少反控制的方法，在新闻史上书写了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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