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要素流动性与劳动收入占比：对工业部门的一个数值模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部门论文,流动性论文,数值论文,要素论文,比较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事实
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失衡是最近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1990年代中期以来，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事实，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从图1可以看出来：在1996年前劳动收入占比大致在55%—60%这样一个比较窄的范围内波动；在那之后，劳动收入占比走出了之前的波动状态，开始一路下行；从2003年起，其值就开始低于55%。Gollin(2002)的研究表明，在考虑了自我雇佣收入之后，劳动收入占比在空间和时间上并无大的不同。根据他的测算，多数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在校正之后大致介于65%—75%之间，标准差大约是10%。从这个角度看，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状况与世界其他国家并无显著的差异，尽管劳动收入占比的总体水平稍低(1978-1995年均值为59%)，但波动幅度却更小(1978-1995年标准差为1%)。因而，从研究角度看，了解1990年代中期之后什么因素导致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恶化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也是过去几年这方面文献所探讨的核心问题。
图1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
注：劳动收入占比=劳动报酬/(GDP-生产税净额)。数据来源：Bai and Qian(2010)。
除了从总体经济看待中国要素收入分配之外，我们还特别关注了工业的劳动收入占比状况，从图2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工业部门的收入分配大幅朝改善劳动者的收入地位发展，劳动收入占比从1978年的35%上升至1995年的49%，但在那之后，资本收入逐渐爬升，劳动者的收入地位逐渐被侵蚀。图1和图2的相同之处在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不论整个经济还是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均呈下降趋势，而不同之处是，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占比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始终处于上升的状态。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什么因素导致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占比在1990年代中期前、后出现由升而降的转折？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对目前关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研究的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论，这是文章第二部分的工作。在第三部分，我们将提出解读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的新框架。第四部分将运用这一框架并结合数值模拟对工业部门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收入占比进行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图2 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占比(%)
注与数据来源：同图1。
二、现有文献述评
(一)关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代表性解释
1.把劳动收入占比变化与统计口径调整联系起来
从1995-2004年，劳动收入占比从峰值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而其中有5个百分点的降幅发生在2004年。针对这一不同寻常的情况，常规的经济解释是难以奏效的，没有哪一个经济因素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要素收入分配造成这么大的冲击。对此，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率先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收入法GDP的核算在2004年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个体户的收入从劳动收入变为资本收入。在2004年及之后，“对于个体经济来说，业主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这两部分视为营业利润，而劳动者报酬仅包括个体经济中的雇员报酬”，但是在此之前，“个体劳动者通过生产经营获得的纯收入，全部视为劳动者报酬，包括个人所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所得的利润”；二是对农业部门不再计营业盈余。在2004年以及以后，“由于国有和集体农场的财务资料难以收集，应将营业盈余与劳动报酬合并，统一称作劳动报酬”。他们的计算表明，2004年统计口径变化所引起的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在1995-2004年整个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中所占的比重是49%，其中仅个体户收入计为资本收入一项就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7个百分点。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的结论，也得到了罗长远和张军(2009a)的研究的证实，后者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分解也显示，2003-2004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决定性的因素就是第二、三产业劳动收入占比大幅下降，而同期统计口径变化则是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
2.把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和经济结构变迁联系起来
具体来说，涉及的经济结构因素包括产业结构、产品市场结构、要素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治理结构五个方面。我们首先来看产业结构方面的因素。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的研究表明，撇开2004年，在1993-2003年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有六成源于产业结构的变化。罗长远和张军(2009a)也得到类似的结论，他们指出：1993-2003年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是这一时期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在第一、二和三产业中，第一产业劳动收入占比最高，第二产业最低，而第三产业居中。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时期，农业地位逐渐让位于工业和服务业，劳动收入占比将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下降的时期。罗长远和张军(2009b)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还发现，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U型关系，而中国正处在曲线的下降阶段。至于U型曲线背后的逻辑，产业结构演变引起整个经济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李稻葵等(2009)运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发展阶段呈U型关系，但他们是从要素市场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结果的，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二是产品市场结构方面的因素。白重恩等(2008)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对立面——资本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考察，他们运用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的私人企业的数据所作的实证研究显示，产品市场垄断加剧是近年来资本收入份额上扬的一个重要因素。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的研究还表明，1995-2003年期间，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在所有产业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中占了78%，而在工业部门内部，垄断加强对于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贡献度则达到30%。三是要素市场结构方面的因素。前面提到的李稻葵等(2009)的研究，他们以二元经济为理论背景，认为劳动收入占比U型曲线的背后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在部门之间转移存在阻力，劳动力的流动速度低于资本。龚刚和杨光(2010a，2010b)在讨论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时，与李稻葵等(2009)一样，也是从二元经济角度去考虑，他们发现，二元经济下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劳动收入占比趋于下降的主要原因。陆铭和蒋士卿(2007)、陆铭(2008)则强调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影响，他们认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再就业中心的建立和国有企业富余员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工资形成打压也可能是劳动收入占比走低的一个原因。四是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因素。白重恩等(2008)的研究表明，资本收入份额从高到低依次是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法人投资企业、集体企业、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并认为，国有企业改制是近年来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罗长远和张军(2009b)的研究也发现：民营化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动力之一。在国有企业改革之前，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所谓的“工资侵蚀利润”(戴园晨和黎汉明，1988；Minami and Hondai，1995)，因而那时国有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较低；而在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企业主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工资侵蚀利润”的所有制根基被消除了，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和劳动保护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反而成为可能，导致私人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相对偏低。五是经济治理结构方面的因素。陆铭(1998)指出，财政分权在地区之间引起的经济增长竞赛强化了资本的要价能力，而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流动加速则进一步抬升了资本的地位，弱化了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谈判能力。罗长远和张军(2009b)发现FDI对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的负面影响，也正是由于地区分权背景下各地区的招商引资竞赛恶化了劳动者的要价能力造成的。
3.把劳动收入占比变化与偏向性技术进步联系起来
这是理解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代表性视角(Blanchard，1998；Bentolina and Saint-Paul，2003；Guscina，2006)。黄先海和徐圣(2009)把这一思路用于对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讨论，并认为劳动节省型的技术进步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本密集型部门劳动收入比重走低的最主要原因。
(二)共识、分歧与本文的贡献
针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现有研究在统计口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上存在共识。当然，除了统计口径之外，经济发展阶段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化产生作用。尽管这些文献对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即产业间效应)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但对于什么因素造成产业内劳动收入占比走低(即产业内效应)却存在分歧。以技术进步为例，黄先海和徐圣(2009)认为劳动节省型的技术进步是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Bai and Qian(2010)却明确不认同这一观点。
结合这些分析，我们认为现有研究在两个方面还有待完善。一方面，有必要厘清开放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的主要经济现象都离不开改革和开放的大背景，尽管前面提到的五大结构性因素可以归于改革的范畴，但是对于中国融入全球化如何影响劳动收入占比却鲜有文献触及。罗长远和张军(2009b)曾试图回答“为什么一个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比较优势的国家在出口快速扩张阶段，其劳动收入占比居然是下降的”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他们从出口结构升级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这是一个有启发性的观点，但还需要进一步了解，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比较优势型态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要素收入分配有什么含义？另一方面，尽管现有研究从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给出了解释，但遗憾的是，缺少一条能够把这些观点串起来的线索，我们希望提出新的理论框架能为这些见解构造一个完整的逻辑。
相对于现有研究，本文的创新有三个方面：一是突出开放对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把中国比较优势型态演化作为探讨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出发点，前面我们提到的文献要么没有顾及开放这一条件，要么不把它视为重要的因素。其次，本文针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提出了一个基于特定要素模型的解释性框架。特定要素模型的关键假设是不同要素具有不同的流动性。前面提到的李稻奎等(2009)的研究，他们认为劳动力流动性低于资本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挖掘要素流动性差异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贡献，而是把要素流动性与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而在我们的框架中，劳动和资本流动性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情形。根据这一框架，我们通过结合经济结构因素和技术因素不仅可以对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先升后降的范式给出解释，还可以对要素内部(不同部门的劳动力之间、不同部门的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失衡给出分析。经典的特定要素模型只讨论了贸易的要素报酬效应，而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我们还讨论了贸易的产出结构效应和要素收入份额效应。最后，本文还结合特定要素模型给出了数值模拟，从而勾勒出过去30年来中国工业部门要素收入分配最关键的特征。
三、一个解读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框架
(一)S-S定理还是特定要素模型？
本文重点是考察什么因素导致了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经历了1990年代中期由升到降的转折(即图2)。而在开放的背景下理解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变化，最直接的框架是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即S-S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不过，它对本文所关注的问题的适用性受到以下两个事实的挑战。第一，如罗长远和张军(2009b)的研究所指出的，按照这一定理，一个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国家应该倾向于改善劳动者的收入地位，但中国出现的情况却明显相悖。第二，对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S-S定理给出的是一个两分的结论，要么资本要素得益，要么劳动要素得益，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收入差距的同时，要素内部(如国有/私人部门的劳动者之间、国有/私人资本之间)也存在着收入不均的问题。对于后一情况，我们可以给出一些间接的证据。根据Bai et al.(2006)的研究，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处于下行的态势(见图3)。由于他们并没有分所有制进行探讨，不同类型资本的回报率无从得知。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指标”中看出一些端倪。图4是1991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两个主要的经济效益指标：总资产贡献率和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这两大指标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都呈显著的上升趋势。对比这两个图明显可以看到，尽管国有资本的效益在改善，但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回报率却在下降，暗示私人资本的效益可能趋于恶化。
由此，我们认为在开放的背景下讨论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基于要素自由流动的S-S定理并非最合适的理论框架。相反，如果承认要素在中国并非完全自由流动，那么特定要素模型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性框架。按照Hiscox(2002)的说法：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按阶级(Class)划分，要么资本所有者得益，要么劳动所有者得益；但是在要素并非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则按部门(Sector)划分，出口部门的特定要素获益，而进口部门的特定要素受损。显然，与S-S定理相比，特定要素模型引申出的收入分配模式更为多元，也较为符合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实际。另外，我们在本文采用特定要素分析框架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S-S定理更擅长处理长期(long run)情况，而特定要素模型更适合处理短期(short run)情形。根据卡尔多事实，从长期来说，劳动收入占比应保持稳定，当前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根据Mayer(1974)，“只有短期理论才可以对一个短期问题给出有意义的答案”①。
图3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注：该图是包括所有产业资本的情形，不过，即使局限于非农业资本，资本回报率的走势仍然是相似的，见Bai et al.(2006)图6。
数据来源：Bai et al.(2006)。
图4 中国国有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和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注：总资产贡献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100%，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二)比较优势、要素流动性与劳动收入占比：一个解释性框架
现有研究致力于揭示图1背后的原因，我们则把重心放在对图2进行解释上，特别是，为何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呈上升态势，而在那之后却一路下滑。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力图在特定要素模型的框架下，基于比较优势、要素流动性和要素收入分配三个关键词提供一个新的解释。在这一框架里，有两个部门和三种要素：改革开放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这两个部门分别是重化工业行业和轻工行业，三种要素分别是资本、重化工业行业的劳动力和轻工行业的劳动力；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两个部门分别是劳动密集的传统加工业和资本较为密集的现代加工业，三种要素分别是劳动力、传统加工行业的私人资本和现代加工行业的国有资本和外资。下面，我们对这一框架的主要思想做简单的陈述。
1978年之后，与对外开放政策相适应，中国逐渐抛弃了所谓的赶超战略，而进入比较优势的发展轨道上。在当时的背景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了政府部门工作的重心，重化工业行业的国有资本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向新生的轻工行业转移。如此一来，要素市场上就出现了资本相对于劳动流动更强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国有资本向轻工行业流动比较容易，而劳动力从重化工业行业向轻工行业转移却存在不少障碍。结果，资本成了流动要素(mobile factor)，而重化工业行业的劳动力和轻工行业的劳动力则成了各自部门的特定要素(specific factor)。出口带来的市场机会，提升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促使资本不断流入轻工行业，并在整个工业部门产生了三个效应：一是产出结构效应，重化工业行业的产出水平下降，而轻工行业的产出水平上升；二是要素报酬效应，轻工行业的劳动者得益，重化工业行业的劳动者受损；三是要素收入份额效应，资本从重化工业行业向轻工行业转移，改善了轻工行业劳动力的收入，却恶化了自身的报酬(因为轻工行业的劳动力固定！)，随着轻工行业产出水平的增加，整个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占比上升，而资本收入份额下降。
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自身资本的逐渐累积，中国的比较优势开始向资本较为密集的产品转移。由于要素市场结构没有跟上比较优势转换的节奏，要素收入分配出现了新的失衡。在资本较为密集的产业成为中国的比较优势的同时，要素市场上却呈现出劳动力流动性高于资本的局面：一方面，由于所有制歧视，现代加工部门被国有资本和外资把持，而私人资本则困守于传统的劳动密集的加工部门；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再加上国有企业改制将大量富余员工推向了市场，劳动力流动较为充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较为密集的产品的出口扩张，也在整个工业部门产生了三个效应：一是产出结构效应，传统加工部门的产出下降，而现代加工部门的产出上升；二是要素报酬效应，传动加工行业的特定要素——私人资本受损，而现代加工行业的特定要素——国有资本和外资得益；三是要素收入份额效应，资本较为密集的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吸引劳动力不断从传统加工业向现代加工业转移，提升了现代加工业资本的报酬，却恶化了自身的报酬(由于现代加工行业的资本固定！)，随着现代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比重不断提升，整个经济的流动要素，即劳动力的收入份额下降，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
四、数值模拟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先把中国的发展分成以下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下的重化工业化；比较优势原则下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第一阶段工业化；比较优势原则下以发展资本较为密集的产业为主的第二阶段工业化；以及比较优势原则下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借助特定要素分析框架，围绕比较优势、要素流动性与要素收入分配三个关键词，通过数值模拟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部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
情形1 改革的起点：重化工业一统天下
改革前，中国工业部门是重化工业一统天下。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执行的是所谓的“赶超战略”，强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重化工业化。这样一种发展思维，必然导致技术选择上倾向于对资本的大规模使用，对应于要素收入分配，则意味着大部分的收入被资方(严格地说是国有资本)获得。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CD函数来刻画这一时期的技术选择：
在式子(1)中：Q、K和L分别为产出、资本和劳动力。为了简化起见，我们把技术进步系数A设定为1。很明显，对应这样一种技术选择，工业部门的要素收入份额就是各自的产出弹性：资本收入份额为2/3，而劳动收入占比为1/3。因而，在计划经济时期，重化工业化等同于要素收入分配向资方倾斜。
我们在这里采用CD函数，意味着要素收入份额是常数。然而，中国当前劳动收入占比一直下降，采用CD函数是否并不合适？对此，我们的观点是：第一，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只是一个短期现象，在长期它应该保持稳定，因而用CD函数并非完全不合时宜；第二，我们在这里划分四个阶段讨论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比较静态的性质，对应这四个时点，用适当的CD函数来刻画每一阶段的工业部门技术也未尝不可。
情形2 比较优势原则下的第一阶段工业化：劳动密集型产业
1978年以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发展思路上，注重“调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强调让自身的发展适应所处的国际地位，遵循比较优势原则。鉴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要素禀赋状况，首当其冲的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
再看要素市场的状况。尽管当时没有正规的资本市场，资本向轻工行业流动却是比较自由的：一是，由于发展战略与比较优势原则相悖，重化工业行业的国有资本长期处在亏损的状态。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机会，为它们向轻工业转移提供了激励。尽管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但在体制上却会受到政府的支持；二是，民间积累起来的私人资本长期处在被钳制的状态，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它们拥有了进入实业的动力，特别是进入当时鼓励发展、急需发展和进入门槛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尽管没有正规的外部资本市场，国有资本仍然可以借助于“内部资本市场”进行转移和流动，在鼓励发展轻工业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在主业之外从事轻工业的生产。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的总量很大，但是其流动性却有限。这主要是由于：一是，当时下岗再就业还没有铺开，各地的就业中心也没有建立起来，劳动力市场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二是，国有重化工业部门还没有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推向市场；三是，由于信息、户籍、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还没有大规模地向轻工行业转移。
结合上面对于比较优势形态和要素流动性的讨论，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工业部门的技术做一个简单的刻画。除了重化工业部门之外，出现了一个外生的轻工业部门，而它是中国的比较优势行业。在开放条件下，出口带来的市场机会提升了轻工产品的相对价格，在这种背景下，重化工业的资本存在向轻工部门流动的动机。而劳动力则成了各自行业的特定要素。据此，我们用下面两个式子来刻画重化工业和轻工行业的技术：
很显然，与重化工业一统天下的局面相比，现在的资本收入份额下降，而劳动收入占比则增加了。虽然我们知道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也知道了劳动要素整体上的收入分配状况是改善了，但是我们仍然不清楚劳动要素内部——即两种特定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情况。大致地，我们预期，由于部分资本从重化工业行业转移出来，但它的劳动要素却不能转移，则意味着重化工业行业的劳动者的收入会受损；与之相反，由于轻工行业的资本存量增多，但是劳动的数量却没有相应增加，这意味着轻工行业的劳动者收入得到了改善。对于这一点，下面的情形会给出一个更清楚的答案。
对于这一情形，我们同样根据资本这一要素边际产出价值相等的条件，求得系统的均衡。对于重化工业：
把情形2.2与情形2.1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随着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价格的进一步提升，产生了以下三种效应：
(i)产出结构效应。重化工业的产出水平下降，而轻工行业的产出增加，两个行业在整个工业部门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
(ii)要素报酬效应。重化工业的资本减少、劳资比上升，轻工行业的资本增加、劳资比下降，导致重化工业劳动的边际产出下降，而轻工行业劳动的边际产出上升。对应于收入分配，尽管劳动这一要素整体上的收入状况是改善的，但是在其内部，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吻合的，就是随着私人企业聚集的轻工行业的发展，国有企业集中的重化工业的职工的收入地位不断被削弱。
(iii)要素收入份额效应。尽管重化工业行业的劳动报酬下降，但是由于轻工行业的劳动报酬改善，而轻工行业的产出水平也在增加，导致整个工业部门劳动要素的收入份额增加，而资本要素的收入份额减少。
情形3 比较优势原则下的第二阶段工业化：资本较为密集的产业
在比较优势原则指导下，中国的要素配置更加符合效率的要求。而随着经济的不断成长，中国的要素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自身资本的积累和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涌入，中国的比较优势开始向资本较为密集的产品转移。在这一时期，要素市场又有什么新的特征呢？毫无疑问，劳动力流动强化了，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大部分劳动力都通过市场渠道寻找就业机会；第二，国有企业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改制，大量富余员工被推向市场，国有企业员工以前享受的隐性就业保护逐渐被消除了；第三，随着就业信息的日渐丰富，交通的逐渐改善，劳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步伐也加快了。与一个高度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相比，中国的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仍然远不完善，资本流动性与第一阶段工业化相比下降了，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随着传统国企的减少，国有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必要性都下降了；第二，在传统行业，由于国有企业数量有限，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日渐削弱，然而，在新兴行业却出现了对国有企业新的保护，阻碍了私人资本向这些行业转移；第三，在新兴行业，国有资本和外资占据了主导，抑制了私人资本向这些行业转移；第四，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于对金融安全的考虑，中国银行部门开始“收紧”，由此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局面，在实体部门“分权”的同时，金融部门却出现了“集权”的倾向(Park and Shen，2008)，尽管1990年代中期金融部门改革举措很多，却并没有有效缓解私人企业的融资约束(Aziz and Cui，2007)，而没有强大的金融支持，私人资本难以从传统的制造业向现代和新兴的加工行业转移。
根据这些讨论，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的工业部门做一个简单的刻画。一方面，传统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私人企业所把守；另一方面，新兴和现代制造业，往往是资本较为密集的产业，成为留存的国有企业和外资的战场。劳动力市场充分发育，劳动成为流动十分充分的要素。与之相反，私人资本则成了传统制造业的特定要素，而国有资本和外资则成为现代制造业的特定要素。据此，我们给出如下的模型：
劳动力是此时的流动要素，根据劳动力边际产出价值相等的边际条件：
把情形3.2与情形3.1比较，我们发现了以下三种效应：
(i)产出结构效应。私人部门的产出下降，而国有和外资部门的产出增加，私人部门和国有、外资部门的重要性一降一升。
(ii)要素报酬效应。私人部门的劳动力减少、劳资比下降，而国有和外资部门的劳动力增加、劳资比上升，这意味着，私人资本的报酬恶化，而国有资本和外资的报酬改善。
(iii)要素收入份额效应。尽管私人资本的报酬下降，但是国有资本和外资的报酬改善，而由于国有和外资部门的产出份额增加，导致整个工业部门的资本收入占比增加，而劳动收入占比减少。
情形4 比较优势原则下的现代化
在以上情形中，要素市场流动性未能跟上产业调整的步伐，从而对要素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影响。那么，如果未来包括资本在内的所有要素都能实现充分流动，对劳动收入占比是利好消息吗？如果要素禀赋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很显然，S-S定理将产生作用，即随着资本适度密集的产品的出口，资本收入份额将增加，而劳动收入占比将减少。这也是罗长远和张军(2009b)的结论。下面的情形可以说明这一点。
情形4.1 现代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并存
情形4.1与情形3相比，唯一的不同是，现在资本和劳动可以在现代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之间自由流动。现代制造业相对于传统制造业仍然是资本更为密集：
在要素市场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如果现代制造业是比较优势产业，则资本和劳动都会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流动，而由于现代制造业需要更多的是资本而非劳动，但是从传统制造业流出来的却更多的是劳动而非资本，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中：资本的报酬改善，而劳动的报酬恶化。这是一个标准的S-S定理的结论。换句话说，随着资本进一步的积累，中国工业部门的比较优势向现代制造业转移，在要素充分流动的情况下，资本的收入份额会进一步提升，而劳动收入占比则会恶化。
情形4.2 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并存的经济
从情形3和情形4.1推出的结论对劳动收入占比都不利。这是否意味着劳动收入占比的前景是令人忧郁的？其实不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最终的经济形态倾向于是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并存的经济，前者可贸易，而后者不可贸易。高端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而服务业则是劳动密集型。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极端的情况：高端制造业仅需要资本，而服务业仅需要劳动。它们的生产函数如下：
(i)劳资禀赋比越高，劳动收入占比越高。
(ii)服务品价格相对于高端产品的价格越高，劳动收入占比越高。
如果假设劳资禀赋维持在一个稳态的水平，那么劳动收入占比的高低就取决于服务品和高端产品的相对价格，而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服务品的需求增高，再者，服务品不可贸易，可以享受国内的垄断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θ将趋于上升，从而导致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在1990年代中期由升转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借助于特定要素模型的分析框架，基于比较优势、要素流动性与要素收入分配三个关键词，我们对这一现象给出了新的理论解释。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CD函数给出的数值模拟基本勾勒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工业部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我们认为，要素市场改革没有跟上比较优势型态转换的节奏，是导致工业部门要素收入分配呈现多层次失衡的重要原因。具体地：
改革开放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部门的主体是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行业和新生的劳动密集的轻工行业，后者是当时的比较优势行业。在当时，资本的流动性高于劳动力，资本是流动要素，而劳动力是两大行业的特定要素。出口带来的市场机会提升了轻工产品的相对价格，在此背景下，重化工业行业的资本开始向轻工行业转移，三种效应因此而产生：一是产出结构效应，轻工行业的产出增加，而重化工业的产出下降；二是要素报酬效应，由于重化工业和轻工行业的劳动力相对固定，资本从重化工业向轻工行业转移，恶化了重化工业行业劳动力的报酬，而改善了轻工行业劳动力的报酬；三是要素收入份额效应，尽管重化工业和轻工行业的劳动报酬一降一升，但是轻工业行业的产出相对增加，最终导致整个工业部门的要素收入分配倾向于改善劳动要素的收入地位，而资本收入占比则下降。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主体是私人资本集中的劳动密集的传统加工业和国有和外资集中的资本较为密集的现代加工业，后者是新的比较优势行业。在这一时期，资本的流动性远远逊色于劳动力，劳动力是流动要素，而资本是两大行业的特定要素。出口扩张提高了资本较为密集的现代加工品的价格，诱使劳动力从传统加工业向现代加工业转移，并也产生了三种效应：一是产出结构效应，传统加工业的产出水平下降，而现代加工业的产出水平上升；二是要素报酬效应，由于传统加工业和现代加工业的资本相对固定，劳动力从传统加工业向现代加工业转移，恶化了传统加工业私人资本的报酬，而改善了现代加工业国有和外资的报酬；三是要素收入份额效应，尽管私人资本报酬下降，而国有和外资的报酬上升，但是由于现代加工业的产出相对增加，最终导致整个工业部门的要素收入份额倾向于改善资本的收入地位，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
注释：
①Mayer(1974)的原话是：“Only a short-run theory can provide meaningful answers to short-run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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