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近代经验派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近代论文,现状论文,哲学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近代经验派哲学在我国哲学史界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或受重视的程度与其本身的重要性极不相称，但自1980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这种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有关论著（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陆续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于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英国近代经验派哲学的总体研究
英国近代经验派哲学的逻辑演变是在与理性派哲学的论战中展开的，因此，首要的问题是：经验派哲学区别于理性派哲学的标准是什么？过去只是简单地认为经验派只肯定认识起源于经验，并使认识局限于经验，而理性派则认为认识起源于理性本身，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陈修斋指出，经验派和理性派事实上都并不否认有些知识起源于经验，也不否认有些知识来自理性；但就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而言，其起源问题就是两派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就是区分两派的主要标志。〔1〕
关于英国近代经验派哲学的总体研究还涉及到经验派关于实体或认识对象、认识主体、认识方法与真理标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及演变过程。哲学史界的基本倾向是认为经验主义由培根经洛克到休谟的逻辑进程是一个由独断主义（表现为唯物主义）借助于分析的方法（逻辑的分析、语言的分析、心理的分析）而逐步走向怀疑主义的过程；认为休谟的怀疑主义，无论是从认识的对象与主体方面，还是从认识的起源与途径方面，或者从认识的方法与真理性标准方面，都意味着英国近代经验派哲学的瓦解或破产。至于经验派哲学瓦解或破产的原因，学者们除了从社会经济——政治方面考察外，则是从逻辑进程本身来考察，并且主要是从方法论方面加以研究。在这方面，有一种观点似乎越来越引起共鸣，这就是认为经验派哲学由于“对认识方法的作用的理解基本上是工具论的，即把认识方法看成发现真理、获得新知的外在工具”，因此走向瓦解或破产。〔2〕
关于英国近代经验派哲学的总体研究一般都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的，但也有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角度进行，不过，从后一角度来研究还十分薄弱。
二、关于培根哲学的研究
如何从总体上看待培根哲学？一般认为培根哲学从认识论角度来看是唯物主义经验论，从形而上学角度来看却带有严重的旧形而上学的痕迹。就其构成而言，一般认为培根哲学包含两个部分，其一是从否定的消极的意义而言的幻相学说；其二是从肯定的积极的意义而言的经验主义原则与方法的理论。
如何看待培根的“幻相学说”？过去一般认为培根“幻相学说”的矛头是直接指向中世纪经院哲学；但阎吉达则认为，培根的这一学说尽管与批判经院哲学相关，但从根本上却揭示和论述了影响人类认识发展的更为普遍和更为深刻的思想认识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4〕崔永杰认为，培根“幻相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较系统深刻地揭示了认识的主体性问题，探讨了主体认识结构。〔5〕余丽嫦则认为， 尽管培根“幻相学说”的经验主义倾向使之未能对理智的本性与唯心主义的虚妄加以严格区分，并且看不到认识结构本身的积极作用，从而遭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家（如波普）的讽刺与挖苦，但其“永恒的价值”却是不可忽视的。〔6〕
如何理解培根的归纳逻辑？过去一般把培根的归纳法简单地归结为“三表法”，现在人们发现，在培根那里，三表法只是收集资料的方法，离真正的归纳法还相距太远。余丽嫦指出，培根是从目的、性质、作用、规则与基本程序几个方面对归纳逻辑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的。〔7〕
三、关于洛克哲学的研究
关于洛克哲学，目前哲学史界争论的焦点依然是怎样理解“第二性质”学说与“反省”学说。早在1980年10月武汉大学召开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讨论会上，与会代表便指出，把洛克关于“第二性质”和“反省经验”的观点，当作唯心主义因素，当作贝克莱主观唯心论的理论渊源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
关于“第二性质”学说，程漫红从对《人类理解论》有关译文的分析着手，认为第二性质是指存在于物体中的某种隐秘的能力——借物体的第一性质的不同变状而在我们心中产生颜色、声音、滋味等等感觉观念的能力；由此认为“第二性质”作为能力是客观的，“第二性质观念”则是主观的；并认为在洛克那里“第二性质观念”与“第二性质”是不相似的，只是一种对应的关系，即结果与原因的对应关系。〔8〕
关于洛克的“反省”学说，须时认为，在洛克那里，作为知识来源的感觉经验与反省经验究竟是并列关系还是先后关系是一个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如果作并列关系来理解，就会误认为洛克“反省”学说是唯心主义的，是二元论的；如果作先后关系来理解，那就会正确地把握洛克这一学说的唯物主义实质。〔9〕管成子认为， 洛克“反省”学说的缺陷不是走向唯心论，而是其旧唯物主义成份太浓，未能揭示出人类对外部世界进行认识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自身建立起主体性的活动过程。〔10〕姚鹏认为洛克“反省”学说虽然强调了主体心理活动的作用，但这一知性的方法归根到底是机械主义的。〔11〕姜建强认为，洛克“反省”学说通过对“反省对象”的考察看到了认识发生的过程是主体与客体同时作用的过程；通过对“反省观念”的考察看到了主体同一性在认识中的作用。〔12〕黄克剑则对洛克的经验的“反省”与斯宾诺莎的理性的“反思”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都是人的思维的反观自照，前者更看重理智对思维活动本身的思维，后者则看重理智对思维结果的思维；前者主要着力于人的观念的来源，后者则着力于既得真观念的理性升华；前者标志着人类对总结自身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的新的自觉，它不是“向唯心主义的让步”，而是以唯物主义的姿态向唯心主义争得人的内心世界这块地盘，后者则显现着人类理智把握世界内在本质的力量；前者囿于经验不能进行真正的理性思辨，后者则由于“真观念”的非经验性质又失于物质世界与精神王国的真正脱节。〔13〕
此外，学者们还对洛克的知识观与真理观进行了探讨。谢应瑞、林滨认为，洛克真理观所存在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矛盾，既表现在对真理的定义中：他一方面说真理在于观念与实在事物的契合，另方面又说真理在于观念之间的契合；也表现在对真理的分类中：他把真理一方面划分为实在的真理与口头的真理，另方面又划分为普遍的真理与概然的真理。〔14〕徐大建认为，洛克知识—真理学说的贡献主要在于他通过对确实性知识与或然性知识、“琐屑不足道的命题”与“有教益的命题”的论述，指出了经验科学、数学以及纯逻辑各自的特征，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指出了哲学发展的方向，激发了后来的哲学家的思考。〔15〕
四、关于巴克莱哲学的研究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巴克莱一直被当作反面教员加以批判，巴克莱哲学一直是与“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破滥的哲学、精巧的神学”联在一起。1980年以后人们开始对巴克莱及其哲学重新审视。首先，究竟如何评价巴克莱及其哲学？陈维杭认为，巴克莱哲学不是主观唯心主义或唯我论哲学，而是近代西方哲学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源泉；与其说是一种经验主义，不如说是一种神秘主义，确切地说，是神秘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统一。〔16〕曹方久认为，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矛盾是巴克莱哲学“先天地”具有的，而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出现的。〔17〕徐圻认为，巴克莱是一位拥有两重身份的人，即严谨的哲学家和狂热的神学家，前者使它成为认识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后者使他成为本体论上的唯灵论者。〔18〕王健认为，巴克莱是当时一位思想比较自由的哲学家，他热爱科学，尊重知识，不懈探索，富于怀疑和批判精神；他弘扬人的主体性，主张宗教信仰自由，采取宗教宽容态度。〔19〕
关于巴克莱哲学前后期的发展变化问题。阎吉达认为，巴克莱哲学前后有一个变化过程，在世界观上，由主观唯心主义趋向二元论；在认识论上，由经验主义趋向理性主义。〔20〕高新民对巴克莱的后期著作《西利斯》是否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早期的新哲学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巴克莱并没有提出两种根本不同的哲学，至多只能说他后期对早期哲学作了一定的改造。〔21〕
巴克莱究竟是否以“普遍同意”作为真理的标准？过去有人根据列宁的论断（“贝克莱不承认物存在于意识之外，但却力图找出一个区别实在和虚假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集体的知觉”）得出结论说，巴克莱是以“普遍同意”从而是以“主观意志”作为真理的标准。陈维杭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因为它混淆了“真理”与“实在性”；在巴克莱那里，“共同的感知”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次要的不受重视的辅助标准。〔22〕
五、关于休谟哲学的研究
关于休谟哲学研究的重点在于所谓休谟问题与怀疑主义问题。关于休谟问题，国内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是认为它关涉因果关系的本质，休谟否定了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从而把因果关系说成是主观的；其二认为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持一种“存疑”态度，他否定的不是客观的因果关系，而是人类认识这种关系并且运用这种关系改造世界的可能性。郭良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对休谟的误解，休谟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因果关系的本质，而是因果观念的根据。〔23〕笔者认为，由于休谟问题借助于心理的分析把知识的问题转化为因果问题或归纳问题，因此所谓休谟问题是指因果关系的基础问题或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质言之，是知识的基础问题；由于休谟从逻辑上与经验上否认因果必然性的可能性，认为对象的恒常会合以及心灵的倾向就构成必然性的本质，因此，他否定了知识的逻辑基础，而把知识的基础归结为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即习惯与想像。〔24〕肖滨认为，休谟在因果观念起源问题上既以非理性主义否认因果观念是理性思维、逻辑推理的结果，又以心理主义（包括经验原则、习惯原则、联想原则）解释因果观念形成的心理过程。〔25〕
至于休谟的怀疑主义，一般认为，休谟一方面把包括物质与心灵实体在内的一切超验的存在都排除在知识的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否认经验中能够提供普遍性，认为普遍必然的东西也是人类认识所达不到的。周晓亮则认为，在休谟对怀疑主义的论述中出现了自然信念同怀疑倾向的对立，自然主义描述同怀疑主义论证的对立，如何理解这种对立是正确把握休谟怀疑主义的一个关键；休谟正是把他的怀疑主义定位在两相对立之间的一种迷惑和犹豫不决的状态，即如果追求理性的证明，就会走向完全的怀疑主义，而如果信赖自然的倾向，就会放弃一切理性的探讨，隐入盲目的服从；休谟对信念的自然主义描述虽然没有改变他的怀疑主义结论，但这一描述的内容是丰富的，它所提示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哲学发展的影响值得注意。〔26〕
六、几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1、 英国近代经验派哲学的逻辑演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应著述一本从总体上辩证地再现这一演变过程的专著。
2、 霍布斯哲学研究在我国哲学史界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有待学人补缺。
3、 西方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转向”当然是与经验派哲学联在一起的，但是，这种“转向”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应该说，洛克把“人类理解”规定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尝试是这种转向的真正标志。但是，这方面的认识却十分模糊。
4、 英国近代经验派哲学作为古典形式的经验主义，它与现代形式的经验主义（如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以及当代科学哲学的关系是什么？从前者到后者的逻辑演变是如何进行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阐明。
5、 哲学史研究固然要坚持最基本的历史主义态度，但如何从现代的意义上重新解释哲学史上的问题则是哲学史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关于英国近代经验派哲学，从现代的意义上关注得最多的并试图加以解决的无疑是休谟问题。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象贝克莱“语言的分析”是否开了现代语言分析方法的先河，休谟“心理的分析”是否仅具有“拒斥形而上学”的消极意义？这些问题却有待进一步研究。
6、 从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学”经英国近代经验派哲学的“分析的方法”到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逻辑分析方法”，是如何一以贯之地体现出西方哲学中“分析的传统”？这种传统是如何区别于“思辨的传统”？“分析的传统”与“思辨的传统”作为形而上学传统又是如何共同地区别于西方哲学中“文化学传统”？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哲学史界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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