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子女教育论文,资本论文,机会论文,家庭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6)11-0024-08
一、研究问题
教育是社会资源占用量相对较少的利益阶层的子女实现社会地位跃升的重要工具。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则是这些弱势群体子女实现“鲤鱼跳龙门”的首选方式。郭丛斌和丁小浩曾对教育在跨越代际效应过程中的作用进行过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够增加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继而为其提供进入职业金字塔顶层的机会，从而促进社会正常有序的代际流动，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1]
教育促进社会流动这一功能的实现，有赖于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之间的公平分布。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严重不公平，既得强势利益集团的后代占有过多的教育机会，将会制约社会弱势群体子女向上流动，从而引发社会地位实现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即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的子女拥有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使得其可能拥有比父母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较低阶层的子女，因为无法接受足够的教育，所以无法获得等于或低于父母的社会地位。这种情况将使教育沦为扩大阶层鸿沟的工具，扼杀社会的正常流动，激化社会矛盾，最终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
有鉴于此，倡导教育机会公平，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在现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教育公平包括教育起点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教育起点的公平对整个社会教育公平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没有起点的公平，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公平就很难真正实现。不同家庭出身人群教育机会分布的公平，将有助于保证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人获得相对公平的发展平台，实现教育机会公平，发挥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
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教育机会的相对比例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描述分析这类现象，而对造成这一差异缘由的实证分析则相对较少。事实上，对于造成这类差异的解释，可以通过探讨各类家庭背景组成因素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来实现。衡量家庭背景好坏的指标，包括家庭所拥有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父母所拥有的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四大社会资源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因此，探讨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不应仅局限于分析不同职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的简单分布状况，还应进一步从家庭所拥有的各类资本的角度，实证分析强势阶层子女缘何占有较多较好的教育机会，而弱势阶层子女为何只能拥有较少较差的教育机会。
在中国现有教育体制下，一般来说，只有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学生，才有可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这意味着中等教育机会的分布状况将会影响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的公平。因此探讨教育机会公平，不应只局限于讨论高等教育的机会分布，也应关注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机会分布问题。另外，父母所拥有的各类资源对子女教育机会的获得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哪一种资源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最大？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二、相关研究
教育公平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国内外许多学者曾利用各类数据实证分析各国的教育公平问题。James对澳大利亚1991-1997年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尽管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在过去的10年间有了较大规模的扩展，但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拥有优势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却明显增加，而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用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则有所减少，并且弱势群体的子女主要进入一些新建的较低层次的高等院校。[2]
Clancy对1992年爱尔兰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具有较大的影响，占总人口不到21%的4个上层社会群体拥有38%的高等教育机会；而占总人口56%的 5个下层社会群体仅占有35%的高等教育机会。另外，他通过对比1992年、1986年和1980年的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状况，发现1992年的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状况最为公平，究其原因在于爱尔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3]
Teacherman利用美国1972年的一项高中调查数据，探讨家庭背景对子女高中教育状况的影响。其研究结果指出：父母的职业、父母的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高中教育机会获得，以及其在高中阶段的学业成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4] Lucas利用1980年美国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人群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对比美国20世纪 80年代前后家庭背景对高中学生毕业和进入大学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学费水平的提高和公共财政资助的减少，使得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有所加强。其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父亲的年收入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比对子女能否高中毕业的影响更大。[5]
余小波以长沙电力学院2000级新生为研究样本，通过计算城市和农村，干部、工人和农民子女录取分数线的差异，来对比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专业选择机会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最大的不均等体现在城市和农村，干部和工人的子女有一定的差异，但不及城市和农村突出。另外，城市和农村干部子女入读热门专业明显高于工人和农民子女。[6]
谢作栩和罗奇萍通过对闽、湘、川三省部分高校内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的调查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失业人员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差异。[7]
潘彭丹和余期江通过对比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专业98级和01级本科生家庭背景的差异，发现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中上层以上家庭出身的子女存在巨大的优势；在热门专业选择上，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具有更大的优势。[8]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教育机会的分布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的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国外相关研究在描述高中和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相关模型，探讨父母的职业、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家庭背景因素对子女高中教育机会和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而综观国内已有的关于家庭背景和子女教育机会获得关系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其关注点仅集中于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职业阶层分布状况的描述，相形之下，对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机会分布状况的公平性关注较少，并且有关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等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也相对较少。
有鉴于此，本研究将试图通过对应分析法，在探讨高等、中等和初等三级教育层次在不同职业阶层分布的基础上，对比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程度，并通过相关计量模型比较不同职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本研究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包含2180个有效家庭样本。
三、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衡量家庭背景的重要指标
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有很多，从父母所从事工作的性质的角度看，衡量家庭背景可以由父母所从事的职业或行业来评定；从父母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角度看，衡量家庭背景的好坏可以从父母所拥有的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来评定。事实上，父母所从事的职业和行业之所以能够成为划分家庭背景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原因在于一个职业或行业的好坏，从根本上是由其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的多少决定的。 D.V.Glass曾指出，职业之所以是构建社会地位等级的主要分类标准，主要是因为它与每个人的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关系密切。[9]因此，本文将主要以父母所掌握的各种社会资源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重要指标，并结合父母所从事的职业的分类，探讨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家庭所拥有的四大社会资源，对子女的教育机会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数据中缺乏合适的变量能够测量某一职业阶层的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因此本文将主要探讨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经济资本是各种社会资源中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资本形式。其他社会资源，如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是以经济资本为基础的，它包含了我们平常所说的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等。[10]父母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意味着他们有较为雄厚的经济支付能力，能够为其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从而能够为其子女提供充足、优质的教育，使其子女在各级教育机会获得的竞争中均能抢占先机。衡量父母经济资本的指标有很多，有些研究者所用的指标为父母具有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各种资产的总和；有些研究者所用的指标为父母的收入。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选择后者，以父母的年收入作为衡量家庭经济资本的主要指标。
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提出的。他认为文化资本是社会各阶级和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气质以及文化背景的总和，是一种有别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基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的资本。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通常会更加重视子女接受教育的状况，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和家庭文化氛围，使子女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等，进而使其子女能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有研究表明：对社会流动产生重要乃至决定作用的文化资本往往是由教育赋予的，并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通常表现为学历和文凭证书等形式。[11]因此，本文将以父母的学历层次作为衡量家庭文化资本的主要指标。
四、不同职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
不同等级、不同特征的职业阶层构成一个社会完整的劳动力市场。评价职业等级的指标包括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等。郭丛斌曾通过计算中国各职业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发现中国的职业阶层存在较为明显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其中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隶属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生产运输工人，服务性工作人员和商业工作人员隶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12]下面，笔者将在各职业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基础上，结合其所属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比较不同职业家庭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
1.不同职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总体差异
图1 不同职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分布
图1呈现的是我国不同职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分布概况。统计结果显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优势职业阶层，其后代接受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远大于社会的劣势阶层。其中，“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子女均有将近一半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相形之下，“生产运输工人”、“服务性工作人员”和“商业工作人员”阶层的子女在享受高等教育资源方面则明显处于劣势，“服务性工作人员”和“商业工作人员”阶层的子女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15.3%和13.0%。“办事人员”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介于优势和劣势阶层之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27.5%，与前两类优势职业阶层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但与后三类劣势职业阶层劳动者的子女相比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而初等教育的分布情况则与高等教育的分布情况相反，前两类优势职业阶层的子女远低于其他四类职业阶层的子女，只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比例只有10%左右；而后者只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比例则均超过20%；“办事人员”阶层的子女只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比例依然位于优势和劣势阶层之间，为14.9%。
2.父母职业与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对应分析
(1)对应分析法
对应分析法是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元相依变量的统计分析技术，它通过对由定性变量构成的二维交互表的频数分析，来确定变量及其类别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应分析，可以将二维交互表中的行变量、列变量的分布特点，以及行列变量不同类别之间的关系同时反映在一个二维的分布图上。行变量的不同类别，如果具有相同特点，那么其在对应图上的分布就会彼此靠近，距离越短说明差别越小，相似程度越明显。列变量不同类别的分布状况亦遵循这一规则。另外，如果行变量和列变量某些类别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它们在对应图上的分布也会彼此靠近，彼此的距离越近，说明这两个类别的对应关系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与传统的二维交互频数统计表相比，对应分析法具有一定的优势。当二维交互表行列变量的类别相对较多时，一个由名义变量构成的庞大的交互表只能通过各自的频数和百分比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很难具体、准确和直观地看出行列变量之间的联系。相形之下，对应分析的最大优势则是可以将所有行变量类别和列变量类别的联系直观地表现在一张分布图上，读者可以从中看出，行变量或列变量的哪些类别差异较小，哪些类别差异较大，哪些类别可以归纳为同一种类型，哪些行变量类别与列变量类别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从而能够清楚地解释统计分析结果。[13]
(2)对应分析结果
为更直观地反映不同职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即哪些职业阶层在占用某一级教育资源方面（包括高等、中等和初等教育）差异较小，属于同一类型，哪些职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较大，笔者对父母职业阶层和子女的教育机会获得进行对应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父母职业与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对应分析
对应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职业阶层的子女在三级教育机会获得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事业负责人”这两类职业在对应图中的位置相对较近，说明其子女在占有教育资源方面差异较小。“生产运输人员”和“服务性工作人员”的位置彼此靠近，“办事人员”的位置与这两种职业的距离也相对较近，说明此三类职业阶层的子女在教育机会获得方面属于同一类型。相形之下，“商业工作人员”的位置与前五种职业的距离则相对较远，说明其子女在教育机会获得方面属于另一类型。
具体而言，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与高等教育相对应，也就是说，这两类职业阶层的子女是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受益者。“办事人员”、“生产运输人员”和“服务性工作人员”与中等教育相对应，此三类阶层的子女主要接受的是中等教育。“商业工作人员”则与初等教育相对应，这意味着他们的子女主要接受的教育层次为初等教育。
以上分析表明，父母所从事的职业对子女的教育机会获得具有较大的影响。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是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受益者，而劣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更多地被安排在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层次。
五、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1.不同职业阶层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占有状况
我们分别统计了不同职业阶层的收入状况和教育状况（如表1所示），其中，某一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代表本职业阶层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某一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代表本职业阶层所拥有的文化资本。
表1的统计结果显示：“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所有阶层中均位居前两位，处于较为明显的优势地位。这两类职业阶层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资本，能够为其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使其子女在教育机会获得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拥有接受更多的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这两类职业阶层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多更好的家庭教育，并能通过言传身教和家庭文化氛围影响子代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成绩等，使其子女在教育机会获得的竞争中能够处于有利地位，接受更多的更高层次教育。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另一职业阶层——“办事人员”，其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拥有量与前两类职业有一定差距，但与后三类职业阶层相比，又有较大的优势，这使得其子女在享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方面介于这二者中间。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的三类职业，其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拥有量相对匮乏，使得其子女在接受高层次教育的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
2.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程度
为进一步分析家庭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对比这两种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影响程度的差异，并比较不同职业阶层子女教育状况的异同，我们建立了一个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其中，logit(P)为因变量，表示有关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虚拟变量。X[,1]表示父母的受教育年限；X[,2]表示父母的年收入；
表示一系列有关父母职业的虚拟变量：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生产运输工人，服务性工作人员。前面对应分析结果显示商业工作人员的子女在占有教育资源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其对应的教育层次主要为初等教育，因此我们以“商业工作人员”这一职业作为父母职业虚拟变量的参考变量。
(1)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模型一的因变量为“子女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如果接受过高等教育，因变量值为1，如果未接受过，则因变量值为0。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父母受教育年限的B值为0.13，B的反对数值为1.139，说明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加权机会比例将增加13.9%。父母年收入的B值为0.018，B的反对数值为1.018，说明父母的年收入每增加1000元，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加权机会比例将增加1.8%。也就是说，父母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父母年收入的增加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具有显著影响，父母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提升将会明显增加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势。
为对比家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影响程度的大小，我们对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标准化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β[,i]表示第i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i]表示第i个自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S[,i]表示第i个自变量的标准差；
表示标准logistic分布的标准差，近似等于1.8138。
模型一的回归结果显示：父母受教育年限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3；父母年收入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18。另外，父母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为2.988，父母年收入的标准差为8.898。根据标准化公式计算可得：父母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化系数为 0.214，父母年收入的标准化系数为0.088，前者明显大于后者。二者标准化系数的对比结果表明：在家庭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比父母年收入的影响更大，亦即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要明显大于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
父母从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两种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的劳动者，B的反对数值分别为2.058和2.163，说明“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父母为“商业工作人员”的子女相比，具有较大的优势，二者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可能性分别是后者子女的2.1倍和2.2倍。而父母从事的职业为“办事人员”、“生产运输人员”和“服务性工作人员”，其B值均无法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父母方“商业工作人员”的子女无显著性差异。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如果父母从事职业为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其他职业的子女，这一点与前面父母职业阶层与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对应分析的结果相一致。
(2)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中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模型二的因变量为“子女是否接受过中等教育”，如果接受过，因变量值为1，反之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父母受教育年限的B值为0.149， B的反对数值为1.161，说明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子女接受中等教育的加权机会比例将增加16.1%。父母年收入的B值为0.04，B的反对数值为1.04，说明父母的年收入每增加1000元，其子女接受中等教育的加权机会比例将增加4%。这意味着，父母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父母年收入的增加对子女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父母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提升将增加子女接受中等教育的可能性。
同样我们也对模型二中的父母受教育年限和父母年收入的回归系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前者的标准化系数为0.196；后者的标准化系数为0.245。二者的对比结果表明：较之父母的年收入，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子女接受中等教育的作用要略微大一些，但差距相对较小。也就是说，与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相比，家庭背景的这两种资本对子女接受中等教育均存在显著影响，且文化资本的影响也略微大于经济资本的影响，但这两种资本影响程度的差距相对较小。
父母从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这三种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的劳动者，其子女接受中等教育的可能性明显优于次要劳动力市场职业阶层的子女。具体来说，前三者B的反对数值分别为2.285、1.514和 1.581，说明其子女接受中等教育的可能性分别为“商业工作人员”子女的2.3倍、1.5倍和1.6倍。而父母职业为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生产运输人员”和“服务性工作人员”，B值均无法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其子女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与父母为“商业工作人员”的子女无显著性差异。与不同职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相比，较之“商业工作人员”的子女，“国家机关干部”的子女接受中等教育的优势依然明显；“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与之相比，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优势相对较小；“办事人员”的子女与之相比，则呈现明显的优势；而“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的子女与之相同，在接受中等教育方面，依然处于明显劣势。这些对比结果表明：如果父母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三种职业，其子女接受中等教育的可能性明显大于父母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三种职业的子女。
以上分析表明：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无论是在中等教育机会获得，还是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方面，均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而“办事人员”子女在中等教育机会获得上，也具有较大的优势，但其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方面的优势则不太明显；而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三类职业劳动者的子女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方面，均处于绝对劣势。这意味着中国教育机会的不公平不仅仅表现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方面，不同职业阶层在中等教育机会获得方面也呈现较为不公平的分布。事实上，中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中等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将会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公平性产生较为明显的负面作用
六、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通过对应分析技术，直观反映了不同职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在分析不同职业阶层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占有状况的基础上，对比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程度，并比较不同职业阶层子女教育状况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所从事的职业对子女的受教育状况具有较大的影响，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两类优势社会阶层，其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位居前列，其子女接受的教育层次则主要为高等教育；而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均处劣势的社会阶层的子女，更多地被安排在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层次。
父母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提升将会明显增加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势，也会增加子女接受中等教育的可能性。另外，在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方面，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要明显大于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而在子女获得中等教育的影响方面，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影响程度的差别则相对较小。
中国教育机会的不公平不仅仅表现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方面，不同职业阶层子女中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也呈现较为不公平的分布。事实上，中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中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公平将会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公平性产生较为明显的负面作用。
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不同职业家庭子女的教育机会存在较大差异，教育公平状况有待改进。有鉴于此，政府应采取措施增加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占有量相对较少的弱势群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机会。
在控制文化资本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经济资本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可能性依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推行相关政策，增加经济贫困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机会，依然是政府在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时应重点考虑的问题。具体来说，在高等教育层次，国家推行的助学金和国家助学贷款等资助政策，应向经济资本占有量处于明显劣势的生产运输工人、服务性工作人员和商业工作人员等职业的家庭倾斜。在中等教育层次，政府和学校也应推广各类学生资助政策，资助弱势社会阶层子女接受中等教育，只有中等教育机会的获得相对公平，才能真正实现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
在众多影响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因素当中，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程度最大。一方面政府在测度学生家庭背景时，不仅应将家庭经济条件作为主要衡量指标，还应将父母文化资本占有量作为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资本是一个需要长期积淀的资本，很难在短期内实现这一资本的积累，这就要求政府在重视教育机会公平问题的同时，还应重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普及工作，以提高国民的受教育年限，普遍增加国民文化资本的拥有量，使得下一代在教育机会获得以及就业方面受上代的影响差距相对较小，使之有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收稿日期：2006-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