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在认知中的地位和作用--兼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_潜意识论文

潜意识在认知中的地位和作用--兼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_潜意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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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作为一种未被直接察觉到的意识,同显意识一样贯穿于人类意识发生与发展过程的始终,并以集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于一体的特殊反映方式,参与大脑整体思维功能的实现。以往,虽有不少潜意识之说,但大都拘泥于心理学的“本能论”、“泛性论”和“非理性主义”范畴,造成了潜意识研究的种种困惑。本文则从哲学角度对潜意识的本质及其在认识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作了探讨,旨在实现人类理解自我的飞跃。

潜意识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仅在实践中逐渐被人们所公认,而且也为现代实验心理学通过对脑阈限下的各种不同潜意识信息的电反应(诱发电位)实验所证实。然而,从哲学角度探讨潜意识的论著还不多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这个问题的本质把握和应有深度拓展。如所周知,潜意识概念在近代大都是作为心理学概念提出来的,如莱布尼兹、赫尔巴特、赫尔姆霍茨、茨里诺尔和费希纳等人都在各自的心理学体系中,赋予潜意识概念以一定地位。进一步推进潜意识研究的当属弗洛伊德。只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才首次以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依据并从精神病学角度证实了潜意识的客观存在及其神奇的创新功能,并且还开启了将潜意识研究“落实到具体心理材料上”的先河。

然而,任何一种学说都不能说是完备的。弗洛伊德主义也不例外,由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离开哲学的观照去探讨人的潜意识,最终还是同以往只探讨社会意识和理性的理论一样,都历史地陷入了“斯芬克斯之谜”的误区。

弗洛伊德认为,以往的哲学家、心理学家们在揭示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谜”过程中之所以未能如愿,其一,就在于他们的理论只认为人的规定性在于意识,在于理性,从而把人归结为理性的存在。其二,还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人是生物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这两个方面的相异特点,而没有真正揭开人作为生物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间的相关基础。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对于潜意识的心理过程的承认,乃是人类和科学别开生面的新观点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 第8、9页)“精神分析以为心灵包含有感情、思想、欲望等等作用,而思想和欲望都可以是潜意识的”。(同上书,第9页)在弗洛伊德看来, 潜意识处于心理结构的最底层,是一切原始欲望的策源地,也是心理系统最根本的动力。同时,潜意识还是隐藏本能冲动和被压抑的欲望集聚的神秘领域。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性本能的冲动,即性欲。弗洛伊德还一再强调,离开性本能冲动,潜意识奥秘便无从说起。他不但将潜意识说成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视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且还将其归结为性本能,这样就使其“相关基础”的潜意识研究陷入了泛性论的泥潭,从而给研究潜意识蒙上一层“生物决定论”的阴影。

与此相关,由于非理性主义将潜意识界定在非理性范畴,致使潜意识被误认为是反理性的源头,从而也给潜意识研究涂上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抛开负面影响,弗洛伊德关于人不是单纯理性的构成物的看法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人类社会的任何精神现象和社会行为都不可能是单纯的理性在独立地发挥作用,而是理性与非理性相互契合、补充、合作的结果。这就是说,人的精神生活和行为规范不能仅仅固守理性逻辑的“格”,或非理性非逻辑的“格”。因为要认识人的本性,既不能离开人的知识、理想、信念、道德等理性活动,也不能撇开人的本能、欲望、意志、情感等非理性活动,否则就不可能准确地、完整地、辩证地把握人性。

非理性概念同理性范畴一样,它的出现不纯粹是由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个人的偶然联想所致,而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人们对非理性范畴的探索不断深入,非理性的思维、认识中的作用也越发被重视。实践证明,非理性虽然不能直接得出正确结论,却可能通过直觉和灵感创造性地推动人们接近和达到正确结论。由于非理性为正确结构的产生起到制导和诱发的突破作用,因而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认识,并为人类认识自我开拓了新境界。所以,必须科学地理解非理性,不能把它“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

潜意识与非理性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使非理性概念莫名其妙地遭到鄙夷,常常被误解为“不要理性”、“丧失理性”、“否定理性”、“诋毁理性”等等,将非理性置于与理性相对抗的境地。与潜意识相关的非理性之所以遭此厄运,其一是由于“绝对理性王国”的“霸主”行径所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页)黑格尔的这句名言象征着理性主义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黑格尔和康德都论述过知性直观,但总是把直观从属于理性,掩盖了非理性的作用,流弊所至,似乎世间的一切都笼罩在绝对理念的魔网之中,理性产生一切,一切归于理性。这样一来,那还有什么非理性可言?非理性存在的空间被封闭了,非理性在心理学和认识论中的意义被泯灭了,剩下来的可能就是绝对理性的“王国”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由绝对理性构建的摩天大厦也没有逃脱科学、理性和非理性对它的无情冲击。其二是由于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非理性”与“非理性主义”看作为一个东西所引起的误会。非理性与非理性主义是有区别的。非理性充其量不过是与理性相对应的一种认知、感悟方式。或者说它是包容意志、情感、欲望、兴趣、信念、潜意识等在内的一个综合范畴。而非理性主义则是直接针对理性主义的一种思潮,或一种理论体系。由于非理性主义各种流派的兴起和令人惶惑离奇观点的出笼,结果造成了惊世骇俗的影响,特别是又由于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的加盟,就自然而然地把潜意识当成了“反理性”的源头,激起了理性主义的人文学说、社会学和政治学说各个流派的共同讨伐。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 页)尽管非理性主义对人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大相径庭,但就它反对、揭露传统和现代理性主义对人的忽视特别是对人的本能和欲望的忽视而言,它有着特殊的哲学意义和现实意义。而非理性主义又把本能、欲望和个性受压抑,以及现代化社会出现的许多“全球问题”、“个性问题”等等,都简单地归结为理性对非理性的压抑、拒斥,这种片面性则又导致了反理性的立场。其实,理性的辉煌,在于对非理性的包容和超越。在理性实现的历程中,始终贯穿着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运动。而其中支撑理性思维的意识常常是凭借着潜意识,又不囿于潜意识,靠潜意识与显意识协同互补实现着理性认识的升华。

然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意识不过是人的整个心理中的一小部分,这就如同一座漂浮的冰山,意识只是水面上的部分,而水面以下的大部分则是潜意识。”(C.S.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5页)这种说法,必然在意识与潜意识关系上片面地夸大潜意识的作用,否定意识的作用的观点,不仅使弗洛伊德自己陷入“认识你自己”的怪圈之中,而且给研究潜意识也带来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关于潜意识,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那里就有所猜测、有所发现和描述。后来,潜意识一直被心理学家所研究,而真正引起世人广泛注意的还是弗洛伊德。

不过,据《辞海》记载,“按弗洛伊德的见解,意识对本能冲动的‘压抑’,有时也是无意识的;所以无意识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人的动机,意图的源泉。有人认为无意识既对意识起作用,则不应称为‘无意识’(unconsciousness),遂另造‘潜意识’(subconscious-ness,一译‘下意识’)一词以替代。”(《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657 页)故早期弗洛伊德著作汉译本中只有“无意识”概念,没有“潜意识”一词,后来才有译作“潜意识”的。本世纪80年代皮亚杰学说引入我国之后,又有人将“下意识”与“潜意识”分开,特别是关于测试潜意识是否存在的“诱发电位”实验后,国内外心理学界人士认为,“下意识”中那种无条件反射和不参与第二信号系统反映的意识活动,不应包括在“潜意识”之中。

被称作“永恒的沉默之乡”的潜意识,在人类哲学史、心理学史,乃至整个认识史上不时闪烁着诱人的光泽。自19世纪以来,潜意识日益成为人们对自身认识的焦点。古典哲学(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坚持把自己的理论当作世界观和方法论,极力主张用理性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却忽略甚至坚决拒斥诸如意志、情感、欲望、兴趣、潜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低估灵感思维、直觉思维的创造性作用。这种片面的观点最终使理性走向极端。而非理性哲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学说在发现了“无所不在”而又根深蒂固的性本能之后,便用“生命冲动”、“性本能”来解释人的一切。这样一来仿佛一下子就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的神圣的理性光环。这种否定人的社会性,只从生物学角度去认识人的观点,令人感到非理性主义也十分荒谬。

于是,人们要问,打开潜意识的秘密,究竟应从哪里入手呢?

我认为要弄清潜意识奥秘,必须站在哲学高度来选择研究的出发点。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明确地指出了意识和意识形态体系是现实物质生活的反映,即使是“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并且是可通过经验来确定的。因此,只要把潜意识真正理解为人们的一种体验,一种社会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就意味着探寻到了研究潜意识的出发点。

本文认为,人的意识是一个系统,这个意识系统是由三个意识层次构成的,即显意识层次、潜意识层次和下意识层次。其中,显意识层次属于社会意识,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下意识层次属于生物意识,它是有条件反射与无条件反射,以及属于第一信号系统的生物性功能意识的有机集合体。除有条件反射的生物性功能意识通向潜意识外,不直接受显意识控制,因此具有突出的生物属性;而潜意识作为一种未被人直接察觉,只能是被模糊地意识到的存在,是介于显意识层次和下意识层次中间的意识层次。所以,潜意识既具有显意识的社会属性,又具有下意识的生物属性,是一种具有双重属性的意识。

弗洛伊德通过医疗精神病的实践发现了“潜意识”,这是可贵的。但他的潜意识是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下意识”在内的,是不可取的。其一,不同层次的意识进行交流信息是客观存在的,是正常的。但不能认为由于“下意识”可与“潜意识”沟通信息,就将“下意识”纳入“潜意识”。事实上,无条件反射的“下意识”活动是不能通向“潜意识”的;其二,通常那些属于不知不觉,没有意识到的或没有同第二信号系统相联系的“下意识”活动也不能纳入“潜意识”。正由于弗洛伊德将“下意识”归入“潜意识”,误将诊断实验及理论泛化,脱离了人的活动因而导致精神分析学走向了神秘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已正确地回答了意识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得出了意识是人脑这种特殊物质的产物,以及意识是主体对客观的反映等结构。而历史唯物主义又认为,人是社会的生物,人的本性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上这些科学结论足以说明人的潜意识同显意识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交流信息。潜意识同显意识在交流信息过程中是受控于显意识的,从这个角度看,潜意识也是一种“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Bte sein]。”(同上书,第72页)它贯穿于人们实际生活过程的始终,因而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

在印证潜意识的社会属性后,还有必要将我们的分析再引伸一步。应该说潜意识从表面现象看来是由一个人的内部心理状态决定的,而实质是由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中相互关联共同协作的人与人、人与事间的关系及制度、规范所决定的。这其中并不否认人类在通过物质的和精神的对象性活动所获得的潜意识中参与了个人主体的精神创造成果。当然,更不容否认的是,在获得潜意识的过程中,个人的文化知识的沉淀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掌握、汇集、协调了社会阶级、阶层和集体中无数代人共同积累、沉淀、创造的文化知识,以及经验和认识的作用。通过深入分析潜意识的这一社会属性,我们可得到两点启示:其一,由于潜意识是人通过物质的和精神的对象性实践活动而获得的,所以,这种具有整体的对象性活动,就决定了潜意识是可控的,或者说潜意识也具有可控性。拉康(J.Lacan )从语言学角度诠释精神分析,认为精神分析过程主要就在于把个人无意识的象征符号翻译成社会化的有意识的语言。这种看法,给我们的看法提供了例证。其二,潜意识不仅凝聚着个人的精神创造成果,而且还积累、沉淀、汇集了社会阶级、阶层和集体中无数代人的文化知识财富,以及经验财富和认识能力,因而潜意识又是创造性的源泉之一(相对而言)。

如果只承认人的社会存在,而不承认本能对人本质的规定性意义,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达尔文曾用自然选择学说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蜜蜂造巢,蚂蚁畜奴,杜鹃寄养等一些鲜为人知的本能事实。他认为,本能的形成都是变异和选择的结果。在谈论关于人的意识进化时,达尔文也有明确见解,他认为自然选择不仅推动了生物机体向人类机体的进化,而且也推动了动物本能和动物意识向人类本能和人类意识的进化。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在这方面又有所前进,他认为包潜意识在内的“心理操作”,可以用“动作”的“内化”解释:“在人的智慧中,动作就扩展到心理操作的领域”。 (《行为, 进化的原动力》,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页)

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作为社会生物的人,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生物性,是社会属性和生物属性的统一体。因而,人的意识、思维和心理必然受到来自社会生活环境和来自人类固有的生物本能、欲望、需求等两方面的影响和制约。而人类的这种生物本能、欲望、需求等又都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或者说都是人不可能彻底摆脱的动物性东西。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既然人永远也摆脱不了“兽性”, 那么人类就不能,也不应当忽视生命冲动、欲望要求、直觉感知,以及包括性本能在内的一切本能等下意识范畴对人的潜意识、心理、认识和思想,以及社会行为的影响。

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与下意识联系最密切的是潜意识。虽然潜意识同下意识一样,都具有生物属性,但潜意识与下意识不同,它不可能包容下意识的所有本能,如生命的原始冲动等本能。然而,凡它所能包容的某些本能却可以在显意识的制导下外化为生物行为并参与人的社会生活,这便是潜意识所独具的且又是区别于下意识的生物属性。

人是社会存在与生物存在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在历史的实践的过程中,由于“自然的人化”,自然的变为社会的,动物的变为人类的,历史的变为心理的,潜意识日益成了一种“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例如《科学研究的艺术》就举了洛尹自觉在梦中寻觅答案的著名例子(该书第75页)。

诚然,在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进程中,以伦理道德、法律制度,以及宗教教义来规范人的社会行为乃是社会文明的一种标志,但它同时又是对人的生物存在的一种限制和转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潜意识又是一种受压抑的意识,尚须不断地调适,才能发挥其有效功能。

历史上曾有不少学者从哲学、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对潜意识作过有意义的探索,像赫尔姆霍茨的“潜意识推论”,谢切诺夫的“潜意识感知”和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等等,但这一系列寓意深刻的研究成果,都因潜意识与人的本能因素有关而纳入心理学范畴,其中不少观点还对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有过巨大的影响和支持。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潜意识作为意识对于生物和与生俱来的本能因素,不但摆在了复杂心理过程中的首要地位,而且还被视为人类的精神支柱。注重潜意识在探索心理底层秘密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无疑是一种引人兴趣的合理主张。但过分强调潜意识与意识的对立,甚至又把心理说成是潜意识的一统天下。这种见解的理论矛盾是:其一,既然潜意识属于微观心理范畴,是一种以生物本能为特征的非理性东西,那么,由它酝酿和引发的直觉与灵感的创造水平为什么高于心理认知而与理性认识相当呢?其二,既然潜意识功能超越显意识,又是一种本能与理智两种性质兼备的因素,那么,潜意识为什么永远达不到“自在之物”,而欲达到则非靠显意识和理性不可呢?另一种见解则认为,潜意识虽属于心理学范畴,但只有从哲学高度才能予以诠释。因为从心理解释心理,总是有同义反复的问题,它不能克服哥德尔的形式化界限,只有用更高一级的形式才会克服它的缺欠,哲学堪当此任。笔者认为,从哲学角度看,潜意识发生与显意识反映过程不同,潜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反映方式,虽有时表现出下意识水平,但突出的是它与显意识相通,在自组织机制的约束下,以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方式,显示着巨大的创造性功能。

从理论上看,各种与潜意识相关的非理性也是理性认识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人类认识史,不仅是一部理性认识发展史,也是一部包括与潜意识相关的一些下意识的本能、欲望,以及潜意识的独自具有的幻想、想象、直觉、灵感等非理性认识发展史。无论是人类理性的发展,还是人类非理性的发展,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辩证发展的自组织演化过程。纵观人类精神发展史,凡闪烁辉煌之处,无一不是在凭借非理性又不囿于非理性的同时,不时地超越非理性,而达到理性认识之结果。否则,就将无从品尝人类智慧之果。人们认识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理性与非理性辩证发展的逻辑,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思维活动过程中,一直是显意识与潜意识、逻辑与非逻辑、理性与非理性,以及科学与幻想相互联系和转化的复杂而曲折的二重化过程。人类思维和认识的二重化又深深地植于潜意识的两重性之中,大脑内任何暂未被自己意识到的潜意识“自我X”, 大都处在既与下意识联系,又与显意识相通,既以自组织方式实行非理性运作,又通向显意识参与理性活动中。于是,便使得人的思维时而呈现出直接察觉到的显思维活动,时而又表现为未被直接察觉到的潜思维活动。而人的认识则有时是抽象的逻辑的理性认识,又有时是模糊幻想的、非逻辑的非理性认识。显而易见,人的思维和认识过程明显存在显意识的理性思维与潜意识的非理性思维的互补运动,它们在主体思维过程中,一方面表现出相互对立和排斥,另一方面又实现着相互转化和补充。在通常情况下,“显意识停止,潜意识更加活跃”。一旦与潜意识相关的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占主导地位,思维主体就会在欲望、意志、情感等本能因素的驱使下,产生灵机跃动,思维激发,幻想闪光。于是,就有了非理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交替升华互补,共同实现着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思维境界。由此可见,人类思维和认识的这种二重化和潜意识的两重性是一脉相承的,它不仅存在于人类最初的、最简单的意识和思维启蒙之中,并且还会伴随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始终。

从实践上看,大量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的事实证明,各种源于潜意识的非逻辑思维都是活跃在认识中的不容忽略的飞跃方式。翻开科学发展史,那些闪耀诱人光芒的科学定律、定理、命题、假说和理论等,有哪一桩哪一件不是科学思维和科学认识的结晶呢?然而,围绕揭示科学真理的思维和认识的机理问题,却历来为科学大师们和科学哲学家们所热心关注。对此,虽仍众说纷纭,但大都意识到了单纯地理解科学思维和认识的机理只是靠逻辑思维去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对科学思维和科学认识的误解和理论与实践上的困难。当代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大多喜欢谈论科学创造中的非逻辑问题,他们之中当属爱因斯坦的见解最富有哲学色彩。1946年,在他67岁时写的《自述》中,谈及概念、命题与感受经验之间的联系时,他就认为两者“纯粹是直觉的联系,并不具有逻辑的本性。”(《爱因斯坦文集》第1 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42 页)他说:“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向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同上书,第102页。 )科学创造和技术发明的实践告诉我们,发现科学真理的思维与认识的实质是一种逻辑与非逻辑、线性与非线性、渐变性与突变性、清晰性与模糊性的辩证统一过程。发现科学真理的思维与认识过程中之所以离不开幻想、想象、直觉、灵感等与潜意识相关的非逻辑思维因素,从根本上说是由实践活动作为基础的人类思维和科学认识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认识你自己”和如何理解潜意识密不可分。自苏格拉底首次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命题以来,一直受到各哲学学派和历代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专注。然而,通向“认识你自己”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甚至到处荆棘丛生。譬如当人们以理性认识自己时,理性主义者们就极力主张,欲以理性当作认识人的工具,就必须崇尚理性否定非理性,坚持逻辑拒斥非逻辑,注重显意识抑制潜意识。殊不知,凡是理性无法达到的地方,恰恰是非理性大显身手的地方。无独有偶,当人们以非理性认识自己时,非理性主义者则认为所谓“认识你自己”,就是旨在寻找“你自己”的那个深藏在心灵最底层的潜意识、本能,而逻辑、显意识在这里则是微不足道的。还认为理性对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如果人一切皆服从理性,那么人也就成为工具了(工具理论在当代西方受到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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