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则徐与中国近代“开民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智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林则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务实官吏，而且也是一个放眼世界的启蒙先行者和思想家。由于他注重实践，所以他脚踏实地、雷厉风行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抵抗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中，更是创下了不朽的业绩。其实，综观林则徐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个禁烟运动的爱国者，而且也是一个开启民智、把中国推向近代化的探路人。因为他在抵抗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中表现太突出了，所以人们往往把他对改革中国社会的卓越贡献和开创性的启蒙作用淡化了。中国近代的所谓“开民智”，说到底，便是启发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则徐作为一个近代中国“开民智”先驱的思想家，也是颇值得人们加以深入研究探讨的。
一、吏风·民风·法纪
林则徐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授职江南道监察御史开始，直到后来升迁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甚至位极人臣赴广东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他是始终把吏治民风、整顿纲纪，放在治理社会的首要地位的。初入仕途即把主要注意力投向关心民瘼、端正社会风尚的“开蒙”工作中，并以此作为改革社会、振兴国家的契机，一步一个脚印地整治着社会的弊病。所谓“开民智”，如果从一般意义的字面上来看，当然是指开导民众的智慧、提高人民的文化思想水平而言，但如果再用深层次的涵义来解释，用现代的话来表达，那便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问题了，这显然是一个关系到“安邦治国”的根本大计，也是有志于改革中国社会的先驱们必然要倾心注目的一个大问题。在林则徐的时代，“开民智”的问题仅仅还只是处于初始阶段，或是说只是“开蒙”时期，所以不可能像此后的社会改革家们那样提得科学确切、含义清晰。然而林则徐大力整治社会弊端的行动，无论是客观实际还是主观愿望，都是在纠正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林则徐深深地懂得，要改变民风必先改变官风。晚清时期，廉政建设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事实上所谓“盛世”的乾隆皇帝时代，官吏贪污之风已一发而不可收拾，“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便是有力的例证。到了嘉道年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吏治的腐败曾有人具体地指出过：“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此其患岂小故哉！……国家设官分职，本以为民，而任事者匪惟不恤，又从而鱼肉之，使斯民之性命膏血，日呼号宛转于豺狼之吻而莫之救以死，斯亦极人世伤心之故矣！又有甚者，府吏胥徒之属，不名一艺，而坐食于州县之间者以千计，而各家之中，不耕织而享鲜美者，不下万焉。”①道光二年(1822)林则徐在任职杭嘉湖道的时候，就对腐败的官风表示深恶痛绝：“呜呼利禄徒，字泯何少恩。所习乃脂韦，所志在饱温。色厉实内荏，骄昼而气昏。岂其鲜才智，适以资攀授。模棱计滋巧，刀笔文滋繁。……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②表示极端鄙视那些利禄昏庸之辈，自己是决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在他一生官宦仕途中，他是始终把目光盯住“官风”这个社会大问题上，道光十六年(1836)任职江苏巡抚期间，即使在赴盐城的旅途中也不忘查访官风民情，这年十月初九的《日记》他是这样写的：“是晚与船家闲谈，据称孟令操守颇好，不要钱，尚须赔钱，惟以做文章为事，不理民事，有抢劫之案不验不审，任听胥差调停，不免有索诈情弊，壮头邱二麻子、快头仓连、潘标其尤也。”③而且他的查访是寻根追底、不水落石出决不草率了事的，在十二日的《日记》中又继续写道：“又到面馆点心，有打水烟者，问其县太爷如何？答云不好。问其如何不好？答云渠来三年，从未坐过大堂，人犯任听管押，高兴时审结一二案，余则置之度外，岂不坑死人么。问太爷既不管事，胥差自必弄权索诈？答云倒不见得。问衙门师爷有弄权否？答云不知。因令张福到他点心店，顺便探问。据云探得孟太爷官是好的，毫不要钱，惟疏懒性成，不爱坐堂审案。严师爷是绍兴人，系太爷官亲，内中各件都管，与门上金四爷俱孟太爷所委任。至书差，问他不肯说。内衙舞弊何事，亦不得其详。”④据此，林则徐再进一步查访整个县衙的吏治情况：“问衙内师爷、官亲、司内有要钱否？答云官清衙内自清。问书差有要钱否？答云亦无十分乱要。问太爷多不理事，究竟如何？答云大事亦理，至寻常小事则不免延搁耳。”⑤他还到其他的茶馆酒楼反复查询核实，又亲自到社会上察看实际情况，问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诸事，如米价多少？派差如何？收成怎样？灾况严重与否？等等的与官风、民风直接关连的社会问题，最后才得出结论说：“看城厢内外人民尚无菜色，亦无乞匄，市廛亦旺盛，人亦颇近循良，衙门前亦尚清静，未见有枷号之犯。据所见所闻，颇有政简民淳之象。”⑥但对于确实不称职的官吏，林则徐是坚决主张予以撤职或降调的，道光十七年(1837)，时任湖广总督，曾上过一道奏折，提议将不称职的湖北蕲州知州孙承恩等人分别降革勒休：“臣林则徐履任数月，又经逐加访察，彼此会商。查有蕲州知州孙承恩，声名平常，不能约束丁役，应请革职。又麻城县知县王汝霖，前因该县城内盗案，奏请摘顶勒休，现虽已据报获赃盗，尚在饬审另行覆办，而其气质粗浮，殊不足以胜民社，应请降为府经县丞，归部选用。又建始县知县增德，心地欠明，优柔寡断。试用知县彭运衡，听断粗率，不谙吏治。……应请均以教职改补。又，试用同知吴兆枟，两耳重听，虽未得缺，亦难办公，应请勒令休致。”⑦这个建议得到了道光皇帝的首肯，硃批“必当随时如此甄别。另有旨”。即使是满人官员，只要确是不称职的，他也不怕得罪，照例给予如实劾奏，如对湖北施南府知府阿尔璋阿就是如此，他在奏折中说：“该守调任以后，深居简出，听断之日甚稀，即僚属亦少接见，明因距省窎远，转得遂其偷安好逸之情，似此繁要边隅，难任因循贻误。……请旨将施南府知府阿尔璋阿即行开缺，给咨送部引见，侯旨定夺。”⑧像此类事例林则徐还曾多次提出过，看来，他对整治官风的态度是极坚定认真的。
为了整治官风，林则徐又把注意力投向弊窦丛生的科场“试风”。道光十二年(1832)他任江苏巡抚时，正值壬辰科江南乡试，奉命入闱监临，深知科场弊端危害性的严重，便针对当时考官为争先荐卷而不能认真批阅全部试卷、考生舞弊夹带录旧、入场点名混乱等问题，于六月二十五日上了一道奏折《请定乡试同考官校阅章程并预防士子剿袭诸弊摺》，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如对夹带录旧，分析其原因后，给予针对性的解决：“查录旧幸中，例有斥革之条。但闱墨只刻前魁，其通榜中式之文，榜后即己解部，未必人人得见。即间有录旧雷同之卷，而事无左证，孰肯坏其已成之名？是以剿袭幸售，仍无忌惮。惟以场内阅卷之际，对出雷同即记档册，于撤闱后加以惩儆，庶可杜其恶习。且本科钦遵谕旨，将落卷通行校阅，雷同剿袭者更无所逃。”⑨他不仅这样设想，而且立即付诸实施，因此，当时就有人说林则徐：“尝为江南监临，规矩森严。封号后，突语吏曰：某字某号乱号者，呼以来，吏如其言，无不符合，人因不敢乱号，亦神明奉之。不知其盖号戳时，潜袖数戳不印，乱号者必居空号，按籍以求，百无一失，执简驭繁，莫过于是。”⑩可见他是花了精力在踏实认真地纠正科场弊端的。
与科场弊端息息相关的便是“文风”，林则徐对八股文也早觉察到它是脱离实际、无济于事、误人误国的择贤绊脚石，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给友人毕星楼的信中便直言不讳地说：“愚自弱寇以逮通籍，处馆数年，洎服外官，颇得当日之益。吾贤好学勤事，实获我心，所谓学者无处而非集益之资，不拘拘于时文试帖也。向见埋头贴括者，欲叙半点小事亦不能明晰，无怪老辈以为社稷苍生晦气也。因来字谦逊，故纵言及之。”(11)因此，对于改变士林风气他是早存此心的，还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任浙江杭嘉湖道时便于《杭嘉湖三郡观风告示》中当众表明：“本道上体作人之化，适当视事之初，愿效孙阳，相神驹于冀野；窃希雷焕，辨宝锷于丰城。以簿领之余闲，进群伦而授简。由制义以及弦诗对策，仿闱试而略有变通，加经解而迨论史勒铭，备众体而学兼今古。”(12)当然，在林则徐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身份处境，不可能也不允许直言不讳地公开提出取消八股时文，他对八股时文虽持批判态度，但公开表明的却只能是“仿闱试而略有变通”而已，也只能够在这个范围内尽可能推举选拔确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罢了。然而，正是这些思想和主张，为他今后接受和介绍西方文化扫除了思想障碍，也即是为日后的“开民智”平整了道路。
林则徐步入仕途的初期，对直接关连着国计民生的水利工程是极为关心的，他不仅尽可能筹拨修建水利工程的官费，还多次动员地方乡绅捐资赈灾修塘补堰。领受河东河道总督后，兢兢业业，夙兴夜寐，不仅身体力行亲临勘察指挥防汛工程，而且不就事论事地单纯只管技术措施，却是注重于思想风貌的改变，如道光十二年(1832)，在河东河道总督任上亲赴黄河两岸督察河工，发现钜嘉汛主簿徐恂督工不力，即上奏道光皇帝予以儆戒：“钜嘉汛主簿督挑工内有稍偏于东岸之处，虽量明丈尺无差，并非弊窦，但不居中挑挖，侧注一边，则靠西浅处诚恐日久积淤，河身窄，不可不防其渐。现值趱工紧急之际，臣先将该汛主簿徐恂摘去顶戴，责令督夫加挑，展宽丈尺，务使一律均匀，俟工竣时查验如果协宜，答还顶戴，倘不如式，立即咨革示儆。”(13)可见他督理河工首先是监督官员的作风，必须一丝不苟，否则稍有差次即予警告惩处。而他自己也处处以身作则，不仅谨严认真，而且结合实际，革新事务，不是仅用文字上的指令性文件指挥下属，还推行了新的指挥方法：“绘全河形势于壁，孰险孰夷，一览而得。群吏公牍，不能以虚词进，风气为之一变。”(14)林则徐这种凡事都从纠正不良风气开始的作风，也是他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开民智”先驱的品格基础。
晚清时代，已进入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统治者又积极推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加之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狭隘自私观念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克服，“世道浇薄，人心乖离”，社会上愚昧无智、伤天害理等事情时有所闻，因此林则徐对民风的纠弊也是事事处处毫不放松的。在社会上的某些不良分子中，发生了诸如趁荒囤居、聚赌滋事、挟仇放火、强占坟地、谎报窃情、拐卖幼童等等违法乱纪、骚扰治安的种种不法事端，林则徐对这类案件也总是亲自过问，认真断理的，决不因为这是“民事纠纷”而予以忽视耽搁。还在道光四年(1824)他任江苏按察使署理布政使时即出具《谆劝殷富平粜并严禁牙行铺户囤米抬价告示》，严厉指出：“自示之后，各宜即时粜卖，以平市价。如再抬价病民，故意囤积，惟有按例严办，以示惩儆。其殷绅富户存积米石，亦须乘时出粜，不容观望迁延。本司为轸恤贫民，不惮谆谆劝谕。至于垄断图私，狡狯伎俩，不能稍逃洞鉴，勿谓官长之可欺也。”(15)很清楚，林则徐对这些市侩奸商是采取“劝谕”与“严惩”同时并举的方法，即先晓之以理，开导其利令智昏的奸举，如其不然，即绳之以法，用严正的法纪惩治其坑害贫民百姓的罪行。到了道光十年(1830)，他更是把“端正人心风俗”提到了治理地方行政的首要地位，是年六月接任湖北布政使，八月抵达任所后第一件事即贴出《关防告示》，严禁招摇撞骗：“楚省为水陆通衢，商民云集，恐有招摇撞骗情事，除严密查拿外，合亟胪列条款，出示晓谕。……本司深恐耳目未周，失于觉察，凡在所属，务体本司不自欺罔之心，不肯回护之见，随时随事，杜渐防微，庶几弊绝风清，令行政肃。”(16)与此同时，又贴出《定期放告颁发状式告示》，表明：“本司悯愚民之被骗，期尘牍之就清，欲端风俗而正人心，先禁刁唆以全善类。”(17)并且双管齐下，立即采取具体行动，对聚赌滋事之徒严拿查办：“汉口一带，商贾辐辏，人烟稠密，每有匪徒开局窝赌，搭台讹诈，大为地方之害，亟令查拿惩办。以儆匪类，而靖闾阎。”(18)可见他对“端正民心风俗”确是在雷厉风行地实干的。
此外，对于挟仇放火、强占坟地、拐卖幼童、谎报窃情等等愚昧害人、利令智昏的种种社会民刑案件，林则徐都据实查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予以“按律惩处”或从宽发落。他的这种理、法并用，而又注重开导民风的整治举措，便是他日后“制夷学夷”，放眼世界的社会依据和思想动因。
二、防夷·制夷·学夷
正当林则徐准备要全力以赴地改革国内弊政、身体力行开展“兴利除弊”、纠正社会不良风气之际，英国这个老牌资本帝国主义却把它的侵略触角不加掩饰地伸向了中国，通过大量倾销鸦片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卑劣手段，来吸吮中国人民的膏血、掠夺中国大量的财富。林则徐既然立志要改革中国社会弊端，鸦片流毒社会这个最大的祸根，他当然不会掉以轻心，道光十八年(1838)即向皇帝递上一份奏折《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其中既恳切地陈述了鸦片之害已大大败坏了社会风纪，并且又严重地损害了国民生计：“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闤闠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敝之，曰鸦片烟而已矣。”(19)清楚地表明了由于鸦片的泛滥，已经把原来富庶繁华的贸易热闹之区搞得萧条不堪，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他力主严禁吸食鸦片，以便纠正这个最大的社会弊端：“鸦片烟流毒之深，几于口有同嗜。地方官以为滔滔皆是，不免畏难苟安，幸蒙谕旨特颁，敕议重罪，奸徒闻有论死之法，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窜，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臣等查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是以乘机谕戒，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无非仰藉圣主德威，务令力回汗俗。”(20)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他对禁烟用的办法是“乘机谕戒，宽猛兼施”，也就是教育与惩罚并重，所谓“谕戒”，说的就是应该先用“开导”、“启发”吸食鸦片的人自己戒烟，如其不然，再行依法从重严惩。事实上林则徐的教育自觉戒烟的办法确实也是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以目下楚北情形而论，除官制断瘾药丸外，凡省城汉镇药店所配戒烟之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可见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涣弛。”(21)由此，林则徐便觉察到在鸦片泛滥这样严重的社会不良风气中，启发人民的自觉性，提高他们的认识，已经初步收到了“纠风俗、正人心”的社会效果，从而更加坚定了他改正社会风气的信心。
应该说，林则徐把眼光投向世界，主观意识到必须开拓自己新的知识领域，也是从禁烟运动开始的，他的注意西方，其原始动机是出于断绝鸦片来源的实际需要：“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必以洋钱易纹银，而直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臣等随时认真访查，力拿严惩。诚恐流毒既深，此拿彼窜，或于大海外洋即已勾串各处奸商，分路潜销，以致未能净尽，又密饬沿海关津营县，于洋船未经进口之前，严加巡逻，务绝其源。”(22)看来，为了严格访查鸦片的走私，迫使他必须查清外洋进口鸦片的来龙去脉，故而进一步要了解外国人走私鸦片的真实情况，所以在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初九的《日记》中已可看到这样的记载：“乙亥。晴。早晨两院、两司俱来议事，即在寓中早饭。午后出城答拜碣石黄镇军（贵）及蔡春帆（锦泉）、张南山（维屏）。遂往制军处，与抚军、司、道会议洋务，留晚饭，二鼓回。”(23)这则日记之所以值得引起重视，是因为它鲜明地提出了“会议洋务”这件事。看起来，“洋务”虽只有简单的二个字，然而它却包涵着深远的意义。首先，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了“洋务”这个特定意义上的专门名词，说明了在中国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外国事务”了。再是，这个时候，在中国有志社会改革的先驱中，已经有人脚踏实地地在进行研究，并付诸行动地经管“外国事务”了，无疑这是为近代中国人了解外国，进而学习外国跨出了第一步，开了风气之先，为后来西方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的流入中国，起了开辟草莱的作用。这样看来，从纠鸦片流毒之弊为开端，到“会议洋务”，便是林则徐从改革中国弊端到放眼世界、学习西方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
林则徐的倡导了解西方，也是从严禁鸦片进口的实际需要为发端的，道光十九年(1839)他受命钦差大臣到广东查办禁烟事宜，抵达广东后，在严密部署武力备战的同时，又密切关注着“夷情”，第一件办的事就是筹组合适的人员编辑《澳门月报》。他先把搜集到的外国情况组织人员翻译成中文《澳门新闻纸》，然后根据这些材料再整理加工编辑成较为完整的《澳门月报》，计有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在他的翻译班子中，有姓名可考的，即有亚孟、袁德辉、亚林（又译林阿适）、梁进德等人，此外又吸收了一些外国商人、传教士、教师、医生等临时审定译稿、翻译和介绍资料。所有应翻译的这些资料中，某些“西书”甚至是直接向外国人购买的。还陆续主持编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刊，它们“大抵摘西洋杂志、日报中有关中国之议论而成。以觇其对事情之看法。”(24)林则徐这些介绍外国情况的举措，很受到当时某些中外人士的注重，如魏源就说：“林则徐自去岁至向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蜑户。”(25)他就是根据林则徐的嘱托，才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辑成著名的《海国图志》的。当时澳门的一些外国报刊上也报导：“当他（林则徐）在穿鼻港时，他指挥他的幕僚、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的情报，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的详情，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后果，如何赔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都一一记录。”(26)林则徐的这些做法，其针对性也是很强的，那便是：“中国官府全不知道外国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务，故中国官府之才智诚为可疑。中国至今仍旧不知西边，……在广东省城，有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27)虽然，林则徐主观上并没有有意识地要开展“开民智”教育，但对启发“官智”却是目的鲜明的，这在他的奏折和对友人的谈话及通信中曾数次提到过中国上层社会中对“夷情”漆黑一团。因此他所做的一系列了解“夷情”的工作，其目的之一，也就是企盼能够在中国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中首先扫除“洋盲”，如果这些人中的“洋盲”问题解决了，那么，对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了解西方无疑会产生重大作用的。
即使在禁烟运动的初期，林则徐也是主张在严禁鸦片的同时，准许西方各国进行正当的通商贸易，这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他发布的《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中说得很清楚：“谕到，该夷等速即遵照将夷船鸦片尽数缴官。……本大臣即当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禀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愆，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28)他不仅理直气壮地这样说了，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在严厉禁止鸦片走私的同时，又积极鼓励“夷商”进行正当贸易。可见由官方正式提出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商贸易直接联系起来，是由林则徐开其端的。清初西方使者曾要求与中国进行正当贸易，而乾隆帝的答复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两相比照，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对待与西方接触的问题上，林则徐比他的前人已经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对沟通中西两方的交流林则徐起到了披荆辟路的作用。
鸦片战争虽然以清廷失败而告终，可是对林则徐来说，却因此而取得了一个极为有益的经验教训，那便是下决心向敌人学习，在鸦片战争中他发现了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重要，清醒地意识到它们对振兴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功效。这与他朝思暮想改革社会弊端的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大胆的摒弃了传统的对西方发达的科技视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的落后陈旧思想，下决心改变观念，“师夷长技”，以挽救国家危亡。道光二十二年(1842)当他行将步入晚年之际，在遣戍新疆伊犁途中，写了一封信给其友人姚春木和王冬寿，这封信可以说是他总结领导鸦片战争的肺腑之言，信中提到：“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展转移时，再如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编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可奈何！”(29)既形象又生动地论述了“船坚炮利”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再加以重视，那么智勇如岳飞、韩世忠也会束手无策的。所以他亲自动手寻觅与“外洋相同”的制炮书刊图式，以便增强武器装备，还数次上书道光皇帝，直截了当地呼吁：“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30)应该说，即以科学技术而言，中国在明代已有不少杰出的成就，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全国各地农工生产技术的详细实录；徐光启的《崇祯历书》、《农政全书》在天文、农业生产上有独到的见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在医药、地理方面的成就更是众所周知。然而到了清初由于政治原因，加固了“闭关自守”的束缚，从而使这些科技成果没有能够和外界的先进科技接轨，发挥取长补短、不断更新的社会效应。林则徐由于主客观的历史条件限制，他没有、也不可能直接提出“开民智”这样的口号，然而他积极提倡“开眼看世界”，把注意力投向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目的虽是为了“以夷制夷”，抗击外国侵略者，但是客观上却让中国人在密封的暗室里打开了一个观看世界的窗口，提供了近代中国人接触西方的先进知识、扩大了了解西方世界的有效机会，这便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导致观念的转变，也就是把中国人原来以儒家经典为基轴的知识架构延伸了出去，去触摸并接受另外一个世界的新知识系统，这一点在其后发动戊戍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便已经承认：“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31)可见林则徐从主张改革国内弊政，进而力主严禁鸦片，再进而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这就以实际行动为中国近代的“开民智”起到了筚路蓝缕的先导作用。
注释：
①刘蓉：《养晦堂文集》卷三，《致某官书》。
②林则徐：《答陈恭甫前辈》，见《云在山房诗钞》卷二。
③《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217页。
④《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221页。
⑤《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221页。
⑥《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222页。
⑦《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483页。
⑧《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483页。
⑨《林则徐集·奏稿（上）》，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50页。
⑩程畹：《潜阉漫笔》卷一，见《林文忠轶事》，申报馆丛书本。
(11)刘九庵编：《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69页。
(12)《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第2页。
(13)《林则徐集·奏稿（上）》，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19页。
(14)缪荃孙辑：《续碑传集》卷24。
(15)《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7页。
(16)《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17-18页。
(17)《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19页。
(18)《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19页。
(19)《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599-600页。
(20)《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597-598页。
(21)《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598页。
(22)《林则徐集·奏稿（上）》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135页。
(23)《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334页。
(24)《小方壶舆地丛钞再补编》，上海书局1931年出版。
(25)魏源：《圣武记》卷十附《道光夷艘征抚记补刊》。
(26)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五），第36页。
(27)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二），第411-412页。
(28)《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59页。
(29)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见《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第一卷。
(30)《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885页。
(31)梁启超：《戊戍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出版，第77页。
标签：林则徐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阿芙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官风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清朝论文; 道光皇帝论文; 日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