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儒林”与“浙东学术”——阮元《儒林传稿》叙学成就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林论文,浙东论文,国史论文,成就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6-0090-14
公元1810年至1812年(清嘉庆十五年至十七年)，阮元自愿出任国史馆总辑，负责总辑国史儒林传。到嘉庆十七年他被任命为漕运总督时，《儒林传稿》已经纂成并进呈国史馆。这部《儒林传稿》记载了从顺治到嘉庆初年的学者一百余人，是后来清代《国史儒林传》的祖本。它的叙学有多方成就，是清代学术史论述的典型之一，但是对于此点，学界尚未有充分的关注。本文讨论《儒林传稿》所记载的浙江经学人物，以呈现其叙学的价值之一般。
浙江是清代学术发达省份之一，有众多经学家与诸多重要成果，向为学界所公认。阮元《儒林传稿》对浙江经学的记载是该书叙学的重点之一。阮氏在浙江任官多年，对当地学人与学术有深切的了解，因而在记载浙江经学方面颇有成绩。而《儒林传稿》除了记载了多位浙江学人之外，还在整体上肯定“浙东学术”的价值，此点对研究清代学术史和近代学术有相当参考价值，而学界尚未论及。
今日的清代学术史中，“浙东史学派”是一个重要学派，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其观念和谱系由章学诚提出，其主要观点后来经章炳麟、梁启超、何炳松、陈训慈、吴孝琳等的发挥，成为家法传授有绪的浙东史学派，在清代学术史叙述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近年来对于清代是否存在浙东学派的问题，学界有不同的意见。金毓黻、倪文孙、钱穆、何佑森、余英时、何冠彪等学者相继对“浙东学派”的存在有所质疑，其中，余文与何文影响尤大①。相应的大多数研究者不赞成质疑方的意见，坚持认为存在“浙东学派”②。这些讨论深化了学界对于清代学术史的认识和研究。各家讨论重点多置于章学诚构建的谱系是否真实，即浙东学派是否存在一个实体性的派别，兹事体大，本文暂不讨论。本文认为，不论是否存在“浙东学派”，此名义并不虚妄，在清代的学术史中屡见提及。“浙东学术”进入学术史的过程就是一个重要课题，对研究前述问题也有意义，而有关讨论不多。“浙东学术”早就在清代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章氏学说的影响也甚大。但是目前学界普遍采信的是胡适等人的意见。胡适称章学诚及其浙东史学派被埋没了一百二十年，到民国初年才大行于世③。胡适等人对于推动章学诚以及浙东学派的研究确实有重大贡献，但是就“浙东学术”在清代的实际遭遇而言，胡氏的判断是不正确的。就本文所论，阮元《儒林传稿》早就记载了“浙东学术”的名义，并将浙东学术诸人作为一个明确的谱系，从而确立了浙东学派在官方学术论述中的地位。
一、《儒林传稿》中的黄宗羲一系学者
在《儒林传稿》对浙江经学者的记述中，浙东学者，特别是黄宗羲一系受到格外的重视，值得关注。
从总体上说，《儒林传稿》中浙江经学人物有重要的地位，全书记载了48位浙江学者，其中有经学正传6人，在全部44个正传人物中占了近14％(算附传人物则有17人)，正反映了浙江学术的某种状况。《儒林传稿》记载的人物中，浙江经学人物的数量及其占全书总记载人物的比例仅次于江苏，浙江籍学者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在浙籍经学人物中，黄宗羲一系浙东学术人物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6个正传人物中，浙东学者黄宗羲、万斯大、全祖望都是正传，占据浙江经学正传人物的一半江山，实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将毛奇龄、邵廷采都算为浙东学派中人，浙东学术人物所占比例更高。
《儒林传稿》对黄宗羲一系学术人物的记载有相当的成绩。
第一，阮元明确肯定了黄宗羲的学术地位。他为黄宗羲立传，而且记载黄宗羲和河北的孙奇逢、关中的李颙是清初鼎足而三的大儒④，具有极高的声望。为此，阮元还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因为黄宗羲在明末有较多事迹，且有反清举动，并不仕清朝，将这样的人选入“国史儒林传”是有违反正统的嫌疑的，所以阮元在《儒林传稿凡例》中为黄宗羲立传一事特加说明⑤。因此，黄宗羲的传记在(除了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提到首位的顾栋高)孙奇逢、李颙之后列第三位，这不是随意的安排，而是对其学术地位的高度肯定。尽管日后我们对清初三大儒的认识有所不同，但是对黄宗羲的肯定一直没有改变。
《儒林传稿》不仅肯定了黄宗羲在清初学界的领袖地位，而且也是作为浙东学术的代表。阮元明确黄宗羲一系学者有阳明学传承。黄宗羲师从刘宗周，而且也继承了刘氏的事业，记载和发挥了师说。黄百家在《先遗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中曾详细记载其父的学术渊源⑥，后来多位为黄宗羲立传的学者都认可这一点，成为学界共识。《儒林传稿·黄宗羲传》：“宗羲之学出于蕺山《鲒埼亭集》”，“闻诚意慎独之学《通志》”。这一记载无疑是确切的。可是阮元将这段说明黄宗羲学术宗旨的话，置于黄氏经学成就之后，这既做到了客观的记述，又淡化了黄宗羲的阳明学色彩。这与黄宗羲子黄百家所作《行略》相较，对比尤为鲜明。黄百家着重介绍了黄宗羲的创见“表显师门之学，发前人之未发者，大端有四”⑦。在全文最后才介绍其经学、史学成就，显然更加符合明代学术的特点。阮元对黄氏学术成绩叙述次序的改变已经反映了乾嘉学术关注重点的转移。但是浙江是阳明学的主要传承地区，阳明学传人很多，黄宗羲编撰的《明儒学案》中对此记载甚多。到了清代，浙江阳明学继续传播，刘宗周是重要的一支。阮元的《儒林传稿》也客观反映了浙江阳明学传承的事实，记载了众多刘宗周的弟子，且将他们分为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陆世仪、沈昀、张履祥、刘汋、沈国模、韩孔当、邵曾可、邵子贞等，他们的事迹见于《陆世仪传》中；另外一个系统是黄宗羲一系，如万斯大、全祖望、邵廷采等，分别有《黄宗羲传》、《万斯大传》、《全祖望传》、《邵廷采传》四个正传。
《儒林传稿》记载黄宗羲的学术传人，也是对其学术地位的一种表彰。阮元也明确记载了万斯大、万斯同和全祖望是黄宗羲的学术传人。黄宗羲的学术传人较多，除了其子黄百家之外，万斯大、万斯同兄弟是其中较重要的弟子。《儒林传稿》着重记载了万氏兄弟。《万斯大传》载：“(万)泰，明崇祯丙子举人，与陆符齐名，诗兼史事，宁波文学风气，泰实开之。入国朝，以经史分授诸子，使从黄宗羲游，各名一家《浙江通志·鄞县志》《南雷文约》《潜研堂文集》。”⑧这则记载是确切的。万斯大后曾作《梨洲先生世谱》，即自称门人⑨。黄宗羲这一系被记载的也约有十人，而正传数量更多，且显然被当作经学人物，《儒林传稿》中经学者的地位高于理学者，这里显示了阮元明显的尊崇之意。《儒林传稿》也确认万斯同为黄宗羲的传人。“斯同……从黄宗羲得闻蕺山刘氏之学，以慎独为主，以圣贤为必可及……”“《明史稿》出于万斯同，斯同之学出于宗羲也许宗彦说，见《续经籍志》。”⑩
阮元还以全祖望为黄宗羲事业的继承者。阮元在浙江学政任上即对全氏学术有较多的了解，其《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序》说：“予视学至鄞，求二万、全氏遗书及其后人”，“万、全之学出于梨洲而变之，则如百尺楼台，实从地起，其功非积年工力不成。噫，此本朝四明学术所以校昔人为不惮迂远也。”(11)《儒林传稿·全祖望传》的记载没有明确讲到全祖望的学术出于黄宗羲，但暗示全祖望是黄宗羲事业的继承者：“全祖望……鄞县人……南归后，修南雷黄氏《宋儒学案》，校《水经注》，续选甬上耆旧诗，撰《丙辰公车小录》。”而且，阮元对黄宗羲的记载主要依据的就是全祖望的《鲒埼亭集》。这也是符合实际的，全祖望整理黄宗羲的遗著，介绍黄宗羲的生平，并且其晚年续成《宋元学案》一百卷，确实是继承了黄宗羲的事业。
《儒林传稿》将黄宗羲的弟子邵廷采列为正传(但是作为理学人物看待)：“康熙间廷采为诸生。与徐景范皆从孔当受业，又尝从黄宗羲问学。廷采初读《传习录》，无所得。既读刘宗周《人谱》，曰，吾知王氏学所始事矣。河间李塨贻廷采书，论明儒异同。廷采答曰：致良知者，主诚意。阳明而后，愿学蕺山。大学士熊赐履等以辟王学为己任。廷采曰：是不足辨，顾在力行耳。廷采私念师友渊源及身而斩，乃思托著述以自见朱筠《笥河文集》。以为阳明扶世翼教，作《王子传》。蕺山功主慎独，忠清节义，作《刘子传》。王学盛行，务使合于矩準，作《王门弟子传》。金铉、祁彪佳、张兆鳌、黄宗羲等奉教守师说，作《刘门弟子传》。又作《宋明移民所知传》、《姚江书院传》、倪文正、施忠愍诸传数十篇。”(12)
黄宗羲的其他弟子也有被收入儒林传者。如江苏山阳杨开沅，对其事迹的主要介绍就是他曾问学黄宗羲。“开沅字用九，康熙四十二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学于黄宗羲，尤明于河漕之利害刘信嘉、周龙官《状》、《传》。”(13)
总之阮元在《儒林传稿》中明确记载了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的传承体系。
第二，阮元重视黄宗羲一系学者的经学成就。阮元辑纂《儒林传稿》，对治经的人特别尊崇，列为正传的人尤其经过精心挑选。黄宗羲这一系都被肯定为经学人物。阮元在黄氏的传记中先记载其经学观点：“宗羲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毕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这意在将黄宗羲描写为反对明人讲学的领军人物。阮元接着介绍黄宗羲的经学成就。重点介绍其《易学象数论》，借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有关提要，指出其“乃以郑康成太乙行九宫法，证太乙，以《吴越春秋》占法，《国语》伶州鸠之对证六壬，以订数学。其持论皆有依据”。注重经学成就，是《儒林传稿》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阮元所取并非无心，意在说明黄宗羲是清初批驳宋人易学的干将。接下来阮元又介绍黄宗羲的经学成就《孟子师说》二卷，“以其师刘宗周于《论语》、《大学》、《中庸》，皆有成书，独阙孟子，乃述其所闻，阐发良知之旨，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亦不尽主姚江之说”。这是兼采全祖望《鲒埼亭集》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孟子师说》提要的记载。阮元对黄宗羲的天文学也作了介绍。《儒林传稿》重视天算学，将其纳入经学研究之中是一个特点(笔者将另文将详述此点)。阮元介绍了黄宗羲《大统法辨》、《时宪书法解》、《新推交食法》等，特别说“其后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这取自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14)，是对黄宗羲的高度肯定。阮元曾主编《畴人传》，记载了中国古代天算学方面取得成绩的学者，其中对于清代学者的成绩有专门的介绍。这为《儒林传稿》的编辑提供了参照，在《儒林传稿》的黄宗羲等人传记中再次介绍他们在天算学方面的贡献，就是在治经成绩之外的另一层肯定。
《万斯大传》主要记载传主的经学成绩，称“(万)斯大治经学，尤精《春秋》、三《礼》。于《春秋》则有专传论世属辞比事原情定罪诸议，于三《礼》则有论郊社、论禘、论祖宗、论明堂、泰坛，论丧服诸议《浙江通志》。”“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时，周诗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极精确。《宗法》十余篇亦颇见推衍《四库》《三礼质疑提要》。”“答应
谦书，辨治朝无堂，尤为精核《仪礼商提要》。”这些评价，都截取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现成文字，却简明扼要描绘出传主的主要成绩。本传中还强调其与宋学不同的一面，“其学根柢三《礼》，以释三《传》，较宋元以后空谈书法者殊”(15)，而且也客观指出其学术的不足：“然其说经以新见长，亦以凿见短《学春秋随笔提要》”，“置其非，存其是，未始非一家之学《学礼质疑提要》。”这既寄托了阮元本人的喜好(好经学，反宋学)，又表达了某种客观态度。
《全祖望传》记载全氏的经学成就主要在《经史问答》。“祖望答弟子董秉纯、张炳、蒋学镛、卢镐等所问经史，录为《经史问答》十卷，足启后学见本书。”(16)此处记载虽然平淡，但实含阮元本人对全氏的推崇之意。阮元在浙江任官时，曾为全氏《经史问答》作序，盛赞“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对《经史问答》则认为“实足以继古贤，启后学，与顾亭林《日知录》相埒”(17)。《儒林传稿》中对全祖望《经史问答》的介绍，就是这段话的缩写。《儒林传稿凡例》中称，“凡各传语皆采之载籍”，“不敢杜撰一字”，“私家状述，涉于私誉者，谨遵馆例，一字不录”(18)。这就是说，为了保证客观，必须用别人现成的记载，绝对不能凭自己杜撰。可是对《经史问答》，前人并无现成评价，表彰之意实来自阮元本人。阮元又不能明着采用自己的话，否则就是自违其例；可是不表达自己的观点，又不能表彰全氏的经学成绩。阮元的办法是在自己所作序中截取数句话，含糊其辞地注称见于全氏本书，在表面上不违成例，又保留了自己对全氏的推崇。
第三，阮元介绍了黄宗羲及其后学的史学成就。黄宗羲一系的浙东学者的史学成就特别受到后世称道。《儒林传稿》对此也相当重视，给予了很多记载。黄宗羲自不用说，他的史学成就众多，也最为后世景仰。黄氏史学成就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两方面：一是学术史的编撰，其《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开创了中国学案体史书的类型，对于后世的学术史研究有重大的影响。二是对修明史的贡献。黄宗羲不肯在清朝任职，但是对修《明史》非常关心，也作出了一些贡献。《儒林传稿·黄宗羲传》也客观记述了传主在这两方面的成绩。在整理学术史方面记载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叙述明代讲学诸儒流派分合，得失颇详。”“晚年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合之《明儒学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门户。”(19)在第二个方面，则记载：“宗羲虽病，而(《明史》)史局大案必资之。”“史学则欲缉宋史而未就，仅存《丛目补遗》三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其明史有三《例》，一国史，取详年月，二野史，取当是非，三家史，备官爵世系。”(20)《儒林传稿》对黄宗羲史学成绩的介绍基本来自全祖望的《鲒埼亭集》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21)，但是史学的位置次于经学，先经后史是《儒林传稿》必须遵守的规矩，也反映了阮元本人的学术标准。
黄宗羲的传人中，《儒林传稿》着重记载万斯同的史学成就。本传除了介绍其学有渊源，是黄宗羲传人之外，一方面介绍其扎实的史学功底。“专意古学，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潜研堂文集》”，“尝作明开国以后至唐、桂功臣将相、内外诸大臣年表，以备采择李邺嗣《历代史表序》。”(22)另一方面则重点介绍了他对于修明史的贡献。指出：“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鸿绪稿为本而增损之，鸿绪稿实出斯同之手《潜研堂文集》。”(23)现万斯同所撰《明史稿》犹存世，阮元的记载与史实相符，是对万斯同的贡献的客观介绍。对于邵廷采，《儒林传稿》虽则作为理学人物处理，但也明确肯定了他在记载浙江阳明学传承情况方面的贡献，兹不赘论。
在《全祖望传》中，阮元主要记载传主的史学工作，特别是全氏续修《宋元学案》和校《水经注》等史学工作(24)。这是全祖望的主要史学工作。阮元曾见过全祖望的《七校水经注》稿，《浙江图考》中已经引用(25)。但是全氏补撰的《宋元学案》刊行在道光年间，在阮氏辑纂《儒林传稿》时尚未刊刻出版，阮元有可能仅仅从董秉纯等人撰写的《谢山先生年谱》等处得知该书，而有可能未曾寓目，所以对《宋元学案》仅仅提及而未加详细介绍。不过阮氏在浙江任职较久，曾广求浙江学者著作，包括全氏遗书，并曾见过《鲒埼亭集》(《儒林传稿》即多处引用该书)，他还为全氏《经史问答》作序，可见阮氏对全祖望的著作有较多的了解，而全氏补本《宋元学案》也曾有多个抄本，不能完全排除阮氏见到该书的可能性。总之，阮元对全祖望的史学成就较为了解，对其史学成绩多予肯定。
阮元在《儒林传稿》记载了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和邵廷采的学术传承系统，并记述了他们在经史研究方面的成就。
二、《儒林传稿》中的黄宗羲一系学者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说的关系
前述《儒林传稿》所记载的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一系学人有重要价值，它和章学诚的“浙东学术”有诸多联系。
一般认为章学诚构建了清代浙东学术谱系(26)，后来这个名义进入学术史叙述，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为其《文史通义》内篇的重要篇章，文中对浙东学术进行了界定，提出了浙东学人谱系：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孔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
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黎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
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27)
近代以来章学诚的思想越来越受重视，其文史之学得到高度评价，浙东学派也被视为清代的一个重要学派，有关研究成果众多。章学诚的说法所产生的影响是客观的，但是浙东学派的名义实不自章学诚始，在清初修明史时就已经产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而是具有明确内涵的词语，原指明代阳明学的传承体系。此事缘于康熙设立明史局之时，徐元文领衔提出《修史条议》六十一条，意图为明史的修撰订立一套全面体统的纲领。其中有关明史儒林的修撰原则中有理学数条：
明朝讲学者最多，成、弘以后，指归各别。今宜如《宋史》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学传》，如薛敬轩瑄、曹月川端、吴康斋与弼、陈剩夫真晟、胡敬斋居仁、周小泉蕙、章枫山懋、吕泾野柟、罗整庵钦顺、魏庄渠校、顾泾阳宪成、高景逸攀龙、冯少墟从吾凡十余人，外如陈克庵选、张东白元桢、罗一峰伦、周翠渠瑛、张甬川邦奇、杨止庵时乔，其学亦宗程朱，而论说不传，且别有建竖，亦不必入。
白沙、阳明、甘泉，宗旨不同，其后王、湛弟子又各立门户，要皆未合于程朱者也。宜如《宋史》象山、慈湖例入《儒林传》。白沙门人湛甘泉若水、贺医闾钦、陈孝廉茂烈，其表表者。庄定山昶为白沙友人，学亦相似邹汝愚智以谪臣后从学，宜与谏诤诸臣舍传。王门弟子江右为盛，如邹东廓守益，欧阳南野德，安福四刘文敏、邦采、晓、秉鉴，二魏良器、良政，在他省则二孟化鲤、秋，皆卓越一时聂双江虽宦迹平平，而学多自得。罗念庵洪先本非阳明弟子，其学术颇似白沙，与王甚别。许敬庵孚远，虽渊源王、湛，而体验切实，再传至刘念台，益归平正，殆与高顾符合矣。阳明、念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传，其余总归《儒林》。
阳明生于浙东，而浙东学派最多流弊。王龙溪畿辈皆信心自得，不加防检，至泰州王心斋艮，隐怪尤甚，并不必立传，附见于江西诸儒之后可也诸子中钱绪山稍切近。
凡载理学传中者，岂必皆胜儒林，《宋史》程朱门人亦多有不如象山者，特学术源流宜归一是。学程朱者为切实平正，不至流弊耳。阳明之说，善学则为江西诸儒，不善学则为龙溪、心斋之徒，一再传而后，若罗近溪、周海门之狂禅，颜山农、何心隐之邪僻，固由弟子濅失师传，然使程朱门人，必不至此。
国初名儒，皆元遗民如二赵汸、谦，梁寅，汪克宽，范祖榦，叶仪，胡翰，苏伯衡诸公，操履笃实，兼有文艺，其为理学、为儒林、为文苑多合而为一，今当为儒林之冠，而后代经学名家悉附于后。(28)
关于明史则例的论述，学界多有讨论。此处所引涉及明代儒学源流，实是《明史·儒林传》的修撰原则，要求以程朱理学为正宗，仿《宋史》之例将程朱学者单立为《道学传》，虽然对王阳明有所肯定，意图单独立为名卿传，《儒林传》只收其他儒者，而且特别指出“浙东学派，最多流弊”，要求《儒林传》不必为学术不醇的浙江阳明后学立传。
徐元文、徐乾学兄弟(按，该文见于其弟徐乾学《憺园文集》卷14，应是其所著，而由徐元文挂名)是顾炎武外甥，学宗程朱，要求以程朱为宗也是自然。他们看清廷表彰程朱，也有迎合朝廷正宗之意。但此事非同小可，涉及整个明代学术的正统和写法，涉及对阳明学的评价问题，所以它立刻引起当时学人的关注，并引来浙江诸多学者的批评。黄宗羲起而辩驳，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对此四条原则进行了批驳，其主旨就是为阳明学争得正统。他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就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29)黄宗羲认为王阳明是明代学术正宗，而到其师刘宗周则流弊全无。他并反对专立道学传，要求合立为儒林传。黄宗羲的观点由其子黄百家继承，他在其父的行状中说：“然东浙之学，自新建启途，一传而为龙溪；再传而为海门，石篑，湛然、澄密禅入之；三传而为石梁，辅之以姚江之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密云悟之禅又入之。蕺山主慎独，慎则敬，敬则诚，消息动静，步步实历。”(30)显然，这场由《明史·儒林传》的修撰引发的关于浙东学术的争论，集中在阳明后学上，“浙东学派”或者“东浙之学”就是阳明学的代称。而黄宗羲既然以刘宗周为醇儒，那么他本人作为刘宗周的弟子，就居于学术正宗之位，这也是不得不力争的缘由之一。此事的意义，本人将另文研究。就与本文直接有关者而论，徐元文《明史条议》有关《明史·儒林传》标准的动议和黄宗羲的辩驳有共同点，双方在“浙东学术”名义、内涵上相近，而评价则大相径庭，这应是清代有关“浙东学术”的议论的启始。
黄宗羲之后，关于清代浙东学人的记载众多，逐渐形成了浙东学术的叙述。其中最主要的论述者也是浙东学者，特别是黄宗羲的后学。他们继承了徐元文、黄宗羲的观点，以浙东学术为阳明后学的代称，但是他们对于浙东学术的记载在黄宗羲的基础上也有变化和发展。如全祖望对黄宗羲的学术传承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黄氏学术在经史两门(31)，记录了较多的线索，如记录万斯同与黄宗羲的师承关系(32)，有时认郑性为黄宗羲的传人(33)。他也记载了黄宗羲的传人万斯同等人的生平事迹(34)。全祖望也分析考证了浙东、浙西地域的观念。他撰有《浙东分地录》(35)，其中涉及浙东的范围的定义，可见含义较泛。全祖望浙东、东浙并用(36)，也用“浙东西”来描述黄宗羲的学术的影响，如在《春秋辑注序》中说：“往者，姚江黄徵君以经学大师，倡导浙东西之间……”(37)其自称地望则“甬东”(38)、“甬上”(39)。从这些情况来看，似乎全祖望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浙东学派名义之意。
章学诚的《浙东学术》篇再度使用浙东学术这个名词，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是重申和构建了清代浙东学术的统系，一方面继续将黄宗羲作为浙东学术的代表，另一方面将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人固定为浙东学术的谱系。
“浙东学术”名义早就产生，而阮元应当早就知情。其一，“浙东学术”的名义是修明史过程中产生较大争议的问题。阮元修国史《儒林传稿》，就参考了《明史·儒林传》的成法，并且对明史修订过程中的争议有较多的了解。他在《拟国史儒林传凡例》中就提到明史修订过程中的有关是否立《道学传》的争论。而黄宗羲就曾主张明史不立《道学传》，阮元非常推崇黄宗羲，在《儒林传稿》中经学、理学人物合传，不单立《道学传》，很可能参考和遵照了黄宗羲的意见。因此，他一定知道有关“浙东学术”的争论。其二，阮元本人对浙江学术有深入的了解。阮元在浙江先后历官一届学政和两任巡抚，巡视浙省各地，对当地学术有直接的了解，并挑选提拔了众多浙籍学者。多处情况表明，他完全了解浙东学术，特别是黄宗羲一系的学术。他曾到鄞县访求万氏遗书，对全祖望的著作，也有较多的了解，在《浙江图经》中，阮元曾经引述全祖望七校《水经注》的成果，对全氏说法表示赞同。在浙江期间，阮元曾主持编撰《畴人传》，对历代学者的天算学成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中就有不少浙江学者，黄宗羲就在该书卷36中。尽管李锐担任了《畴人传》的主要编辑工作，但阮元也不仅是挂名，他曾和李锐一起讨论，对该书的编辑至少有指导之功。其三，阮元对章学诚的思想也有所了解，甚至对其浙东学术说也有较深的认识，并采纳了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说。阮元认识章学诚较早，并至少在1795年末任浙江学政时候就从章学诚那里知晓了“浙东史学”的说法(40)。后来又曾经看到《文史通义》，并且在《儒林传稿》中引述了该书。
在《儒林传稿·邵晋涵传》的记载中，阮元更采信了章学诚的浙东史学说。《邵晋涵传》如下：
邵晋涵，字与桐，又字二云，余姚人，廷采族孙《潜研堂集》《南江文钞》。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归班候选，会四库馆开，特诏徵晋涵及历城周永年、休宁戴震等入馆编纂。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五十六年大考，擢左中允、侍讲、侍读、左庶子、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预修三《通》《国史万寿盛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经春秋三《传》《词林典故》、章学诚《文史通义》、《潜研堂集》。晋涵左目眚，清瀛，善读书《潜研堂集》，博闻强识《文史通义》，硕学知名，《四部》、《七录》，靡不研究，且生长浙东，习闻蕺山、南雷诸绪论《潜研堂集》，故尤长于史。尝曰：宋人门户之习，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进退出处之间，不能无箪食万钟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文史通义》？又尝谓宋史自南渡以后尤荒谬《文史通义》，宁宗以后褒贬失实《潜研堂集》，不如东都有王偁《事略》也，故先辑《南都事略》，欲使条贯粗具《文史通义》，然后词简事增《潜研堂集》，赵宋一代之志惜……其学无所不通，然亦以是累志，程多年促，猝不易裁，《南都》未卒业，《宋志》亦草创未定稿，其绪余稍见于审正续《通鉴》中《文史通义》。晋涵在书馆时，见《永乐大典》采薛居正《旧五代史》，乃荟萃编次《文史通义》，得十之八九，复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以补其缺，并参考《通鉴长编》、诸史、及宋人说部、碑碣，辨证条系，悉符原书卷数，书成，呈御览。馆臣请仿刘《旧唐书》之例列于廿三史，刊布学官，诏从之，并圣制七言八韵诗题之其首，由是薛史复传人间《圣制诗注》及《四库全书提要》。晋涵又著《尔雅正义》，以郭注为宗，兼采舍人、樊、刘、孙、李诸家，承学之士多舍邢昺从之。又著《孟子述义》《谷梁正义》《韩诗内传考》《皇朝大臣谥迹录》《方舆金石编目》《輏轩日记》《南江诗文稿》。素与会稽章学诚，以所蕴蓄者相知《文史通义》，晋涵性狷介《潜研堂集》，毅然不屈于要人，龃龉不恤也《文史通义》。嘉庆元年卒，年五十有四《潜研堂集》、《文史通义》。(41)
传文中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的引用频率很高，多达十余处，邵晋涵学术叙述的主要部分大多采用了《文史通义》。这个引用情形意义重大，《邵晋涵传》牵涉到传主学术定位问题，邵氏去世后有数人为其作传，分别是钱大昕、洪亮吉、章学诚。《儒林传稿·邵晋涵传》没有采用洪亮吉《邵学士家传》(42)的记载，而采用了钱大昕和章学诚的记载，又以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邵与桐别传》(43)为主。洪亮吉的《邵学士家传》和章学诚的《邵与桐别传》两篇的学术立场相去甚远。洪亮吉将邵晋涵描写为汉学人物，他判定邵晋涵必入国史儒林，希望自己的传能供采择。《邵与桐别传》则别富意蕴，不仅是章学诚绝笔之作，更有深意。为邵晋涵作传是章学诚晚年念念不忘的大事之一，与浙东学术说的提出有相当的关系。
晚年的章学诚为生计而奔波，遭受到汉学家多方压力。而邵晋涵的去世让他感到痛惜的同时，也让他起总结浙东学术之意。1796年，邵晋涵去世不久，章氏致信胡虔这样表示：“昨闻邵二云学士逝世，哀悼累日，非尽为友谊也。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自斯人不禄，而浙东文献尽矣。盖其人天性本敏，家藏宋、元遗书最多，而世有通人口耳相传，多非挟册之士所闻见者。鄙尝劝其授高学弟子，彼云未得其人；劝其著书，又云未暇。而今长已矣，哀哉！前在楚中，与鄙有同修《宋史》之约，又有私辑府志之订。今皆成虚愿矣！曾忆都门初相见时，询其伯祖邵廷采撰著，多未刻者，皆有其稿，其已刻之《思复堂文集》，中多讹滥非真，欲校订重刊，至今未果。此乃合班、马、韩、欧、程、朱、陆、王为一家言，而胸中别具造化者也。而其名不为越士所知。又有黄梨洲者，人虽知之，遗书尚多未刻，曾于其裔孙前嘉善训导黄璋家，见所辑《元儒学案》数十巨册，搜罗元代掌故，未有如是之富者也。又有堇人全谢山，通籍清华学士，亦闻其名矣，其文集专搜遗文逸献，为功于史学甚大，文笔虽逊于邵，而博大过之，以其清朴不务涂泽，故都人士不甚称道，此皆急宜表章之书。学使所未闻者，曷乘间为略言之。鄙与学使素称知契，然本部宪使不欲屡通书问故也，如何？如何？”(44)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提出了其当代的浙东史学传统问题，也点出了其后浙东学派的人物谱系。对于章学诚而言，邵晋涵去世不仅少了一个老朋友，也意味着浙东史学的命运堪忧。
汉学家洪亮吉对邵晋涵的描写，更让章学诚感受压力。洪亮吉《邵学士家传》收入其《卷施阁文甲集》卷9中。该文的一个突出方面是将传主纳入朴学的统系，从朴学的角度来评介邵的学术成就。传文略谓：
(邵晋涵)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盖自元明以来，儒者务为空疎无益之学，六书训诂，屏弃不谈，于是儒术日晦，而游谈坌兴。虽间有能读书如杨慎、朱谋
，非果于自用，即安于作伪，立论往往不足依据。迨我国家之兴，而朴学始辈出，顾处士炎武、阎徵君若璩首为之倡，然奥窔未尽闢也。乾隆之初，海宇
平，已百余年，鸿伟傀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徵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及四库馆之开，君与戴君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学者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性命及从事帖扩者，始駸駸然趋实学矣。夫伏而在下，则虽以惠君之学识，不过门徒数十人止矣。及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则今之经学昌明，上之自圣天子启之，下之即谓出于君与戴君讲明切究之力，无不可也。(45)
洪亮吉曾与章学诚争辩，并刊发其书信，颇让章学诚不悦。而为邵晋涵作传一事，在章学诚看来事关学术宏旨，洪氏之文不可接受。章学诚写了《地志统部》(46)，对洪亮吉作了反批评。章学诚和朱锡庚对于洪亮吉作的《邵学士家传》很不满意，相约另写一篇，并多次提及此事。“邵先生行事细碎，宜皆动手记之，即如受洪书而不报，此虽不便明记，亦可暗指其事，而形其雅量也。其与弟相喻甚深，必有转不及知而与足下道及者，是亦可识，而且为弟所必欲闻而斟酌以入文也。”(47)“足下记二云先生杂事，能终不忘否？念之念之。”(48)在最后的几年中，这是章学诚一桩心事，而为邵晋涵所作的传是他最后的文章之一。他回杭州之后给朱锡庚的信中说：“邵传则徐当以意属草，而阙其不可知者以识遗憾，此仆不敢负死友也，然所负已不少矣。长者行事不使人疑，今遭疑如是，仆亦良自愧也。”(49)回杭州之后，他找邵晋涵的后人，希望对方提供邵的遗文，可见此事在章氏心中分量极重。
朱锡庚最终也没有写出邵晋涵的新传。而章学诚衰病日甚，自感不久人世，他也没有能够从邵氏后人处得到有关文献。章氏晚年因为《史籍考》一事，颇受浙省士人非议，认为他盗售文稿，用毕沅幕府中的成果来换取浙江巡抚谢启昆的恩赐(按，根据近人研究，此说不确，章学诚并未卖稿求荣)。因此事，邵晋涵后人不信任章学诚，拒绝出示文稿，这让章学诚很难堪。阮元任职浙江巡抚，对章学诚的生活当有直接的影响。早前章学诚曾请托朱珪致信阮元，请阮氏为自己联系谢启昆，谋取差事，完成《史籍考》。阮元对此事不甚积极。而谢启昆调任离浙之后，继任者阮元对“路数不同”的章学诚不会再那么热心，《史籍考》既已撰办粗成，谢氏给予的待遇当不复存在，章氏生计堪忧。章学诫晚年批评杭州考据学风气和孙星衍、洪亮吉等汉学家，并在杭刊刻传布其《文史通义》部分文章，与此当不无关系。
阮元任职浙江巡抚，推动了浙江考据学风气。诂经精舍是一个典型。阮元到任不久就将前任学政时用于修撰《经籍纂诂》的50间屋子，创办了诂经精舍。诂经精舍地处浙江杭州府治孤山之阳，左三忠祠，右照胆台，面对西湖。诂经精舍在书院史具有特别的意义。它的教育主张完全依据考证学的观念。与当时浙江的敷文、紫阳两书院以科举考试为目的办学原则不同，而是提倡以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为主，教学内容为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学、辞章等，指导学生研究经义，旁及辞赋，多攻古体。诂经精舍崇祀的先师是许慎、郑玄。嘉庆五年(1800)五月初八日，阮元奉许慎、郑玄木主于诂经精舍之中。此举由孙星衍提议，得到阮元的首肯。另据孙星衍自述：“抚浙使者阮芸台先生，既设诂经精舍，以教生徒。星衍请崇祀先师许叔重、郑康成于堂中。与臧文学镛堂，舍生洪茂才颐煊、震煊议所以书木主衔者……先生(阮元)曰：洪两生议是，可兼题之，如孙君议。”(50)这也是中国书院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阮元除了亲自担任诂经精舍的教师，还延聘了很多学者入幕或者来浙任教。孙星衍就是此次阮氏所聘幕友之一，他当时丁母忧守制在家，阮元刚到杭州时就入幕。第二年三月，孙星衍受聘入阮元幕府，并延主绍兴蕺山书院。未几，又主讲诂经精舍。阮元邀请孙星衍入幕，不无提携孙氏之意。因阮元与孙属于同年，又是多年好友，交谊较深，更主要的是孙星衍学术主考证学。此外，著名学者王昶受阮元聘，掌杭州敷文书院，根据阮元的记载，王昶也曾主诂经精舍的教席。经阮元的大力提倡，浙江省考证学风大兴，诂经精舍也培养出众多人才。
当然这也是激化学术门户之争的一个典型事件。1799年是孙星衍来杭之年，章学诚写了《书孙渊如观察原性篇后》，对孙氏进行批评。章氏早有意写作此篇，但是似乎一直没有成文，这次成篇当与孙星衍来杭有关。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孙星衍的繁琐学风，“繁称博引，意欲独分经纬，而按文实似治丝而棼之矣”，“周纳附会”，而孔子言性，却是言简意赅。二是“性命非可空言，当征之于实用”，而孙“正蹈虚言之弊”，“但腾口说，未尝实践”，这和他批评的宋儒正是同一毛病。很明显，章氏的批评延续着他以前的调门，也是对当时形势的回应。第二年，公元1800年，即嘉庆五年，阮元实授浙江巡抚和孙星衍主讲杭州诂经精舍，章学诚于此年作《浙东学术》，正式提出了清代“浙东学术”谱系，主张浙东自有学术传统，反对门户之见，实际是对考证学和宋学门户之争的批评，而主张“事功”可与“著述”相提并论，则与现实世界中阮元、孙星衍等人的行为相对应。
《浙东学术》写成的次年1801年，即章学诚去世的当年，他终于写成了《邵与桐别传》。
传文特别讲到撰著的学术背景：
余姚邵氏殁，名流多为状述碑志。余自度文笔未足抗也。邵氏弟子大兴朱锡庚，屡书责余为文。谓余有一二知深，宜不可默。余谊不敢辞。然君卒数年矣。余屡就其家，求其遗书坠绪。庶几徵余所知，乃竟不可得。今目废不能书，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苟终无一言，不特负死友于九原，亦无以报锡庚之责。口授大略，俾儿子贻选书之。贻选固尝受学于君者也。辞意未备，或稍资备补注焉。昔史迁著书，自命春秋经世，实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学，渊源甚深。班氏而下，其意微矣。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折中，其间文献之徵，所见所传闻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与闻者矣。邵氏先世多讲学。至君从祖廷采，善古文辞，著思复堂文集，发明姚江之学，与胜国遗闻轶事经纬，成一家言，蔚然大家。惜终老诸生，其书不显于世。事详大兴朱先生筠所撰墓表。
传文在介绍邵晋涵的学术时不忘讲述自己和传主的学术因缘：
君之于学，无所不通。然亦以是累志，广猝不易裁见。大兴朱先生则曰：经训之义荒久矣，雅疏尤芜陋不治。以君之奥博，宜与郭景纯氏先后发明，庶几嘉惠后学。君由是殚思十年，乃得卒业。今所传《尔雅正义》是也。然君才尤长于史，自其家传乡习，闻见迥异于人。及入馆阁，肆窥中秘，遂如海涵川汇，不可津涯。当辛卯之中，余与同客于朱先生安徽史院。时余方学古文辞于朱先生，苦无藉手。君辄据前朝遗事，俾先生与余各试为传记，以质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关，覆检无爽失。由是与余论史，契合隐微。余著《文史通义》，不无别识独裁，不知者或相讥议。君每见余书，辄谓如探其胸中之所欲告，间有乍闻错愕，俄转为惊喜者，亦不一而足。以余所知解，视君之学，不啻如米在太仓，而君乃深契如是。古人所称昌歜之嗜，殆有天性，不可解耶。方四库徵书，遗籍秘册，荟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是其研索之苦，襞绩之勤，为功良不可少，然观止矣。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各自成家，无取方圆求备，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庶几先王之志焉者，则河汉矣。余尝语君，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君抚膺叹绝，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时议咸谓前史臻芜，莫甚于元人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君遂慨然自任，据宋事与史册流传大违异者凡若干条，燕闲屡为学者言之。
文末章学诚发出悲鸣：
君居家孝友，与人忠信，度诸家传志所已详者，余不赘也。惟予爱若弟兄，前后二十余年，南北离合，历历可溯，得志未尝不相慰悦。至风尘潦倒，疾病患难，亦强半以君为依附焉。今君下世五年，而余又衰病若此。追念春明旧游，意气互相激发，何其盛也，而今又安在哉。悲夫！(51)
《邵与桐别传》记载传主事迹的大段文字暂且不论，此处所引论学文字实际与《浙东学术》相出入，非仅为邵晋涵作传，某种程度是章学诚自况，是为己之学术作最终定论。《邵与桐别传》的关键是将邵晋涵拉进浙东阳明学的传承谱系，重申章氏本人浙东学术的观点。该文作为章学诚绝笔之作，意义非同一般，是强化“浙东学术”说的重要文字。
《儒林传稿·邵晋涵传》取材章学诚的记载而不采洪亮吉的传文，可见阮元的眼光。阮元曾经与邵晋涵直接交往，曾从之问学，对其学术有较多的了解，而其有关见解和章学诚有相通之处。阮元《南江邵氏遗书序》中称：“岁丙午，元初入京师，时前辈讲学者，有高邮王怀祖、兴化任子田，暨先生而三，元咸随事请问，捧手有所授焉。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学之正传，博闻强记，于宋明以来史事最深，学者唯知先生之经，未知先生之史也。”(52)这里阮元肯定有“姚江史学”的传统，就是说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甬上姚江学者有研究宋明史学的传统，而他认为邵晋涵得到了这种史学的正传。这与章学诚认为浙东学术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一系为主，其长处在史学，是非常接近的。所以，阮元在《邵晋涵传》中采信章学诚的记载有其自身认知的基础。
阮元采用章学诚对于邵晋涵的记载很有意义。第一，阮元承认邵晋涵与章学诚关系密切，“素与会稽章学诚，以所蕴蓄者相知《文史通义》”。第二，阮元采纳了章学诚对邵晋涵学术的归纳，从《文史通义》中截取邵晋涵“故尤长于史”的记载，并且有关邵晋涵主要学术观点和主要史学成就的记载，基本都来自章学诚。虽然阮氏采用钱大昕的记载说邵晋涵“生长浙东，习闻蕺山、南雷诸绪论”，这一点上没有采纳章学诚的文字，但是说邵晋涵属于浙东，习闻刘宗周、黄宗羲的言论，就是肯定邵晋涵是刘宗周、黄宗羲的后学。阮元自己虽曾有类似见解，将邵晋涵算为姚江史学即黄宗羲一系史学的传人，但这何尝不是章氏代表性的见解。第三，阮元对邵晋涵传的安排也说明他受到章学诚的影响。他并没有为邵晋涵单立正传，而是将其附于族祖邵廷采之后，邵廷采就被阮元认定是黄宗羲的后学，而且邵晋涵本人也被认为“生长浙东，习闻蕺山、南雷诸绪论”。“浙东”和“史学”的字眼就这样出现，并被写进邵晋涵传。这些都说明阮元至少在邵晋涵的记载中接受了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说，他将邵晋涵纳入黄宗羲的学术传人中，不仅是对传主个人学派属性的认定，而是对整个浙东学术传承谱系的认同。
《儒林传稿》对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说的采信不止这一处，有关邵廷采的记载似乎也可以看到此事的影响。阮元将邵廷采作为正传人物，给予相当的重视，其中一个理由是作为黄宗羲的传人。《儒林传稿·邵廷采传》云：“廷采为诸生，与徐景范皆从孔当受业，又尝从黄宗羲问学。廷采初读《传习录》，无所得，既读刘宗周《人谱》，曰：吾知王氏学所在始事矣。”尽管邵廷采不算经学人物，但阮元还是肯定了他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也很重视邵廷采。阮元既然对《文史通义》较了解，从其中得知其人似也可能。将学术与其祖邵廷采不同的邵晋涵合并立传，正是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的没想之一，而阮元正是将《邵晋涵传》附于《邵廷采传》之后。
而且《儒林传稿》采用章学诚的记载非此两例。在《任大椿传》、《周书昌传》中，阮元也采用了《文史通义》的文字，任大椿是阮元的老师，在他的传记中采用章学诚的记载，说明阮元对章氏的《文史通义》有超出一般的了解和非同寻常的信任。
鉴于阮元知晓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说，并接受章氏的意见，在《儒林传稿》中，将邵晋涵归于“浙东学术”的谱系。那么他将黄宗羲、万斯大、全祖望立为正传的举动，就不能视为与章学诚的意见偶然的巧合。章学诚描述的清代“浙东学术”尊崇黄宗羲一系学者，同时也过分突出了黄宗羲一系学者的地位，而且将黄宗羲的学术传承作了相当程度的简化和固定化。阮元承认了黄宗羲一系学者的重要地位，而且作为浙江学术的主要代表。在阮元了解并且接受了章学诚“浙东学术”说的情况下，这个举动是承认了章学诚的记载。江藩《汉学师承记》中无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人，浙东学术谱系的主要人物不全，更能凸显阮元有关浙东学者的记载的谱系的意义。
综上所述，阮元《儒林传稿》对黄宗羲一系学者的记载受到了章学诚的影响，采用了浙东学术的名义，而且采信了章学诚所拟定的谱系。
三、讨论和总结
前文说明，《儒林传稿》有关浙江学术的记载中，黄宗羲一系占有重要地位，而对黄宗羲等人的记载又重视他们经史研究的成就。这方面的记载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的“浙东学术”说不仅巧合，而且有相当的关系。阮元从不同渠道了解到章学诚的学说，在《儒林传稿》多个传记中采用了《文史通义》的记载，众多迹象显示，他也受到了浙东学术的谱系的影响。此说若能成立，则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说及其谱系早就对清代官方学术论述产生了影响，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要看到阮元的记载也与章氏“浙东学术”有不同之处。
第一，阮元确认了黄宗羲的学术传承和历史地位，但是更强调他们在经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我们看到，阮元对构成今日浙东学派的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人的记载，一方面客观揭示出他们的史学成就，比如记载黄宗羲、万斯同对明史的贡献，记录黄宗羲、全祖望对宋明学术史的成就，称邵晋涵得到“姚江史学”的正传等等。这确实是黄宗羲一系学者的学术特点和重要成就，也为今日学界所公认。但是另一方面，阮元还特别重视他们的经学成就。这固然反映了阮元本人的尊经观念，但也符合经学成就当列在儒林传首位的要求。而且黄宗羲等人确实在经学方面有较多的成就，黄宗羲被称为“经学大师”，万斯大在三礼学和春秋研究方面也确有专攻，全祖望的经学也得到阮元的推尊。这也是当时学界舆论的反映，阮元作为学者型的官僚，记录黄宗羲等人的经学成就，也是客观的态度。
相比之下，章学诚在《浙东学术》的陈述更强调史学，认为浙东学术源出于陆，究性命于史，而仅说黄宗羲为隐逸，二万为经史之学，全祖望则有黄氏之意；而且认为“浙东史学历有渊源”(53)。章氏概括浙东学术为史学，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黄宗羲及其弟子的学术成就的认识是不够客观和全面的。章学诚所说的史学，只是浙东学者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扩大解释为浙东学者只有史学的成就。后来梁启超等人将浙东学派解释为浙东史学派，对史的解释和认识与章学诚原初含义不尽相同。相比之下，阮元对黄宗羲等人学术的记载有相当的合理性，值得重视。今人吴光认为，应该将“浙东史学派”正名为“浙东经史学派”。而我们看到，阮元对浙东学术的记载正是经史并重。我们今天对浙东学术的理解，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开拓，阮元《儒林传稿》的记载极具参考价值。
第二，阮元对浙江学者的记载较章学诚的面更广，提示我们对浙东学派的观念要有开放的观点。阮元对浙东学术的名义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他承认刘宗周的学术在浙江、尤其是在浙东宁波一带的影响，并以黄宗羲为刘宗周的正宗传人，对黄宗羲的后学进行了重点的记载。但是浙东的范围非常广大，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学者，就是刘宗周系统的学术传人也还有一些，比如刘汋、韩孔当等姚江书院派就是黄宗羲同时的主要阳明学者。我们看到阮元对他们也进行了记载。而同属浙东的毛奇龄，更是得到阮元的高度重视，被视为清代“汉学”的先驱。这都是章学诚的《浙东学术》所不及之处。章学诚《浙东学术》重视黄宗羲一系当然有其意义，他们确实是成就众多的重要的学者，有典型意义，但是浙东学术的含义也有模糊的一面，在当时还有其他学者的情况下，将黄宗羲一系等同于浙东学术是不尽恰当的。至少全祖望眼中的黄宗羲学术的重要传人还有郑性等人，而全祖望对浙东、浙西的地域概念有明确的解说，不使用“浙东学术”这样笼统含糊的名称。
清代浙江即便是浙东，学者也为数众多，章学诚强调了黄宗羲一系自有意义，但其他学者也值得重视。今天学界对浙东学者的研究，超越了章学诚的谱系，而更加接近阮元的论述。对于浙东学术的名义，阮元的理解似乎更符合徐元文、黄宗羲等人提出的原始含义，即以阳明学及其后学为浙东地区的学术代表。阮元修撰《儒林传稿》，在很多方面借鉴了清廷官修的《明史》，对于围绕《明史儒林传》的争论不会不知晓，而且他对黄宗羲非常了解，对于黄氏移书史馆论明史理学的书信当有了解。而浙东学派的属性，原初的含义指的是阳明学。相比之下，章学诚所说的浙东史学也承认陆学的渊源，不排除他以此名义回避世间对阳明学的批评。不过此是另一问题，本文暂不讨论。
《儒林传稿·邵晋涵传》等暗采“浙东学术”的名义，是浙东学术进入清代学术史论述的重要环节和纽带。另一方面它揭示了“浙东学术”进入历史叙述进程的动态、复杂内涵，为我们进一步开拓视野，用开放多元的视角研究考察浙东学术提供了参考。《儒林传稿》的记载蕴涵着清代中后期浙东学术名义的某种内涵，而后来学者的诸多议论实有暗合阮元之处。如章太炎认为：“清代学派中，尚有四明学派。此派不起于清，实源于宋。万斯大、万斯同兄弟均四明派，说经多讲三礼。”(54)这是肯定万氏兄弟的史学贡献。章太炎对清代经学的地域分布曾有清晰的说明：“清代经学，自分布之地域观之，最先为苏州(后又分出常州一支)，次徽州，又次为扬州，浙江在后。其在山东，则有孔广森即桂馥。在广东，则有侯康，讲《谷梁》；又有陈澧，亦是汉宋杂糅者。余如四川、两湖亦有经学家。惟有一地纯为宋学，绝对不受汉学影响者，即江西是也。江西本陆学极盛之地，宋代朱熹讲学之所，故在历史地理上为一特别区域。”(55)这番意见除去广东、四川不论，大多和阮元的观点相近。今日对于浙东学派的理解，多基于民国以来的研究，而对于其在历史运动中的动态内涵需要作进一步讨论，这方面《儒林传稿》的记载可以提供相当的助益，这也是该书叙学的价值所在。
注释：
①关于浙东学派的说法的变迁以及学者的有关意见，以何冠彪氏的归纳最为全面，请参阅何冠彪：《浙东学派问题平议》，《清史论丛》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7—242页；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倪文孙：《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249—250、279—280页(David S.Nivison,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ueh-ch'eng(1738-1801),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按：钱穆对章学诚及其浙东学术的评价有所变化，1949年以后从之前的肯定变为否定，有多次批评。见刘继尧：《试论钱穆对章学诚论述的转变——以“浙东学术”、“六经皆史”为例》，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未刊；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②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363页；仓修良：《章学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沈敏之：《关于浙东学派问题平议的商榷——兼论邵廷采的史学思想》，《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222—223页。
③胡适曾说：“他(章学诚)想不到，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的权威竟能使他的著作迟至一百二十年后方才有完全见天日的机会，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胡序》，《章实斋先生年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④《儒林传稿》两次提到此事：一是《孙奇逢传》：“奇逢之学盛于北，与李颙、黄宗羲鼎足，行谊不愧古人。”二是《李颙传》：“是时，容城孙奇逢之学盛于北，余姚黄宗羲之学盛于南，与颙鼎足也。”
⑤阮元：《儒林传稿凡例》，《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19页。
⑥⑦黄百家：《先遗文孝公梨洲先生府君行略》，《黄宗羲全集》第1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04—407，405—406页。
⑧⑩阮元：《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44，645页。
⑨万斯大：《梨洲先生世谱》，《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397页
(11)阮元：《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序》，《揅经室集》，第544页。
(12)(13)(15)(16)(18)阮元：《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60，640，644，663，618—619页。
(14)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黄宗羲全集》第12册，第10页。
(17)阮元：《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序》，《揅经室集》，第544页。
(19)(20)(22)(23)(24)阮元：《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26，626，644-645，646，663页。
(21)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3页。
(25)阮元：《浙江图考》，《揅经室集》，第329页。
(26)周积明、雷平：《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构建》，《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
(27)章学诚：《浙东学术》，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1—122页。
(28)徐元文：《修史条议》，刘承榦编：《明史例案》，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6—17页。
(29)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221页。
(30)黄百家：《先遗文孝公梨洲先生府君行略》，《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404—405页。
(31)全祖望：《奉九沙先生论刻南雷全集书》，《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073页。
(32)“万充宗先生，徵君之高弟也。”见全祖望：《春秋辑传序》，《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180页。
(33)“南雷黄氏之讲学也，其高弟皆在吾甬上。再传以来，绪言消歇，证人书院中子弟，不复能振其旧德……慈水郑先生南溪其庶几乎？先生于黄氏之学，表彰不遗余力。南雷一水一火之后，卷籍散乱佚失，乃理而出之，故城贾氏颠倒明儒学案之次第，正其误而重刊之。”见全祖望：《五岳游人穿中柱文》，《鲒埼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76页。
(34)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518—521页。
(35)全祖望：《浙东分地录》，《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822—1824页。
(36)“浙东山水之附稚川以名古者最多”，《山阴县西北葛仙人洞记》，《鲒埼亭集》中册，第1158页。“东浙山阴之临浦”，见全祖望：《笠山图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161页。
(37)全祖望：《春秋辑传序》，《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179页。
(38)全祖望：《奉方望溪前辈书》，《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590页。
(39)全祖望：《甬上寓公偶志》，《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827—1828页。
(40)章学诚：《与阮学使论求遗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55页。
(41)阮元：《儒林传稿》，《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60—661页。
(42)(45)洪亮吉：《邵学士家传》，《洪亮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91—193，192—193页。
(43)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177页。按，阮元作《邵晋涵传》，引用的是章学诚的《邵与桐别传》，而称引自《文史通义》，但今日的《文史通义》中并不包含该文。可见，阮元参考的与后世刊本不同。
(44)《与胡雒君论校胡威集二简》，《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03页。据编者考订，此两函作于嘉庆元年。
(46)《地志统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65—868页。
(47)(48)(49)《又答朱少白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79，782，775页。
(50)见阮元撰：《西湖诂经精舍记》。该文说道：“及抚浙，遂以昔日修书之屋五十间，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题曰：诂经精舍……诸生请业之席，则元与刑部侍郎青浦王君述庵、兖沂曹济道、阳湖孙君渊如叠主之。诸生谓周、秦经训至汉高密郑大司农集其成，请祀于舍，孙君曰：非汝南许校长，则三代文字不传于后世，其有功于经尤重，宜并祀之。乃于嘉庆五年己丑，奉许、郑木主于舍中，群拜祀焉。此诸生之志也。”《西湖诂经精舍记》，《揅经室集二集》。孙星衍：《许叔重木主结衔议》，《五松园文稿》卷1。此处两段文字均转引自王章涛：《阮元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3年，第207—208页。
(51)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章学诚遗书》卷18，第176—177页。
(52)阮元：《南江邵氏遗书序》，《揅经室集》，第544—545页。
(53)章学诚：《与阮学使论求遗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55页。
(54)(55)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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